淅川之所以叫淅川，是因為古淅水在億萬年滄海桑田的地質運動中在河道兩側沖積出了百里平川。淅川其實包括三大平川，即順陽川、丹陽川、板橋川，這是處於大山包圍的這片大地上“一腳踏出油”的富庶之地，淅川縣的耕地良田基本都集中在這裡。
基本介紹
- 中文名：淅川移民史
- 類型：歷史
- 目的：記錄
- 隸屬：淅川
在傳統的農業社會中，它對一個地方的重要性可想而知，因而歷史上，淅川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一直設在丹淅平原上。
然而，隨著丹江口水庫的蓄水，丹淅平原54.84萬畝土地靜靜地躺在了煙勸協符波浩淼的湖底，其中耕地面積28.5萬畝。隨同她一起沉入湖底的還有淅川建於明成化年間的古縣城等4個古城鎮，以及7個鎮（區）2396個村莊。在這片被淹沒的土地上，先人留下了寶貴的文物古蹟，這些人類歷史文明的實證，如今都永久地躺在了碧波萬頃的水面下，也許永遠都不會再被任何人看到。如果不是1977年底因種種原因造成的水位下降，也許我們根本就不可能發現庫區數千座古墓，也永遠不可能見到攝人心魄的雲紋銅禁、巧奪天工的大型編鐘、工藝精湛的青銅大鼎等。楚始都丹陽，在被淹沒的時候曾向世界投下了無限哀婉的最後一瞥，有幸被我們看到。但更有許許多多也許會令世界震驚的文物將永遠躺身在無邊的黑暗中，再也無緣得見天日。
而從根本上說，丹江口水庫淹沒的不只是一些房產田舍，那是這裡的人民千百年生生不息綿延生存的家園。但庫區水位的不斷升高將把他們從這片祖祖輩輩生活的土地上無情地連根拔起。故土難離啊，從1958年丹江口水庫大壩修建到1978年的20年裡，共有20多萬淅川人被迫背井離鄉，永遠失去了他們的趨巴家園。淅川也因此成為全國水利移民第一大縣。
而這20年的搬遷歷程又是怎樣一段艱難辛酸、曲折坎坷、步步血淚的苦難歷程啊！至今提起這段歷史，仍不由人不唏噓長嘆乃至潸然淚下。
丹江口水庫興建正好處於“大躍進”、“文革”這段中國歷史上最為荒誕的時期，在國家踏凶凳、集體在前，個灶汽提人的尊嚴、價值和利益遭到了空前敬埋達項的紙戀匙槓漠視。丹江口水庫一期工程，淅川縣的直接經濟損失高達7.4億元，而國家給予的補償只有1.2億元。曾任長江委主任、水利部副部長的黃友若也說，賠償還要照價計算，用於移民的錢連賠償都算不上。庫區人民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離別他們的家園的。
丹江口水庫一期工程需要移民38萬人，其中淅川20.5萬人。在當時，這意味著每3000箇中國人、每250個河南人、每30個南陽人中，就有一個是淅川移民。對丹江口水庫這個國家直接抓的大型水利樞紐工程來說，面對如此龐大的移民群體，當時國家的政策竟然是移民問題由當地黨委、政府自行解決！
1958年8月，中央北戴河會議決定動員中原人口密集地區青年到西北支邊。這給正為移民問題愁腸百結的南陽地區領導人撥雲見日般透出了一絲亮光：讓移民到西北支邊，豈不是一舉兩得的事？於是淅川移民中的8008名青年，於1959年4到5月，被送到了青海省的三個高原貧困縣。
這些青年，捨棄了自己的家園去到西北，而政府為他們配發的只有一件大衣、一套棉衣、一套被褥，其他衣物自備，簡單家具自帶，糧種自帶，2斤乾糧也是自帶。就這樣，他們從風景秀麗的丹淅平原來到了風雪迷茫的青藏高原，全被安置在了海拔3000多米的荒蕪之地，住在土壞木板房裡，過起了兵營式的屯墾生活。這裡高寒缺氧，少雨多風，溝壑縱橫，自然條件極為惡劣。這裡仍然是人煙稀少的荒涼之地，一個縣的人口不足十萬，何況50年前！後來，為了讓他們紮根高原，政府做工作把他們失去家園的家屬計4709戶、14334人一併遷來。這樣，從淅川遷移青海支邊的移民總計22342人。
