基本介紹
中央官學,太學,特殊學校,地方官學,
中央官學
太學
漢武帝元朔五年（前124年），漢武帝接受董仲舒、公孫弘等的建議．於元朔5年(公元前124年)置博士弟子員(太學學生)50人，這是漢代太學建立的標誌。太學是以傳授知識、研究專門學問為主要內容的最高學府，是真正意義的大學。因此，太學在中國教育史，乃至世界教育史上都具有重要意義。此後太學的規模不斷擴大，昭帝時太學生增至100人，宣帝時達200人，元帝時1000人，成帝時3000人。到東漢質帝時，太學生多達30000人。
漢代太學初建時，只有博士弟子五十人，五經博士分經教授，不須有固定的校舍。後來，太學生不斷增加，就需要修建校舍了。我國最早大規模地修建大學校舍是在平帝元始四年（公元4年），當時為太學生修建了能容萬人的校舍。東漢遷都洛陽，光武建武五年（公元29年）於洛陽南門外重建太學，校內建有寬敞的講堂，還建了博士舍。後因政治動亂，太學一度衰落。順帝時採納左雄等人的建議，修整太學，建造240套房，1850間室，校舍達到前所未有的規模。
漢代太學的教師稱為博士，隸屬太常，其主要職責是掌經教授學問。此外，漢代太學博士還提供諮詢，參與議政，或派遣巡訪地方，這是舊時博士官制的延續。博士的首席西漢時稱僕射，東漢時稱祭酒，首席博士由太常推舉博士中德高望重者擔任。漢代對太學博士要求很高，選拔也很嚴格，如漢成帝時要求博士要“明於古今，溫故知新，通達國體”。所以，當時的博士均為精通儒經的權威學派的名儒。
太學的學生稱“博士弟子”或簡稱“弟子”，東漢時稱“諸生”或“太學生”。太學生的來源，一是由太常直接選送，只要年滿18歲，相貌舉止端正，其餘就由太常決定了。二是由地方當局選送，則有學習態度、品德表現等具體標準的要求。兩類學生都是以民間子弟為主，其中不少是貧困生，有的還要靠做工來維持生計。西漢末年以後，朝廷多次令官僚貴族子弟入太學讀書，但他們因有依仗父輩作官的前程，故入學積極性普遍不高。東漢還允許參加明經科考試落第者補為太學學生，這一作法為後代所效法。
太學博士傳經，分為師法和家法兩種，個不混亂。而先有師法，後有家法；師法是源，家法是流。凡一經的大師，得到朝廷的尊信，立為博士，他所傳授的經說便成為師法，再傳下去，又可發展成為小的派別，這叫做家法。經師傳經，必須嚴守師法家法，不得改師法。不得兼傳其他各家經說，否則將被趕出經門，撤消博士職位。正因如此，漢代“經有數家，家有數說”，各立門戶，互相排擠，為成一家之言。矜奇炫博，雖然對於儒家學說有一定研究，但是又陷入繁瑣主義之中。起初各家法教授的有《易》、《書》、《詩》、《禮》、《春秋》五家，後發展成五經十四家（《易》分四家，《書》分三家，《詩》分三家，《禮》分二家，《春秋》分二家）。
漢代太學沒有修業年限的規定，教學以自學為主，鼓勵學生自學和相互論辯。博士有時也在大講堂授課，稱“大都授”，也就是現在的大班課。漢代太學最多時候才設立博士15人，而學生卻多達3萬，十幾個博士不可能教授這么多學生，所以只能這種新的教學措施。而當時書寫工具落後，多為竹簡、木犢、帛書等，所以口授耳傳又是最主要的教學方法。
太學注重考試，初是一年一考，通過者委以官職，此謂“學選”。東漢時改為兩年一考。考試的辦法謂之策試，類似今天的抽籤考試。策試由主試官根據經義擬出若干試題，量其難易程度分為甲乙兩科，以備選擇。凡由主試者選擇題目令考生回答的稱為對策；由考生抽取題目然後回答的稱為射策。策試合格按甲乙科授予不同的官職。不合格者繼續學習，下次再考。到了東漢桓帝時，取消了甲乙科，改為上、中、下三等，每等都規定了錄取的名額和授官的名義。後又改為每兩年考一次，不限錄取名額，根據通經多少，授以不同的官職，直到通五經為止。這種考試方法具有選拔賢才和督促學生學習的雙重作用。
特殊學校
漢代由朝廷設立的學校，除太學外，還有專門為皇室宗親子弟及外戚權貴等開設的宮邸學校和以文學、藝術見長者設立的鴻都門學等。
漢安帝元初六年（119年），鄧太后開設宮邸學，令皇室子孫5歲以上40餘人及鄧氏近親子孫30餘人入學，親自督察、考試。在這之前，漢明帝還辦過四姓小侯學，“四姓”包括外戚樊、郭、陰、馬四家的子弟。這種學校是貴族教育的體現，多招入的是“能為尺牘、辭賦及工書鳥篆者。”
鴻都門學創設於東漢靈帝光和元年（178年），因校址設在洛陽的鴻都門，所以名叫鴻都門學。學生是由州、郡、三公以及地方豪強等推薦的。這所學校不同於其它以儒學為主的官學，它講求的是辭賦、小說、繪畫、書法等文學、藝術專長。鴻都門學是中國也是世界上第一所文學藝術專科學校，在教育史上具有開專科學校先河的意義。畢業生有的做刺史、太守，有的做尚書、侍中，甚至也有封侯賜爵的。不過其中頗有依靠趨炎附勢，諂媚惑主，而藉此上位，形成勢力的人。因此被清議目“鴻都群小”、“士君皆恥與為列”。
地方官學
漢代地方官學始創於景帝末年，蜀郡太守文翁欲移風易俗，推行教化，先從郡吏中選派聰慧者十餘人到長安，就學於博士，這可謂最早的委託培養措施。數年後，這些人學成歸來。於是文翁在成都立學，招收屬縣子弟入學，學成者都給予重用，或推薦到朝廷作官。蜀郡從此學風大盛。到漢武帝時，推廣文翁興學的經驗，曾“天下郡國皆立學校官”。至平帝元始三年（公元3年）頒布地方官學學制。要求各級地方政府普遍設學：設在郡國的稱為“學”，設在縣（縣、道、邑、侯國）的稱為“校”，設在鄉的稱為“庠”，設在村落（“聚”）的稱為“序”。學、校置經師一人，庠、序置《孝經》師一人。但此項制度並未切實貫徹。漢代地方學校的興辦取決於地方長官的意願，因此地方辦學並不普遍，已辦起來的學校也少有能維持長久的，或者是僅存虛名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