漂流事件與清代中日關係(孟曉旭創作歷史學著作)

《漂流事件與清代中日關係》是孟曉旭創作的歷史學著作，首次出版於2010年6月。

漂流事件是指船隻在海上航行遇難被救而漂流到了其他國家的事件，遇救的船員被稱為漂流民。有清一代，中日兩國之間曾發生過多起漂流事件。該書試圖通過“長時段”的研究來考察有清一代中日關係之歷史及其變化，同時研究中日關係對兩國如何處理漂流事件的制約作用。

基本介紹

• 作品名稱：漂流事件與清代中日關係
• 作者：孟曉旭
• 類別：歷史學著作
• 字數：262千字
• 首版時間：2010年6月

內容簡介

《漂流事件與清代中日關係》以清代中日間的漂流事件為切入點，既研究當時中日關係對兩國處理漂流事件方式、態度的影響，又探討漂流事件對中日外交關係發展變化的影響，並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獨到見解。

作品目錄

第一章 漂流事件與清國中日關係（1644—1684年） 第二章 漂流事件與清代中期中日關係（1685—1870年）（上） 第三章 漂流事件與清代中期中日關係（1685—1870年）（下） 第四章 漂流事件與晚清中日關係（1871—1911年）

創作背景

東北亞地區的中國和日本，兩國關係源遠流長，僅有文字記載的交往史就長達兩千多年。其間不乏兩國交流的高潮，諸如遣唐使這樣的文化交流，勘合貿易、帆船貿易這樣的通商往來，或是“白村江之戰”“元日戰爭”“倭寇滋邊”“援朝抗倭”這樣的衝突對抗等。尤其是到了近現代，中日兩國之間的關係更加錯綜複雜。學術界對這兩個國家之間關係史的研究也頗為致力，涉及了問題的方方面面。但縱觀這些研究，人們也可以發現其中仍有不足之處，特別是在古代中日關係史研究和近現代中日關係史研究這兩段之間存在著明顯的研究薄弱區。在一些通史性著作中，在論述完古代的明日關係之後，很快就轉為探討1871年中日建交之後的兩國關係史。雖然學界越來越多的研究開始關注和探討1644—1871年這一時期的中日關係，比如日本的大庭修等基於日本保存的史料所做的關於江戶時代（1603—1868年）中日書籍交流及海上交通的研究，及以“秘話”等形式再現江戶時代中日之間的交往史。但研究者們除了論述兩國之間的貿易和文化交流之外，很少有別的內容。其實除了貿易和文化的交流之外，1644—1871年的清代中日之間還存在著一種特殊的交往，並且這種交往一直持續了整個清代，即通過漂流事件搭建起來的中日往來。《漂流事件與清代中日關係》就對這一主題展開了研究。

作品思想

該書認為漂流事件反映著清代的中日關係，並受後者的制約。1644年，東亞眼中“夷狄”出身的清朝取代明朝對中國的統治。恰在這個時期，對明復交不斷遭遇挫折的日本步入“鎖國”，嚴格限制對外交往。同時，基於華夷意識、地緣政治及“蒙古襲來”的歷史經驗，日本幕府對清朝政權充滿鄙夷和敵視。為使自己政權的正當性得到日本乃至“國際”的承認，進而擴大以自己為中心的新秩序範圍，清朝試圖通過“1644年日本越前國人的‘韃靼漂流’事件”這張牌向日本宣諭，打出自己的“德治”，號召日本進入以清朝為中心的新國際秩序之中。但是，順治帝在漂流事件上的政治意圖因遭受日本的抵制而流於失敗。這種結果背後的主要原因就是當時中日兩國的政治外交關係處於不和諧的狀態，它對漂流事件的制約作用大於漂流事件對其產生的影響。同樣，到了清代中期，儘管乾隆年間中日又在漂流事件上擦出兩國交往之火花，但短暫的官方往來很快又被日方終結。中日兩個鄰國繼續保持缺失外交關係的狀態，而主要原因應是清朝缺乏持續對日“交往”的動力，日本堅持的“鎖國”政策和它獨特的外交理念，尤其是此期日本“鎖國”體制已臻於成熟，它並不願意進入以中國為中心的東亞國際秩序之中。在這樣沒有官方外交關係的背景下，中日兩國各自依照自己的理念或是政策處理彼此的漂流船難事件。而這種處理又常常引起諸如日本對中國漂流民的限制過於苛刻、日本在處理“偽漂流”事件中常常殃及到真正遭遇漂流的難民等問題。對於這些問題，中國卻無法進行有力的交涉。有學者就觀察道：“這種情況在日本處理與其有官方聯繫的朝鮮國人漂流事件的時候就很難發生。”直到晚清時期西方的堅船利炮打敗中國、打開日本“鎖國”大門，再次引起東北亞秩序調整之時，中日關係才開始發生變化，走向了近代的條約關係。在這種國際關係處於變局的形勢下，晚清政府開始按照條約的規定處理日本人中國漂流事件。清政府在對日本人漂流事件處理中的謹慎態度與日本對中國人漂流事件處理中有時表現出來的“不近人情”在形成對比的同時，也流露了晚清中日關係與清代中前期中日關係不同的面相。這種變相還表現在中國對漂流事件的處理主旨已由之前的“懷柔遠人”轉變到“免貽口實，敦睦鄰誼”。

該書認為中日之間的漂流事件又對清代中日關係的發展和走向產生了一定的影響。清初順治帝對日本越前國漂流民的遣返活動引起了日本的疑慮，日本幕府甚至議論是否出兵中國，使當時並不和諧的中日關係一度因此而趨於緊張。而這次“韃靼漂流”事件上中日官方不太愉快的交涉在歷史地拉開了清代中日關係史之序幕的同時，也是後來引發中日關係消極地走向漸行漸遠的原因之一。清代中期的眾多漂流事件的發生使得缺失聯繫的中日官方在偶然的情況下一度有了咨文往來，並且日本官方對中國表達感謝的同時，其對清朝的稱呼也由“韃靼”轉為“大清”，緩和了清初敵視和緊張的對中關係。而且漂流事件對海禁時期的中日兩國人民來說，更是提供了直接交流和往來的重要契機，增進了中日兩國人民的友誼和文化交流。從這個意義上說，漂流事件也具有衝破當時日本成熟的對外“鎖國政策”的作用。而在晚清大變局的形勢下，漂流事件對中日關係的影響更為顯著。就在日本與中國締結的修好條規不久，懷有對外擴張野心的日本利用琉球民台灣漂流事件發難，侵略中國台灣。而隨後發生的日本國小田縣民的台灣漂流事件儘管受到清政府的厚待，但還是被日本用來作為侵略台灣的又一藉口。漂流事件成了近代日本邁出侵略中國第一步的藉口和導火索，影響了近代中日關係的走向。

出版信息

書名	出版時間	出版社	ISBN
《漂流事件與清代中日關係》	2010年6月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978-7-5004-9230-6

作者簡介

孟曉旭，北京大學歷史學博士，現為國際關係學院講師，2006年至2007年曾在日本東京大學留學。在《社會科學輯刊》《歷史教學》《鄭州大學學報》《上海行政學院學報》等學術期刊上發表專業論文多篇。曾參與國家清史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