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南子》又名《淮南鴻烈》，是西漢宗室劉安招致賓客，在他主持下編著的。據《漢書。藝文志》云：“淮南內二十一篇，外三十三篇”，顏師古注曰：“內篇論道，外篇雜說”，現今所存的有二十一篇，大概都是原說的內篇所遺。據高誘序言，“鴻”是廣大的意思，“烈”是光明的意思。全書內容龐雜，它將道、陰陽、墨、法和一部份儒家思想糅合起來，但主要的宗旨傾向於道家。《漢書。藝文志》則將它列入雜家。
基本介紹
- 中文名：淮南子·鏐稱訓
- 外文名：hunnanzi
- 類型：顧問
- 選自：《易》
- 作者：劉安
原文,原文翻譯,作者簡介,
原文
道至高無上，至深無下，平乎準，直乎繩，圓乎規，方乎矩，包裹宇宙而無表里，洞同覆載而無所礙。是故體道者，不哀不樂，不喜不怒，其坐無慮，其寢無夢，物來而名，事來而應。主者，國之心，心治則百節皆安，心擾則百節皆亂。故其心治者，支體相遺也；其國治者，君臣相忘也。黃帝曰：“芒芒昧昧，從天之道，與元同氣。”故至德者，言同略，事同指，上下一心，無岐道旁見者，遏障之於邪，開道之於善，而民鄉方矣。故《易》曰：“同人於野，利涉大川。”道者，物之所導也；德者，性之所扶也；仁者，積恩之見證也；義者，比於人心而合於眾適者也。故道滅而德用，德衰而仁義生。故上世體道而不德，中世守德而弗壞也，末世繩繩乎唯恐失仁義。君子非仁義無以生，失仁義，則失其所以生；小人非嗜欲無以活，失嗜欲，則失其所以活。故君子懼失仁義，小人懼失利。觀其所懼，知各殊矣。易曰：“即鹿無虞，惟入於林中，君子幾不如舍，往吝。”其施厚者其報美，其怨大者其禍深。薄施而厚望，畜怨而無患者，古今未之有也。是故聖人察其所以往，則知其所以來者。聖人之道，猶中衢而致尊邪：過者斟酌，多少不同，各得其所宜。是故得一人，所以得百人也。人以其所願於上，以交其下，誰弗戴？以其所欲於下，以事其上，誰弗喜？《》云：“媚茲一人，應侯慎德。”慎德大矣，一人小矣。能善小，其能善大矣。 君子見過忘罰，故能諫；見賢忘賤，故能讓；見不足忘貧，故能施。情繫於中，行形於外。凡行戴情，雖過無怨；不戴其情，雖忠來惡。后稷廣利天下，猶不自矜。禹無廢功，無廢財，自視猶觖如也。滿如陷，實如虛，盡之者也。凡人各賢其所說，而說其所快。世莫不舉賢，或以治，或以亂，非自遁，求同乎己者也。己未必得賢，而求與己同者，而欲得賢，亦不幾矣！使堯度舜則可，使桀度堯，是猶以升量石也。今謂狐狸，則必不知狐，又不知狸。非未嘗見狐者，必未嘗見狸也。狐、狸非異，同類也。而謂狐狸，則不知狐、狸。是故謂不肖者賢，則必不知賢；謂賢者不肖，則必不知不肖者矣。
聖人在上，則民樂其治；在下，則民慕其意。小人在上位，如寢關曝纊，不得須臾寧。故《易》曰：“乘馬班如，泣血漣如。”言小人處非其位，不可長也。物莫無所不用，天雄烏喙，藥之凶毒也，良醫以活人；侏儒鼓師，人之困慰者也，人主以備樂。是故聖人制其 剟材，無所不用矣。勇士一呼，三軍皆辟，其出之也誠。故倡而不和，意而不戴，中心必有不合者也。故舜不降席而王天下者，求諸己也。故上多故,則民多詐矣，身曲而景直者，未之聞也。說之所不至者，容貌至焉；容貌之所不至者，感忽至焉。感乎心，明乎智，發而成形，精之至也。可以形勢接，而不可以昭誋。戎、翟之馬，皆可以馳驅，或近或遠，唯造父能盡其力；三苗之民，皆可使忠信，或賢或不肖，唯唐、虞能齊其美。必有不傳者。中行繆伯手搏虎，而不能生也，蓋力優而克不能及也。用百人之所能，則得百人之力；舉千人之所愛，則得千人之心。辟若伐樹而引其本，千枝萬葉則莫得弗從也。慈父之愛子，非為報也，不可內解於心；聖人之養民，非求用也，性不能已。若火之自熱，冰之自寒。夫有何修焉！及恃其力，賴其功者，若失火舟中。故君子見始，其知終矣。媒妁譽人，而莫之德也；取庸而強飯之，莫之愛也。雖親父慈母，不加於此，有以為，則恩不接矣。故送往者，非所以迎來也；施死者，非專為生也。誠出於己，則所動者遠矣。錦繡登廟，貴文也；圭璋在前，尚質也。文不勝質，之謂君子。故終年為車，無三寸之[釒害]，不可以驅馳；匠人斫戶，無一尺之楗，不可以閉藏。故君子行斯乎其所結。心之精者，可以神化，而不可以導人；目之精者，可以消澤，而不可以昭誋。在混冥之中，不可諭於人。故舜不降席而天下治，桀不下陛而天下亂，蓋情甚乎叫呼也。無諸己，求諸人，古今未之聞也。
同言而民信，信在言前也；同令而民化，誠在令外也。聖人在上，民遷而化，情以先之也。動於上，不應於下者，情與令殊也。故《易》曰：“亢龍有悔。”三月嬰兒，未知利害也，而慈母之愛諭焉者，情也。故言之用者，昭昭乎小哉！不言之用者，曠曠乎大哉！身君子之言，信也；中君子之意，忠也。忠信形於內，感動應於外，故禹執乾戚，舞於兩階之間，而三苗服。鷹翔川，魚鱉沈，飛鳥揚，必遠害也。子之死父也，臣之死君也，世有行之者矣，非出死以要名也，恩心之藏於中，而不能違其難也。故人之甘甘，非正為 跖也，而跖焉往。君子之慘怛，非正為偽形也，諭乎人心。非從外入，自中出者也。義正乎君，仁親乎父。故君之於臣也，能死生之，不能使為苟簡易；父之於子也，能發起之，不能使無憂尋。故義勝君，仁勝父，則君尊而臣忠，父慈而子孝。聖人在上，化育如神。太上曰：“我其性與！”其次曰：“微彼，其如此乎！”故《詩》曰：“執轡如組。”《易》曰：“含章可貞。”運於近，成文於遠。
夫察所夜行，周公慚乎景，故君子慎其獨也。釋近斯遠，塞矣。聞善易，以正身難。夫子見禾之三變也，滔滔然曰：“狐向丘而死，我其首禾乎！”故君子見善則痛其身焉。身苟正，懷遠易矣。故《詩》曰：“弗躬弗親，庶民弗信。”小人之從事也，曰苟得，君子曰苟義。所求者同，所期者異乎！擊舟水中，魚沈而鳥揚，同聞而殊事，其情一也。僖負羈以壺餐表其閭。趙宣孟以束脯免其軀，禮不隆，而德有餘，仁心之感恩接而よ怛生。故其入人深。俱之叫呼也，在家老則為恩厚，其在責人則生爭鬥。故曰：兵莫憯於意志，莫邪為下；寇莫大於陰陽，枹鼓為小。聖人為善，非以求名，而名從之。名不與利期，而利歸之。故人之憂喜，非為蹗，蹗焉往生也。故至人不容。故若眯而撫，若跌而據。聖人之為治，漠然不見賢焉，終而後知其可大也。若日之行，騏驥不能與之爭遠。
