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飽及小康:從缺穿少吃到豐衣足食》內容簡介:下一輩人,不曾親歷親見,只能根據上一輩人提供的史料和史論,達到親聞或親知。到這前後三四輩的人們都去世以後,再下幾輩的人,恐怕不僅談不上親歷親見,卻連親聞親知也做不到了。由此可以推論,我們的後輩將來要講起1948年發行的老人民幣、1955年發行的新人民幣,講起1953-1957年的第一個五年計畫,此後的“大躍進”、人民公社、1966-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甚至講起20世紀80年代的改革開放初期,也會感到遙遠、陌生吧。這是社會變遷、歷史發展的必然。因此,筆者不惜花費20年左右的時間和精力,把這些史料和研究成果,留給社會、留給後人。
基本介紹
- 中文名:溫飽及小康:從缺穿少吃到豐衣足食
- 出版社:山西出版集團,山西人民出版社
- 頁數:262頁
- 開本:16
- 品牌:山西人民出版社
- 作者:陳明遠
- 出版日期:2009年9月1日
- 語種:簡體中文
- ISBN:9787203065319
內容簡介,作者簡介,圖書目錄,文摘,後記,序言,
內容簡介
《溫飽及小康:從缺穿少吃到豐衣足食》:20年來重要著作:歷史的見證、文化名人的個性、百年生活巨變、文化人的經濟生活、假如魯迅活著、知識分子與人民幣時代、文化名人經濟背景(精選)、人、才、戲三部曲、人仁任——現代文化人生活叢書、才材財——現代文化人生活叢書、喜嬉戲——代文化人生活叢書、何以為生、語言文字的信息處理、語言學與現代科學、走遍中國(英文)、在北京生活(英文)、古詩今譯:新潮、中國話聽力(英文)、詩選:溯游而上、無價的愛、中國姓氏詞典、百家姓研究、姓氏趣談、詩選:地下詩草、兩代丹青、劫後詩存
作者簡介
陳明遠,20世紀80年代以來,世界上許多記者都在尋找三位叫“CHENM.Y”或“MAYERCHENEY”的中國人。其中一位CHENM.Y是“轟動全國”的詩人,他因十幾首詩與毛澤東詩詞相混淆而受冤獄,他寫的現代新體詩有十首編入《中國當代七名詩人選》。另一位CHENM.Y是卓有貢獻的科學家,最早從事計算機中文信息處理及語言控制系統的中國科學院研究專家;再一位CHENM.Y是著作很多的人文學者,從事中西方文化交流,最早主編一套外國人學習中國文化的視聽教材。多年以後,各國記者們才驚訝地“發現”這三位“CHENM.Y”竟是同一個人,他就是本書作者陳明遠;生於20世紀40年代。他受到許多文化名人的信任、關懷和摯愛,但他最大的樂趣是靜心思考。不求聞達,做一個真正的文化人。
圖書目錄
序
上編 子之衣安且吉
新時代的服裝變革中山裝的來龍去脈
新中國領導人的服裝艱苦樸素
中山裝的新發展
毛澤東不喜歡國際慣例的黑色
風行全國的蘇聯式女裝——列寧裝
風行全國的蘇聯式女裝——布拉吉
1956年:“小燕子,穿花衣”
1956年工商業者和“高知”照舊“西裝革履”
從宋慶齡到王光美
旗袍的餘暉
“反修防修”結束了蘇聯式服裝的流行
新中國的日常衣著消費50年代初,供給制的服裝標準
典型衣著消費價格
布票時代30年1954年最先印發布票
忽冷忽熱:棉布滯銷和供求危機
1960年困難嚴重
布票定量減半又減半
全家人的布票
夢中的人造棉襯衣
抹不掉的記憶
獎勵農民的布票
棉花票、民用錢票、手帕券
補丁蓋補丁
假領與脖套
增加“日用工業品購貨券”
鞋類
票證年代
一件紅花格子衣服
北國寒冬說布票
“文化大革命”期間大破“封資修”和“四舊”服裝什麼叫做“封資修”和“四舊”
紅衛兵發起“破四舊”運動
橫掃、砸爛“奇裝異服”
全國至少有1000萬戶被抄家
革命從頭革到腳
髮型也要“破四舊”
陰陽頭
戴高帽遊街示眾
店名和櫥窗徹底無產階級化
花色品種、商標圖案突出政治
毛主席的領袖服和鞋襪
不愛紅裝愛武裝
市場畸形,充滿政治色彩
“江青服”的鬧劇
“老三色”和“老三服”
改革開放後的服裝變革國家領導人提倡新服裝
化纖紡織品服裝問世
軍裝的新起點
改革開放的號角——喇叭褲
女上衣新潮——蝙蝠衫
中國成為世界牛仔服大國
80年代的服裝消費
時裝模特的歷史
國際服裝設計師在中國亮相
女上衣新潮——夾克、運動服、T恤等
現代服裝潮流一浪接一浪
從棉猴到羽絨服
20世紀80年代婦女服飾的發展(以上海為代表)1980-1983年婦女服飾在於細節化
1984-1985年流行服飾匹配形式
1986-1987年上海婦女服飾流行女裝男性化
1988-1989年上海婦女服飾流行時裝化、個性化
現代上海服裝品牌中80年代風格懷舊仍是主流
90年代中時裝業的暴利90年代所謂“精品店”
1993年南京
1993年上海
1993-1994年北京
1994年廣州
保護消費者,反暴利
款爺比富
北京秀水街服裝市場的故事(史話)80年代:北京秀水街
1988:國際馬路市場
90年代:老秀水第一次轉型
1995:北京秀水街
2001:北京國際觀光景點第三名
21世紀初:新舊秀水之爭
2005:新秀水街市場正式開張
秀水街售假案終審判決
二次轉型——從“仿冒”到“民族”
2008:金融危機下的秀水街
鞋子的演變30年來女生中間流行一時的鞋子
女性的夢和現實——高跟鞋
休閒鞋、旅遊鞋
世紀髮型女人髮型關係到社會風化
新中國髮式的曲折變遷
改革開放,燙髮重新風靡全國
改革開放以來女生流行的髮式
新世紀一位中年婦女的激情:我留披肩發啦!
中學裡披肩發的風波
2009年在髮廊挨宰的親身經歷
新世紀新髮式各領風騷
白領的時尚——中產階層的標誌“白領”的品味——時尚
白領精品雜誌
接受西方時尚潮流
時尚化是高雅服飾的出路嗎
21世紀初的服裝價格小康社會能夠承受的服裝價格
在上海採購服裝
城鎮貧困戶的服裝消費
廣州服裝鋪子砍價記
小學生作文:買衣服
我國時裝業的發展動向北京服裝業打破傳統格局
打造上海成為第六大國際時裝之都
溫州服裝業與深圳服裝業的發展
廣州白馬服裝市場蒸蒸日上
杭州四季青服裝市場價廉物美
上海襄陽路市場興衰記
上海市七浦路服裝市場的崛起
21世紀:討論海派時裝
21世紀:談北京人的衣著
[附錄]國際時裝的百年歷史
下編 民以食為天
人人有飯吃1949年,“小米”為工薪單位的過渡時期
辭謝“3萬斤小米”的筵席
齊白石老人的飲食
周恩來總理的飲食
毛澤東主席的飲食習慣
毛澤東在飲食方面也決不循規蹈矩
江青怎樣照顧毛澤東的飲食
毛澤東家庭的一伙食費
觀察世風民情的視窗老舍聚會:吃的藝術
學生食堂的包伙
50年代大學畢業生的待遇
20世紀50-60年代軍隊戰士的一伙食
50年代的莫斯科餐廳
北京飯店的譚家菜
“大躍進”造就的“滿漢全席”
人民公社“吃飯不要錢”共產主義天堂標準
所謂“吃飯不要錢”
農村供給制食堂的烏托邦
囡調查報告:公共食堂吃什麼
人民公社的家當吃空了
“三年災害時期”餓死多少人
痛徹心扉的呼聲
糧油肉蛋憑票證定量供應40年糧油計畫供應
副食品供應下降
配套的戶籍制度
沒有糧票就沒有奶水
揣著糧票游長江
“形勢一片大好”——全國吃不飽
60-70年代的糧食
童年時記憶最深的是挨餓
一斤糧票的悲喜劇
沒有上海糧票就別想在飯店吃肉
支援老家的全國糧票
農林學院的一伙食
專用購貨券
三種生活用品供應本
糕點票、就餐券
高價糕點、糖果、飲食
用糧票做娶媳婦的代價
回豬肉計畫供應
禽、蛋計畫供應
蔬菜計畫供應
最大的心愿是“積攢糧票”
40斤糧票一條人命
僑匯券
對於農民的獎勵票證
“文化大革命”期間的飲食業紅衛兵全國大串聯,又一次“吃飯不要錢”
毛主席八次接見紅衛兵耗費的一伙食
中學紅衛兵“大串聯”到北京的回憶
“文化大革命”時期的飲食業市場
上海等地副食品供應一直緊張
“文革”中常吃“憶苦飯”
1969年初插隊知青的年夜飯
1972年級“工農兵學員”的待遇
“文革”後期的美心酒家
1975年一個畫家在北京吃西餐的記錄
70年代初老三屆的婚禮
“四人幫”完蛋,“老莫”開喜宴
70年代西安菜市場的價格
20世紀後期餐飲的演變食譜與選單的正名
1977-1999年餐飲價格的變遷
20世紀後期大學生包伙的價格
1979年上海大學生的一伙食費
20世紀80年代中國人食品的構成
國慶節帶魚補貼
1986年大學生食堂價格
80年代中期北京的涉外飯店
1989年上海紅房子的西餐
90年代中國人食品的構成
70年代北京盛行而90年代已消失的三種美食
“老大昌”西點
飲食娛樂業的“宰人”
餐飲業暴利的主要原因
1997年新大米出現競銷熱
21世紀初餐飲業的新面貌2000年北京普通餐廳價碼
2000年上海普通餐廳價碼
21世紀初:一個貧困大學生的一伙食費
城鎮貧困戶的平均一伙食費
2004年:小飯館的聚餐
2005年:軍隊士兵一伙食費標準
2006-2009年:一伙食費連續上漲2006-2009午物價連續上漲
1990-2009年:北京普通餐廳價碼
中式快餐漲價
2007年:學校一伙食費一下子漲了20%
2007-2009年:大學生的一伙食費
美國飲食也算“美食”嗎可口可樂怎樣進入改革開放的中國
兩大洋快餐
中國第一家肯德基店
肯德基和麥當勞,誰是“中國第一”
洋快餐的特點和價格
肯德基價目表(2006年)
麥當勞價目表(2006年)
“洋快餐文化”培養的消費者群
洋快餐與中國公司合營
2000年:北京市不許再引洋快餐進入名勝古蹟
洋快餐店裡的乞丐
2003年:洋快餐的滑坡和漲價
洋快餐帶來哪些變化?
