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古代淮城的形成,得從吳王夫差說起。
周敬王三十四年(公元前486年),吳王
夫差統兵伐齊。為解決運兵屯餉的問題,他決定從邗城起引長江水,出射陽湖後向西北折向淮濱,止末口,這就是歷史上著名的邗溝。因“溝水高,淮水低”,舟船至末口無法入淮。於是夫差命士卒“築堰於北辰”(明
天啟《
淮安府志》)車壩入淮。後過往客商南來北往,均在此盤壩入淮,使得當地的經濟、人口、市容得到逐步的發展。到了秦漢之際,此處已形成為一個大邑。漢武帝元狩元年(公元前117年)置射陽縣,當時淮安縣的前身山陽縣(包括北辰堰)為其境內的一個大鎮。東晉時始分立山陽郡,山陽縣與射陽縣並立。晉哀帝隆和二年(363)十二月,庾希鎮山陽(《水經注》),可見當時山陽已是一座城了。
歷史沿革
東晉義熙二年(406年),諸葛長民從青州調任來鎮守山陽,曾曰:“此蕃十載,釁故相襲,城池崩毀,不聞雞犬,抄掠滋甚,乃還鎮京口”(《南齊書·地理志》),可見在這之前,山陽就已是一個城池了。東晉義熙七年(411年)設山陽郡時,此處就成為山陽的郡、縣的治所。後射陽縣被廢,山陽便兼有其境。
隋唐時期,改變了山陽郡的建制,把郡改為州。隋開皇十二年(592年)“置楚州”。唐武德八年(625年)再次定名楚州(《重修山陽縣誌·卷一》)。唐上元二年(675年)對楚州城進行了一次修葺,又於唐大中十四年(860年)進行了局部維修,重修南門,包以磚壁,並建城樓,御史中丞李荀為此撰寫了“修楚州城南門記”(《重修山陽縣誌·卷二》)。大詩人白居易在《贈楚州郭使君》一詩中描繪了當時淮安城的狀況:“淮水東南第一州,山圍雉堞月當樓。黃金印綬懸腰底,白雪歌詩落筆頭。笑看兒童騎竹馬,醉攜賓客上仙舟。當家美事推身上,何啻林宗與細侯。”中唐時期的詩人、淮安人趙嘏在其《憶山陽》詩中亦描繪了自己的居宅和當時淮城的優美景色:“家在枚皋舊宅邊,竹軒晴與楚陂連,芰荷香繞垂鞭袖,楊柳風橫弄笛船,城凝十洲煙島路,寺臨千頃夕陽川。可憐時節堪歸去,花落猿啼又一年。”
因“宋金交爭,此為重鎮”(《重修山陽縣誌.卷二》),宋政府對淮安城的營建較以前就重視多了,北宋大詩人、淮安人張耒(字文潛,號柯山)在《楚城曉望》一詩中曾描繪了當時淮城的景象:“鼓角凌虛雉堞牢,晚天如鑒絕秋毫,山川搖落霜華重,風日清明雁字高。”但由於南宋封建王朝的腐敗,國力日衰,這時,淮安水利失修,土地荒蕪,連年歉收,人民處在水火之中,當時的淮安城也就顯得十分孤寂荒涼。此時郡守“吳曦與都統劉超合謀,欲撤城移他所”,通判李大性(字伯和,四會人,孝宗朝通判楚州)謂“楚城實晉...所築,最堅,奈何以脆薄易堅厚乎,力持不可,城得不移。”(《重修山陽縣誌.卷五》)守臣陳敏(字元公,石城人,宋孝宗乾道年間以武鋒軍都統制兼知楚州)言:“楚州為南北襟喉,(宋金)彼此必爭之地,長淮二千餘里,河道通北方者五,清、汴、渦、潁、蔡是也,通南方以入江者,惟楚州運河耳,北入舟艦自五河而下,將謀渡江非得淮安運河無緣得達”,“今欲守其他,宜先修楚州城池。”於是他將楚州城“重加修葺”,於土城內外抹上石灰,加以保護,“北使過,觀其雉堞堅新,號銀鑄成”。由於宋時淮安城為土築,因而於“嘉定初復圯”(《重修山陽縣誌.卷二》)嘉定九年(1216年)郡守
應純之(永慶人)和郡守趙仲兩次對城池進行“填塞窪次,浚池,泄水”,從而使得“城益完固”(《重修山陽縣誌.卷五》)
