漕口，即誕生在明清時期，解釋官府制定的漕運規則的人，他們以“刁衿劣監”的秀才組成，並以嘴巴解釋規則搜刮漕幫作為其謀生手段。這些人年齡差別很大，從十幾歲的孩子，到六十歲的老人，只要考入府州縣的國立學校就算數。入學後，每天聽點名，在學官的教諭和訓導下準備考舉人。這些人收入微薄，這種窮苦地位注定了漕規對他們的吸引力，也鼓勵著他們的“刁”和“劣”。
基本介紹
- 中文名：漕口
- 功能：解釋官府制定的漕運規則
- 成員：“刁衿劣監”的秀才
- 年齡：十幾歲到六十歲
產生背景,團隊組成,基本特徵,規則體系,社會評價,謀生手段,
產生背景
首先修改與農民的關係，通過“浮收”多刮農民幾刀；然後調整內部關係，儘量公平合理地分肥。漕規在歷代都遭到禁止。“漕口”機敏地抓住了這個把柄，並且藉此安身立命。漕口熟悉信息通道，擁有信息優勢，他們是一張可以傷害漕規的嘴。漕口掙到的是堵嘴的錢。
團隊組成
“漕口”是湖南人的叫法。據周育民先生說，漕口在江蘇叫“白頸”。
漕口是由“刁衿劣監”組成的。“青衿”和“監生”泛指一群“生員”級別的讀書人，俗稱秀才。這些人年齡差別很大，從十幾歲的孩子，到六十歲的老人，只要考入府州縣的國立學校就算數。入學後，每天聽點名，在學官的教諭和訓導下準備考舉人。這些人收入微薄，正式在編的有一點廩膳（學生一伙食費），大概每天兩升米的樣子。編外生連這點收入也沒有。
在童生——生員——舉人——進士的功名金字塔上，“刁衿劣監”位於倒數第二級。如果不能來個“范進中舉”，他們幾乎沒有謀求官職的機會。老百姓給他們起了“窮酸秀才”之類難聽的名字。這種窮苦地位注定了漕規這塊肥肉對他們的吸引力，也鼓勵著他們的“刁”和“劣”。
基本特徵
“刁衿劣監”擁有平頭百姓所缺乏的優勢。漕口熟悉信息通道，擁有信息優勢，他們是一張可以傷害漕規的嘴。意識到這些，就可以領會“漕口”二字的貼切和傳神。
其一，他們讀書識字，了解朝廷的法規。
其二，他們生活在基層，經常與官吏交往，經常聚集在州縣學校里交流議論，知道官吏們違法分肥的內幕。
其三，他們與更高級別的官員往往有私人關係，可以通過他們向上反映情況，至少可以自己“砌詞控告”。
其四，他們已經進入吃官飯的隊伍，擁有比平民更多的權利，不那么怕見官。而官吏要收拾他們，又難免驚動“教委”（學政）系統，不像收拾百姓那么容易。
其五，他們人多集中，就好像現在的大學生一樣，很容易通過集體行動分擔風險，增強力量，暗害一兩個人並不能解決問題。
規則體系
漕糧的陋規滋養了一個龐大的利益集團，晚清思想家魏源（1794-1857）說：“崇陽圜萬山中，胥役虎而冠。凡下鄉催征漕米，久魚肉其民。”他把勒索漕規的胥役比喻為戴著帽子的老虎，下鄉催糧就是去吃農民的肉。
道光七年（1827年），最高領導給出了定性。皇上說，由於州縣找藉口需索百姓，“刁紳劣衿因得持其短長，有所挾制”。皇上明察，看出漕口以食肉動物為食，在食物鏈中處於更高的位置。這有點像虱子和蚊子，但虱子和蚊子不僅吸虎狼的血，也吸牛羊的血，而漕口卻以虎狼的血為主要食品。
作為一套潛規則體系，漕規私下劃分了官吏集團、漕幫和農民集團的利益疆界，安排了官吏集團內部的分肥次序和分額。經過反覆較量，在漕口與官吏集團之間確立的利益再分配方案稱為“白規”。《清朝續文獻通考》卷二，田賦考二中有這樣一句話：“刁劣紳衿，挾制官吏，索取白規。”