對於洋快餐的評價——“三多一少”
專家指出:快餐食品脂肪含量最高
醫生們的憂慮
中學生倡議書
中外飲食習慣比較美國人請客
英國人請客
法國人請客
中國人在德國餐廳
國中國人在加拿大訪友
對於中國人的飲食招待難以理解
外國人談中國人的飲食
對於“老外”的熱情招待
新世紀首都特色餐飲北京餐飲市場的基本情況
烤鴨:全聚德和便宜坊
傳統火鍋涮羊肉
西餐館
我國居民餐飲消費年年高速增長餐飲業為經濟成長作出貢獻
21世紀初城鎮居民年人均餐飲消費額
北京市餐飲業持續上升
廣州市餐飲業
上海餐飲業調整定位
全國各地美食節
剎住公款吃喝的歪風邪氣“三公消費”的腐敗現象
商務部統計數字說明什麼
揭露公款吃喝的順口溜
諷刺公款吃喝的對聯精選
挖苦公款吃喝的流行歌曲選
醜規陋習:不上筵席談不成事
公款吃喝的鋪張浪費難以根治
陝西省通知禁止使用公款宴請
公款吃喝背後的腐敗
某貧困縣的怪現狀:官富民窮
公款吃喝“天價年夜飯”內幕
縮減行政成本,從“減肥”開始
[附錄]首都的名牌薈萃
後記
上編 子之衣安且吉
新時代的服裝變革中山裝的來龍去脈
新中國領導人的服裝艱苦樸素
中山裝的新發展
毛澤東不喜歡國際慣例的黑色
風行全國的蘇聯式女裝——列寧裝
風行全國的蘇聯式女裝——布拉吉
1956年:“小燕子,穿花衣”
1956年工商業者和“高知”照舊“西裝革履”
從宋慶齡到王光美
旗袍的餘暉
“反修防修”結束了蘇聯式服裝的流行
新中國的日常衣著消費50年代初,供給制的服裝標準
典型衣著消費價格
布票時代30年1954年最先印發布票
忽冷忽熱:棉布滯銷和供求危機
1960年困難嚴重
布票定量減半又減半
全家人的布票
夢中的人造棉襯衣
抹不掉的記憶
獎勵農民的布票
棉花票、民用錢票、手帕券
補丁蓋補丁
假領與脖套
增加“日用工業品購貨券”
鞋類
票證年代
一件紅花格子衣服
北國寒冬說布票
“文化大革命”期間大破“封資修”和“四舊”服裝什麼叫做“封資修”和“四舊”
紅衛兵發起“破四舊”運動
橫掃、砸爛“奇裝異服”
全國至少有1000萬戶被抄家
革命從頭革到腳
髮型也要“破四舊”
陰陽頭
戴高帽遊街示眾
店名和櫥窗徹底無產階級化
花色品種、商標圖案突出政治
毛主席的領袖服和鞋襪
不愛紅裝愛武裝
市場畸形,充滿政治色彩
“江青服”的鬧劇
“老三色”和“老三服”
改革開放後的服裝變革國家領導人提倡新服裝
化纖紡織品服裝問世
軍裝的新起點
改革開放的號角——喇叭褲
女上衣新潮——蝙蝠衫
中國成為世界牛仔服大國
80年代的服裝消費
時裝模特的歷史
國際服裝設計師在中國亮相
女上衣新潮——夾克、運動服、T恤等
現代服裝潮流一浪接一浪
從棉猴到羽絨服
20世紀80年代婦女服飾的發展(以上海為代表)1980-1983年婦女服飾在於細節化
1984-1985年流行服飾匹配形式
1986-1987年上海婦女服飾流行女裝男性化
1988-1989年上海婦女服飾流行時裝化、個性化
現代上海服裝品牌中80年代風格懷舊仍是主流
90年代中時裝業的暴利90年代所謂“精品店”
1993年南京
1993年上海
1993-1994年北京
1994年廣州
保護消費者,反暴利
款爺比富
北京秀水街服裝市場的故事(史話)80年代:北京秀水街
1988:國際馬路市場
90年代:老秀水第一次轉型
1995:北京秀水街
2001:北京國際觀光景點第三名
21世紀初:新舊秀水之爭
2005:新秀水街市場正式開張
秀水街售假案終審判決
二次轉型——從“仿冒”到“民族”
2008:金融危機下的秀水街
鞋子的演變30年來女生中間流行一時的鞋子
女性的夢和現實——高跟鞋
休閒鞋、旅遊鞋
世紀髮型女人髮型關係到社會風化
新中國髮式的曲折變遷
改革開放,燙髮重新風靡全國
改革開放以來女生流行的髮式
新世紀一位中年婦女的激情:我留披肩發啦!
中學裡披肩發的風波
2009年在髮廊挨宰的親身經歷
新世紀新髮式各領風騷
白領的時尚——中產階層的標誌“白領”的品味——時尚
白領精品雜誌
接受西方時尚潮流
時尚化是高雅服飾的出路嗎
21世紀初的服裝價格小康社會能夠承受的服裝價格
在上海採購服裝
城鎮貧困戶的服裝消費
廣州服裝鋪子砍價記
小學生作文:買衣服
我國時裝業的發展動向北京服裝業打破傳統格局
打造上海成為第六大國際時裝之都
溫州服裝業與深圳服裝業的發展
廣州白馬服裝市場蒸蒸日上
杭州四季青服裝市場價廉物美
上海襄陽路市場興衰記
上海市七浦路服裝市場的崛起
21世紀:討論海派時裝
21世紀:談北京人的衣著
[附錄]國際時裝的百年歷史
下編 民以食為天
人人有飯吃1949年,“小米”為工薪單位的過渡時期
辭謝“3萬斤小米”的筵席
齊白石老人的飲食
周恩來總理的飲食
毛澤東主席的飲食習慣
毛澤東在飲食方面也決不循規蹈矩
江青怎樣照顧毛澤東的飲食
毛澤東家庭的一伙食費
觀察世風民情的視窗老舍聚會:吃的藝術
學生食堂的包伙
50年代大學畢業生的待遇
20世紀50-60年代軍隊戰士的一伙食
50年代的莫斯科餐廳
北京飯店的譚家菜
“大躍進”造就的“滿漢全席”
人民公社“吃飯不要錢”共產主義天堂標準
所謂“吃飯不要錢”
農村供給制食堂的烏托邦
囡調查報告:公共食堂吃什麼
人民公社的家當吃空了
“三年災害時期”餓死多少人
痛徹心扉的呼聲
糧油肉蛋憑票證定量供應40年糧油計畫供應
副食品供應下降
配套的戶籍制度
沒有糧票就沒有奶水
揣著糧票游長江
“形勢一片大好”——全國吃不飽
60-70年代的糧食
童年時記憶最深的是挨餓
一斤糧票的悲喜劇
沒有上海糧票就別想在飯店吃肉
支援老家的全國糧票
農林學院的一伙食
專用購貨券
三種生活用品供應本
糕點票、就餐券
高價糕點、糖果、飲食
用糧票做娶媳婦的代價
回豬肉計畫供應
禽、蛋計畫供應
蔬菜計畫供應
最大的心愿是“積攢糧票”
40斤糧票一條人命
僑匯券
對於農民的獎勵票證
“文化大革命”期間的飲食業紅衛兵全國大串聯,又一次“吃飯不要錢”
毛主席八次接見紅衛兵耗費的一伙食
中學紅衛兵“大串聯”到北京的回憶
“文化大革命”時期的飲食業市場
上海等地副食品供應一直緊張
“文革”中常吃“憶苦飯”
1969年初插隊知青的年夜飯
1972年級“工農兵學員”的待遇
“文革”後期的美心酒家
1975年一個畫家在北京吃西餐的記錄
70年代初老三屆的婚禮
“四人幫”完蛋,“老莫”開喜宴
70年代西安菜市場的價格
20世紀後期餐飲的演變食譜與選單的正名
1977-1999年餐飲價格的變遷
20世紀後期大學生包伙的價格
1979年上海大學生的一伙食費
20世紀80年代中國人食品的構成
國慶節帶魚補貼
1986年大學生食堂價格
80年代中期北京的涉外飯店
1989年上海紅房子的西餐
90年代中國人食品的構成
70年代北京盛行而90年代已消失的三種美食
“老大昌”西點
飲食娛樂業的“宰人”
餐飲業暴利的主要原因
1997年新大米出現競銷熱
21世紀初餐飲業的新面貌2000年北京普通餐廳價碼
2000年上海普通餐廳價碼
21世紀初:一個貧困大學生的一伙食費
城鎮貧困戶的平均一伙食費
2004年:小飯館的聚餐
2005年:軍隊士兵一伙食費標準
2006-2009年:一伙食費連續上漲2006-2009午物價連續上漲
1990-2009年:北京普通餐廳價碼
中式快餐漲價
2007年:學校一伙食費一下子漲了20%
2007-2009年:大學生的一伙食費
美國飲食也算“美食”嗎可口可樂怎樣進入改革開放的中國
兩大洋快餐
中國第一家肯德基店
肯德基和麥當勞,誰是“中國第一”
洋快餐的特點和價格
肯德基價目表(2006年)
麥當勞價目表(2006年)
“洋快餐文化”培養的消費者群
洋快餐與中國公司合營
2000年:北京市不許再引洋快餐進入名勝古蹟
洋快餐店裡的乞丐
2003年:洋快餐的滑坡和漲價
洋快餐帶來哪些變化?