今夫夜有求，與瞽師並，東方開，斯照矣。動而有益，則損隨之。故《易》曰：“剝之不可遂盡也。故受之以復。”積薄為厚，積卑為高，故君子日孳孳以成輝，小人日怏怏以至辱。其訊息也，離朱弗能見也。文王聞善如不及，宿不善如不祥。非為日不足也，其憂尋推之也。故《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懷情抱質，天弗能殺，地弗能霾也。聲揚天地之間，配日月之光，甘樂之者也。苟向善，雖過無怨；苟不向善，雖忠來患。故怨人不如自怨，求諸人不如求諸己得也。聲自召也，貌自示也，名自命也，文自官也，無非己者。操銳以刺，操刃以擊，何怨乎人？故管子文錦也，雖醜登廟；子產練染也，美而不尊。虛而能滿，淡而有味，被褐懷玉者。故兩心不可以得一人，一心可以得百人。男子樹蘭，美而不芳，繼子得食，肥而不澤，情不相與往來也。
生所假也，死所歸也。故宏演直仁而立死，王子閭張掖而受刃，不以所託害所歸也。故世治則以義衛身，世亂則以身衛義。死之日，行之終也，故君子慎一用之。無勇者，非先懾也，難至而失其守也；貪婪者，非先欲也，見利而忘其害也。虞公見垂棘之璧，而不知虢禍之及己也。故至道之人，不可遏奪也。人之欲榮也，以為己也，於彼何益？聖人之行義也，其憂尋出乎中也，於己何以利？故帝王者多矣，而三王獨稱；貧賤者多矣，而伯夷獨舉。以貴為聖乎？則聖者眾矣；以賤為仁乎？則賤者多矣。何聖人之寡也。獨專之意樂哉！忽乎日滔滔以自新，忘老之及己也。始乎叔季，歸乎伯孟，必此積也。不身遁，斯亦不遁人。故若行獨梁，不為無人不兢其容。故使人信己者易，而蒙衣自信者難。情先動，動無不得；無不得，則無 莙，發莙而後快。故唐、虞之舉錯也，非以偕情也，快己而天下治；桀、紂非正賊之也，快己而百事廢。喜憎議而治亂分矣。
聖人之行，無所合，無所離，譬若鼓，無所與調，無所不比。絲管金石，小大修短有敘，異聲而和；君臣上下，官職有差，殊事而調。夫織者日以進，耕者日以卻，事相反，成功一也。申喜聞乞人之歌而悲，出而視之，其母也。艾陵之戰也，夫差曰：“夷聲陽，句吳其庶乎！”同是聲而取信焉異。有諸情也。故心哀而歌不樂，心樂而哭不哀。夫子曰：“弦則是也，其聲非也。”文者，所以接物也，情繫於中而欲發外者也。以文滅情，則失情；以情滅文，則失文。文情理通，則鳳麟極矣。言至德之懷遠也。輸子陽謂其子曰：“良工漸乎矩鑿之中。”矩鑿之中，固無物而不周。聖王以治民，造父以治馬，醫駱以治病。同材而各自取焉。上意而民載，誠中者也。未言而信，弗召而至，或先之也， 忣於不己知者，不自知也。矜怛生於不足，華誣生於矜。誠中之人，樂而不忣，如鴞好聲，熊之好經。夫有誰為矜。春女思，秋士悲，而知物化矣。號而哭，嘰而哀，而知聲動矣；容貌顏色，理詘[亻曳]倨佝，徇知情偽矣。故聖人慄慄乎其內，而至乎至極矣。
功名遂成，天也；循理受順，人也。太公望、周公旦，天非為武王造之也；崇侯、惡來，天非為紂生之也；有其世，有其人也。教本乎君子，小人被其澤；利本乎小人，君子享其功。昔東戶季子之世，道路不拾遺，耒耜餘糧宿諸[?每]首，使君子小人各得其宜也。故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梵谷者貴其左，故下之於上曰左之，臣辭也；下者貴其右，故上之於下曰右之，君讓也。故上左遷，則失其所尊也；臣右還，則失其所貴矣。小快害道，斯須害儀。子產騰辭，獄繁而無邪，失諸情者，則塞於辭矣。成國之道，工無偽事，農無遺力，士無隱行，官無失法。譬若設網者，引其綱而萬目開矣。舜、禹不再受命，堯、舜傳大焉，先形乎小也。刑於寡妻，至於兄弟，禪於家國，而天下從風。故戎兵以大知小，人以小知大。君子之道，近而不可以至，卑而不可以登，無載焉而不勝，大而章，遠而隆，知此之道，不可求於人，斯得諸己也。釋己而求諸人，去之遠矣。
君子者，樂有餘而名不足，小人樂不足而名有餘。觀於有餘不足之相去，昭然遠矣。含而弗吐，在情而不萌者，未之聞也。君子思義而不慮利，小人貪利而不顧義。子曰：“鈞之哭也，曰：‘子予奈何兮乘我何’其哀則同，其所以哀則異。”故哀樂之襲人情也深矣。鑿地漂池，非止以勞苦民也。各從其跖而亂生焉。其載情一也，施人則異矣。故唐、虞日孳孳以致於王，桀、紂日怏怏以致於死，不知後世之譏己也。凡人情，說其所苦即樂，失其所樂則哀。故知生之樂，必知死之哀。有義者不可欺以利，有勇者不可劫以懼，如饑渴者不可欺以虛器也。人多欲虧義，多憂害智，多懼害勇。嫚生乎小人，蠻夷皆能之；善生乎君子，誘然與日月爭光，天下弗能遏奪。故治國樂其所以存，亡國亦樂其所以亡也。金錫不消釋則不流刑，上憂尋不誠則不法民。憂尋不在民，則是絕民之系也。君反本，而民系固也。至德小節備，大節舉。齊桓舉而不密，晉文密而不舉。晉文得之乎閨內，失之乎境外；齊桓失之乎閨內，而得之乎本朝。
水下流而廣大，君下臣而聰明。君不與臣爭功，而治道通矣。管夷吾、百里奚經而成之，齊桓、秦穆受而聽之。照惑者，以東為西，惑也；見日而寤矣。衛武侯謂其臣曰：“小子無謂我老而羸我，有過必謁之。”是武侯如弗羸之必得羸。故老而弗舍，通乎存亡之論者也。人無能作也，有能為也；有能為也，而無能成也。人之為，天成之。終身為善，非天不行；終身為不善，非天不亡。故善否，我也；禍福，非我也。故君子順其在己者而已矣。性者，所受於天也；命者，所遭於時也。有其材，不遇其世，天也。太公何力，比干何罪，循性而行指，或害或利。求之有道，得之在命。故君子能為善，而不能必其得福；不忍為非，而未能必免其禍。君，根本也；臣，枝葉也。根本不美，枝葉茂者，未之聞也。有道之世，以人與國；無道之世，以國與人。堯王天下而憂不解，授舜而憂釋。憂而守之，而樂與賢終，不私其利矣。