在這種嚴酷的生存環境中，由於氣候惡劣、水土不服，多數人紛紛患病，很多移民就這樣慘死在那裡。比環境的嚴酷更嚴重的是人禍！當地幹部對待移民的態度十分惡劣，動不動即予以毒打。據淅川縣委1961年8月21日給中央的報告，循化縣文都農場第五站170餘人，被連長劉某強行捆綁吊打的就有90多人；支邊人員連光辰因嚴重浮腫，無法完成每天拾回80斤燒柴的任務，被劉痛打致死；支邊家屬鄧永福因被扣一個月口糧不發而無奈上吊自殺……文都家場第七站規定每人每天要開挖7分地，完不成任務不準吃飯。當地自然條件惡劣，支邊人員的工具又十分簡陋，每人一天開挖7分地原就十分困難，王玉女因為有病沒能完成任務，竟被支書李某和隊長王某用鐵杴當場打死。據統計，在不到一年的時間裡，有數千名移民拋屍高原。武洲村移民197人，64人命喪青海；黨子口村移民格章訂76人，36人魂斷高原……不堪忍受的移民決定返遷，死也要死在家門口。於是，除一部分青壯年勞動力被強留不放外，其他人在重病瘦弱、當地不發路費、不準取存款、帶去的農具不準帶走的情況下，靠變賣衣物、沿路乞討，逃離了青海。僅在從西寧到淅川的路上，就有56人餓死、病死。據不完全統計，這批移民死亡總數竟達到了5400多人！也就是說這批去往青海的移民竟有差不多四分之一慘死在了異鄉。
當時，正是極“左”思潮最嚴重的時候，從淅川帶移民到青海的王海申、侯富潤等，就因為如實向有關部門反映移民工作中存在的問題，竟被誣為反革命，王海申更是被投進了監獄。面對如此嚴峻的政治環境，中共淅川縣委冒著極大的政治風險將庫區移民的悲慘遭遇層層匯報給了中央。黨中央聞知非常震驚，經組織調查情況完全屬實，在對有關人員進行查處的同時，做出了這樣一個決定：將尚未返回淅川的移民整體遷往新疆！“我們新疆好地方”，但未必是淅川移民的好地方。經歷過青海悲慘遭遇的移民無論如何只想回到生養他們的丹江邊，儘管家已經不在了，但那裡仍是他們心中神聖的故鄉。經請示中央，這批支邊移民又撤回到了原籍。對於一些死傷的支邊人員，到1965年，青海方面給予了“妥善”解決：對252名死亡者每人補助189.3元，71名下落不明者每個補助269.58元，40名致殘者每人補助49.75元。其他慘遭不幸者根本不曾被提及。這些死難的移民，他們是為了國家的建設而拋棄家園背井離鄉的，他們是一個個鮮活的生命啊！
然而他們的苦難並未到此結束。這些帶著農具去青海，帶著傷病回淅川的移民，赤手空拳返回時很多變賣掉了自己的衣服、被褥，而且基本全部體弱多病，根本無法從事生產勞動。回到淅川後，他們沒了自己的家，沒有房住，也沒一件農具，甚至連生活炊具都沒有。在很多地方，這些返回的移民，連吃飯的鍋碗都得向鄰居借，常常到半夜還吃不上飯。同時，缺衣少褲也是個普遍現象，一些人把僅有的被褥改成了衣褲，有的更改無可改。三官殿區沙樓大隊一個叫沙連英的18歲大姑娘，沒衣沒褲，僅用一塊破布遮住下體；城關區陳嶺大隊16歲的劉九花，姐妹二人因破爛的衣褲連羞處都遮不住，無法出門。而這樣的例子還有很多。
但慘劇還在繼續上演。
