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藩部要略稿本》是1997年黑龍江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圖書，作者是(清)祁韻士撰，(清)張穆改定。
基本介紹
- 作者：(清)祁韻士 撰 / (清)張穆 改定
- 譯者：包文漢 整理
- ISBN：9787531631156
- 頁數：485
- 定價：18元
- 出版社：黑龍江教育出版社
- 出版時間：1997-2
- 裝幀：平裝
- 叢書： 邊疆史地叢書
內容介紹
本世紀80年代初，筆者選擇了《藩部要略》這部書作為原教育部古籍整理項目。現在第一步整理任務告竣了，做到這一步實在不易，多年來在諸多師友和同行的指點、幫助和鼓勵下才有這部書稿的完工。整理過程中得到了原內蒙古大學金啟孮教授的指教，書稿完成，金先生不顧年邁，又為本書親筆寫序；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邊疆史地研究中心馬大正教授給予具體指導。值此書稿即將付梓之際，謹向師友和同行表示衷心地感謝。現將書稿的整理概況向讀者予以介紹，因學識和能力所限，介紹的內容難免有疏漏和錯誤之處，祈望學者和同行提出批評與指正。
一、改定稿本概況
《藩部要略》是一部有關清朝外藩諸部，主要是蒙古部落的編年史著作。作者祁韻士。成書於道光年間，有兩種刻本流行於世，一是道光丙午筠淥山房刻本，二是光緒間浙江書局重印本。本世紀80年代初期，筆者在北京圖書館發現一部張穆親筆改定的《藩部要略》稿本。整理這部稿本時，參照民國商務印書館出版的萬有文庫本《清朝通典》（原書名《皇朝通典》）、《清朝文獻通考》 （原書名《皇朝文獻通考》）等書名；張穆改定的《藩部要略》稿本與刻本又有所不同，故將《皇朝藩部要略》稿本，改稱《清朝藩部要略稿本》。
張穆改定時使用的《藩部要略》稿本是清代抄本或謄清本。據北圖著錄：史部·雜史類，著錄作《皇朝藩部要略》16卷。全書14冊，分裝上下兩函，每函7冊。書封面寫有“清祁韻士撰，清抄本，張穆改定”。另一處著錄“《藩部要略》16卷，張石州手定原稿本”。上函卷一、卷二之後有“外蒙古喀爾喀部要略”一和二，沒有卷數，按順序應是卷三和卷四，以下為卷五、卷六，直至卷十。下函始卷十一，終於卷十六，其中“厄魯特要略七”，未寫卷數，按順序應是卷十四，所以著錄為16卷。實際上下函中還有“西藏要略”一和二，也無卷數，按順序應是卷十七和卷十八這樣，全書當作18卷，與通行本的前18卷完全相同。
此本墨筆所抄，朱筆斷句，頁10行，行20字。書上有多處增補刪改，眉上行間多有勾勾畫畫，還有眉批和以三角和圓圈（△和〇）表示的著重號等。刪改文字有的寫在書頁上，有的寫在粘單上。據統計，18卷中，改動處多達千餘處，增補約有600餘處，刪減40餘處。增刪文字，少則一字，數字，多則幾十或幾百宇，最多竟達1200餘字。這些增補、刪改的文字，就是張穆複審時改定的，北圖書目和傅增湘所指“張穆改定”當指此。
此本曾為傅增湘收藏。序文前後和書上有傅氏家族鈐蓋的八方印記，印文分別是“江安傅沅叔收藏善本”、“長春室主”、“傅增湘”、“藏園”、“江安傅氏藏書鑑定書籍之印”、“雙鑒樓珍藏記”、“晉生心賞”、“忠謨繼鑒”。[1]
傅增湘所著《藏園群書經眼錄》，對此本也有記載。該書卷四，史部二。雜史類載有《皇朝藩部要略》16卷。書前目錄標為“清寫本，張穆改定”。卷四正文記為“清祁韻士撰，張穆改定”。又說：“祁氏原稿，張石洲穆改定。眉上行間細楷如蠶，文長者別寫一幅粘附其後。據李申耆序，原名《各藩提要》，今名則石洲別行改定也。地理名著，更經宿儒手訂，擬以善價收之。（癸酉），已收”[2]