對於洋快餐的評價——“三多一少”
專家指出:快餐食品脂肪含量最高
醫生們的憂慮
中學生倡議書
中外飲食習慣比較美國人請客
英國人請客
法國人請客
中國人在德國餐廳
國中國人在加拿大訪友
對於中國人的飲食招待難以理解
外國人談中國人的飲食
對於“老外”的熱情招待
新世紀首都特色餐飲北京餐飲市場的基本情況
烤鴨:全聚德和便宜坊
傳統火鍋涮羊肉
西餐館
我國居民餐飲消費年年高速增長餐飲業為經濟成長作出貢獻
21世紀初城鎮居民年人均餐飲消費額
北京市餐飲業持續上升
廣州市餐飲業
上海餐飲業調整定位
全國各地美食節
剎住公款吃喝的歪風邪氣“三公消費”的腐敗現象
商務部統計數字說明什麼
揭露公款吃喝的順口溜
諷刺公款吃喝的對聯精選
挖苦公款吃喝的流行歌曲選
醜規陋習:不上筵席談不成事
公款吃喝的鋪張浪費難以根治
陝西省通知禁止使用公款宴請
公款吃喝背後的腐敗
某貧困縣的怪現狀:官富民窮
公款吃喝“天價年夜飯”內幕
縮減行政成本,從“減肥”開始
[附錄]首都的名牌薈萃
後記
文摘
新中國剛誕生時,中國人的服裝差別還很大:沿海城市中,中山裝、長衫棉袍布鞋、幹部服膠底鞋、西服革履等,同時並行;而廣大農村和城市底層的民眾維持著“短褐不完”、衣衫破舊的著裝水平。
新民主主義革命和以蘇維埃為模式的工農聯盟,改變了中國人的服裝形象。很快就在男子中推廣了幹部服,婦女中推廣了“列寧裝”。
民國原有的中山裝,簡化後由紅軍、解放軍採用做軍裝,由此發展為“幹部服”,特別受到進步人士的普遍推崇,並且延續不衰。但新中國成立以後的中山裝受時尚文化的影響,尤其受到列寧裝的影響,在款式上有了新變化(如翻折領的領頭變尖了,單排7粒扣變為5粒扣,上下貼袋在原有的基礎上作了簡化處理等等)。
20世紀50年代初期,大刀闊斧的“鎮壓反革命”運動、暴風驟雨般的農村土地改革運動,迫使地主富農不敢再戴瓜皮帽,不敢再穿團花緞面襖或長衫馬褂。接連而來的“三反”、“五反”、“公私合營”運動,又使資方人士和知識分子自覺地解下領帶,脫去西裝,為表示進步而換上了幹部服或中山裝、布鞋膠鞋,融人勞動民眾之中。
1953-1957年“第一個五年計畫”以來,國民經濟恢復發展。本著經濟、實用、美觀的原則,政府紡織部門設計出新穎大方、省工省料、便於勞動者的服裝。
由此,首先重視服裝的實用性,至於民族文化的審美觀則被忽視了,傳統被淡忘了。無產階級已經破壞了舊世界,而新的世界尚未健全起來。在“念念不忘階級鬥爭”的意識形態支配下,簡潔質樸的衣著,滲透到人們的日常生活之中,樸實無華的大眾化服裝,構成了這一時期的主流。
中山裝的來龍去脈
英國2007年舉辦了一場別開生面的服裝展覽,就是“名人套裝樣式展”,其中包括毛澤東、邱吉爾和查理·卓別林等人的服裝。中山裝被列為“國際十大名人套裝”之一。
毛澤東喜歡穿中山裝。
1949年新中國領導人的照片第一次出現在世界媒體上,他們所穿的套服也隨之名聞世界。這種標準服以孫中山先生的名字命名,稱為“中山裝”。由於孫中山的提倡,也由於它的簡便、實用,自辛亥革命建立民國以來,便和西服一起流行。北伐勝利後,1928年中華民國政府曾通令將中山裝定為禮服。毛澤東主席一向對中山裝很欣賞,他堅持穿中山裝,因而國外朋友又稱中山裝為“毛式制服”。現在,中國領導人和廣大幹部還時常穿中山裝。
顧名思義,“中山裝”是以孫中山先生的名字命名的一種現代化中式男子服裝。
自從清朝覆滅、民國成立之後,在20世紀20年代,中山裝一脈相承,成為我國新生代的主流標誌。
但是關於中山裝的起源,沒有第一手確切資料記載。各處眾說紛紜,考證起來莫衷一是。
目前至少有兩家老牌服裝店在爭奪“中山裝”的首創權,這兩家都是20世紀初期上海灘的所謂“豐幫裁縫”(浙江寧波奉化幫,又訛稱為“紅幫裁縫”)。一家是張氏“和昌號西服店”,是1896年寧波人在上海靜安寺路407號開辦的上海第一家西服店,創始人之一是從日本學藝回到上海的寧波鄞縣裁縫張尚義;另一家是王氏“榮昌祥呢絨西服號”,1910年在南京路西藏路口開辦的上海最大的男式西服店,創始人之一是寧波裁縫王才運。
據說清末民初孫中山先生多次到上海市做服裝。1911年辛亥革命後,孫中山在日本士官服和學生制服的基礎上,設計了一種新型男士服裝,由上海的服裝店製作成功。
又據說孫中山委託日本華僑張方誠設計了中山裝的草圖,然後到了上海,於1916年請“榮昌祥呢絨西服號”的著名寧波裁縫王才運依照圖樣製作。亦有一說是1919年孫中山將自己穿過的日本陸軍服拿到上海的亨利服裝店改為便服,成為中山裝的起源。
關於中山裝,還有如下說法:“孫中山參照中國原有的衣褲特點,吸收南洋華僑的'企領文裝'和'西裝樣式',本著'適於衛生,便於動作,易於經濟,壯於觀瞻'的原則,親自主持設計,由黃隆生裁製出的一種服裝式樣。”認為中山裝來自南洋華僑的企領文裝。孫中山早先在1902年于越南籌建興中會分會,曾委託河內一個來自廣東的裁縫黃隆生製作了第一套中山裝,孫中山採取當時南洋華僑流行的“企領”代替西裝的硬領,等等。但是這種說法並沒有得到公認。
對於中山裝的來由,費孝通(20世紀80年代中)還特為此做過一番解釋。他的父親費璞安曾在1905年東渡日本留學。費孝通說:“我們穿的這種衣服,叫幹部服、中山裝。哪裡來的,你知不知道?大約80年前,當時我父親不到30歲,去日本留學的時候穿這樣的衣服,上邊沒有這一條領,是日本的學生裝。日本的中學生到現在還穿這種衣服。這個衣服式樣是孫中山先生傳到中國來的,所以叫中山裝。把日本的學生服變一變,加上這一條領子,後來花樣多了,口袋多了。”而說到日本的學生裝又是來自德國的士官服。德國士官服又派生出列寧裝……如此再追溯下去,簡直沒完沒了啦。總之,應該說中山裝跟西服不同,是由日本的學生服改變而來,也就可以了。
1945年10月重慶談判時,蔣介石和毛澤東都穿著中山裝。看當時的照片,他們二人所穿的中山裝是一個標準樣式的。
跟原先中國傳統服裝(大褂)相比,這種新式男裝有四大特點:(1)前部開襟,有一排五到七個圓形紐扣,而原先是沒有紐扣只用布制褡袢的;(2)上下左右共有四個口袋,而原先是根本沒有口袋的,放什麼物品都是往懷裡一揣或者攏在長袖裡;(3)直筒形的袖口,完全不同於原先的“馬蹄袖”等;(4)不同於西裝的特點主要在於領子為圓形,帶有風紀扣,不是敞開的;還有,後部下方不開縫。
由於孫中山的提倡,也由於中山裝的簡便實用,自辛亥革命以後便和西服一同流行。1912年民國政府通令定為禮服,修改中山裝造型,並賦予了新的含義。立翻領,對襟,前襟五粒扣,四個貼袋,袖口三粒扣,後片不破縫。
中山裝的最初款式為:上衣是立領、前門襟、9粒明扣,4個壓爿口袋,背面有後過肩、暗褶式背縫和半腰帶。1922年中山裝改為立翻領、7粒扣,下口袋為老虎袋。後又改成現在的款式:上衣為立翻領,有風紀扣;衣身三開片,前門襟,5粒明扣;4個貼袋,各有袋蓋及1粒明扣,上為平貼袋,下為老虎袋,左右對稱;左上袋蓋靠右線跡處留有約3cm的插筆口。高檔的中山裝,在袖口部位有3粒飾扣。與中山裝配套的褲子,一般採用同料同色的西式褲,兩側有斜口袋和後部暗袋。
20世紀前期,在孫中山倡導下,革命黨人以身著“中山裝”為榮;此後國共兩黨都採用“中山裝”為標準禮服。
正因為革命領袖和幹部都穿中山裝,1949年新中國成立後,全國人民便以這種服裝來表達對新時代的熱愛。於是,中山裝成為新中國一款標誌性的服裝,甚至一度被世界公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服”。
中山裝作為新中國一度推崇的常式禮服,同時也承載著一種文化禮儀,一份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
新中國領導人的服裝艱苦樸素
新中國的黨政領導幹部服裝基本上是由紅軍的軍裝發展而來:簡單的八角帽、粗布幹部服。抗日戰爭以來,民間親熱的稱呼所謂“土八路”,服裝就是這么“土裡土氣”,反映了軍隊跟老百姓一家親!