到了元代,對淮城的修葺,則表現為十分鬆懈,使得淮安城呈現出一種破敗荒蕪的景象,元代詩人吳師道在《中秋泊淮安望張仲平舉助教不至》一詩中寫道:“中秋淮浦月,誰共好開懷?看月坐復坐,可人來不來;獨謠慚短思,多病負深懷;夢見蕪城路,吹簫擁醉回。”由於淮城的荒蕪,詩人也觸景生情了。只是到了元至正年間,“江淮兵亂”,守臣才“因土城之舊,稍加補築、防守”。元末將軍張士誠的部將史文炳鎮守淮城時,於“舊城一里許”另建了新城。這是因為:一、舊城毀掉重建,工程量大;將舊城徹底修葺,工程亦很艱巨。建新城,堅固易守。二、元代在北京建大都為首都,為了漕運南方的貢賦米糧,曾疏通了南北大運河。當時的運河是經舊城北面的北辰堰之末口,盤五壩北接淮河,使得當時北辰堰一帶工商業者和南來北往的客商集聚,市井繁榮。因此,史文炳“在舊城北里許”,“築土城臨淮”,這就是新城。
明清時期是我國封建經濟高度發展,封建專制主義統治空前強化的時期,也是我國古代城市空前發展的時期。由於淮安東臨黃海,西接江淮平原,北有淮泗兩條大河,西南有白馬湖,東南有射陽湖,古邗溝(大運河)臨城而過,境內雖沒崇山峻岭,卻能控制南北交通和東西往來,地理位置非常重要。因此,明清時期在淮安設立了漕運督院,統管全國的漕運。淮安的歷任郡守都非常重視對淮城的建造,多次進行了改造和擴建。明初對淮安舊城進行了“增修,包以磚壁,周置樓櫓”,正德十三年(1518年)漕撫叢蘭(字廷秀,文登人,進士)和知府薛 (魏縣人,進士)重新對淮城進行了修繕。隆慶年間(1567-1572年)漕撫王宗沐(字新浦,臨海人,進士)建西門城樓,“額曰望遠”。萬曆三十三年(1605年)“倭亂,邊海戒嚴”,為防倭寇?府事推官曹於汴(字真子,安邑人,進士)“添建敵台四座”。崇禎年間漕撫朱大典(字未孩,金華人)遍修三城。清代康熙初漕督林起龍(字北海,大興人,進士)“修繕城池,增治樓櫓”。漕督邵甘、董訥又分別於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二十八年(1689年)重建了西門城樓和南門城樓。乾隆六年(1736年)由督撫題準,一次“發銀四千餘兩,飭(山陽)知縣沈光增(秀水人)承修”。乾隆九年(1744年)山陽知縣金秉祚(字琢章,號漳山,锺祥人)“清帑修理三城牆垣”,“於各門添兵堡營房”。道光年間漕督周天爵(東阿人,進士)“建西、南二城樓”,“新建炮台二,重建過街樓四”,“及東、北二城樓”,並增建了“北城圈”。鹹豐、同治年間又加以修補,並於“東城建敵樓一所”。同治十二年(1873年)漕督文彬又重建了西門樓,對舊城進行了封建社會的最後一次修繕。
新城為元末史文炳守淮時所築,原為土城,明洪武十年(1377年)指揮時禹“取寶應廢城磚石築之”。永樂二十一年(1423年)又進行了“增築、門上建樓”。正德二年(1507年)總兵郭宏(合肥人)、隆慶五年(1571年)知府陳文燭分別對新城加以修葺。清乾隆十一年(1746年)督撫題準一次就“發帑銀二萬五千七百餘兩”,由山陽知縣金秉祚“承修,里牆戧土加幫寬厚”,修好了新城“亦舊城輔車之助也”。
新舊二城之間,“本為運道”,“皆昔糧船屯集之所”,因黃河北徙,運道改為城西,此處逐漸淤塞,多為湖泊之地。明嘉靖年間,日本海盜猖獗,兩次侵擾淮安。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漕運都御史章煥(吳縣人)奏準建造”,由“舊城東北隅接新城東南隅”,聯貫了新舊二城,這就是聯城,俗稱夾城。萬曆二十一年(1593年)倭寇屢犯,漕撫李戴(字仁夫,延津人,進士)將聯城“加高厚”。萬曆二十三年(1595年)府事推官曹於汴又“添設敵台四座”。明萬曆
己酉年(1609年)舉人張泰獨(一作蓮燭)在《遠心園懷古》一詩中寫出了當時聯城的景象:“東北隅通萬斛舟,居人鱗集紙房頭。築城改運成荒圃,闢地為園得倚樓。伍祖祠聯水月寺,射陽湖接菊花溝。無邊陳跡俱難問,惟有聽鵬載酒游。”
聯城的建造,使得淮安的舊城、新城、聯城連為一體,這種三城並列的格局在我國建城史上是不多的。淮安城建造如此規模,歷經數代,建城所用的城磚也屬於各個不同的朝代,共達七十餘種。至此,古代淮城的規模也就達到了它發展史上的頂峰。