凡萬物有所施之，無小不可；為無所用之，碧瑜糞土也。人之情，於害之中爭取小焉，於利之中爭取大焉。故同味而嗜厚膊者，必其甘之者也；同師而超群者，必其樂之者也。弗甘弗樂，而能為表者，未之聞也。君子時則進，得之以義，何幸之有！不時則退，讓之以義，何不幸之有！故伯夷餓死首陽之下，猶不自悔，棄其所賤，得其所貴也。福之萌也綿綿，禍之生也分分。禍福之始萌微，故民嫚之。唯聖人見其始而知其終。故傳曰：“魯酒薄而邯鄲圍，羊羹不斟而宋國危。” 明主之賞罰，非以為己也，以為國也。適於己而無功於國者，不施賞焉；逆於己便於國者，不加罰焉。故楚莊謂共雍曰：“有德者受吾爵祿，有功者受吾田宅。是二者，女無一焉，吾無以與女。”可謂不逾於理乎！其謝之也，猶未之莫與。周政至，殷政善，夏政行。行政善，善未必至也。至至之人，不慕乎行，不慚乎善。含德履道，而上下相樂也，不知其所由然。有國者多矣，而齊桓、晉文獨名；泰山之上有七十壇焉，而三王獨道。君不求諸臣，臣不假之君，修近彌遠，而後世稱其大。不越鄰而成章，而莫能至焉。故孝己之禮可為也，而莫能奪之名也。必不得其所懷也。
義載乎宜之謂君子，宜遺乎義之謂小人。通智得而不勞，其次勞而不病，其下病而不勞。古人味而弗貪也，今人貪而弗味。歌之修其音也，音之不足於其美者也。金石絲竹，助而奏之，猶未足以至於極也。人能尊道行義，喜怒取予，欲如草之從風。召公桑蠶耕種之時，馳獄出拘，使百姓皆得反業修職。文王辭千里之地，而請去炮烙之刑。故聖人之舉事也，進退不失時，若夏就 絺綌，上車授綏之謂也。老子學商容，見舌而知守柔矣；列子學壺子，觀景柱而知持後矣。故聖人不為物先，而常制之，其類若積薪樵，後者在上。人以義愛，以黨群，以群強。是故德之所施者博，則威之所行者遠；義之所加者淺，則武之所制者小矣。鐸以聲自毀，膏濁以明自鑠，虎豹之文來射，猿[犬穴]之捷來措。故子路以勇死，萇弘以智困。能以智知，而未能以智不知也。故行險者不得履繩，出林者不得直道，夜行瞑目而前其手，事有所至，而明有所害。人能貫冥冥入於昭昭，可與言至矣。 鵲巢知風之所起，獺穴知水之高下，暉目知晏，陰諧知雨，為是謂人智不如鳥獸，則不然。故通於一伎，察於一辭，可與曲說，未可與廣應也。寧戚擊牛角而歌，桓公舉以大政；雍門子以哭見孟嘗君，涕流沾纓。歌哭，眾人之所能為也，一發聲，入人耳，感人心，情之至者也。故唐、虞之法可效也。其諭人心，不可及也。簡公以懦殺，子陽以猛劫，皆不得其道者也。故歌而不比於律者，其清濁一也；繩之外與繩之內，皆失直者也。紂為象箸而箕子嘰，魯以偶人葬而孔子嘆，見所始則知所終。故水出於山，入于海；稼生乎野，而藏乎倉。聖人見其所生，則知其所歸矣。
水濁者魚噞，令苛者民亂。城峭者必崩，岸青者必陀。故商鞅立法而支解，吳起刻削而車裂。治國譬若張瑟，大弦[糹旦]，則小弦絕矣。故急轡數策者，非千里之御也。有聲之聲，不過百里；無聲之聲，施於四海。是故祿過其功者損，名過其實者蔽。情行合而名副之，禍福不虛至矣。身有醜夢，不勝正行；國有妖祥，不勝善政。是故前有軒冕之賞，不可以無功取也；後有斧鉞之禁，不可以無罪蒙也。素修正者，弗離道也。君子不謂小善不足為也而舍之，小善積而為大善；不謂小不善為無傷也而為之，小不善積而為大不善。是故積羽沈舟，群輕折軸。故君子禁於微。壹快不足以成善，積快而為德；壹恨不足以成非，積恨而成怨。故三代之稱，千歲之積譽也；桀、紂之謗，千歲之積毀也。
原文翻譯
道高到沒有頂點，深到沒有底部；它比水準平，比墨繩直，比規圓，比矩方；它包容宇宙天地無內外之分，混沌覆載萬物沒有阻礙。所以領悟“道”體的人能不哀不樂、不喜不怒，坐時無思慮、睡時不做夢，物體來到能叫得出名稱，事物發生能應對自如。 君主是國家的心臟，心臟健全正常，全身的脈絡就暢通安康，心臟功能紊亂，全身的血脈也隨之紊亂。所以，一個人的心臟如果正常，肢體也就相安無事；同樣，一個國家治理得好，君臣之間就各守其位，各司其職。黃帝說得好：“至德者純厚廣大，能承順上天的道德，精氣能與上天的元氣相通。”所以，至德者其謀略與臣民意見相吻合，辦事的旨意與臣民意思相一致，這樣君主與臣民同心同德，沒有意見上的分歧和偏邪作品，也就能堵塞歪門邪道，開啟行善之道，使人民都能朝正道上走。所以《易經》上說：“君主在郊外聚集民眾準備出征，由於上下一心，就一定能跋涉山川渡過難關而取得勝利。”
道是萬物的先導；德是對人本性的扶助；仁是積聚恩德的見證；義是合和人心、合乎眾人的心愿。所以道被泯滅就以德來取代，德衰微了就產生了仁義。因此，遠古聖人之治是依靠“道”而不靠德，中古聖王之治是謹守“德”而不懷仁愛之美。近代君王治國是小心謹慎抱持仁義而恐怕失去“仁義”。君子沒有了仁義就無法生存下去，喪失了仁義就喪失了生存的條件；小人沒有了嗜欲就無法生存下去，喪失了嗜欲就等於要他的命。所以君子害怕失掉仁義，小人則害怕失去利益；觀察他們所害怕什麼，就知道了君子與小人的不同了。
《周易-屯卦》說：“追逐鹿而得不到嚮導的幫助，就是追進深山老林也得不到。君子知道追逐不到手不如捨棄，因為繼續追逐深入，危險就在前頭。”如果施予別人豐厚，那么得到的別人的回報也豐厚；如果結怨深大，那么招致的禍害也必然深大。施予別人的相當淺薄而得到厚報、積怨深厚卻無災患，從古到今還沒碰到過這樣的事。所以聖人知道自己怎樣和人交往，也就知道別人將怎樣回報自己。聖人為人處事的方法，就像在四通八達的道路中央設定酒樽，以酒款待行人，行人喝酒多少，按自己的酒量來決定，喝多喝少以每人的適量為標準。所以能夠贏得一個人的心，也就能因此影響百人來擁戴。如果一個人能夠用他希望上司對待他的態度來對待自己的下屬，那么他的下屬誰不愛戴他？如果一個人能夠用他要求下屬對待他的態度來對待自己的上司，那么他的上司又有哪個不喜歡？《詩經》說：“（周武王）能從愛護每個人做起，所以能夠積聚成崇高的功德。”崇高的功德是偉大的，關愛人的善舉是微不足道的；但正因為能從積累每一件小的善行開始，才能形成崇高的美德。