20世紀20年代,甩恩來、朱德、陳毅、聶榮臻這些早年赴法國勤工儉學的革命者,在歐洲都曾“入鄉隨俗”穿起了西裝,但是新中國成立以後,在正式場合都一律穿起了簡易化的中山裝——幹部服。
抗日戰爭勝利後,毛澤東到重慶跟蔣介石談判,穿的服裝是臨時現做的。當時毛澤東跟蔣介石的合影全身照片,從某種程度上表現了國共兩黨各自的風格。
毛澤東一輩子沒有穿過西裝。早年穿長衫,紅軍時代穿軍服或軍便服、布鞋,開國大典穿中山裝。新中國成立初期大多數領導幹部,如劉少奇、朱德、陳雲、彭德懷、賀龍、林彪、康生、陳伯達等也同樣。除了某些從事外交工作的幹部,如周恩來、陳毅、張聞天、王稼祥等,有時(特別是出國時)也穿西服革履,但那往往出於工作需要。總的說來,他們的服裝都很樸素大方。
當時中央領袖在服裝上一貫艱苦樸素。1954年8月24日,毛澤東會見英國前首相、工黨領袖艾德禮,工作人員見他穿著一條屁股上打滿了螺紋補丁、膝蓋等處磨得發白的褲子,勸他換一條。他說:“不要緊,誰看我後面呢?再說,我就坐著不起來,怎么會現醜?”工作人員聽了哭笑不得。
周恩來總理的內衣、襯衫,也是打著補丁。他的一雙皮鞋,一穿20年。節約鬧革命嘛。
新民主主義革命和以蘇維埃為模式的工農聯盟,改變了中國人的服裝形象。很快就在男子中推廣了幹部服,婦女中推廣了“列寧裝”。
民國原有的中山裝,簡化後由紅軍、解放軍採用做軍裝,由此發展為“幹部服”,特別受到進步人士的普遍推崇,並且延續不衰。但新中國成立以後的中山裝受時尚文化的影響,尤其受到列寧裝的影響,在款式上有了新變化(如翻折領的領頭變尖了,單排7粒扣變為5粒扣,上下貼袋在原有的基礎上作了簡化處理等等)。
20世紀50年代初期,大刀闊斧的“鎮壓反革命”運動、暴風驟雨般的農村土地改革運動,迫使地主富農不敢再戴瓜皮帽,不敢再穿團花緞面襖或長衫馬褂。接連而來的“三反”、“五反”、“公私合營”運動,又使資方人士和知識分子自覺地解下領帶,脫去西裝,為表示進步而換上了幹部服或中山裝、布鞋膠鞋,融人勞動民眾之中。
1953-1957年“第一個五年計畫”以來,國民經濟恢復發展。本著經濟、實用、美觀的原則,政府紡織部門設計出新穎大方、省工省料、便於勞動者的服裝。
由此,首先重視服裝的實用性,至於民族文化的審美觀則被忽視了,傳統被淡忘了。無產階級已經破壞了舊世界,而新的世界尚未健全起來。在“念念不忘階級鬥爭”的意識形態支配下,簡潔質樸的衣著,滲透到人們的日常生活之中,樸實無華的大眾化服裝,構成了這一時期的主流。
中山裝的來龍去脈
英國2007年舉辦了一場別開生面的服裝展覽,就是“名人套裝樣式展”,其中包括毛澤東、邱吉爾和查理·卓別林等人的服裝。中山裝被列為“國際十大名人套裝”之一。
毛澤東喜歡穿中山裝。
1949年新中國領導人的照片第一次出現在世界媒體上,他們所穿的套服也隨之名聞世界。這種標準服以孫中山先生的名字命名,稱為“中山裝”。由於孫中山的提倡,也由於它的簡便、實用,自辛亥革命建立民國以來,便和西服一起流行。北伐勝利後,1928年中華民國政府曾通令將中山裝定為禮服。毛澤東主席一向對中山裝很欣賞,他堅持穿中山裝,因而國外朋友又稱中山裝為“毛式制服”。現在,中國領導人和廣大幹部還時常穿中山裝。
顧名思義,“中山裝”是以孫中山先生的名字命名的一種現代化中式男子服裝。
自從清朝覆滅、民國成立之後,在20世紀20年代,中山裝一脈相承,成為我國新生代的主流標誌。
但是關於中山裝的起源,沒有第一手確切資料記載。各處眾說紛紜,考證起來莫衷一是。
目前至少有兩家老牌服裝店在爭奪“中山裝”的首創權,這兩家都是20世紀初期上海灘的所謂“豐幫裁縫”(浙江寧波奉化幫,又訛稱為“紅幫裁縫”)。一家是張氏“和昌號西服店”,是1896年寧波人在上海靜安寺路407號開辦的上海第一家西服店,創始人之一是從日本學藝回到上海的寧波鄞縣裁縫張尚義;另一家是王氏“榮昌祥呢絨西服號”,1910年在南京路西藏路口開辦的上海最大的男式西服店,創始人之一是寧波裁縫王才運。
據說清末民初孫中山先生多次到上海市做服裝。1911年辛亥革命後,孫中山在日本士官服和學生制服的基礎上,設計了一種新型男士服裝,由上海的服裝店製作成功。
又據說孫中山委託日本華僑張方誠設計了中山裝的草圖,然後到了上海,於1916年請“榮昌祥呢絨西服號”的著名寧波裁縫王才運依照圖樣製作。亦有一說是1919年孫中山將自己穿過的日本陸軍服拿到上海的亨利服裝店改為便服,成為中山裝的起源。
關於中山裝,還有如下說法:“孫中山參照中國原有的衣褲特點,吸收南洋華僑的'企領文裝'和'西裝樣式',本著'適於衛生,便於動作,易於經濟,壯於觀瞻'的原則,親自主持設計,由黃隆生裁製出的一種服裝式樣。”認為中山裝來自南洋華僑的企領文裝。孫中山早先在1902年于越南籌建興中會分會,曾委託河內一個來自廣東的裁縫黃隆生製作了第一套中山裝,孫中山採取當時南洋華僑流行的“企領”代替西裝的硬領,等等。但是這種說法並沒有得到公認。
對於中山裝的來由,費孝通(20世紀80年代中)還特為此做過一番解釋。他的父親費璞安曾在1905年東渡日本留學。費孝通說:“我們穿的這種衣服,叫幹部服、中山裝。哪裡來的,你知不知道?大約80年前,當時我父親不到30歲,去日本留學的時候穿這樣的衣服,上邊沒有這一條領,是日本的學生裝。日本的中學生到現在還穿這種衣服。這個衣服式樣是孫中山先生傳到中國來的,所以叫中山裝。把日本的學生服變一變,加上這一條領子,後來花樣多了,口袋多了。”而說到日本的學生裝又是來自德國的士官服。德國士官服又派生出列寧裝……如此再追溯下去,簡直沒完沒了啦。總之,應該說中山裝跟西服不同,是由日本的學生服改變而來,也就可以了。
1945年10月重慶談判時,蔣介石和毛澤東都穿著中山裝。看當時的照片,他們二人所穿的中山裝是一個標準樣式的。
跟原先中國傳統服裝(大褂)相比,這種新式男裝有四大特點:(1)前部開襟,有一排五到七個圓形紐扣,而原先是沒有紐扣只用布制褡袢的;(2)上下左右共有四個口袋,而原先是根本沒有口袋的,放什麼物品都是往懷裡一揣或者攏在長袖裡;(3)直筒形的袖口,完全不同於原先的“馬蹄袖”等;(4)不同於西裝的特點主要在於領子為圓形,帶有風紀扣,不是敞開的;還有,後部下方不開縫。
由於孫中山的提倡,也由於中山裝的簡便實用,自辛亥革命以後便和西服一同流行。1912年民國政府通令定為禮服,修改中山裝造型,並賦予了新的含義。立翻領,對襟,前襟五粒扣,四個貼袋,袖口三粒扣,後片不破縫。
中山裝的最初款式為:上衣是立領、前門襟、9粒明扣,4個壓爿口袋,背面有後過肩、暗褶式背縫和半腰帶。1922年中山裝改為立翻領、7粒扣,下口袋為老虎袋。後又改成現在的款式:上衣為立翻領,有風紀扣;衣身三開片,前門襟,5粒明扣;4個貼袋,各有袋蓋及1粒明扣,上為平貼袋,下為老虎袋,左右對稱;左上袋蓋靠右線跡處留有約3cm的插筆口。高檔的中山裝,在袖口部位有3粒飾扣。與中山裝配套的褲子,一般採用同料同色的西式褲,兩側有斜口袋和後部暗袋。
20世紀前期,在孫中山倡導下,革命黨人以身著“中山裝”為榮;此後國共兩黨都採用“中山裝”為標準禮服。
正因為革命領袖和幹部都穿中山裝,1949年新中國成立後,全國人民便以這種服裝來表達對新時代的熱愛。於是,中山裝成為新中國一款標誌性的服裝,甚至一度被世界公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服”。
中山裝作為新中國一度推崇的常式禮服,同時也承載著一種文化禮儀,一份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
新中國領導人的服裝艱苦樸素
新中國的黨政領導幹部服裝基本上是由紅軍的軍裝發展而來:簡單的八角帽、粗布幹部服。抗日戰爭以來,民間親熱的稱呼所謂“土八路”,服裝就是這么“土裡土氣”,反映了軍隊跟老百姓一家親!