邗溝及隋代大運河的開鑿,使淮安成為南北交通的咽喉要地和控制江淮平原的軍事重鎮。清代愛新覺羅弘曆(乾隆皇帝)六次南巡,多次經過淮安,寫了許多描寫淮安的詩篇,他在詩中寫道:“漢淮陰是晉山陽”,“始營猷憶晉,重築更傳張,濱運接南北,臨淮謹御防”;“郡城臨清淮,蜿蜒聳堞雉。土堤與城齊,一線束流水”;“南北咽喉扼,城廓不可改”。
三城周長約17華里,面積約4平方公里。
老城“周長十一里,高三十尺”,原有城門五座。“東曰觀風,南曰迎遠,西曰望雲,北曰朝宗”,在西門稍北一些“舊有門曰清風,元兵渡淮時,守臣張虎臣塞之”,後來東城門更名曰瞻岱門,南城門更名曰迎薰門,西城門更名曰慶城門,北城門更名曰承恩門。四城門匾額皆為清代書法家周木齋(1785—1847年)所書。“四門皆子城”,旨在加強城門的防禦能力,“城上大樓四座,角樓三座,窩鋪五十三座,雉堞二千九百六十垛”。
老城內街道坊巷的布局是中國封建時代城市街道坊巷布局的標準格式。明清時期,漕運總督部院在淮城的正中心,以顯示封建體制的尊榮,在它的門前是一條從青龍橋至西長街的東西大街,叫:漕院前街,後來西段名為響鋪街,東段名為院東街,現名為鎮淮樓東、西路。接漕部前街西頭從西長街往西至西門為西門街。東門街,則是自東門而西經過淮安府衙門前直抵西城牆的東西大街,現名為東門大街。縣前街,在山陽縣衙前,東自東長街,西至城隅,現名為縣東街和縣西街。中長街,自南門至北門貫穿全城,它的南端自南門穿過譙樓(鎮淮樓)直至漕運督院門前,就是現今的南門大街;中段自漕運督院稍西向北為上坂街;北端自上坂街北的府市口直至北門大街,現今直至新城的禮字壩,均名為北門大街。在中長街的東西兩側,又辟兩條南北幹道,稱為東長街和西長街。這樣南北三條,東西三條幹道,把淮安舊城分成了棋盤格式的街道布局。
新城周長“七里零二十丈、高二丈八尺,東西徑三百二十六丈,南北三百三十四丈”,有城門五座:“東曰望洋,西曰覽遠,南曰迎薰、北曰洪極,門各有樓”,在大北門的西邊有小北門,叫戴辰門,東西有子城,有角樓四座,“窩鋪四十八座、雉堞千二百垛”。
聯城在新舊二城之間,“東長二百五十六丈三尺”,“西長二百二十五丈五尺”,“城高一丈四五尺不等,後加高六七尺,加厚四五尺,城樓大小四座”,東南城門曰天衢門,東北城門曰阜成門,西南城門曰城成門,西北城門亦曰天衢門,“雉堞六百二十垛”。
三城共有水關九處。舊城有三處,西水關在西門南面,現名為磯心閘,“舊通舟楫,可達西湖(即管家湖)”。自明代嘉靖年間,“運道改由城西,始即其處建響水閘,引運水入城”。舊城北水關在此門稍西處,可通小舟。舊有石槽五層,可以下板,以防水患和盜賊。在舊城東南隅的水關叫巽關,明天啟年間知府宋祖舜(東平人,進士)采士民公議開鑿,“引寶帶河水入城,明末堵閉”。後在清代雍正四年(1726年)漕院張大有(邰陽人,進士)始行開放。新城水關有二處,北水關即古末口,“自北辰堰築而末口變為石閘,自新城築而石閘變為北水關”;新城南門西面為南水關。聯城舊有水關四個,其東南水關亦曰巽關,在清同治以前就已塞了。
淮城城內的河渠舊有兩條:一條叫市河,一條叫文渠,現今通稱為文渠,是貫串舊城、聯城、新城的城內河流。原分別由響水閘(舊西水關)引運河水入城和由舊城巽關引寶帶河水入城。現只是由西水關磯心閘(響水閘、雞心閘)引運河水入城,分別出舊城北水關,由聯城入新城,出新城而後東入澗河;出巽關經龍光閘也入澗河。
水關和河渠在淮安城市發展史上曾起著重大的作用,它引運河水,流貫城內四方,使三城可以“內外通舟,淺三城水”。因此被稱為“一郡風氣,血脈所關”。
在群雄逐鹿的動亂時代,淮安為歷代兵家必爭之地。這些都和淮安的特殊地理位置和獨特的城市結構所分不開的。
