滕久昕

人物簡介

滕代遠同志第五子。1968年內蒙古牧區插隊知青，1970年鐵道兵部隊戰士、班長，

1975年復員到北京鐵路分局，曾任電務段工人，老幹部部科長，鐵笛化纖製品有限公司經理，鐵路旅行社副經理，中國鐵道博物館主任，退休後喜歡撰寫一些紀實性文章，在報刊、雜誌刊登發表。

1995年，婁煩縣黨史辦主任的李國成接待了楊秀山將軍，老將軍回憶，1941年秋，八路軍與進村掃蕩的日軍發生過一場激烈的戰鬥，滕代遠的胞弟、2營6連排長在此戰中光榮犧牲。

2010年張憲平利用赴京蒐集抗戰資料的機會，通過114查號台找到中國鐵道博物館，與滕代遠之子滕久昕取得了聯繫。聽張憲平說明來意後，滕久昕表示，據他所知，父親並沒有這樣一個胞弟，他分析大概有兩種可能：也許確有此人，因為犧牲得早，家人後來不再提及；或者此人與父親系同族同輩，故以兄弟相稱，導致他人誤會。臨別前，滕久昕仍熱情地表示，無論如何，他會儘快給湖南麻陽老家去電，打聽此事。

從京城返回不久，張憲平便收到了滕久昕的簡訊回覆：老家對此事十分重視，已在當地民政部門查到一位烈士，名叫滕嗣坤，是麻陽縣團山村人。而團山村與滕代遠的家鄉玳瑁坡村，在舊社會原本就是一個村。當地召開座談會了解到，滕嗣坤1938年奔赴延安，找到滕代遠後即參軍入伍。之後的情況家鄉人亦知之甚少，僅有的“犧牲於河北平山”這一信息，依據也是縣裡烈士檔案記載的資料。

滕久昕還表示，家鄉滕氏族譜中，“嗣”與“代”同輩，因此滕嗣坤稱滕代遠為兄是常理，滕嗣坤被外人誤以為是滕代遠胞弟，也是可以理解的。婁煩縣所發現“滕士坤”烈士資料與滕嗣坤簡歷基本相同，為同一人的可能性極大，惟犧牲地點相差甚遠，需要進一步查證。

之後，滕久昕又給張憲平寄來由湖南麻陽縣旅遊局副局長、原滕代遠紀念館館長黃呈章從《麻陽苗族自治縣革命烈士英名錄》中摘錄的《滕嗣坤烈士資料》。所附信件中，滕久昕告訴張憲平，黃呈章同志已委託麻陽縣黨史辦發函給河北省平山縣黨史辦，請他們幫助核查烈士犧牲的確切地點。

2010年12月，河北平山縣史志部門證實，當地並無陳莊村，鄰縣雖有一個，但該村1941年沒有發生過大戰，1939年發生過戰爭，但據查沒有滕嗣坤烈士姓名。黃呈章在給滕久昕的簡訊中說：“這次的調查糾正了這個錯誤，可喜可賀，煩告山西方面，他們是正確的！”