為了進一步弄清傅增湘在《藏園群書經眼錄》中記載的《藩部要略》的有關情況，筆者專程拜訪傅增湘之孫傅熹年先生。據傅先生介紹，《藩部要略》此書是其祖父早年從一位北京著名藏書家徐坊手中購買的。徐氏字梧生，山東臨清人[3]。《經眼錄》中所記購書時間：癸酉年，當指1933年。傅先生繼續介紹說，解放前夕，大約是1947年，該書賣歸北京圖書館，是趙萬里先生親自到傅家選購的。入北京圖書館後，書中又鈐有“國立北平圖書館收藏”鈐記。
經過張穆改定的稿本書名作《皇朝藩部要略》。此前見於記載的書名有《外藩蒙古要略》[4]，這是收入李兆洛《養一齋文集》卷五中序文標題的書名，當是李氏最初給此書的命名而序文中的行文，均寫作《外藩提要》。張穆使用的本子，是清代的傳抄本或謄清本，此本序中書名先寫作《各藩提要》[5]，接下文隔三行又寫作《外藩提要》[6]，改定稿本序中張穆親筆將《各藩提要》和《外藩提要》均改作《藩部要略》[7]。《養一齋文集·外藩蒙古要略序》中沒有《各藩提要》的記載。由此可見，《藩部要略》這一書名乃張穆最後的定名，其原如祁寯藻在《藩部要略跋》中所言，由於祁韻士的著作《西陲要略》已經刊行，故從其例也改稱“要略”。[8]
此本原抄未署作者名字，張穆在原抄卷一正文前先用墨筆補寫：“前史官壽陽祁韻士鶴皋纂輯”、“寶山毛岳生生甫編次”、“江陰宋景昌勉之校寫”、“平定張穆季穆複審”。後又用墨筆將“纂輯”的“輯”字刪去；用朱筆把四人的字“鶴皋”、“生甫”、“勉之”、“季穆”等八字刪去。同時在正文右上方眉批：“以後每卷皆照此”。
經核對，正式刊行的筠淥山房本正是照此刊印的；此本所改定的書名、著者以及所改定的文字均與通行的刻本基本相同。可以斷定，此本就是道光二十六年付刊的《藩部要略》的定稿本。
二、史料來源與成書過程
要弄清楚《藩部要略》的史料來源和成書過程，必先從祁韻士和他的《王公表傳》說起。祁韻士是《藩部要略》的第一作者。祁韻士（1751－1815），字諧庭，一字鶴皋，號筠淥，山西壽陽人。乾隆四十三年（1778）進士，入庶常館學習，為翰林院庶吉士，師從大教習滿洲鑲白旗人德保和小教習滿洲鑲藍旗人富炎泰學習滿文，成績優良，深得當時滿、蒙、漢學者于敏中、嵩貴（蒙古鑲黃旗人）、王傑、雷輪等人器重和賞識[9]。乾隆四十五年四月，散館，授編修。四十六年九月，充武英殿纂修《四庫全書》分校官。四十七年，充國史館纂修官，由相國國史館總裁大學士嵇璜推薦，奉旨接管幹貞纂修《蒙古回部王公表傳》。五十二年，充任國史館提調兼總纂官。五十四年，歷辛“八年而書始成”[10]。書成，深得翰林院掌院學士滿洲正藍旗人阿桂及嵇璜等人誇獎，“保薦一等，以行走勤慎，才具明練，注考引見，記名以道府用，仍加一級” [11]。嘉慶十年（1805），祁韻士受“虧銅案”牽連，發往伊犁當差。著有《西域釋地》、《西陲要略》、《萬里行程記》、《濛池行稿》、《西陲百詠》等書；在伊犁期間，曾在伊犁將軍瑪拉特松筠手下充當印房章京，協助松筠編著《伊犁總統事略》[12]。嘉慶十三年，“當差”期滿，十月由伊犁起程，次年三月回到故里。晚年一度在兩江總制松筠手下“襄理幕務”。陝甘制府那彥成處“授讀”，又任蘭山書院和蓮池書院山長。嘉慶二千年病逝于山西保陽書院[13]。
祁韻士自乾隆四十七年奉旨接纂《蒙古回部王公表傳》，至乾隆五十四年“《蒙古回部王公表傳》書成，仰蒙欽定”[14]。在編纂《王公表傳》的過程中，首先閱讀了蒙古、新疆等各地區、各部落的“抄送旗冊”，然而這些資料“雜亂糾紛，即人名亦難卒讀，無可作據”。他便同助手一起“悉發大庫，所貯清字紅本”閱讀蒐集，“凡有關於外藩事跡者，概為檢出，以次覆閱詳校”。各種資料相互參照，“積累既久，端緒可尋”。為了保證史料的準確性，“必以見諸《實錄》、紅本者為準”[15]。對於地理資料，“西北一帶山川疆域，必先明其地界方向，恭閱《皇輿全圖》，譯出山水地名，以為提綱”。理清蒙古“王公等源流支派，則核以理藩院所存世譜訂正勿訛”[16]。可見他對紛雜的資料，曾作了嚴密的考據。他每日早出晚歸，風雨寒暑不誤[17]，“每於灰塵坌積中，忽有所得，如獲異聞”。