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秋審文獻（30冊）

內容簡介

《清代秋審文獻》前言

楊一凡

有清一代，曾在長達二百餘年間實行秋審制度。何謂“秋審”? 康熙《大清會典》卷一三○《刑部?朝審》曰：“直隸各省重囚，比照在京事例，令督撫各官將情真、應決、應緩，並有可矜可疑者，分別詳審，開列具奏，候旨定奪，名曰‘秋審’。”董康輯《清秋審條例》第一章第一條云：“於霜降後審錄年度內判結監候之斬、絞人犯，曰‘秋審’。”清代法律文獻常用“覆核”一詞表述秋審制度的性質，會審則是秋讞的主要形式，故從其性質、運作方式方面表述也可以說，秋審是一種以會審為特色的死刑覆核制度。

清代秋審制度是在總結和吸取歷史上死刑覆核制度特別是明代朝審制度經驗的基礎上形成的。起源於先秦並被後世繼承發展的“慎刑”、“天人合一”、“秋冬行刑”思想，是死刑覆核制度的思想基石。鑒於“人命至重”，自兩漢到明代，在司法審判過程中逐漸建立了“錄囚”、“覆奏”和“會審”等制度。“錄囚”之制始於西漢，後世相沿使用。南北朝時期，死刑覆核制度有了新的進展。據《魏書》卷一一一《刑罰志》載，北魏太武帝時規定：“當死者，部案奏聞。以死者不可復生，懼監官不能平，獄成皆呈，帝親臨問，無異詞怨言乃絕之。諸州國之大辟，皆先讞報乃施行。”隋唐時期，死刑覆核制度進一步完善。《隋書》卷二五《刑法》云：“（開皇）十五年制，死罪者三奏而後決。”《唐六典》卷六載：唐代“諸決大辟罪，在京者，行決之司五覆奏；在外者，刑部三覆奏。若犯惡逆以上及部曲、奴婢殺主者，唯一覆奏”。《唐律疏議》卷三○“立春後秋分前不決死刑”條：“諸立春以後、秋分以前決死刑者，徒一年。其所犯雖不待時，若於斷屠月及禁殺日而決者，各杖六十”；“死囚覆奏報決”條：“諸死罪囚，不待覆奏報下而決者，流二千里。”宋、元沿襲唐制。明代中葉時，死刑覆核制度發展為朝審。明英宗天順二年（1458年）九月定會審之令，天順三年（1459年）始，每歲霜降後，三法司同公、侯、伯會審重囚，謂之“朝審”，後為累朝遵行。清建國之初，於順治十年（1653年）京師設朝審，直隸始設秋審，十五年（1658年）各地遍設秋審。歷康熙、雍正、乾隆三朝，以刑部現監重囚為覆審對象的朝審和行之直隸、各省的秋審制度逐漸規範化。從清初至清末，中間或因帝王宣恩，或因戰爭等原因有過多次停審之年，但這一制度作為國家定製基本被堅持下來。

與歷代的死刑覆核制度比較，清代秋審制度堪稱中國歷史上空前完備的死刑覆核和會審制度。這一制度的基本內容和特徵，可以概括為三點：

其一，秋審有其特定對象。清朝每年發生在各省的死刑案件，經過各級審判機構的審理，最終判決為“立決”和“監候”兩種，直隸、各省所有的監候死刑囚犯都是秋審的對象。刑部現監重囚適用於朝審，不包括在秋審之內。

其二，死刑覆核標準明確，並以秋審條款的形式把這些標準具體化，便於操作。清代秋審把死刑囚犯根據案情區別為“情實”、“緩決”、“可矜”、“留養承祀”。清代前期的秋審，以審核案情為主，尚未形成系統的有明確區分標準的秋審條款。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參閱節年改定秋審條款，定《對比條款》四十則，刊刻頒行各省；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復行增輯，彚總通行；此後各朝迭次增加，作為辦理秋審的準繩。董康《秋審條款講義序》云：秋審條款“至光緒年間，增至一百八十五條。條款而外，又有阮吾山司寇《秋讞志稿》、王白香《秋審指掌》、謝信齋《秋讞條款》錄與各條款，互相發明，均稱善本”。宋北平著《秋審條款源流考》（收入楊一凡主編《中國法制史考證續編》第十一冊，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二○○九年版）統計的清代各朝秋審條款數為：乾隆末一百四十四條，嘉、道間一百九十七條，鹹、同間二百零三條，光緒朝二百一十七條，宣統朝二百零四條。已發表的著述對各朝秋審條款數說法不一，然條款日益增多這一點毫無疑義。清代秋審中適用的條款，除乾隆三十二年、四十九年刑部奏定頒行的“通行”條款及宣統間官修秋審條款外，其他均為刑部依據皇帝諭旨、條例、刑部奏定章程和歷年秋審慣例自擬自用，對於定擬死刑囚犯實、緩、矜、留有重要的參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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