眼中的父親

“時間過得真快，轉眼間父親離開我們已有35個年頭，每當我看到他的照片、與家人談起往事，一種無限緬懷他老人家的心情撞擊著胸懷，久久不能平靜。”在中國鐵道博物館，滕久昕說，“無限的追思，像一匹脫韁的野馬，在記憶的草原上縱橫馳騁。懷著一種激動而崇敬的心情，緬懷父親生前對我們的教誨，回憶他的往事，又感覺父親沒有離開我們。他仍在辦公桌前翻閱檔案，在會客室里和人談話，在飯桌上同我們共進早餐。還可以聽到他濃重的鄉音和朗朗的笑聲，還可以看到他為了加重語氣打著手勢的樣子……”
回憶起父親，滕久昕的思緒又回到了難忘的1968年春天。
當年，滕久昕正在北京燈市口中學上學。
父親戎馬一生，滕久昕也想當一名軍人。這在當時是千千萬萬年輕人的夢想。
在徵兵體檢中，滕久昕因為視力不合格，沒有被選上。滕久昕與幾個要好的同學商量後，決定回響毛主席的號召，報名去內蒙古錫林郭勒大草原插隊。
不久，學校發下登記表。滕久昕認真填完登記表，回家請父親審閱。
“他戴上眼鏡拿起毛筆，在家長意見欄內寫下‘完全同意，堅決支持’八個字。”滕久昕回憶。
滕久昕寫信，把自己要到內蒙古大草原插隊的事兒告訴了在部隊工作的幾個哥哥，他們一致支持弟弟的想法。
“那段時間，我整日忙於準備行裝，父親特地將他繳獲的日本軍毯送給我，以抵禦邊疆冬季的寒冷。母親怕我沒有生活經驗，不會拆洗被子，戴上老花鏡伏在桌球桌子上，手把手教我怎樣拿針、怎樣縫被子。”滕久昕說。
滕久昕用平時積攢下來的零花錢買了許多信封和郵票，用膠水把郵票粘到信封上。
父親見了，問滕久昕做什麼。
“頭一次去那么遠的地方，條件又艱苦，要是想家了寫信時方便些。”滕久昕不好意思地說。
“到了邊疆要團結當地人民民眾，多向少數民族同志學習。”父親聽後爽朗地笑了，語重心長地囑咐滕久昕。
向內蒙古大草原進發的日子到了。“父母親還有哥哥們，同去永定門火車站為我送行。記得那天怕孩子們捨不得家長，影響火車開動，車站規定不讓送行的家長進入，只有持車票的同學可以進站。身為國家鐵道部部長的父親和北京鐵路局黨委書記的母親，也被擋在車站外面，焦急地站在混亂的人群當中不知所措。”滕久昕回憶。
家長們急切地向車站負責人交涉著，知青們也選出代表向站方提出抗議。經過協商，家長們最後才得以進入車站，與奔赴邊疆插隊的孩子們話別，車廂內外到處是一片壓抑著的哭聲。
滕久昕在內蒙古錫林郭勒大草原插隊的日子裡，父母親經常寫信，勉勵他在草原上紮根，好好經受鍛鍊。
“要和工農子弟打成一片，不要讓別人看出你是幹部子弟，要在艱苦樸素上成為標兵。”父親在信中教育滕久昕。
1970年，插隊兩年的滕久昕終於實現了自己的夢想，成為中國人民解放軍一名光榮的鐵道兵戰士。
參軍不久，因為工作需要，部隊首長讓滕久昕去北京出差。
“闊別多時的北京令我魂牽夢縈，但我更思念家中的親人。”滕久昕回到家裡一看，只有工作人員在。因為“一號命令”，父母服從戰備需要疏散到外地去了。
一些在京工作的老同學聽說滕久昕回來了，跑來與他敘舊，還在一塊吃了頓飯。臨返部隊前，滕久昕也回請了老同學。“吃飯的開銷比較大，我卻認為事情辦得很周到，有一次在信中無意中將此事告訴了父親。
滕久昕沒有料到，父親知道後非常生氣。
“幹部子弟應養成艱苦樸素的作風、吃苦耐勞的習慣。這不是一般生活作風問題，而是思想覺悟問題、甚至是政治水平高低的問題。”父親馬上提筆寫信批評了滕久昕。