20世紀20年代,甩恩來、朱德、陳毅、聶榮臻這些早年赴法國勤工儉學的革命者,在歐洲都曾“入鄉隨俗”穿起了西裝,但是新中國成立以後,在正式場合都一律穿起了簡易化的中山裝——幹部服。
抗日戰爭勝利後,毛澤東到重慶跟蔣介石談判,穿的服裝是臨時現做的。當時毛澤東跟蔣介石的合影全身照片,從某種程度上表現了國共兩黨各自的風格。
毛澤東一輩子沒有穿過西裝。早年穿長衫,紅軍時代穿軍服或軍便服、布鞋,開國大典穿中山裝。新中國成立初期大多數領導幹部,如劉少奇、朱德、陳雲、彭德懷、賀龍、林彪、康生、陳伯達等也同樣。除了某些從事外交工作的幹部,如周恩來、陳毅、張聞天、王稼祥等,有時(特別是出國時)也穿西服革履,但那往往出於工作需要。總的說來,他們的服裝都很樸素大方。
當時中央領袖在服裝上一貫艱苦樸素。1954年8月24日,毛澤東會見英國前首相、工黨領袖艾德禮,工作人員見他穿著一條屁股上打滿了螺紋補丁、膝蓋等處磨得發白的褲子,勸他換一條。他說:“不要緊,誰看我後面呢?再說,我就坐著不起來,怎么會現醜?”工作人員聽了哭笑不得。
周恩來總理的內衣、襯衫,也是打著補丁。他的一雙皮鞋,一穿20年。節約鬧革命嘛。
後記
60年前,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時,我還是個小學生,但開始懂事了。此後我到過全國各地幾十個城鎮。許多歷史事件,我曾目睹耳聞。也可以算是一個“歷史見證人”吧。
半世紀來筆者在全國各地的親身經歷
比如說:1955年老人民幣改成新人民幣,我兌換過;40年間,糧票、油票、布票、工業券,幾十種上百種的票證,我領用過;從永久腳踏車,到平板三輪車,我蹬過;從憶苦飯到學校食堂、從各種筵席到自助餐、從使館招待會到國宴,我都享用過;從幼稚園童裝、中小學生制服、球衣球褲運動服、勞動服、工作服、軍服、西服和中山裝,我都穿過;破衣褲打補丁、縫襪子、修鞋底之類的活兒,我也都做過……總之,對於新中國60年來的衣食狀況,我都有親身的體驗;先後嘗盡了甜酸苦辣、感受過切膚的創痛和衷心的慰藉。
不僅如此,筆者親身經歷和關注過60年來新中國的服裝變革:祖父、祖母穿過的清末到民國的男裝女服,父親、母親穿過的長衫、西服、中山裝、裙襖、旗袍、列寧裝,兄姐穿過的制服、軍服、工作服,孩子們穿過的牛仔褲、喇叭裙、蝙蝠衫、令人眼花繚亂的各種服飾,我不僅親眼看見過而且有一部分也選購過、穿過。
筆者親自調查過近30年間餐飲的演變:為了寫這部書,20世紀80年代以來筆者親自品嘗過各地高檔、中檔、低檔的許多飯館、酒家、茶樓、食堂的飯菜,四大風味、八大菜系,以及分布在不同地點的一些“洋快餐”分店,西餐、日本料理,小吃部、點心鋪、麵包房等等。
筆者親臨其境,參觀訪問考察過各城鎮許多地方,為了寫這部書,行路何止萬里,歷程將近萬日。
然而積累了這許多感性認識,就足夠有本錢撰寫這部書了嗎?還不夠,遠遠不夠。
筆者查閱、參照的檔案資料、原始記錄
合格的“歷史見證人”不僅必須親歷或親見、身臨其境、生逢其時,還必須在回顧中參照當時的翔實記載、原始資料,在這些基礎上,方能達到比較真切的認識。
20多年來,筆者在各地檔案館、圖書館、資料室先後查閱、核對過的報刊書籍史料總計不下萬卷(部、冊、篇);所作筆記、摘錄(手抄的、複印的、錄入的、下載的)約500多萬字。坐冷板凳、拼硬工夫,自認為“讀書破萬卷”這個笨方法還是做到了。
筆者先後採訪過19世紀出生的很多元老(有許多現已作古),20世紀前葉出生的很多前輩,我的同齡人、同學、同事,以及下一代。努力進行交流,力求達到設身處地的理解。對於筆者說來,上下幾層“代溝”都可努力克服、儘量彌補,使得他們趨於公識。
周漢晉唐宋元明清相距多少年?孔孟老莊程朱王顧相差多少代?相對於歷史的長河說來,若干年以後,從祖父母到我們的子女,都將被統稱為“20世紀前後”的一個群體吧?