君子看到他人的過失就忘掉了批評他人可能會招致責罰，所以他敢於直言進諫；君子看到賢才便忘記舉薦賢才可能會使別人地位超過自己，所以他樂意讓賢；君子看到衣足不足者會忘記給濟別人會窮了自己，所以他能慷慨解囊給予施捨。內心世界維繫著真情，就會在外在行動中表現出來。凡是言行飽含真情、流露真意，即使有過過失，別人也不會怨恨；言不由衷、行為虛假，就是裝出一付忠誠的樣子，也會招人討厭、憎惡。后稷為天下人謀利，但卻從來不自我誇耀；夏禹治水沒有白費民力也沒有白用錢財，但他從不自滿。他們就是這樣在完滿中看到缺陷，在充實中看到不足，所以能使自己盡善盡美起來。
一般而言，人們都欣賞自己所喜歡的人，而所喜歡的又是自己感到愉快的人和物。世上沒有人不舉薦自以為賢能的人，但所舉薦出的人，有的能把事辦理好，有的卻把事辦砸了；這些並不是舉薦人時自己欺騙自己，而是所舉薦的人只求合適自己的口味。可是當你自己的水平並不是很高的情況下，按你自己的水平去尋求人才時，所得的人才就並不一定是真正的賢才。這就好比，讓堯去鑑識度量舜，當然是可以的；但如果讓桀去衡量識別堯，就好像用升去量石一樣，是沒法量清的。現在一般人都在說“狐狸”，實際上他們既不知道“狐”是什麼、也不知道“狸”是何物；他們不是沒有見過“狐”，就一定是沒有見過“狸”。“狐”與“狸”不是異類，但因習性相近而屬同一大類。可是日常中的人混稱“狐狸”，可見他們根本不知什麼是“狐”、什麼是“狸”。所以，把不賢的人稱為“賢人”，就足見他一定不明白什麼叫“賢”；反過來將賢才說成是“不賢”，那也能知道他一定不明白什麼叫“不賢”。
聖人處於上位，那么百姓樂意接受他的管理；聖人即使不在位上，百姓也會仰慕他的思想和志向。而小人占於統治地位，那么百姓就像睡在機器的發動機上、或像穿著棉襖暴曬，沒有片刻的安定。所以《易經》說：“騎馬徘徊不安，面臨血淚淋淋的險境。”是說小人處在他不該處的位置，導致人民百姓日子難過，同時小人也不可能長久處於這種統治地位。
物沒有什麼是無用的，天雄和烏頭儘管是草藥中的劇毒藥，但良醫卻能用這種劇毒藥來救治人的性命。侏儒和盲人，是人中間最困窘愁郁的人，但君主卻用他們作樂官和樂師。所以君主聖人對待人物如同巧匠裁取砍削木材一樣，沒有什麼可以被棄捨不用的。
勇士一聲呼喊，三軍為之退避，這是因為他的呼喊發自肺腑的真誠。所以，有領唱的人、卻沒有人應和，上有此意圖、卻沒有人領會執行，這些都必定是因為雙方的內心思想感情沒有得到交流融洽。所以，舜不離開坐席而能匡正天下，這是因為他自身要求嚴格。所以，在上的君主大臣喜愛玩弄權術，那么下面的人也必定跟著玩弄智巧、變得狡詐起來。正因為這樣，所以還從來沒有聽說過身子彎曲而影子卻直的這樣事情。
用言辭所不能表達的，卻可靠表情動作來表達；用表情動作所不能表達的，卻能用至誠的精神來感化別人。內心世界產生了真情，意識隨之明智起來，然後必定在外表流露出來，這就是至誠的精神所至；人正是用這種至誠的精神來影響、感化別人，而不是用一種蒼白空洞的說教來告誡別人。
戎、翟出產的良馬，都是善於賓士的，不論遠近，但只有像造父這樣的御手才能讓馬兒充分發揮出它們全部的力氣；三苗族的人民，都是能被教化得忠誠老實，不論賢愚，但只有像堯舜這樣的聖主才能使他們具有這樣的品德——這說明像造父和堯舜他們必定有著無法言傳的奧妙法術。中行繆伯儘管能徒手與老虎搏鬥，但是不能馴養老虎，這是因為他只具備力氣而不具備馴養老虎的才能。能夠運用百人的才能，就能得到百人的力量；辦理一件上千人關愛的事，就能得到上千人的擁戴之心；這就好比砍伐大樹、拖累到樹的根部，這樣樹的千枝萬葉也不得不跟著拖累。
慈父關愛兒子，並非是想得到子女的報答，而是因為無法拋開內心的那顆愛心。同樣，聖人養育百姓，並非是想奴役百姓，而是在盡愛民的天職；這就如同火的本性是熱，凍的本性是寒的一樣，用不著特地加以修煉。等到需要依靠子女贍養、百姓出力時，他們也會自然而然盡孝盡忠，這就像江中之舟失火一樣，全體船員和乘客都會一起盡力滅火。所以君子在事物的開始就能知道事物的結果了。媒人撮合婚事，婚姻的男女雙方都不會感激媒人，因為知道媒人稱譽雙方撮合婚事只是為了錢財；僱傭農工的東家勸傭工吃飽，不會使傭工感激東家，因為知道東家勸他們吃飽只是為了讓他們以後多賣力氣多做事情。正因為這樣，所以即使是父母親，如在關愛子女過程中充斥了某種私心而不具備真誠的愛心，那么，作為子女也不必一定要牢記養育之恩。所以，贈送厚禮給客人，不能懷有企盼客人某天回贈的想法；同樣，對死者加以厚葬，不應只求死者在天之靈能保佑現在活著的人。如果真的出自一顆至誠的心，那么所感化的作用就會相當深遠的。
披戴錦繡進入廟堂，這是推重文飾；而擺放圭璋玉器，則是表示內在質樸純情。不以文飾的東西掩勝過質樸的純情，這才稱得上君子。所以一年的時間來製作一部車子，但又惟獨缺少一根三寸長的車轄，那么車就無法正常運行；木匠做門，但到時又惟獨缺少一根五寸長的門閂，那么門就無法關閉緊合。所以君子做事就一定要考慮到事情的最終結局。