“父母除了寫信幫助我提高認識外，還告訴幾位哥哥，同時也寫信告訴部隊的領導，大家一起來幫助我認識講排場、擺闊氣的問題。在以後的一段時間裡，我反思自己的言行，對這件事有了初步認識，寫了一份思想匯報寄給在外地的父母。”滕久昕回憶。
“……你爸爸閱後在信上批了一個很大的‘好’字，希望你以更大的進步迎接19歲的生日。”父母看了滕久昕的思想匯報非常高興，母親來信告訴他。
以後不許坐我的車
1973年6月，北京修建地下鐵道，滕久昕所在部隊將他從湖北鄖陽調回了北京。
“部隊首長知道父親身體不好，身邊沒有一個孩子，我又是最小的兒子，特意給我幾天假回家看看。父親見到我特別高興，拉著我的手問長問短。我望著父親清瘦的面龐，心情很不平靜，他老人家頭髮白了，精神也不像以前那樣好了。”滕久昕說。
父親問滕久昕，什麼時候去新單位報到。
“部隊首長給了幾天假，在家休息兩天就去報到。”滕久昕說。
“可不能伸手向組織要照顧，也不要什麼假，一天也不要，半天都不要！你要聽我的話。”父親堅決不同意滕久昕休假。
滕久昕聽從父親的意見，返回部隊。
“對於我的缺點，父親並非每次都能原諒，有時他發起脾氣來還真讓我緊張半天。”滕久昕說。
1973年9月，黨的“十大”剛剛結束，滕代遠再次當選中央委員。
“我在離北京市區約30公里遠的地方參加教導隊訓練，因為訓練緊張，考核科目比較多，已經很久沒有回家了。一個星期六的下午，我請了假，坐了兩個小時的公共汽車回到城裡，見到父親總覺得有說不完的話，一晃就到了星期日下午。我必須在周日晚飯點名前歸隊，否則就違犯了軍紀。”滕久昕說。
滕久昕萬般無奈，向父親的秘書求助，想用父親的汽車送他一趟。“這是我頭一回因私事使用汽車，哪知道還是讓父親知道了，他嚴厲地批評了身邊的工作人員。”滕久昕回憶起來，十分愧疚。
“你膽子真不小，竟敢坐我的車！幹部子弟不允許有優越感，你把我的話全忘了嗎？”滕久昕再次回家時，父親把他單獨叫到一邊，嚴厲地批評。
“我知道自己錯了，緊張得手心直出冷汗，恨不得地上有條縫，鑽進去躲一下才好。”滕久昕連忙向父親承認錯誤。
“你給我聽清楚，以後不許坐我的車！”父親以這句話結束了對滕久昕的批評。
“不僅對我如此，幾個哥哥從部隊探親回家，從來都是自己乘公共汽車回來。有時東西帶多了，也是我去車站接他們，從未因私事用過父親的汽車。”滕久昕說。
不能身在福中不知福
在工作之餘，滕久昕喜歡翻看以前的日記。
“……該吃早飯了，我興致勃勃地坐到餐桌旁，注意今天有什麼好吃的。可是父親夾給我一個小窩頭，真有些掃興。在連隊就經常吃窩頭，好不容易回趟家，總該改善一下，怎么還吃窩頭。我向父親搖搖頭，母親也在一邊勸我不要吃了。可是父親不答應，堅持讓我吃。沒有辦法，我只好勉強咽了下去。”滕久昕在1974年9月29日的日記中寫道。
滕久昕記得，那天早飯後，他陪父親去公園散步，不一會兒就談到早上吃飯的事兒。
“現在的條件好了，生活水平也提高了，許多人的衣食住行都與從前大不一樣了。但是，怎么能忘記過去呢？在抗日戰爭中，太行山根據地的軍民連樹皮都扒下來吃。你們是在紅旗下長大的孩子，可不能身在福中不知福啊！”父親語重心長地對滕久昕說。
父親的教導，深深地印在滕久昕的心中。