百年巨變、世紀滄桑,由我們記錄整理下來,適逢其時、恰如其分。這也可以看作歷史的使命。
我的研討過程
筆者對於我國人民百年來生活狀況的調查研究、教學和著述,已長達20多年。回顧這20多年來,儘管風塵僕僕、諸事纏身,但沒有一天放下這個課題,而隨時隨地都在積累有關的史實,特別關注、蒐集、考證、分析第一手的資料,包括原始的書面文獻和口述記錄(其中收藏多年的報刊資料,有些在摘錄時未能一一註明原出處,特此致歉並致謝)。
1982-1988年間,筆者曾在北京語言學院教外國留學生,開設過“中國的'衣食住行'文化”課程。其間應約主編了《在中國旅行》(TRAVELIING IN CHINA)和《在北京生活》(LIVING IN BEIJJING)兩部中英文對照的教材,並製作了教學錄音磁碟(sSINOLINGUA)。由王了一先生作序,由外文出版社向國內外印行,取得了世界影響。此後,筆者經常會同國內外許多普通人和專家學者們,討論不同時期的我國生活狀況。經過這些資料的積累和對於歷史的反思,在2001-2005年間《文化人的經濟生活》和《知識分子的人民幣時代》相繼完稿、修訂出版,給我國知識界經濟生活的課題創立了一個堅實的框架,填補了一個重要空白。眼下的這本書,跟前兩本可以參照閱讀,以達到比較全面的認識。留給後人的第一手史料和初步研討成果下一輩人,不曾親歷親見,只能根據上一輩人提供的史料和史論,達到親聞或親知。 到這前後三四輩的人們都去世以後,再下幾輩的人,恐怕不僅談不上親歷親見,卻連親聞親知也做不到了。由此可以推論,我們的後輩將來要講起1948年發行的老人民幣、1955年發行的新人民幣,講起1953-1957年的第一個五年計畫,此後的“大躍進”、人民公社、1966-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甚至講起20世紀80年代的改革開放初期,也會感到遙遠、陌生吧。這是社會變遷、歷史發展的必然。因此,筆者不惜花費20年左右的時間和精力,把這些史料和研究成果,留給社會、留給後人。也正因此,筆者懇請大家都參與到這“60年變遷”的探討中來,提出意見,以備今後再版時糾錯、修正、補充。
半世紀來筆者在全國各地的親身經歷
比如說:1955年老人民幣改成新人民幣,我兌換過;40年間,糧票、油票、布票、工業券,幾十種上百種的票證,我領用過;從永久腳踏車,到平板三輪車,我蹬過;從憶苦飯到學校食堂、從各種筵席到自助餐、從使館招待會到國宴,我都享用過;從幼稚園童裝、中小學生制服、球衣球褲運動服、勞動服、工作服、軍服、西服和中山裝,我都穿過;破衣褲打補丁、縫襪子、修鞋底之類的活兒,我也都做過……總之,對於新中國60年來的衣食狀況,我都有親身的體驗;先後嘗盡了甜酸苦辣、感受過切膚的創痛和衷心的慰藉。
不僅如此,筆者親身經歷和關注過60年來新中國的服裝變革:祖父、祖母穿過的清末到民國的男裝女服,父親、母親穿過的長衫、西服、中山裝、裙襖、旗袍、列寧裝,兄姐穿過的制服、軍服、工作服,孩子們穿過的牛仔褲、喇叭裙、蝙蝠衫、令人眼花繚亂的各種服飾,我不僅親眼看見過而且有一部分也選購過、穿過。
筆者親自調查過近30年間餐飲的演變:為了寫這部書,20世紀80年代以來筆者親自品嘗過各地高檔、中檔、低檔的許多飯館、酒家、茶樓、食堂的飯菜,四大風味、八大菜系,以及分布在不同地點的一些“洋快餐”分店,西餐、日本料理,小吃部、點心鋪、麵包房等等。
筆者親臨其境,參觀訪問考察過各城鎮許多地方,為了寫這部書,行路何止萬里,歷程將近萬日。
然而積累了這許多感性認識,就足夠有本錢撰寫這部書了嗎?還不夠,遠遠不夠。
筆者查閱、參照的檔案資料、原始記錄
合格的“歷史見證人”不僅必須親歷或親見、身臨其境、生逢其時,還必須在回顧中參照當時的翔實記載、原始資料,在這些基礎上,方能達到比較真切的認識。
20多年來,筆者在各地檔案館、圖書館、資料室先後查閱、核對過的報刊書籍史料總計不下萬卷(部、冊、篇);所作筆記、摘錄(手抄的、複印的、錄入的、下載的)約500多萬字。坐冷板凳、拼硬工夫,自認為“讀書破萬卷”這個笨方法還是做到了。
筆者先後採訪過19世紀出生的很多元老(有許多現已作古),20世紀前葉出生的很多前輩,我的同齡人、同學、同事,以及下一代。努力進行交流,力求達到設身處地的理解。對於筆者說來,上下幾層“代溝”都可努力克服、儘量彌補,使得他們趨於公識。
周漢晉唐宋元明清相距多少年?孔孟老莊程朱王顧相差多少代?相對於歷史的長河說來,若干年以後,從祖父母到我們的子女,都將被統稱為“20世紀前後”的一個群體吧?
百年巨變、世紀滄桑,由我們記錄整理下來,適逢其時、恰如其分。這也可以看作歷史的使命。
我的研討過程
筆者對於我國人民百年來生活狀況的調查研究、教學和著述,已長達20多年。回顧這20多年來,儘管風塵僕僕、諸事纏身,但沒有一天放下這個課題,而隨時隨地都在積累有關的史實,特別關注、蒐集、考證、分析第一手的資料,包括原始的書面文獻和口述記錄(其中收藏多年的報刊資料,有些在摘錄時未能一一註明原出處,特此致歉並致謝)。
1982-1988年間,筆者曾在北京語言學院教外國留學生,開設過“中國的'衣食住行'文化”課程。其間應約主編了《在中國旅行》(TRAVELIING IN CHINA)和《在北京生活》(LIVING IN BEIJJING)兩部中英文對照的教材,並製作了教學錄音磁碟(sSINOLINGUA)。由王了一先生作序,由外文出版社向國內外印行,取得了世界影響。此後,筆者經常會同國內外許多普通人和專家學者們,討論不同時期的我國生活狀況。經過這些資料的積累和對於歷史的反思,在2001-2005年間《文化人的經濟生活》和《知識分子的人民幣時代》相繼完稿、修訂出版,給我國知識界經濟生活的課題創立了一個堅實的框架,填補了一個重要空白。眼下的這本書,跟前兩本可以參照閱讀,以達到比較全面的認識。留給後人的第一手史料和初步研討成果下一輩人,不曾親歷親見,只能根據上一輩人提供的史料和史論,達到親聞或親知。 到這前後三四輩的人們都去世以後,再下幾輩的人,恐怕不僅談不上親歷親見,卻連親聞親知也做不到了。由此可以推論,我們的後輩將來要講起1948年發行的老人民幣、1955年發行的新人民幣,講起1953-1957年的第一個五年計畫,此後的“大躍進”、人民公社、1966-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甚至講起20世紀80年代的改革開放初期,也會感到遙遠、陌生吧。這是社會變遷、歷史發展的必然。因此,筆者不惜花費20年左右的時間和精力,把這些史料和研究成果,留給社會、留給後人。也正因此,筆者懇請大家都參與到這“60年變遷”的探討中來,提出意見,以備今後再版時糾錯、修正、補充。
序言
俗話說得又精煉又巧合:“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可不是嘛,從改革開放到今天,整整30年過去了;往前推,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到改革開放,也是30年(1949-1978)過去了;再往前推,從五四運動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又是30年(1919-1949)過去了!子曰:“三十而立。”一個人的成長過程,大致到了30歲就基本成型;歷史學家也說“30年為一代轉世”;而自古以來華夏紀年以60年為一甲子。大概而論,我們所處的社會每逢30年轉身一變臉,我們面臨的世界,60年甲子一迴旋(但不是簡單的循環而是螺旋上升)。
如今,全國各地都在慶賀(或回顧)改革開放30年、新中國成立60年,可謂適逢盛事;而我的人生經歷滄桑歲月恰恰也在這30年和60年之間,可謂生逢其時。我很榮幸作為歷史浪潮的見證人,又是社會萬象的記錄者。
60年變遷分為前後兩大段
什麼叫做“30年轉身一變臉”?請看,新中國成立的前30年,突出“以階級鬥爭為綱”、不停地民眾運動、運動民眾,到後30年,猛抓“經濟建設為主”、“發展是硬道理”、連續翻幾番;前30年從思想改造反右鬥爭,到造反有理“文化大革命”,後30年則進入改革開放初級階段,到“貓論”“摸論”及可持續發展;前30年是堅持共產主義計畫經濟,後30年逐步轉向中國特色市場經濟;前30年念念不忘的是鬥爭的一個“斗”字,後30年說來說去的是和諧的一個“和”字。前後30年今昔一對比,令人覺得恍若隔世。
什麼叫做“60年一迴旋”?請看,1949年開國大典宣告“中國人民從此站立起來了!”但當時全國人民“一窮二白”,貧困人口占全國總人口比例約90%,農民更是普遍陷入缺穿少吃的赤貧狀況。
經過60年的艱苦奮鬥,主要是近30年改革開放的成效,我國國民經濟和人民生活有了明顯的提高。