精誠真心可以用來神妙地感化他人，但不可用來說教他人；明亮精粹的眼睛可以在無形中察知事物，但無法用它來教導告誡他人。心和眼的這種功能既無形跡、也無法把握，不能使人知道這其中的奧妙。所以舜不離坐席而天下大治，桀不下台階而天下大亂，這些都是由於感情的影響作用所致，並且遠遠要超過人的呼喊作用。自己無法做到的事，卻要求別人做到，這在古今都是聞所未聞的事。百姓贊同你的言論並且說話誠實，是由於你在對百姓作說教前一向說話誠實；百姓服從執行你的命令並且被教化好，是由於你的發號施令也同樣出於真誠。聖人處於上位，百姓歸順並被感化，同樣是由於聖人對百姓動之真情實意。反過來，君王處在高位發布政令而下面百姓不回響，這是由於君王的真情與政令不一致。所以《易經》會說這樣的話：“身處高位的君主為自己的驕傲橫蠻帶來的惡果而後悔。”三個月大的嬰兒，還不知利害關係，但慈母的愛心卻能感受到，這是由於母子間的真情相通所致。由此看來，言教的作用真是小之又小，而不言之教的功效卻是大之又大！能夠親身踐履君子說的話，這叫“信”；能夠符合君子的意向，這叫“忠”。“忠”和“信”在內心形成之後，就會對外界產生感化作用。所以禹手執盾牌、大斧在宮廷台階前跳起古舞，表示為德治而武力征討，使作亂的三苗很快就臣服。老鷹在江河上空盤旋飛翔，使魚鱉慌忙沉入水底、鳥也高飛遠走，這些都在於它們能感知到老鷹有傷害之心，所以遠遠地躲避起來。兒子能為父親去死、大臣能為君主捨命，這些事情每個朝代都有，這當然不是為了以死來邀取名利，而實在是他們內心有感恩之情。所以不怕也不想躲避這種死難。所以，人們情願去做一件自己想做的事情，這並非是為了實現某種意願和目的，可這種意願常常會實現；同樣，君子的憂傷悲痛，也並非只是做做樣子，因而能夠使人理解通曉。這些都在於他們的這種情感不是迫於外力，而是真的產生於內心世界。
“義”的重要性要超過君王的重要性，同樣，“仁”的位置應置父親之上。所以，君王對臣下，可以有權決定他們的生死，但不能讓重“義”的臣下迎合君主而改變道義；父親對兒子，可以呼來喚去使用他們，但不能讓講仁行孝道的兒子不為父母親憂慮掛念。所以，我們將“義”和“仁”置於君與父之上，由此也導致社會是君尊而臣忠、父慈而子孝。
聖人在上位，他的教化應驗如神靈。遠古的明主說：“我只是順其自然、無為而治治理天下。”以後的德治社會中的五帝說：“沒有百姓的擁護，天下哪能治理得如此太平。”所以《詩經》如此說：“手執駕御韁繩，如同絲線織帛。”《易經》上說：“懷有高尚情操，行為就能走上正道。”所以說能夠注意自身的修養，就能獲得深遠的美好結果。也因為這樣，周公能在黑夜裡省察自己的行為，做到身正影正毫不愧色。這就是君子的“慎獨”。反過來說，不注意自身的修養，卻想企盼遠大目標的實現，這是行不通的。知道行善的啟發是容易的，但親身行善就難了。孔夫子看到莊稼由種子變成禾苗、又長出穗谷的生長過程後，感慨地說：“狐狸頭朝著山丘而死，那么人類也不應忘本吧？”所以君子看到善事，就感到自身也應從善去惡。自身如果正直，那么安撫遠方的人就容易了。所以《詩經》就這樣說：“君主如果不能親自行正道，那么百姓就不可能信賴他。”
小人辦事叫做只求得到好處就行，君子辦事則只求符合道義。他們在追求這一點上是相同的，但追求的目標則是不一樣的。由船上搖槳擊水的響聲導致魚沉入水底、鳥飛往高處，在這裡聽到的響聲是一樣的，而躲避的地方則是不同的，但魚鳥都為了避害則是一致的。春秋時曹國的僖負羈因送一壺飯給晉公子重耳而被重耳立表旌表彰僖負羈的功德；趙盾因送一束乾肉救濟過靈輒而後卻又受到靈輒的保護。僖負羈和趙盾所贈送給他人的物品並不豐厚，但得到的回報卻相當厚重，這是因為他們的行為出於仁愛之心，並以恩德待人和憐憫之情油然而生，所以使受恩者刻骨銘心、永不忘記。同樣是吆五喝六的大聲呼喊，在家中如是長輩對晚輩如此，則被認為是對晚輩的愛護；如果用這種呼喊對待陌生外頭人，則有可能會引起爭吵並為之爭鬥毆打。所以說：“兵器鋒利所造成的威力比不上以情感化的威力；如此一比，就是莫邪寶劍也顯得鈍愚不堪了。同樣，武力攻打的功效也比不上神奇兵法的功效；如此一比，擊鼓進軍就真的是小事一樁、不在話下。”
聖人為善行善，並不是為了什麼名，但恰恰會使名望隨之而來，求名也並不是為了利，但利祿又會自然歸於他。所以一個人發自內心的憂喜，產生和表現出來後並不希望能感染別人，但感染的作用卻會自然而然產生。所以至德的人從來不修飾自己的外表，所以他的表現又像用手下意識地揉搓眯眼一樣、又像快要跌倒自然地用手支撐一樣。但就是這樣，聖人的無為而治，開頭看不出有什麼能耐、漠然寂靜，但到後來就知道了他的偉大。就像太陽運行，駿馬都無法和它賽跑。人們在暗夜裡尋找東西就像盲人一樣，但等到東方旭日升起，就將一切照得光明通亮。任何人的舉動都會帶來利益，但它的反面——損害也會隨之而來。所以《易經》這樣說：“事物的衰敗剝落不是無盡頭的，正因為這樣，所以《序卦》將代表復生的《復卦》來承接《剝卦》。”薄的積多了可以變厚，低的積多了可以變高。所以君子每天勤勉地行善以成光輝的美德，小人每天因貪心不足而怏怏不樂，以致品德敗壞而受辱。這裡面變化的啟發，就是像離朱那樣的人也看不清楚。周文王聽到善事可行，唯恐自己趕不上，而對自己的不善之處，如果留宿一晚都會感到不安詳，這並不是只為偶然不足而不滿意，而是深深憂慮如長此下去將變得不可收拾。所以《詩經》說：“周國雖然是古老之邦，但它的國運卻正在新興。”懷著真情，擁抱質樸，上天不能扼殺，大地無法埋沒，聲威傳播於天地之間，可與太陽、月亮的光輝相比配，這是美好而又快樂的事啊。如果能向善從善，雖然做錯事。別人不會埋怨；如果不能向善從善，即使忠誠也會招致禍患。所以怨天尤人不如埋怨自責自己，要求別人不如要求自己。