1961年，丹江口大壩開始圍堰壅水，庫區124米高程以下的居民需全部遷走，淅川需要動遷26725人，其中包括那些剛從青海返遷的移民。這次移民據說是接受了支邊的教訓，政策更為人性化一些。具體方案是：除三官殿區4310人統一遷往鄧縣安置外，其餘移民允許在本省、本縣、本地範圍內投親靠友，自由選擇搬遷地點，每人平均搬遷費是170元。這個看似人性化的方案，似乎給了移民很大自由選擇的權利，而實質卻是把被迫搬遷這樣天大的事輕描淡寫地交給移民自己解決，把他們推向了茫然無助的境地。區區170元的搬家費能解決什麼問題呢？這些移民能做的只有乞哀告憐、寄人籬下。有些人甚至把自己的女兒嫁給那些因各種原因娶不到媳婦的大齡男人，以換得一片立錐之地。更有很多人，特別是那些身無分文、病弱不堪的青海返遷移民，實在找不到一處安身之所，只好在水邊搭個草棚，如原始人般住了下來。
但是，這次移民一共只給了幾個月的準備時間，就在很多移民還沒找到安置地點的時候，丹江水即洶湧而來，上漲成庫。於是，莊稼地成為汪洋，居住的小屋漫進了庫水，並慢慢被淹沒。無可奈何中，他們只好在江水的步步進逼下步步後退，不斷把他們的茅草庵往後移。我們經常可以在媒體上看到一些城市中所謂的釘子戶，以成百上千萬的巨額賠償作為搬遷的交換條件，否則絕不搬遷，於是他們成了“牛人”。但在當時，淅川的移民每人只有170元搬遷費，必須自己找地方搬遷，否則，看你能不能“牛”得過不斷上漲的江水。這170元搬遷費，在1961年是個什麼概念呢？那時正是國家經濟最困難的時期，170元大約只能買一百來個饅頭，很快就被這些身無長物的移民為保命吃掉了。水逼人退，這就是當時採用的“以水趕人”的移民搬遷方式。
不知道是幸還是不幸，1962年3月，靠大幹快上、土法上馬修建的大壩因質量問題被迫停工，移民們欣喜若狂，以為丹江口水庫不再修建了，便紛紛在水邊搭個草棚住了下來。雖然此後水庫水位不斷上漲迫使他們多次遷移，但他們心裡感到踏實。儘管他們的土地被淹，在水邊爛泥里種的莊稼常常顆粒無收，因而不得不時時拉棍要飯，可“金窩銀窩，不如自己的狗窩”，畢竟他們回到了屬於自己的故土。但兩年後，丹江口大壩再次動工，他們又一次面臨搬遷的問題。天下之大，何處是他們的棲身之所？
提到南水北調工程，大家都以為是近幾年的事，其實不然。早在上世紀50年代前期，中國北方雖不像這樣缺水到了焦渴的地步，但面對日益乾旱的局面，憂心忡忡的共和國的第一代領導人就把目光盯向了丹江、漢水。因為從這裡調水救濟北方，是一個最為可行的選擇。同時，漢江由於流程短、水量豐、落差大、河床窄，致使下游江漢平原水患不斷。在1822到1949的128年間，有65年漢江堤潰決，故有“三年兩潰，十年九淹”之說。1935年使柴湖變為沼澤的那場大水，共使漢江兩岸10多個縣市成為汪洋，淹沒耕地670萬畝，370多萬人流離失所，8萬多人命喪水中。史書記載：“漢江水漲，堤防悉沉於淵。飄風颳雨，長波巨浪，煙火漸絕，哀號相聞。沉溺死者，動以千數，水面浮屍，累累不絕。”災民因此“沿村乞討，鬻兒賣女，屢見不鮮”。正是為了減少下游的水災，同時調水支援北方併兼顧發電，中國領導人和水利部門決定在丹江、漢江交匯處修建丹江口水庫大壩。
就丹江口水庫的修建目的來說，淅川基本是受淹而不受益。即便如此，淅川人民還是無償出動數萬民工戰鬥在大壩建設第一線，為丹江口水利樞紐工程和陶岔渠首等引丹工程的建設做出了不可磨滅的巨大貢獻。
近年來，南水北調中線工程正式開始建設，丹江口水庫大壩將被加高到176.6米，正常蓄水位由157米提高到175米，這將導致淅川153.1平方公里的土地被淹，涉及人口11.9189萬人，農業生產用地13.05萬畝，房屋232.844萬平方米，工礦企業22個，村組副業設施312個，等等。很多經過多次搬遷的淅川人為了國家利益也將再次踏上移民之路。