“白規”這兩個字可以理解為白食漕規，也可以理解為沒有官吏身份的白丁分享漕規，還可以理解為借白吃黑而形成的分肥規則。潛規則在是暗中運行的，而白規卻以曝光相威脅，這正是抓住了潛規則體系的致命弱點的一擊。陶澍在給皇帝的奏摺中說得明白：“仗訟分肥，以長其白規之數”，白規依靠公開打官司的威脅而擴大分肥的數額。
漕口在“索取白規”之後，“刁劣紳衿”繼續發揮優勢：“大戶包攬小戶，小戶附托大戶，又有包戶之名。以致畸輕畸重，眾怨沸騰，紛紛滋事。”被敲詐勒索的小戶人家認為漕口可以提供保護傘，便紛紛投靠他們，請他們代交漕糧，以避免官吏的敲詐。漕口也願意包攬此事，於是進化為“包戶”。小戶餵一個漕口肯定比較便宜，漕口一人獨吞也肯定比分肥的收益高，這是雙贏的局面。但是漕口如此一包，官吏的敲詐面縮小了，為了維持原有利益，只好加大敲詐力度。沒有找到保護傘的小戶便遭到了更兇狠的搜刮，造成了畸輕畸重的局面，眾怨沸騰了。
鬧事意味著給省級官員添麻煩。事情鬧大了，漕運的期限和漕糧的質量也要受影響，這意味著給中央添麻煩。於是，負責漕運的省領導就要處理漕口，平息事態。負責教育的省領導卻認為不公平，漕運方面嚴重違法亂紀，自己不思改正，板子竟打到這些秀才的屁股上。事情鬧了上去，聖旨下來，在重申漕運紀律的同時，要求嚴肅處理漕口，三百一十四名秀才受到嚴重警告。漕口方面的擴張勢頭受挫，生態平衡有所恢復。
社會評價
漕口敲詐官吏，官吏自然仇視漕口。但是從百姓的角度看，漕口對攀附漕口的小戶來說，恐怕要算好人。比起官吏的敲詐來，漕口的代理費比較低，為小民提供了富於競爭力的選擇。對於未曾攀附漕口的小戶來說，他們就不能算好人了，因為他們把貪官污吏都趕了過來，自己的負擔因而加重了。由此可見，如何評價漕口，取決於百姓被敲詐的總額（漕規總量）是否可以壓下來，但這又不是漕口所能決定的。漕規的總量取決於百姓與官家的總體關係。
謀生手段
根據駱秉章的描述，漕口每人索費數十兩、百兩。我們假定平均索費為五十兩。當時一戶中農的年收入不過價值二三十兩，僅憑這項收入，漕口竟可以養家餬口，過上頗為體面的生活了。漕口靠嘴掙錢，掙到的正是堵嘴的錢。
多的時候，各縣漕口的人數可至數十。假如他們的分肥要求不能得逞，便會採取三種對策：一、阻撓農戶完納漕糧；二、赴上司衙門控告；三、聚眾闖入衙署，毆打官吏，釀成事端。
上訪告狀的策略是在意料之中的，不必多說。而發動民眾抗糧和衝擊官府毆打幹部均屬重罪，使用起來驚險萬分，特別需要拿捏好分寸。這個分寸就是：要讓分享漕規的既得利益集團認識到，如果他們不肯與漕口分肥，自己就別想繼續吃肉。事情鬧大了，鬧到上級不得不介入，不得不公事公辦的程度，漕口固然要吃虧，而既得利益集團吃虧更大，損失將遠遠超過漕口索取的那幾百兩銀子。兩害相權取其輕，還不如及時讓步。正因為算準了讓步是漕規利益集團最終的合理策略，漕口才敢鋌而走險。
兩江總督陶澍（1779-1839）在《嚴禁衿棍包漕橫索陋規附片》說，有一種“米無升合，而白食漕規自數十兩至百兩者。人數最多之處，生監或至三四百名，漕規竟有二三萬兩，實駭聽聞。”這段話進一步證明：漕口這個社會集團普遍存在，漕口集團的規模頗為可觀，集團分取的資源已經不是小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