聲音是自己發出來的，容貌模樣是自己顯示出來的，名聲好壞是自己確定下來的，文辭言語也是自己日長勢久確定的，沒有什麼不取決於自己的努力。拿著銳利的刀劍攻擊刺傷他人，惹下如此大的禍怎么可以怨別人不避讓你的刀劍？所以管子儘管平時有不少不拘小節的醜行，但他胸懷立功名揚天下的壯志，終於能錦衣玉食，政績被記載在齊國的宗廟裡；子產儘管平時仁慈寬厚，但此美德不過被人貶為婦人之心、如人之母，最終自己也享受不到尊嚴富貴。很多時候，看上去空蕩蕩，實際上卻很充實，咋一口品嘗清淡無味，細細品嘗卻回味無窮，那些身著粗布短衣卻懷揣寶玉的人就是這樣。所以，心有二心、情不專一的人連一個朋友都難以得到，而那些誠心專一、感情專一的人卻能得到上百人的喜歡。男子漢種出的蘭草，看似艷麗卻無芳香；由後娘養的小孩，看似壯實卻無神采，這是因為雙方都缺乏內在天生的情分溝通和培育滋潤。生命只是人世間的一種寄寓物，死亡才是必然的歸宿。所以弘演為了申張仁義而毫不猶豫地站著捐軀犧牲，王子閭為扶助正義而毫無懼色地蒙受刀砍劍刺，他們都不為偷生而妨害到死得其所。所以處於治世則用義來維護自己的潔身自好，處於亂世則用自身來維護正義，乃至不惜犧牲生命。這條原則要堅持到死的那天為止。所以君子在這生死問題上是毫不含糊的。沒有勇氣的人，並不是先天就膽怯恐懼的，只是到災難來臨時才喪失了應有的操守；貪婪的人，也並不是生來就慾壑難填，只是看到了利益而忘掉了貪利的危害。虞國國君在看到了晉國送上的垂棘璧石時就忘掉了虢國亡國的災難將很快會殃及自身這一點。所以只有達到“道”的境界的人，才不會改變，也無法遏止他的信念。一般人都想得到榮耀好處，也都是為了自己，對別人是沒有什麼好處的。聖人做善事行義事，這憂思出自聖人的內心，所以對他本人有什麼好處？所以自古以來做帝王的夠多的了，但只有湯王、夏禹、文王受人稱頌；社會上貧賤的人夠多的了，但只有伯夷被抬舉得很高。如果現在我們將凡地位尊貴者都等同於聖人的話，那么天下的聖人就該多得不得了了；如果現在我們將地位貧賤者都等同於仁者的話，那么天下的仁者就該多得不得了了。但實際上聖人、仁者少之又少，這是為何原因呢？這是因為要想成為聖人、仁者，你就得專心致志、全心全意、心甘情願地行善從善，如滔滔奔流的江河，每天都得有發展、長進和進步，乃至關注行善而忘乎衰老將降臨自身，開始時收穫不大，最終的成果則很大很多，這種為聖人做仁者的過程也是長期堅持不懈行善從善的積累過程，一般人又誰能做到這點？不欺騙自己，也就不會欺騙別人和被別人欺騙，就像過獨木橋，他不會因為沒有旁人就不顯得謹慎小心的樣子。不過讓旁人相信自己容易，而蒙上眼睛相信自己困難。
凡人的情感都首先在內心世界形成並活動起來，活動著的情感均會通過一定的方式（如言行舉止）流露出來，流露或宣洩出來以後就不會凝結壅塞在內，心情也就暢快愉悅。所以，堯舜的言行舉措，不只是伴以堯舜他們的真情實感，而且還使堯舜他們自己因情感散發心情暢快、民眾百姓也因受之感染而達到天下大治。反過來說，懷有罪惡情慾的桀紂並不只是偶然幹些傷天害理的事，只要有這種罪惡情慾就會必然地表現出來；但表現出來後，桀紂他們自己是痛快了，而天下的種種事情都被搞亂了。所以說君主帝王的善惡情感的流露、宣洩，決定著天下的治和亂。正因為這樣，聖人君主的行為（實際上是情感的流露），就不能頑強地以自己的情感意願去做。它應當是無所迎合，也無所分離。它應當是好比“鼓”，沒有什麼和它相調和，但也沒有什麼和它相不合，在鼓點的控制下，琴瑟簫笛、金鐘石磬，大大小小、長長短短都能井然有序，各種聲音互相協調應和，奏出美妙的樂曲。同樣，君主身處上位，群臣自處下位，儘管官職各不相同、事務各有區別，但配合協調得就像一支樂章。這就像織布是向前進展的，翻耕是往後倒退的，勞動的方式不一樣，但成功事情是相同的。申喜由聽到乞丐的歌而能動了悲情，出門一看，歌唱者竟然是失散多年的母親。先秦艾陵之戰，吳王夫差說：“我們吳軍的士氣高昂、呼喊聲激昂喜悅，吳國準能打勝仗。”同樣是聲音，但從中獲得的信息卻是不同的，這是因為聲音中含有不同的情感。所以心情悲哀，這歌聲就不歡樂；內心快樂，那么即使哭泣也不哀痛。也正因為這樣，所以當閔子騫在守完三年孝後拿琴彈奏時，孔子會說這樣的話：“琴還是這把琴，但彈出的琴聲音調卻不一樣了。”所謂禮儀形式是用來和人交往的，但這外在的禮儀形式必定要有情感繫於中。它們二者是內容和形式的統一。如果只講禮儀形式忽視內在的情感，就會表現得失情虛偽；如果只講內在情感忽略禮儀形式，就會顯得文雅不足。如果能形式和內容的統一，即以必要的禮儀形式來表達內在的真情實感，這鳳凰和麒麟都會降臨庭院；這是說懷有善德的情感能感化遠方的人。輸子陽對他的兒子說：“高明的匠工應熟習運用矩鑿這些技藝”。能掌握這些矩鑿技藝，就沒有什麼事不能辦得周全圓滿。聖王就是憑著它來管理民眾，造父就是靠著它來調理車馬，醫駱就是根據它來診治疾病的，他們均是從匠工運用矩鑿的技藝中吸取一定的方法和治術的。君王的意圖使下面的人很快就接受領會並執行，這是因為發自內心世界的真誠之情感化了大家。還沒說什麼，就取得了互相的信任；也沒有發什麼號召，就使人主動前往，這是因為事先就有了感應和默契。有些人總是埋怨人家不了解自己，實際上有這種認識的人首先是缺乏自知之明。所以之所以驕傲，實際上在於自身只是半罐子水；而之所以浮誇虛華又在於自傲驕橫。內心真誠的人，他的快樂發自內心自然而然，如同鴞鳥喜歡歌唱、狗熊喜歡樹上懸吊一樣，它們又哪有故作姿態保持矜持的成分？春女感陽則思春，秋士感陰則悲秋，從中也能知道季節物候的變化；有時嚎啕大哭，有時悲嘆而哀，從中也能知道其人的聲音和心態間的關係；而某人容顏及身體動作，從中也能反映其人的意識和情感。正因為這樣，所以聖人總是戰戰兢兢、小心翼翼、毫不鬆懈，從而使自己修養達到極高的境界。