以苦為樂，“如是者八年，而書始成”[18]對蒐集到的資料，他又同助手們“擇其緊要節目，隨閱隨譯，薈萃存作底冊，以備取材” [19]，數量多達數十帙。這些資料，有各地抄送的“旗冊”，多至二百餘旗，有內閣大庫所藏的檔案“紅本”和“實錄”，有理藩院所存外藩各部的“世譜”。這都是極其珍貴的第一手資料，來源既廣泛又最直接，只有出任史官而又因工作需要才可能利用它們，而絕非一般人所能接觸到的。這批資料原文除漢文外，“清字”自然是滿文書寫的，外藩各部落、各旗抄送的“旗冊”和理藩院所存“世譜”，一定有蒙古文寫的，而且數量不會少，可能還有用維吾爾文和藏文等文字書寫的。這些少數民族文字史料，一般漢族學者即使有機會看到也很難閱讀和利用。祁韻士本人精通滿漢文，與其他滿蒙漢等各族助手將它們“隨閱隨譯”出來，薈萃成幾十帙的“底冊”，是《藩部要略》成書的豐厚基礎，其功不可沒，張穆改定的《藩部要略》稿本將他署為第一作者是當之無愧的。
在編纂《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傳》時，祁韻士曾用國史館和理藩院的檔案、世譜，編有資料長編稱為“底冊”。《王公表傳》成書後，底冊仍留祁氏手中，共有“數十帙”。“未經更事釐訂，藏之家篋五十餘年，幸無失墜”[20]。道光十七年（1837）九月，祁韻士已去世多年，其子祁寯藻以江蘇學政視學江蘇，攜其父所留下的“底冊”赴任，駐節江陰。次年，輿地學家李兆洛進見祁寯藻，“叩鶴皋先生諸書”[21]，祁寯藻拿出祁韻士所著《西陲要略》和《西域釋地》二書讓李兆洛閱讀，並說：“《藩部要略》尚未刻也”[22]，請李兆洛助成之。
《武進李[兆洛]先生年譜》：道光十八年九月為李兆洛七十壽辰，李兆洛友人及門生為其舉行祝壽會，祁寯藻等數百人參加祝壽會。很有可能就在這次祝壽會期間，祁寯藻與李兆洛相見之時提出了關於整理《藩部要略》手稿一事。《年譜》：祁李相會時“祁公出其先公鶴皋先生所著書《外藩蒙古回部王公傳》，則史館時奉敕編撰稿本也。《西陲總統事略》、《西域釋地》、《西陲要略》則謫戍時塞外所著也。……公以《西域釋地》三種已有刊本，而《外藩傳》先人精力所萃，外間少知者，意欲綜各傳為編年體，成一家之私書，故屬之[李兆洛]先生”。[23]這部《年譜》是李兆洛門生蔣彤編著的。祁李相會後不久，李兆洛在致友人徐松的一封信中又詳盡而具體地談到了這件事情。信云：“[祁]春浦學使來[24]，一見相得，深荷盼睞，學博才贍，而心平氣和，通達事變，不為目論；尊人鶴皋先生在館時，《蒙古諸王公表傳》是其一手所成，近以欽定本入《四庫》書，手稿藏於家，而《四庫》之本外間無刊布者，意欲梓行，而恐有違礙，故於揚州文瀾閣[按：當作文匯閣]中借庫本鈔出一校，稍更易其例，成私家之書，此於學者甚有益，於國史又有裨，欲以見委而洛深恐才不足，任之依違未果也”。[25]前述所指的《外藩傳》和“手稿”，即祁韻士編纂《王公表傳》的資料長編、“底冊”或“手稿”，是今本《藩部要略》的原形。
三、《稿本》和《改定稿本》的學術價值
這裡所指的《稿本》是張穆所利用的清抄本。當是李兆洛接受祁寯藻的委託後，交由毛岳生所“編次”的稿本。史料來源主要是《外藩傳》或稱作“底冊”的資料長編，編就即是《藩部要略》的毛氏本，這個本大概經過“謄寫”或抄錄，成為張穆所利用的本子。《稿本》經張穆手定，成為《藩部要略》的改定稿本，即今藏北京圖書館的善本。張穆在稿本上朱墨兩筆進行增刪補改，勾勾畫畫，眉批多處，有時加寫著重號：或寫△，或畫〇，或寫豎線－。
改定稿本的學術價值，許多內容體現在張穆對稿本的改定複審中。《石州年譜》：道光二十五年，“複審祁鶴皋太史《藩部要略》十八卷”。[26]從改定稿本上批改的文字可以看出，張穆在複審時增補和刪改的份量是很大的，對《藩部要略》的成書和質量的提高貢獻不小。除了確定書名和明確了作者之外，從書寫形式到具體內容都有較大改動。