在這種嚴酷的生存環境中，由於氣候惡劣、水土不服，多數人紛紛患病，很多移民就這樣慘死在那裡。比環境的嚴酷更嚴重的是人禍！當地幹部對待移民的態度十分惡劣，動不動即予以毒打。據淅川縣委1961年8月21日給中央的報告，循化縣文都農場第五站170餘人，被連長劉某強行捆綁吊打的就有90多人；支邊人員連光辰因嚴重浮腫，無法完成每天拾回80斤燒柴的任務，被劉痛打致死；支邊家屬鄧永福因被扣一個月口糧不發而無奈上吊自殺……文都家場第七站規定每人每天要開挖7分地，完不成任務不準吃飯。當地自然條件惡劣，支邊人員的工具又十分簡陋，每人一天開挖7分地原就十分困難，王玉女因為有病沒能完成任務，竟被支書李某和隊長王某用鐵杴當場打死。據統計，在不到一年的時間裡，有數千名移民拋屍高原。武洲村移民197人，64人命喪青海；黨子口村移民76人，36人魂斷高原……不堪忍受的移民決定返遷，死也要死在家門口。於是，除一部分青壯年勞動力被強留不放外，其他人在重病瘦弱、當地不發路費、不準取存款、帶去的農具不準帶走的情況下，靠變賣衣物、沿路乞討，逃離了青海。僅在從西寧到淅川的路上，就有56人餓死、病死。據不完全統計，這批移民死亡總數竟達到了5400多人！也就是說這批去往青海的移民竟有差不多四分之一慘死在了異鄉。
當時，正是極“左”思潮最嚴重的時候，從淅川帶移民到青海的王海申、侯富潤等，就因為如實向有關部門反映移民工作中存在的問題，竟被誣為反革命，王海申更是被投進了監獄。面對如此嚴峻的政治環境，中共淅川縣委冒著極大的政治風險將庫區移民的悲慘遭遇層層匯報給了中央。黨中央聞知非常震驚，經組織調查情況完全屬實，在對有關人員進行查處的同時，做出了這樣一個決定：將尚未返回淅川的移民整體遷往新疆！“我們新疆好地方”，但未必是淅川移民的好地方。經歷過青海悲慘遭遇的移民無論如何只想回到生養他們的丹江邊，儘管家已經不在了，但那裡仍是他們心中神聖的故鄉。經請示中央，這批支邊移民又撤回到了原籍。對於一些死傷的支邊人員，到1965年，青海方面給予了“妥善”解決：對252名死亡者每人補助189.3元，71名下落不明者每個補助269.58元，40名致殘者每人補助49.75元。其他慘遭不幸者根本不曾被提及。這些死難的移民，他們是為了國家的建設而拋棄家園背井離鄉的，他們是一個個鮮活的生命啊！
然而他們的苦難並未到此結束。這些帶著農具去青海，帶著傷病回淅川的移民，赤手空拳返回時很多變賣掉了自己的衣服、被褥，而且基本全部體弱多病，根本無法從事生產勞動。回到淅川後，他們沒了自己的家，沒有房住，也沒一件農具，甚至連生活炊具都沒有。在很多地方，這些返回的移民，連吃飯的鍋碗都得向鄰居借，常常到半夜還吃不上飯。同時，缺衣少褲也是個普遍現象，一些人把僅有的被褥改成了衣褲，有的更改無可改。三官殿區沙樓大隊一個叫沙連英的18歲大姑娘，沒衣沒褲，僅用一塊破布遮住下體；城關區陳嶺大隊16歲的劉九花，姐妹二人因破爛的衣褲連羞處都遮不住，無法出門。而這樣的例子還有很多。
但慘劇還在繼續上演。