功成名就，取決於天命；循順事理，則靠人力。姜太公呂望、周公姬旦，不是上天專門為武王而造出的；崇侯虎、惡來，也不是上天特意為紂王而生出的；這是在於有那種世道，便有那種人產生。君子的天職是實行教化治理，小人就能承受到他們的恩澤；小人的職責則是生產財富、提供物質利益，能讓君子享用。過去君王東戶季子的時代，路不拾遺，農具、糧食留在田頭過夜也不會遺失，這是在於東戶季子讓君子、小人各守自己的職責。所以說一國國君秉有美德，億萬國民也就有了依靠。凡君位高貴都以“左”方為尊，所以臣下對君主來說是“輔佐”，這是臣的謙辭；在下位的都以“右”方為貴，所以君主對臣下就說是“佑助”，這是君的謙讓。所以，如果君主遷離“左”位，就會失去他的尊嚴；臣下離別“右”位，就會失去他的貴重。貪圖一時的痛快會傷害道義，只圖眼前利益會損害原則。子產頒布新法而受到不少流言的責難，但是實行新法儘管案件刑獄增多，卻遏止著了邪氣。如果在治理國家的措施中喪失了真情慈仁，就會受到輿論的抵制而無法實施。在成功的治國之道下，應該是，工匠不偷工減料、弄虛作假，農夫不惜勞力、努力耕種，士人不隱居避世，官吏不犯法亂紀。這些就好比撒置網，抓著了網繩就能張開所有的網眼。舜、禹不再受天命而登基，是由於堯傳位給舜，舜再傳位給禹；堯為舜創立了基業，舜又繼承宏揚了這基業，而這些基業都是從小的方面慢慢積累起來的。這就像他們在家為正妻做出表率，又示範於兄弟，再影響傳播遍整個國家，這樣天下也就形成了好風氣，好習俗。所以，兵器知道大的，就能推知小的，對人來說則是從小處就可知道他的以後。君子治世之道，看似近處也無法控制，低處也登不上去，可是卻無所不能容載，無事不能勝任，越久越顯偉大，越遠越顯崇高。要掌握這種治世之道，不能求助於別人，而只能從自身做起。離開自己而求之於人，那就離它太遠了。君子快樂有餘而名譽不足，而小人則是快樂不足而名譽有餘。看看他們之間的有餘和不足，就能知道他們間的差距。內心形成情感而不吐露、有真情而不流露在外，這種情況還沒聽說過。君子考慮的是義而忽略的是利，而小人貪求的是利而不顧義。孔子說：“子予說同樣是哭，有什麼不一樣。我對他說：‘子予，你這樣的問題怎么奈何得了我呢！儘管他們的哭是一樣的，但哀哭的原因卻是不一樣的呀！’”所以哀和樂觸及侵入人的感情是多么地深呀。有些人想池子，另些人又想將池子填上，這些人並不一定存心想折騰百姓、勞役民眾，只是各自按自己的意願去做而搞出的亂子。這就說明每人都具有的意願和情感是一樣的，但給別人造成的影響卻是不一樣的。所以堯舜每天都孜孜不倦地修養德行，終於達到天下大治；桀紂每天貪心不足鬱悶不樂而導致死亡，還不知後世人在譏笑自己。
大凡人之常情是這樣的：解脫了痛苦的事便快樂，喪失了快樂的事和物就感到哀傷，所以知道生的歡樂，就一定知道死的悲哀。對於堅守道義的人是不能用利去誘騙他的，對於勇敢的人就別想以恐懼來威脅他，就像對饑渴者不能用空罐子來矇騙他一樣。人的貪望多了，道義就會虧損；憂慮多了就會損害智慧，畏懼多了就會傷害勇氣。傲慢蠻橫產生在小人身上，不開化的蠻夷都是這樣做的；善良仁慈產生在君子身上，這些美德可與日月爭光輝，天下沒有什麼東西能遏止改變它。所以達到大治的國家的國君喜歡的是使國家賴以長治久安的美德，亡國的國君喜愛的是致使國家滅亡的東西。鐵礦物不能溶化成液態，就不能澆入模子，君主的憂思不誠懇就無法規範民眾。憂思的不是廣大百姓的事，也就無法和民眾取得聯繫。君主如能返歸到治國的根本，那么與民眾的聯繫就牢固了。君主最好的德行是既注重大節，也不忽略任何小節。齊桓公注重大節而不注意小節，晉文公與此相反，是不注意大節而注重小節。所以晉文公宮內的事處理得很好，但和各國的國際關係處理得不好；齊桓公對內宮的事處理失誤，但對本朝朝政治理得很好。水朝低處流而越積越浩淼，君王如能謙恭下問便能聰明。君王不爭搶下屬大臣職責分內的事，這治國的道路就通暢了。管夷吾和百里奚策劃國家大事成功，是在於齊桓公和秦穆公能聽取採納他們的主張。告訴迷路者時將東當成西，因為自己還沒弄清楚，到太陽出來才醒悟過來。衛武侯對他的下屬大臣們說：“年青人不要看我年邁而以為我不中用，就讓我這樣衰敗下去。你們還是要發現我的過錯，並給我指明。”這說明衛武侯雖然被大家普遍認為是年邁了，但他卻不認為自己老邁力衰，還能做到年老而不放鬆對自己的德行修養；而能做到年老不鬆懈修養自己的德行，也就離通曉生存和死亡啟發不遠了。
人不能從無中創造出些什麼，但有能力做些可做的事；有能力做些可做的事，但沒有能力決定最終事情的成功。人只能順應天理做事，並由天來決定成功。人一輩子為善行善，但沒有天時條件就行不通；人一輩子為惡行惡，但沒有天時條件就不會滅亡。所以行善行惡，取決於人本身；但是福是禍，則不是由人所能決定的。因此君子非常謹慎地對待自己所能做的事罷了。人本性秉賦於天；而命運，就要與你所逢的世道時運一致起來。有才能而遇不上好世道，這就是天命。姜太公有何力量？比干又有何罪過？他們都由各自秉賦的特性而實行自己的志向，但一個得利、一個遇害。追求實現自己的志向是各有各的做法，而能否達到自己的理想則在於天命。所以君子能為善行善，但卻不能一定得到幸福；同樣，不忍心做惡事壞事，但也不是一定能避免災禍。君王是根本，群臣是枝葉。根不健壯而枝葉卻繁茂，這是從來沒有聽說過的事。有道之世，是將人給予國家；無道之世，是將國家“送”給他人。堯統治天下時憂慮沒有解除過，後來將政權平安移交授給舜後，憂慮才解脫。憂慮纏身時堯毫不鬆懈地堅守君位，最後又樂於將君位傳授給賢人，始終不將天下的利益占為私有。凡物都是有用的，沒有什麼東西因小而不能用的；如果不懂得它的用處，那么碧玉也會成糞土。人之常情，總是對禍害力求挑小的，而對利益好處總力圖撈大的。所以同樣味道的熟肉，人總是喜歡吃大塊的肉，那一定是個覺得大塊肉好吃的人。同拜一個老師而又能超群的學生，那一定是一個以學習為快樂的人。不樂意去做一件事，卻能做得好，這是從來沒有聽說過的事。君子處世，碰到好時運好機遇便進取，憑著道義得到重用，這是沒有什麼可值得慶幸的。世道不好時運不好就避開，避開也是符合道義，又有什麼不幸可言！所以伯夷餓死首陽山，也並不後悔，因為他拋棄了他所鄙賤的東西，而保持了他所認為可珍貴的東西。幸福萌生時是相當細微，如遊絲；災禍初發之時也是相當微弱，如塵埃。因為禍福萌發之時總是細微不明顯，所以百姓忽略不當一回事，而只有聖人才能做到見微知著，預見事物的未來，所以古書中說到：“魯國送楚王的酒不如趙國獻的酒醇厚，可趙國邯鄲反而被楚軍包圍；華元宰羊慰勞部隊，因忘了多舀點給御手，結果被御手出賣，遭鄭軍擒捉而危及宋國。”
