諫議制度是中國古代政治制度的重要內容，也是君主專制制度的一種補充，隨著專制皇權的不斷強化有日漸萎縮的趨勢。
基本介紹
- 中文名：清代諫議制度研究
- 外文名：Study of the expostulation system of Qing dynasty
- 作者：梁娟娟著
- 學科專業：中國古代史
基本信息,內容簡介,
基本信息
副題名
外文題名
Study of the expostulation system of Qing dynasty
論文作者
梁娟娟著
導師
朱誠如，晁中辰指導
學科專業
中國古代史
學位級別
博士論文
學位授予單位
山東大學
學位授予時間
2009
關鍵字
政治制度 監察 清代
館藏號
D691.42
館藏目錄
2010\D691.42\8
內容簡介
諫議制度是中國古代政治制度的重要內容，也是君主專制制度的一種補充，隨著專制皇權的不斷強化有日漸萎縮的趨勢。隨著清代皇權的登峰造極和專職諫官的消失，清代的諫議制度似乎無跡可尋，然而事實並非如此。首先，台諫合一後，科道官匡扶君主、諫爭得失的職能並未消失，御史、科道官依然負有諫諍和監察的雙重職能。其次，就統治者本身來講，他也不會取消諫議制度，因為在君主專制的時代，諫議制度的存在不僅是對君主本身的一種制約，還是對有關國計民生的一系列問題提供一個群策群言的機會。因為君主一人的能力畢竟有限，即使君主本身再英明睿智，也不可能解決治國過程中的一切問題，所以清帝不斷下詔求言，要求科道官針對有關民生休戚、政治得失、君主不當方面的問題直言無隱。 諫議制度，從主體上來講，有狹義和廣義之分。狹義上專指諫官對君主過失和各種國家管理事務提出看法、建議；廣義上則包括文武百官在治理國家某些方面的看法和建議。諫諍涉及的範圍很廣，大到軍政要事，小至君王自身的不當行為，都可進行指陳，其目的在於拾遺補缺、獻可替否，指陳時弊、匡扶君主。採取的方式主要是封駁詔書、朝堂議事和上書言事。 本文以清代的諫議制度為研究對象，在時間上包括清入關前的後金時期和整個清代。由於清代皇權的空前強化，諫官組織日益監察化等原因，學者們的研究多集中於清代監察制度方面，對清代的諫議制度卻著墨甚少，對以科道官活動為中心的諫議活動的動態研究亦少，對一個皇權強化時代下的皇權制衡問題缺乏一個全面、系統的論述。
為此，本文將清代的諫議制度作為研究對象，將對這些問題進行進一步探討與整合性研究。第一，將御史、科道官的活動從監察制度中分離出來，對清代的諫議制度做一定位。第二，對科道官在專制皇權強化下諫諍職能的萎縮做了深入探討，分析其原因和表現。第三，力圖動態地呈現清代專制皇權達到頂峰狀態下，科道官員的活動，以及在皇權干預下科道官的活動受到限制後，新的言諫道路的開闢。通過對比科道官員的活動和帝王對進諫的態度分析清代歷朝帝王在求言、納諫、拒諫方面的得失，希冀對一個強權籠罩下的有限諫諍作一客觀評價。第四，分析了晚清的諫議制度與前中期相比帶有的鮮明時代性，傳統的諫議制度在救亡圖存的驅使下，開始向近現代議會民主制轉變。 本文以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方法論為指導，採用歷史學和政治學等領域的研究方法，通過對比、分析、綜合，由多維視角系統地對以清代歷朝帝王和科道官員活動為中心的諫議制度進行動態研究，揭示清代諫議制度的時代性。本文運用的史料主要來自官修實錄、政書、起居注、上諭檔、奏稿、文集、筆記等。在研究過程中，注重以史料來論證史實，堅持論從史出、史論結合的方針，力圖結論的客觀準確。 鑒於資料和能力等方面的限制，本文不可能對廣義的諫議制度進行面面俱到的研究，而是選取了幾個方面作為研究的重點： 第一部分：清代諫議制度的確立。包括清以前諫議制度的簡單回顧，清代諫議機構和職官設立之前，努爾哈赤、皇太極統治前期的諫議活動，和都察院、六科的組織機構及諫議職能。努爾哈赤作為滿族興盛的奠基者，在東征西討的過程中積累了豐富的治國經驗，在納諫方面亦有獨到的見解。他不僅在女真原有的軍事民主制基礎上創建了旗主貝勒議事制度，還不斷申明求言納諫的重要性，他的求言納諫思想，閃耀著樸素辯證法的光輝，可為後世借鑑者良多。