在行文格式方面，按古代史書慣例，對應提行而未提的作了統一。如遇“帝”、“敕”、“命”、“旨”、“諭”、“頒”、“賜”、“賞”、“朕”、“上”、“詔”、“授”、“皇帝”、“親征”、“親統”、“太祖”、“太宗”、“駐蹕”等字句，便眉批：“凡〇〇處，皆另行，下同”；或註明“上款書另行”。
增補的內容有人名、地名、國名、數字、部落名稱、事件具體內容，還有皇帝諭旨和張穆本人的“穆案”等。現舉例如下：
增補人名例，如，天命九年（1624），清太祖努爾哈赤派遣使者與科爾沁部首領奧巴舉行會盟，改定稿本對此紀事增補了後舍所派使臣的名字：希福[27]。天聰元年（1627），蒙古奈曼部首領袞出克、敖漢部首領索諾木杜棱等，脫離察哈爾部歸附後金，進見天聰汗皇太極，隨行人員有五位台吉：土謝圖、岱青達爾漢、桑阿爾齋、鄂齊爾、都爾巴。張穆補文64字記載此事，增補入的五台吉名稱，具有重要價值。
天聰二年，喀喇沁部不滿察哈爾統治，向後金“乞內附”，首倡歸附者是蘇布地及其弟萬丹偉征。同年，後金攻打察哈爾部，科爾沁奧巴違命不赴指定地點集會參戰，皇太極派遣索尼等，“以書詰之”。上二事中蘇布地、索尼等人名是張穆改定時增補的。
增補地名例，如，“癸巳年（1593），蒙古科爾沁等九部聯軍伐滿洲，聯軍失敗，努爾哈赤乘勝追擊，“追至哈達部柴河寨南”。戊申年（1608），努爾哈赤派兵攻打烏拉部，並包圍據點“宜罕阿林城”。“柴河寨南”、“宜罕阿林城”二地名為張穆改定時增補。
天命間，科爾沁部奧巴致信努爾哈赤，請求支援以御察哈爾。張穆增補信的內容43字，其中點出奧巴遊牧駐地是“嫩江水濱”。天聰八年，後金召集蒙古各部會議，“定蒙古牧地疆界”。張穆改定時增補了這次重要會議的地點“碩翁科爾”。
天聰間，蒙古喀喇沁部與鄂爾多斯、阿巴噶、土默特等部聯合，打敗察哈爾部兵於土默特所屬“趙城”。皇太極下令後金軍攻打察哈爾，傳檄蒙古諸部騎兵會於“綽洛郭勒”。“趙城”和“綽洛郭勒”二地名是張穆據《蒙古王公表傳》補充的。
崇德二年（1637）正月，清軍攻打江華島。張穆改定時指出江華島屬於朝鮮。
為了具體說明某一事件，張穆在改定稿本中增補了必要的數字。如前文提到“趙城之戰”，被打敗的察哈爾兵力有“四萬”；喀喇沁部與後金會盟，派遣“喇嘛五百三十人”來朝；其中的數字是張穆補入的。記述趙城之戰參戰的蒙古各部時，稿本遺漏了土默特部，張穆也在改定稿本上補入。
關於對具體歷史事件敘述上的補充，張穆在改定稿本中做了大量認真細緻的工作。如前文中提到的天命九年蒙古科爾沁部奧巴與後金會盟事，稿本用41字敘述；張穆增補43字，補充了後金使臣的名字、身份[28]。這樣奧巴表示與後金修好守約的誓言，要求歸附後“賜援”等內容，對事件情節的記述就更加清楚了。
對於涉及重大歷史事件的重要書信，張穆在改定稿本上多予補入。天聰九年五月，喀爾喀蒙古車臣汗和土謝圖汗致信後金天聰汗皇太極，稱述後金功德，表示雙方通好[29]；與此同時，二汗又致書林丹汗之子額哲，勸其勿事後金，而要歸附喀爾喀蒙古。對這兩封反映當時喀爾喀蒙古、察哈爾部、後金三者之間複雜關係的信件，張穆特寫粘單補入[30]，並在原稿本上註明：“歸附其部下夾行寫入書曰至遲延雲”。
天聰九年十二月，喀爾喀蒙古車臣汗碩壘及內蒙古烏珠穆沁部的多爾濟、蘇尼特部素塞、阿巴噶部都思噶爾等，聯合派遣偉征喇嘛等4人，率132人齎書進見天聰汗皇太極，書信表示與天聰汗“願往來通問不絕”，“共守盟約，以享太平”。張穆也將此信以粘單書寫，夾注小字補入正文，計127字。
原稿本未載的重要史事，張穆亦予補入。順治元年（1644），清帝福臨登基，多爾袞攝政，進軍北京，明將吳三桂求降，聯合清軍共同鎮壓李自成。這些史實，對當時的歷史有重大影響，張穆把它補入改定稿本卷二。
原稿本順治元年四月乙丑條下，張穆補文長達800餘字。主要內容有二：一是吳三桂自山海關派遣屬下郭雲龍等給清朝的信；二是清朝攝政睿親王多爾袞給吳三桂的覆信[31]。