世界銀行2007年公布了最新一輪的購買力平價(PPP)修正結果:2007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GDP)占世界第二位,占世界總量的9.7%;印度占第四位,占世界總量的4.3%。
聯合國與世界銀行為全世界制定的統一的貧困標準線分為兩級:(1)極度貧困(赤貧)人口,按購買力平價(PPP)每人每天消費1平價元(PPP1美元);(2)一般貧困人口,每人每天消費2平價元(PPP2美元)。
1981年,東亞(遠東)仍舊是世界上最貧困的地區,據聯合國與世界銀行統計,這裡生活在極度貧困線以下的人口達到19億人,占本地區總人口比重為80%,占當時世界赤貧人口的一半多(52%)。其中,我國赤貧人口為6.34億。
據聯合國與世界銀行的統計資料,到2007年,中國赤貧人口由1981年的80%(6.34億)下降到2007年的10%(1.35億人),這主要是由於中國的經濟發展和扶貧工作取得了巨大成就。
但是目前我國的人民生活還是比較窮苦的,一部分人的收入仍然較低。聯合國和世界銀行公布的最新數據是:按照購買力平價調整後,以每天PPPl平價元的極度貧困線(赤貧線)為標準,2004年中國赤貧人口超過2億。占全國人口比例15%;2007年,中國每天平均消費不足1國際元(即PPP1平價元,合3.6元人民幣)的赤貧人口降低為1.35億,占人口比例10%;每天平均消費不足2國際元(即PPP2平價元,合7.2元人民幣)的貧困人口為4.3億,占人口比例約32%;我國目前的貧困人口僅次於印度,排名也在世界第二位。
這使得我們聯想起一句名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兩種研討方法和三類描述手段
上述每隔30年,都可以看到時代的裂變——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道德觀甚至審美觀的裂變。許多人都感到了、悟出了,並且試圖描述和研討這些裂變。
研討問題有兩種方法:實證的方法和思辨的方法。所謂實證的方法,就是從實際情況出發,注重考證史料,通過擺事實來講道理;所謂思辨的方法,就是建構理論,從哲學思想的高度加以概括、闡述和發揮。兩種方法各有利弊、各有側重面。
這部《溫飽及小康——從缺穿少吃到豐衣足食》描繪、討論60年的衣食變遷,採取了實證和思辨相結合的方法:排除“假大空套”,注重實際調查蒐集第一手原始資料,並加以初步分析、綜合、評述。我下了大工夫編著的這本書,實質上是一部歷史備忘錄,讓人們不至於忘記“史鑑”——時代的鏡子。
本書採用三類描述手段——全景描述、細節描述和數據描述。它們合成一個有機的整體,足以窺見當時當地真相的全貌。
全景描述是巨觀的鳥瞰式描述,讀者可以藉此把握住事物的總體輪廓。
細節描述是微觀的故事性描述,讀者通過這些實際情節可以獲得一些感性的認知。
數據描述則是列出資料清單,有些數字表面上略顯枯燥,有些羅列表面上看似煩瑣,但是對於認識和研討過程說來,它們又是不可或缺的環節。當然本書並非純粹的學術專著,注重知識性的同時還要照顧到趣味性,所以讀者初閱覽時對於這些數據描述不妨一掃而過,但是到了查找具體資料時,它們會向你提供難得的第一手真實信息。
本書特點之一:真,辨明真相
“文革”以後,巴金提倡“說真話”。其實,說真話,本來是對小孩子們的基本要求。幼稚園教育幼兒從小要誠實誠信、誠懇老實、待人真心誠意,一句話——要說真話。這是人之初的“小兒科”第一課,是現代社會人人必須遵守的基本準則。誠實的反面是虛偽騙人,真話的反面是假話謊話。虛偽的假話謊話,路人皆知其不可為,人人受過坑蒙拐騙的危害,因而人人痛恨騙子、偽君子。
不幸到了反右派鬥爭以後,全民“大躍進”,接著又搞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華大地到處流行“假大空”,越演越烈,虛情假意、說假話反而成了社會風氣,甚至宣揚“不說假話幹不了大事”,以至於許多年來媒體“假大空套”、文章“假大空套”、統計數字“假大空套”、官場匯報“假大空套”、大會小會“假大空套”,製造了多少可笑的悲劇、鬧劇,真可怕!可怕到了極點!……這樣才造成“'文革'以後,提倡說真話”的局面。人們為什麼往往違心地不說真話,明知故犯地屢屢說假話?這裡面最大的原因是受“利害關係”的制約。人們說話往往並非交流真實思想,而是一種謀略、一種計策,兵不厭詐。說到兵法,基本原則乃是“知己知彼百戰不殆”,自己對於自己必須說真話,不可自欺欺人。
退一萬步說,即使“欺人”也不可“自欺”啊。不法奸商即使屢屢做假賬、報假賬,但他自己心底里總要存一本真實賬目啊。科學的根本基礎就是真實數據,虛假偽造的數據和學說在科學面前是站不住的,總會被事實揭穿。事實勝於雄辯,任何騙子欺世盜名瞞天過海,任有天大的本領也欺騙不了科學實踐的檢驗。
所以必須認識到:單單“說真話”還是遠遠不夠的。近十幾年我的一系列著述的原則、宗旨,就是“發掘真相、揭露真相、辨明真相”,我大聲疾呼提倡“辨明真相”!
為什麼首先要提倡“辨明真相”?很多人說話的初衷可能並不是蓄意瞞和騙,但講得不夠真實。現在,人們很多信息和知識乃是從別人那裡聽來、看來、抄來的“二手貨”,甚至由二道販子經手的偽劣產品;如今很少有人一天幾個小時看書,也沒有多少工夫查閱資料,更很少有機會去調查、核驗第一手實際情況。可是傳媒上很多講的都不是那么回事!你本身不想說謊,但你道聽途說人云亦云,這樣所謂的“真話”就可能複製了瞞和騙,就變成傳播假話,甚至於真心的牛皮話、忠誠的馬屁話。什麼叫真相?真相是屬於科學的東西,我們中國最缺乏的、最需要的就是科學。回頭研討一下,幾十年來的書籍報刊資料里有很多並不是真相,而是“似是而非”的假象。
發掘真相是要花大力氣的。想要講明道理,必須先擺清事實。有幾分證據說幾分道理。“求真”的三部曲“敢說真話,發掘真相,探尋真理”——這三者之中,發掘真相是關鍵。掌握了真相,才敢於、善於說真話;也只有掌握了真相,才能進一步發掘和發展真理。本書的首要價值,就是努力以確切目光,發掘第一手史實真相。
本書特點之二:細,講究細節
現代很多歷史學家、社會學家是從細節發掘真情、辨明真相、驗證真理的。過去有句有關政策原則的話叫“作結論宜粗不宜細”,但我認為研究歷史、研究社會現象卻是“宜細不宜粗”。關於歷史細節,我探索思考了十幾年,找到一個新概念,就是“存在方式”。什麼叫存在方式?所有“現在”的人、事、物、話語、行動都會消逝、不復存在;然而它們將在後人的現實中得到某種存在方式,可能被縮小或放大、伸展或扭曲、凸顯或湮沒,成為“不復存在的存在”,並且引發新的話題、獲取新的價值、轉化出新的思維。
存在的不一定合理,合理的不一定存在。演化並不一定都是進化,有時反倒是退化!有人說:“人生最大的痛苦乃是理想的不能實現、實現的不是理想。”歷史的最大悲劇在於優者被淘汰,而劣者適應生存,造成“劣勝優汰”的退化。……那么人生的追求何在?歷史的意義何在?終極價值何在?所有這些困惑的解答,都離不開具體細節、實質性的細節,而決不取決於“假大空套”的豪言壯語,也不能從胡侃和廢話里受到啟發。假大空套、表面文章都無法構成真正的存在方式;而實質性的具體細節及真相的細節組合,才能構建重要的存在方式。
這個概念十分重要。存在方式給人的印象、刺激、感動,往往在於一些具體細節!人們不會記得空話大話套話(耳旁風),但是能記住一些具體細節。很多細節都有更深的內涵值得去挖掘。我們雖然看到那么多十分雄辯的或者非常宏大的敘事,但最終我們所關注的還是一些實質性的細節。
永遠要記住:“什麼叫細節?細節就是你特有的‘珠子’。你要穿一串項鍊,這串項鍊要跟別人的不同,你起碼得有幾顆是你的'珠子'。一顆顆珍貴的珠子能使一串項鍊熠熠生輝。一些好的細節能使一篇作品讀後難忘。”
本書所描述的,乃是60年間中國入衣食生態的“存在方式”,這些細節的珠子,穿起一串串項鍊。於是它們就可以獲得某種真實的存在方式。
隨著時間的流逝,歷史很容易被忘卻,但有些“存在方式”卻不會被忘卻。前車之覆,後事之師。存在方式的信息,對於求知、求真的人們,永遠具有某種神奇的吸引力。儘量準確翔實的歷史記載、實錄,作為某種“存在方式”永遠是人文的寶庫,留待後輩們不斷發掘和深入提煉,並且從中獲得無窮的樂趣。
我有一個強烈的願望,是讓大家知道“什麼叫研討真相”。愛因斯坦說過:什麼叫科學?現代科學建立在兩個基礎上。第一,辨明真相要有可重複的證據。什麼叫可重複?你去觀察是這個樣子,換了別的眼睛去觀察也是這個樣子,可以重複核驗的。第二,探討真理要合乎邏輯,你這套東西要自成系統,不能自相矛盾,不能假大空套,一定要合乎邏輯,合乎理性。惟其如此,別人的大腦和心靈,才能夠印證和接受你這些論述,從而激發新的感悟。
“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謝謝大家!