1961年，丹江口大壩開始圍堰壅水，庫區124米高程以下的居民需全部遷走，淅川需要動遷26725人，其中包括那些剛從青海返遷的移民。這次移民據說是接受了支邊的教訓，政策更為人性化一些。具體方案是：除三官殿區4310人統一遷往鄧縣安置外，其餘移民允許在本省、本縣、本地範圍內投親靠友，自由選擇搬遷地點，每人平均搬遷費是170元。這個看似人性化的方案，似乎給了移民很大自由選擇的權利，而實質卻是把被迫搬遷這樣天大的事輕描淡寫地交給移民自己解決，把他們推向了茫然無助的境地。區區170元的搬家費能解決什麼問題呢？這些移民能做的只有乞哀告憐、寄人籬下。有些人甚至把自己的女兒嫁給那些因各種原因娶不到媳婦的大齡男人，以換得一片立錐之地。更有很多人，特別是那些身無分文、病弱不堪的青海返遷移民，實在找不到一處安身之所，只好在水邊搭個草棚，如原始人般住了下來。
但是，這次移民一共只給了幾個月的準備時間，就在很多移民還沒找到安置地點的時候，丹江水即洶湧而來，上漲成庫。於是，莊稼地成為汪洋，居住的小屋漫進了庫水，並慢慢被淹沒。無可奈何中，他們只好在江水的步步進逼下步步後退，不斷把他們的茅草庵往後移。我們經常可以在媒體上看到一些城市中所謂的釘子戶，以成百上千萬的巨額賠償作為搬遷的交換條件，否則絕不搬遷，於是他們成了“牛人”。但在當時，淅川的移民每人只有170元搬遷費，必須自己找地方搬遷，否則，看你能不能“牛”得過不斷上漲的江水。這170元搬遷費，在1961年是個什麼概念呢？那時正是國家經濟最困難的時期，170元大約只能買一百來個饅頭，很快就被這些身無長物的移民為保命吃掉了。水逼人退，這就是當時採用的“以水趕人”的移民搬遷方式。
不知道是幸還是不幸，1962年3月，靠大幹快上、土法上馬修建的大壩因質量問題被迫停工，移民們欣喜若狂，以為丹江口水庫不再修建了，便紛紛在水邊搭個草棚住了下來。雖然此後水庫水位不斷上漲迫使他們多次遷移，但他們心裡感到踏實。儘管他們的土地被淹，在水邊爛泥里種的莊稼常常顆粒無收，因而不得不時時拉棍要飯，可“金窩銀窩，不如自己的狗窩”，畢竟他們回到了屬於自己的故土。但兩年後，丹江口大壩再次動工，他們又一次面臨搬遷的問題。天下之大，何處是他們的棲身之所？
提到南水北調工程，大家都以為是近幾年的事，其實不然。早在上世紀50年代前期，中國北方雖不像這樣缺水到了焦渴的地步，但面對日益乾旱的局面，憂心忡忡的共和國的第一代領導人就把目光盯向了丹江、漢水。因為從這裡調水救濟北方，是一個最為可行的選擇。同時，漢江由於流程短、水量豐、落差大、河床窄，致使下游江漢平原水患不斷。在1822到1949的128年間，有65年漢江堤潰決，故有“三年兩潰，十年九淹”之說。1935年使柴湖變為沼澤的那場大水，共使漢江兩岸10多個縣市成為汪洋，淹沒耕地670萬畝，370多萬人流離失所，8萬多人命喪水中。史書記載：“漢江水漲，堤防悉沉於淵。飄風颳雨，長波巨浪，煙火漸絕，哀號相聞。沉溺死者，動以千數，水面浮屍，累累不絕。”災民因此“沿村乞討，鬻兒賣女，屢見不鮮”。正是為了減少下游的水災，同時調水支援北方併兼顧發電，中國領導人和水利部門決定在丹江、漢江交匯處修建丹江口水庫大壩。
就丹江口水庫的修建目的來說，淅川基本是受淹而不受益。即便如此，淅川人民還是無償出動數萬民工戰鬥在大壩建設第一線，為丹江口水利樞紐工程和陶岔渠首等引丹工程的建設做出了不可磨滅的巨大貢獻。
近年來，南水北調中線工程正式開始建設，丹江口水庫大壩將被加高到176.6米，正常蓄水位由157米提高到175米，這將導致淅川153.1平方公里的土地被淹，涉及人口11.9189萬人，農業生產用地13.05萬畝，房屋232.844萬平方米，工礦企業22個，村組副業設施312個，等等。很多經過多次搬遷的淅川人為了國家利益也將再次踏上移民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