關於具體歷史事件的補充，改定稿本中還有多處[32]。
此外，改定稿本中還有多處補入一些政策性較強的皇帝諭旨。例如：天聰元年，內蒙古奈曼部首領袞出克和敖漢部首領索諾木杜棱等投奔後金，在這一條下，張穆以粘單形式補入康熙年間關於奈曼、敖漢兩部的一道諭旨[33]。諭旨主要內容是康熙帝巡視內蒙古，並派清朝官員“教養蒙古”，鼓勵發展農牧業生產。指出敖漢和奈曼等蒙古地方，“地沃宜禾”，“田土甚嘉，百穀可種”’提倡和鼓勵發展農業；又指出：“蒙古牲口，惟賴牧地”，對未曾墾耕的水草甚嘉之地，要“酌留草茂之處為牧地”，以發展畜牧業，使農牧業“兩不相妨”。以此說明清朝對奈曼、敖漢二部的措置。
在天聰九年有關蒙古鄂爾多斯部的一條記載下，張穆補入一道康熙三十五年的諭旨，總計123字，以夾行小字記載了鄂爾多斯部落牧民的生產、生活情形和當地的風土人情，指出這裡水革豐美，牧畜蕃盛，圍獵嫻熟[34]。
四、改定稿本與其他版本
所謂改定稿本是指張穆所利用的《藩部要略》的一種稿本，在本文中以丁本名之。丁本現存北京圖書館。筆者縱觀丁本，發現丁本眉批有“仍照原本”和“照原本寫”[35]的字句。由此可知，丁本之前尚有其他稿本。
據《藩部要略》一書的編纂過程和有關資料，略述丁本之前的幾種稿本。祁韻士死後留在家中的《王公表傳》的“底冊”，共有“幾十帙”。祁寯藻赴江蘇時，隨身攜此“底冊”，並請李兆洛代為整理，以私家之名刊行。李兆洛《年譜》中“底冊”稱《外藩傳》，在李兆洛致徐松的信中稱“手稿”[36]。“底冊”、“外藩傳”、“手稿”等，都是祁韻士為編纂《王公表傳》而做的資料長編或《王公表傳》最原始的稿本。故本文中將“底冊”、“外藩傳”、“手稿”、資料長編等稱之為甲本。所謂甲本，即是祁寯藻委託李兆洛整理的本子，李氏將甲本交給毛岳生，經過毛氏“編次”。宋景昌“校寫”，祁寯藻、李兆洛等人從揚州文匯閣借出四庫本《王公表傳》，與毛編宋校本相校，“稍更易其例”[37]，而“成私家之書”[38]，此本名之為乙本。宋景昌所增輯的《藩部要略·藩部世系表》，可能就在借出四庫本《王公表傳》之時，或稍後，初步完成了《藩部世系表》，所謂“增輯”之“增”的內容，可能是在四庫本《王公表傳》的《表》的內容基礎上再補而成[39]。
前述丁本，眉批有“原本”一說，那么，乙本與“原本”是何關係？一種可能，乙本即是“原本”，另一種，乙本不是“原本”，而是乙本的抄本或謄清本，這便是丙本。按第一種可能，丁本是乙本的抄本，即是“原本的抄本”。按第二種可能，丁本則是丙本的抄本了。歸納而言，丁本之前有甲乙兩種稿本或甲乙丙三種稿本。
丁本在正式刊行前，總要進行抄寫或謄清，據現有資料，對丁本進行抄錄或謄清的本子，有很大可能是精抄本[40]，以戊本稱之。
關於戊本略作說明如次。在考察《藩部要略》版本的過程中，筆者在北大圖書館發現一部《藩部要略》（殘書），為此事筆者曾向王鐘翰、吳豐培二位前輩請教，同時在原中央民族學院圖書館喬仁誠先生熱情幫助下，在民族學院圖書館又看到一部《藩部要略》（殘書）。1990年，喬先生不顧年邁，帶上民族學院藏書，親領筆者前往北大，-與北大圖書館張玉范女士等人共同鑑定，確認兩所院校分藏的《藩部要略》實為一部書，兩部殘書合在一起還少兩卷。
現分別抄錄如下：
北大藏書：
《藩部要略》四冊：卷一：36葉，卷二：28葉，卷三：28葉，卷四：26葉，卷五：24葉，卷六：22葉，卷七：23葉，卷八：27葉，卷九：32葉。卷一至卷二為內扎薩克要略；卷三至卷八為喀爾喀部要略；卷九為額魯特要略。是書有“燕京大學圖書館藏書”鈐記。函套外標有元、亨、利。
中央民族大學藏書：
《藩部要略》九冊：卷十：46葉，卷十一：39葉，卷十二：31葉，卷十三：27葉，卷十四：17葉，卷十七：29葉，卷十八：22葉，卷十九：49葉，卷二十：44葉，卷二十一：33葉，卷二十二：9葉。卷十九至卷二十二為《皇朝藩部要略表》。《要略表》前署“原任翰林院編修國史館提調兼總纂官臣祁韻士恭輯”，並鈐有“壽陽祁氏藏書”鈐記。