淮安城三城並列,構造獨特,除有堅固的城牆外,還因為它有一個完整的防禦體系。淮城位於中心,能屯兵儲糧,便於長期緊守。在淮城的外圍不僅有寬深的護城濠河、高聳的護城崗,而且又在河下、河北、下關、龍光閣、運河東堤等處築有圍砦,因此淮城堅不可摧。
三城總濠於明代始建。明以前舊城是以自然河流、湖泊和運河作為城濠。明洪武以前,淮城“北枕黃河,西憑湖水,運河自南而東而北行於新舊二城之間,故黃、湖、運皆城壕也”。後來由於新城和聯城的興建,三城聯為一體了,舊城東北和新城北面沒有城壕,於是在明萬曆年間“重加開 ”城東北濠河。明崇禎四年(1631年)漕撫李待問(字葵孺,南海人)牽頭由“道府而下”各級官府“醵金助役”,共用銀二千三百餘兩,“浚舊城東門外濠河”,“開新城北門外濠河”,“三城水勢,始得環繞”。三城濠河“總長兩千四百四十二丈五尺,口闊四丈,底寬一丈五尺,深一丈二尺,共設吊橋三座”。這條城壕在明清兩代始終發揮著護城的重要作用。
明清兩代,除了沿城周圍挑 濠河外,又在舊城“東南數十步”,“迤邐而北”修造了護城長堤,史稱“護城崗”。從明朝隆慶年間漕撫王宗汴(字新甫,臨海人)“因此地勢本高,加築長堤護城”,到清朝道光年間,多次重修,“以防淮黃泛溢”。明崇禎二年(1636年)漕撫朱大典又在南門護城崗上“建龍光閣”,以壯文峰,其門西向,與西北文通塔相應。由於護城崗對淮城起著保護作用,從明清兩代,直到民國年間還有人記頌它的歷史功績:“曲曲護城崗,淮黃水患防,逶迤南北亘,傑閣鎮龍光”。
圍砦則為“並小村為大村,築壘距守”,“憑險築砦”。在淮城周圍的圍砦有:“西門外長圍”,“築於運河東堤,南起下一鋪(今城南糧庫附近),北至北角樓”;新城東北角,“城東下關圍”;河北圍(在今板閘鎮河北居委會和河北村);河下圍(在今淮城鎮河下居委會)。傳說城裡與圍砦之間有暗溝相通,可以秘密運動兵力,出其不意地打擊敵人。將領們在城中可綜觀形勢,指揮作戰。當敵攻打圍砦時,主城可以支援圍砦,當敵進攻主城時,外圍砦可以阻擊,相互依託,既有靈活性,又具有機動性,能伸能縮,張弛靈活有度,加之城外四周有河湖障礙,因此淮城堅不可摧,享有“鐵打的淮城”之美譽。
時代在發展,社會在進步,武器也越來越精良,古老的城牆逐步失去了它在戰爭中的優勢。封建王朝不再重視對城池的營修,特別是連連戰亂,淮安三城屢遭戰火毀壞。至新中國成立時已殘破不堪了。
建國初期,由於未能重視對城牆的保護,民眾隨意挖土取磚。五十年代中後期,掀起了大規模拆除城牆的活動,七十年代末在城牆基上建造環城馬路,遂將殘破的城牆盡行拆毀,雄峙數代的 淮安三城城牆,終於不復存在,僅剩巽關向北至校場的一段約500米拆去城磚的一段遺址。
1982年,為保護淮安的歷史文化古蹟。當時的淮安縣人民政府專門發布了“關於保護古城牆遺址的布告”,重點加強了對這一段古城牆遺址的保護,現此處城牆為“淮安市文物保護單位”。
淮安古城牆始建於東晉到公元1560年擴建為三座城,其舊城,周長6公里,東西、南北相距均為1.75公里,城高10米,設東西南北四門,另有水門3處。新城在舊城北0.5公里。周長3.5公里,高9米,城設5門,水門3處。明嘉靖三十九年(1560)漕運都御史章煥為抵抗倭寇,在新、舊兩城之間,築東西兩面城牆,把新舊兩城聯結起來,稱為聯城,又名夾城。東牆長0.85公里,西牆長0.75公里,高7米,城設4門,水門4處。
淮安三聯城,型制特別,雄偉堅固。建制如雲,外圍犬牙交錯,古有江淮平原重要軍事堡壘。解放後,淮安三城逐漸拆除,現存巽關以北約500米土堰和此地的慶城門(西門)磚牆基,高約2米,長約80米,慶城門門洞牆壁仍依稀可辨。是研究古城淮安及中國城市建設史不可多得的實物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