英明的君主實行賞罰，不是為了自己，而是為了國家利益。符合自己的心意但對國家無功勞的人，便不給予賞賜；違背自己的心意但對國家有貢獻的人，便不加懲罰。所以楚莊王對共雍說：“有德的人接受我賜封的爵祿，有功的人接受我賞賜的田宅。 而這二條沒有一條符合，所以我無法賞你。”楚莊王的這些話可以稱得上不違背常理呀！楚莊王拒絕了共雍的邀賞，沒有賞賜給他任何東西，但給了他一種要爭取獲賞的勉勵，也算是一種賞賜。
周代達到道治標準，殷商政治是好的，好的政治又未必能達到道治的標準。具有至德水平的聖王是不會滿足於行的通的政治，也不會只限於只要是“好的”能問心無愧就夠了，他是蘊懷著德而遵循著道，能使君民融洽愉快而臣民卻不知這快樂是君王給的。
占據天下，擁有君位的君王是夠多的了，但只有齊桓公、晉文公出名；泰山上留有的古代七十二個帝王祭壇，但只有三王為人稱頌。君王不對臣下提出苛煩的要求，臣下也不凡事依託君王。從自己身邊的每件小事做起，就能產生深遠的影響，而且後世的人也會稱頌他的偉大，這樣不出家門就能成就事業、彰顯光明，當然很少有人能達到這種境地。所以殷高宗之子孝己在被流放中仍堅持禮節，一般的人也能做到這點，但無法能超過他的美名，這是因為一般的人無法擁有像孝己這樣的胸懷和境界。
行為適宜而充滿義節的是君子，貪圖私利而忘乎義節的是小人。具有智慧的人有所獲得而不辛苦，次一等的人是辛勞但不勞累不堪，再次一等的人是終身勞累痛苦而又不願辛勞。古人品嘗滋味而不貪食，今人貪食而不懂品嘗，製作歌樂來修飾一般的聲音，但是修飾出來的音樂還是難以達到教化的作用，就是配上金石絲竹協助演奏，還不足以達到教化的最高境界。使人們尊崇道、實行義，那么改變他們的喜怒、取予情，就像草隨風倒一樣容易。
周朝召公在養蠶、耕種的季節里放寬刑獄、將在押犯釋放出來，使百姓都能返回家園從事農業生產；周文王讓出千里封地，以此作為條件請求紂王廢除炮烙之刑。所以聖人辦事處事，均能做到進退不失時機，這就如同夏天換穿葛衣、上車拉著繩索一樣自然而然。
老子拜商容為師，商容張開嘴吐出舌，使老子從中領悟到“守柔”的啟發；列子向壺子學習，從形影相生，形亡影不傷的現象悟出“持守為後”的啟發。所以聖人不處事物之先，然而卻能控制萬物，這有點像堆積柴薪，後放的卻壓在先放的上面。
人應該以基本的道義去愛人，用善良正直的語言去團結人，依靠群體的力量來強盛自己。所以，如果德澤恩愛施布廣泛，這威力就遍及深遠；如果缺乏仁義，想用武力鎮服人的作用就很小了。
吳國產的鈴鐸因為發音響亮而終被自己的鐸舌撞破，蠟燭油燈因為能照明而終將自己熔盡銷毀。虎豹因有美麗的皮毛而招來射殺，猿猴因為敏捷而招刺殺。所以子路因為驍勇而死於衛國的戰爭，萇弘因為智謀聰慧而被殺害。這些人都是能依靠智力去認識事物，但卻不能做到雖有大智而自知之明。所以走在險道上的人是不能走直路的，穿過深山老林的人總要走不少彎路，夜間行走時眼睛看不清，只得伸出雙手摸索著行進。事物各有它適宜的範圍，聰明有時也未必有用處。人如果是通過黑暗迷惑而達到光明悟醒的，是可以和他談論至道的。
鳥鵲築巢知道風向而選擇合適的位置，水獺建穴是根據水位的高低來決定的，雄鴆叫鳴將預報天要放晴，雌鴆鳴唱將預報天要下雨。從中就可知人的智慧不如鳥獸的看法是不對的。因為這些鳥獸出於身體本能的“聰明”總是有限的。所以只是通曉一種技藝、只能分辨片言隻語的真偽，這樣的人只能與他說些淺陋的啟發，而不能與他作廣泛的應對。寧戚敲擊牛角而悲歌，感動了齊桓公，被齊桓公任命為大田官。雍門子以哀歌使孟嘗君悲從心起，流下眼淚以至打濕帽帶。悲歌、痛哭對一般性的人來說是都會的；但一發悲聲就能使人聽了動真情，那就要有精誠的感情才行。所以唐堯、虞舜的治國方法可以仿效，但他們用情感化人心的效果是常人無法企及的。齊簡公因為懦弱而被陳成常殺害，子陽因為施行猛政而遭劫難，這些都是因為他們不得其道的原因。所以唱歌如果不合音律，那么他的歌聲就會變得清濁不分；墨繩不能切中、三點一線，就不能取直。
紂王用象牙筷而使箕子哀嘆不已，並預感到紂王的貪慾將導致國家滅亡；魯國用木偶人殉葬使孔子心痛嘆息，詛咒不仁者將絕子絕孫。所以聖人看到事物的徵兆就能預知到事物的結局。發源於高山的江河流水必定要注入大海，莊稼長在田野，最後一定會歸入貯藏到糧倉。正是聖人看到事物如何生成，就將知道事物會如何歸宿。
河水混濁魚兒就會口露出水面喘氣，法令苛繁百姓就會混亂，城牆陡峭必定會崩潰，堤岸高峻必定崩塌。所以，商鞅制定苛法而招致自己被肢解，吳起施行酷法而遭車裂。
治理國家好像調琴瑟，大弦繃得太急則小弦就會斷絕。所以一味勒緊韁繩，不斷揮動鞭子的人，不是一個能駕御千里的御手。能夠聽得見的聲音，傳播不過百里地；而沒有響聲的聲音，可以傳遍四海。所以，俸祿已遠遠超出他的貢獻的人，就必定會受到傷害；名過其實的人也必定會受到蒙蔽。如果貢獻和品德合乎實際再加上與之相適的名譽，一般性來說，禍患不會無緣無故降臨到他頭上。人有噩夢纏身，就無法勝任正常行動；國有惡事先見之徵，就無法勝任善政的實施。所以前面放著高官厚祿的賞賜，是不可以靠無功來獲取它的。後面有嚴刑峻法，也不可能因無罪而蒙受誅罰。你平時修身養性保持正直純潔，做一個正派人而不偏離正道，就會相安無事。
君子不以為小的善事不值得做而就捨棄它，因為小善積累起來也就能成為大善；也不以為小的壞事做做也無妨而去做，因為小惡積累起來也就成為大惡。所以說，羽毛堆積到一定程度也能將船壓沉，很多輕東西放在車上也能將車軸壓斷，所以君子是絕對禁止自己做微小的壞事的，這就是平時說的君子謹戒於微細之處。做一件令人愉快的好事還不足以形成美德，但堅持做好事，日長勢久就能形成好的品德；做一件令人悔恨的壞事還不足以敗壞品德，但經常做壞事就會成惡棍。所以夏禹、商湯、周文王周武王的善政美德，受千秋萬代人稱讚，夏桀、紂王的惡行暴政，遭千年萬代人唾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