北大藏書卷九額魯特要略，原書寫作“額魯特要略附”，這是將“額魯特要略一”，改作“額魯特要略附”，此舉乃書賈所為。“一”字改作“附”字，明顯可認。
兩校藏書實為一部，分藏幾十年，今日得以確認，實乃幸事[41]。
上述戊本，一般而言，社會上無正式刊本時，才會有人進行抄錄，或閱讀，或保存。筆者目前尚未了解戊本全貌，據初步核對，凡是丁本中張穆增補的文字，在所見戊本中均列作正文，看不出有增補的痕跡。丁本卷一粘單記載：“齊賽改齋，三頁前九行”。此九個字，在北大藏《藩部要略》卷一第36頁上亦有相同記載。由此可見，有極大可能性，戊本是丁本的定稿本了。
但是，還有不明或不解之處，丁本有的內容戊本沒有。如卷一：“先是壬子年，明安以女歸太祖為妃。其朝也，太祖迎於百里外富爾簡岡”。類似的例子還有[42]。尚需今後深入研討。
丁本有了定稿本後，道光間以筠淥山房刻本正式刊行，即道光丙午（1846）刻本，本文中以己本名之。
光緒間浙江書局以道光本為底本重刻，以庚本名之。
目前，社會上流行較多、常見的即己本和庚本。
從祁韻士編纂《王公表傳》，到祁寯藻委託李兆洛等人編次《藩部要略》，以表的形式歸納如下：
原始檔案（內閣大庫、理藩院所藏）
甲本——乙本（毛編、宋校本）宋《表》（宋氏增輯《藩部表》、徐松重訂《藩部表》）。
（底冊、手稿資料長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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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公表傳》（四庫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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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本（原本：改定稿本眉批“仍照原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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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本（張穆改定稿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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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本（精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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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本（道光丙午筠淥山房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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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本（光緒浙江書局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