皇太極統治時期，前期進行了一系列加強汗權的措施，打破了努爾哈赤“八王共治”的構想，實現了汗位獨尊。後期，不斷完善後金的制度建設，改國號為“清”，並採納群臣諫議，設立都察院，規定都察院官員為朝廷諫諍之官，可以諫諍君主，監督諸王貝勒大臣。入關後，清承明制，設立六科，六科給事中掌諫諍封駁，是為獨立的諫議機構。都察院和六科的設立及執掌的明確，標誌著清代的諫議制度初步確立起來。 第二部分：清代諫議制度的發展，探討了傳統的科道諫言外的諫議渠道。隨著清代專制皇權的不斷強化，科道官員的諫諍權萎縮。首先，雍正元年，雍正帝下詔將六科併入都察院，台諫合一；加之，密折制度的推行，六科給事中的封駁權已名存實亡；其次，為避免出現明末言路膨脹導致政治敗壞的惡果，清帝有意識地防範、壓制科道官，致使矯枉過正，科道官直言敢諫的銳氣大打折扣；再次，出於民族防範的心理，科道官的活動受到多方掣肘，在很多問題上不敢暢所欲言。在此形勢下，清帝為了周知庶務、集思廣益，不斷採取措施拓寬言路。最成功的做法莫過於奏摺制度的推行。奏摺最初是以密折的形式出現的，帶有告密文書的性質，是清帝指定的少數人才有的特權。但隨著使用範圍的擴大和包含內容的廣泛，不僅君主可以藉此了解吏治民生，有摺奏權的官員也可以附錄自己對某些政事的意見，密折遂成為有效的開言路之法。雍正時期，雍正帝放寬了可以具折人的範圍，確立密折制度。乾隆帝即位後，進一步規範密折制度，形成奏摺制度推行全國。其他的開言路之法還有，因災異上言和借經筵日講進言，這兩種方式帶有極大的偶然性，適用的範圍也較為狹窄。每當天災或天象異常，帝王在反省自身的同時下詔求言，此時可以建言的人員的範圍因為帝王的要求得以放寬，在內容上也可以觸及一些敏感話題。而借經筵日講進言，則主要是在帝王較為年輕，且有向學之心的情形下才能發生。 第三、四部分：對清前中期的帝王在納諫拒諫方面的態度和科道官在進諫方面的活動進行了考察。入關之初，官員在制度建設方面的諫言，基本都能被採納，使得清代國家機器在很短的時間內得以正常運轉。但圍繞順治朝的剃髮、逃人等問題的諫諍，則以皇權的勝出和科道官的敗北告終。科道官因不畏強權，直言諫諍，被貶黜者不知凡幾，承襲明代的敢諫銳氣，被打擊殆盡。可見，順治帝在維護滿族的利益方面是不遺餘力的。康熙帝可算是開明之主，大方面在“禁海”、“遷海”問題上不聽諫言，給沿海經濟帶來沉重災難。雍正、乾隆前期，政治較為清明，但自乾隆中晚期開始，乾隆帝剛愎自用、聽不進逆耳忠言，盛世下的隱憂浮現出來。嘉慶、道光帝在統治前期，能夠勵精圖治、廣聽博採，但缺乏持之以恆的決心和力挽狂瀾的果敢，清王朝興盛的局面不再，逐漸走向下坡路。 第五部分：對晚清諫議制度的變化作了分析。鴉片戰爭後，中國以一個十分屈辱的姿態邁入近代，中國傳統的政治、經濟、思想文化體系也在此衝擊中開始了痛苦的轉型。為了救亡圖存，有志之士開始從各方面探求強國禦侮之路。最初側重在科學技術方面向西方學習，實行洋務運動，但以失敗而告終。人們轉而在政治制度方面思考救國良方，思考的最終結果認為與西方相比，清朝一蹶不振的癥結在於：君民隔閡、下情不能上達。解決的方法在於設議院、開國會，以群治代替專制。經過士人、官員數十年的呼籲和請命，清廷在不得已的情況下接受了設議院、開國會的主張，實行預備立憲。儘管因為專制皇權不甘心退出歷史舞台，清廷頒布的很多措施都帶有極大的欺騙性，但諮議局、資政院這些機構的設定標誌著中國古代的言諫制度開始向近代議會民主制轉變。而清廷的改革則表明封建專制制度已走到了窮途末路，必將讓位與民主制。 第六部分：選取了晚清諫諍的兩個典型事例，分析了參與諫諍的人員組成和諫諍的內容，總結了晚清諫諍的時代特徵。與清代前中期的諫諍活動相比，晚清諫諍活動受當時政治局勢的影響頗深，帶有明顯的時代烙痕和救亡圖存的印記。這一時期，言諫權超出科道官的範圍，在愛國情懷的感召下，不僅台諫官發揚了“寧鳴而死，不默而生”的氣節，無言責官員、知識階層，甚至普通民眾，都奮起疾呼，呼籲清政府強國禦侮，就參與人員的範圍方面有越來越廣的趨勢。而在諫諍的內容方面，也有逐漸向近代民主政治過渡的趨向。 第七部分：對整篇文章進行總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