“父親不僅對孩子們要求嚴格，自己也是以身作則。他的衣著很簡樸，除了為出國訪問而置辦的幾套衣服外，上班穿鐵路服，平時在家穿布衣服。襯衣舊了，不願買新的，睡衣破了，就讓母親補一下再穿。平時的一伙食很簡單，炒胡蘿蔔絲和辣子豆腐是他的最愛，他喜歡吃粗糧，每天一個小窩頭。父親不抽菸，很少喝酒，也要求我們不吸菸，家裡4個男孩兒，至今沒有一個吸菸。我們家從解放後住在東城區的一個院子裡，房屋破舊了，有關部門多次提出維修，父親始終不同意，一直住到病逝。”滕久昕說，“父親身患重病後，購買的藥品都是自己出錢，從不拿去讓公家報銷。而今我深深感到，這不僅僅是家教嚴，更是黨的光榮傳統和優良作風。他的言傳身教，對我的一家和幾位哥嫂起了很大作用，至今他們都是勤儉持家。”
臨終寫下“服務”
1974年11月中旬，滕代遠病重住進了北京醫院，儘管從各方面進行積極的治療，但病情一直不見好轉。
“父親以頑強的意志與疾病抗爭，為了讓我在部隊安心工作，他始終不讓工作人員將住院的訊息告訴我。當時，幾個哥哥都不在身邊，唯獨我一個人剛從湖北調回北京一年多時間。”滕久昕說。
當時，“四人幫”橫行霸道，對老幹部視若眼中釘，恨不得置之死地而後快。
滕久昕意識到父親身邊不能沒有親人的照顧，於是向部隊首長請了假，急急忙忙趕到北京醫院。
“當我推開病房的門，見到父親正坐在沙發上。我立正向他敬了一個軍禮，他略顯驚奇地望著我，頭在慢慢地搖動，仿佛在說，‘你不該回來啊。’我端詳他憔悴的面容，臉色略顯蒼白，說話吐字不清楚，語言表達也很困難。”滕久昕見到父親被疾病折磨成這個樣子，眼淚奪眶而出。
在醫院治療期間，父親經常讓滕久昕陪他在走廊里散步。
“他一隻手拄著拐杖，另一隻手緊緊抓住我的胳膊。看著70歲的老父心力交瘁的樣子，我的心就像針扎一樣難受。可他自己全然不顧，經常聽廣播、看報紙，檔案一送來，立刻讓我讀給他聽。他以一個老共產黨員的覺悟，時刻關注著黨和國家發生的事情。”滕久昕說。
只要有空，父親總叫滕久昕去幫助醫護人員做一些服務性的工作。
“一個大小伙子，又是當兵的，別老在房間裡呆著。”父親對滕久昕說。
“我經常去幫助醫護人員工作，例如從電梯裡裝卸氧氣瓶、刷洗廁所和浴盆、擦地板、收拾被褥、幫助護士粘藥口袋，還有煎中藥、打開水、退送餐具等，這些活我都乾過。看到有事要做，父親只要用手中的拐杖一指，我馬上就過去幫忙。後來我慢慢習慣了，不用他的拐杖指，也能主動找活乾。父親看到自然十分高興。”滕久昕說。
1974年11月30日，是滕久昕永遠不能忘記的日子。
當天下午，滕代遠與前來看望他的一位老同志興奮地談了兩個多小時，茶几上的白紙寫滿了鉛筆字，有人名還有地名。滕久昕在一旁聽著也入了神，他感覺，仿佛一種久違了的充沛精力，又重新回到父親的身上。
晚上，滕久昕的母親來醫院看望父親。
“父親的情緒仍然很激動，可惜的是，我們卻無法聽懂他的意思。後來他拿起鉛筆，在紙上反覆寫著什麼，究竟是什麼字，我們也看不懂。母親安慰他不要著急，慢慢寫。突然‘啪’的一聲，鉛筆尖折斷了，我急忙換另一支鉛筆，重新翻過一張紙，請他把字寫大一些。父親好像聽懂了我的意思，不再著急了。鉛筆下顯出的字讓我們看清楚了一些，啊！原來是‘服務’兩個字。”滕久昕說，“我一下子明白了，這正是父親對我們的一貫要求和希望啊！我用雙手捧起這張紙，雖然很輕，但上面的‘服務’二字卻重如千鈞。父親是在囑咐我們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

滕久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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