如今,全國各地都在慶賀(或回顧)改革開放30年、新中國成立60年,可謂適逢盛事;而我的人生經歷滄桑歲月恰恰也在這30年和60年之間,可謂生逢其時。我很榮幸作為歷史浪潮的見證人,又是社會萬象的記錄者。
60年變遷分為前後兩大段
什麼叫做“30年轉身一變臉”?請看,新中國成立的前30年,突出“以階級鬥爭為綱”、不停地民眾運動、運動民眾,到後30年,猛抓“經濟建設為主”、“發展是硬道理”、連續翻幾番;前30年從思想改造反右鬥爭,到造反有理“文化大革命”,後30年則進入改革開放初級階段,到“貓論”“摸論”及可持續發展;前30年是堅持共產主義計畫經濟,後30年逐步轉向中國特色市場經濟;前30年念念不忘的是鬥爭的一個“斗”字,後30年說來說去的是和諧的一個“和”字。前後30年今昔一對比,令人覺得恍若隔世。
什麼叫做“60年一迴旋”?請看,1949年開國大典宣告“中國人民從此站立起來了!”但當時全國人民“一窮二白”,貧困人口占全國總人口比例約90%,農民更是普遍陷入缺穿少吃的赤貧狀況。
經過60年的艱苦奮鬥,主要是近30年改革開放的成效,我國國民經濟和人民生活有了明顯的提高。
世界銀行2007年公布了最新一輪的購買力平價(PPP)修正結果:2007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GDP)占世界第二位,占世界總量的9.7%;印度占第四位,占世界總量的4.3%。
聯合國與世界銀行為全世界制定的統一的貧困標準線分為兩級:(1)極度貧困(赤貧)人口,按購買力平價(PPP)每人每天消費1平價元(PPP1美元);(2)一般貧困人口,每人每天消費2平價元(PPP2美元)。
1981年,東亞(遠東)仍舊是世界上最貧困的地區,據聯合國與世界銀行統計,這裡生活在極度貧困線以下的人口達到19億人,占本地區總人口比重為80%,占當時世界赤貧人口的一半多(52%)。其中,我國赤貧人口為6.34億。
據聯合國與世界銀行的統計資料,到2007年,中國赤貧人口由1981年的80%(6.34億)下降到2007年的10%(1.35億人),這主要是由於中國的經濟發展和扶貧工作取得了巨大成就。
但是目前我國的人民生活還是比較窮苦的,一部分人的收入仍然較低。聯合國和世界銀行公布的最新數據是:按照購買力平價調整後,以每天PPPl平價元的極度貧困線(赤貧線)為標準,2004年中國赤貧人口超過2億。占全國人口比例15%;2007年,中國每天平均消費不足1國際元(即PPP1平價元,合3.6元人民幣)的赤貧人口降低為1.35億,占人口比例10%;每天平均消費不足2國際元(即PPP2平價元,合7.2元人民幣)的貧困人口為4.3億,占人口比例約32%;我國目前的貧困人口僅次於印度,排名也在世界第二位。
這使得我們聯想起一句名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兩種研討方法和三類描述手段
上述每隔30年,都可以看到時代的裂變——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道德觀甚至審美觀的裂變。許多人都感到了、悟出了,並且試圖描述和研討這些裂變。
研討問題有兩種方法:實證的方法和思辨的方法。所謂實證的方法,就是從實際情況出發,注重考證史料,通過擺事實來講道理;所謂思辨的方法,就是建構理論,從哲學思想的高度加以概括、闡述和發揮。兩種方法各有利弊、各有側重面。
這部《溫飽及小康——從缺穿少吃到豐衣足食》描繪、討論60年的衣食變遷,採取了實證和思辨相結合的方法:排除“假大空套”,注重實際調查蒐集第一手原始資料,並加以初步分析、綜合、評述。我下了大工夫編著的這本書,實質上是一部歷史備忘錄,讓人們不至於忘記“史鑑”——時代的鏡子。
本書採用三類描述手段——全景描述、細節描述和數據描述。它們合成一個有機的整體,足以窺見當時當地真相的全貌。
全景描述是巨觀的鳥瞰式描述,讀者可以藉此把握住事物的總體輪廓。
細節描述是微觀的故事性描述,讀者通過這些實際情節可以獲得一些感性的認知。
數據描述則是列出資料清單,有些數字表面上略顯枯燥,有些羅列表面上看似煩瑣,但是對於認識和研討過程說來,它們又是不可或缺的環節。當然本書並非純粹的學術專著,注重知識性的同時還要照顧到趣味性,所以讀者初閱覽時對於這些數據描述不妨一掃而過,但是到了查找具體資料時,它們會向你提供難得的第一手真實信息。
本書特點之一:真,辨明真相
“文革”以後,巴金提倡“說真話”。其實,說真話,本來是對小孩子們的基本要求。幼稚園教育幼兒從小要誠實誠信、誠懇老實、待人真心誠意,一句話——要說真話。這是人之初的“小兒科”第一課,是現代社會人人必須遵守的基本準則。誠實的反面是虛偽騙人,真話的反面是假話謊話。虛偽的假話謊話,路人皆知其不可為,人人受過坑蒙拐騙的危害,因而人人痛恨騙子、偽君子。
不幸到了反右派鬥爭以後,全民“大躍進”,接著又搞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華大地到處流行“假大空”,越演越烈,虛情假意、說假話反而成了社會風氣,甚至宣揚“不說假話幹不了大事”,以至於許多年來媒體“假大空套”、文章“假大空套”、統計數字“假大空套”、官場匯報“假大空套”、大會小會“假大空套”,製造了多少可笑的悲劇、鬧劇,真可怕!可怕到了極點!……這樣才造成“'文革'以後,提倡說真話”的局面。人們為什麼往往違心地不說真話,明知故犯地屢屢說假話?這裡面最大的原因是受“利害關係”的制約。人們說話往往並非交流真實思想,而是一種謀略、一種計策,兵不厭詐。說到兵法,基本原則乃是“知己知彼百戰不殆”,自己對於自己必須說真話,不可自欺欺人。
退一萬步說,即使“欺人”也不可“自欺”啊。不法奸商即使屢屢做假賬、報假賬,但他自己心底里總要存一本真實賬目啊。科學的根本基礎就是真實數據,虛假偽造的數據和學說在科學面前是站不住的,總會被事實揭穿。事實勝於雄辯,任何騙子欺世盜名瞞天過海,任有天大的本領也欺騙不了科學實踐的檢驗。
所以必須認識到:單單“說真話”還是遠遠不夠的。近十幾年我的一系列著述的原則、宗旨,就是“發掘真相、揭露真相、辨明真相”,我大聲疾呼提倡“辨明真相”!
為什麼首先要提倡“辨明真相”?很多人說話的初衷可能並不是蓄意瞞和騙,但講得不夠真實。現在,人們很多信息和知識乃是從別人那裡聽來、看來、抄來的“二手貨”,甚至由二道販子經手的偽劣產品;如今很少有人一天幾個小時看書,也沒有多少工夫查閱資料,更很少有機會去調查、核驗第一手實際情況。可是傳媒上很多講的都不是那么回事!你本身不想說謊,但你道聽途說人云亦云,這樣所謂的“真話”就可能複製了瞞和騙,就變成傳播假話,甚至於真心的牛皮話、忠誠的馬屁話。什麼叫真相?真相是屬於科學的東西,我們中國最缺乏的、最需要的就是科學。回頭研討一下,幾十年來的書籍報刊資料里有很多並不是真相,而是“似是而非”的假象。
發掘真相是要花大力氣的。想要講明道理,必須先擺清事實。有幾分證據說幾分道理。“求真”的三部曲“敢說真話,發掘真相,探尋真理”——這三者之中,發掘真相是關鍵。掌握了真相,才敢於、善於說真話;也只有掌握了真相,才能進一步發掘和發展真理。本書的首要價值,就是努力以確切目光,發掘第一手史實真相。
本書特點之二:細,講究細節
現代很多歷史學家、社會學家是從細節發掘真情、辨明真相、驗證真理的。過去有句有關政策原則的話叫“作結論宜粗不宜細”,但我認為研究歷史、研究社會現象卻是“宜細不宜粗”。關於歷史細節,我探索思考了十幾年,找到一個新概念,就是“存在方式”。什麼叫存在方式?所有“現在”的人、事、物、話語、行動都會消逝、不復存在;然而它們將在後人的現實中得到某種存在方式,可能被縮小或放大、伸展或扭曲、凸顯或湮沒,成為“不復存在的存在”,並且引發新的話題、獲取新的價值、轉化出新的思維。
存在的不一定合理,合理的不一定存在。演化並不一定都是進化,有時反倒是退化!有人說:“人生最大的痛苦乃是理想的不能實現、實現的不是理想。”歷史的最大悲劇在於優者被淘汰,而劣者適應生存,造成“劣勝優汰”的退化。……那么人生的追求何在?歷史的意義何在?終極價值何在?所有這些困惑的解答,都離不開具體細節、實質性的細節,而決不取決於“假大空套”的豪言壯語,也不能從胡侃和廢話里受到啟發。假大空套、表面文章都無法構成真正的存在方式;而實質性的具體細節及真相的細節組合,才能構建重要的存在方式。
這個概念十分重要。存在方式給人的印象、刺激、感動,往往在於一些具體細節!人們不會記得空話大話套話(耳旁風),但是能記住一些具體細節。很多細節都有更深的內涵值得去挖掘。我們雖然看到那么多十分雄辯的或者非常宏大的敘事,但最終我們所關注的還是一些實質性的細節。
永遠要記住:“什麼叫細節?細節就是你特有的‘珠子’。你要穿一串項鍊,這串項鍊要跟別人的不同,你起碼得有幾顆是你的'珠子'。一顆顆珍貴的珠子能使一串項鍊熠熠生輝。一些好的細節能使一篇作品讀後難忘。”
本書所描述的,乃是60年間中國入衣食生態的“存在方式”,這些細節的珠子,穿起一串串項鍊。於是它們就可以獲得某種真實的存在方式。
隨著時間的流逝,歷史很容易被忘卻,但有些“存在方式”卻不會被忘卻。前車之覆,後事之師。存在方式的信息,對於求知、求真的人們,永遠具有某種神奇的吸引力。儘量準確翔實的歷史記載、實錄,作為某種“存在方式”永遠是人文的寶庫,留待後輩們不斷發掘和深入提煉,並且從中獲得無窮的樂趣。
我有一個強烈的願望,是讓大家知道“什麼叫研討真相”。愛因斯坦說過:什麼叫科學?現代科學建立在兩個基礎上。第一,辨明真相要有可重複的證據。什麼叫可重複?你去觀察是這個樣子,換了別的眼睛去觀察也是這個樣子,可以重複核驗的。第二,探討真理要合乎邏輯,你這套東西要自成系統,不能自相矛盾,不能假大空套,一定要合乎邏輯,合乎理性。惟其如此,別人的大腦和心靈,才能夠印證和接受你這些論述,從而激發新的感悟。
“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