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聯經濟學家、統計學家。1917年畢業於莫斯科商學院經濟系。從1917年到40年代從事統計領導工作，曾任中央統計局局務委員兼烏拉爾統計局長、中央統計局農業司司長、國民經濟核算局委員等職務。1935年，共產主義科學院授予他博士學位。
基本介紹
- 中文名：涅姆欽諾夫，Β.С.
- 國籍：蘇聯
- 職業：曾任中央統計局局務委員兼烏拉爾統計局長、中央統計局農業司司長
- 畢業院校：莫斯科商學院
- 代表作品：《經濟數學方法和模型》，《社會學和統計學》，《現代社會學問題》等
蘇聯經濟學家、統計學家。1917年畢業於莫斯科商學院經濟系。從1917年到40年代從事統計領導工作，曾任中央統計局局務委員兼烏拉爾統計局長、中央統計局農業司司長、國民經濟核算局委員等職務。1935年，共產主義科學院授予他博士學位。1940年被選為白俄羅斯科學院院士，1946年為蘇聯科學院院士，1948年為全蘇農業科學院院士。1953～1962年為蘇聯科學院主席團委員。
涅姆欽諾夫的研究領域十分廣泛。40年代以前，主要研究統計學，發表了《論農村階級分化的統計研究》（1926）、《論農民經濟的統計和經濟分組》（1927）、《論糧食生產結構》（1928）等論文以及《農業企業的核算和統計》（1933）、《農業統計及一般原理》（1945）等著作。《農業統計及一般原理》把統計原理、農業統計和數理統計融為一體，受到統計學界高度評價，曾獲國家獎金。1946年又寫成《契比雪夫多項式和數理統計》專著，被譽為填補了蘇聯科技文獻的重大空白。
40年代末，涅姆欽諾夫的研究方向轉向廣泛的社會經濟問題。1949～1963年他擔任蘇聯科學院生產力研究委員會主席,研究了生產力布局的理論問題,發表了許多論文，如《糧食作物和畜牧業部門布局的標準》（1947）、《農業遠景布局的生產專業化》（1957）、《西伯利亞和烏拉爾生產力發展的前景》（1956～1958）和《生產力合理布局的理論問題》（1961）等。這些論文提出了生產力布局科學的任務、布局的經濟標準和基本原則，其論點成為蘇聯目前生產力布局理論的主要內容。
此外，他還研究了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一般理論問題，發表了《蘇聯經濟科學中的迫切問題》（1959）、《社會主義條件下的價值和價格》（1960）、《編制國民經濟平衡表的統計和經濟問題》（1957）等論文。
50年代,他還研究過社會學問題,發表了《社會學和統計學》（1958）、《現代社會學問題》（1956）、《偉大十月社會主義革命與蘇聯社會階級結構的變化》（1957）等。
50年代中期以後，涅姆欽諾夫幾乎把全部精力放在經濟數學上，成為蘇聯經濟計量學派的創始人。1957年底,他吸收一批大學畢業生和列寧格勒的一些數學家,成立了蘇聯第一個在經濟研究和計畫工作中套用統計和數學方法的研究室，直屬蘇聯科學院西伯利亞分院（設在莫斯科）。他在經濟數學理論研究的基礎上撰寫了《擴大再生產的對比關係》（1958）、《產品生產和分配部門聯繫和地區聯繫平衡的理論問題》（1960）、《經濟區模型》（1961）等論文。1960年蘇聯科學院建立了由涅姆欽諾夫領導的在經濟研究和計畫工作中套用數學方法和電子計算技術科學委員會、經濟控制論小組等機構，1963年又成立中央經濟數學研究所。經濟數學在蘇聯從長期受壓制轉到恢復和發展，涅姆欽諾夫起著極為重要的作用。他在1962年寫作的《經濟數學方法和模型》一書中，全面系統地介紹了經濟計量學到60年代初期為止的主要研究方向和成果，肯定了這個學派存在的必要。鑒於他生前對線性規劃和經濟模型的貢獻，1965年被授予國家獎金。套用經濟學 主要指套用理論經濟學的基本原理研究國民經濟各個部門、各個專業領域的經濟活動和經濟關係的規律性，或對非經濟活動領域進行經濟效益、社會效益的分析而建立的各個經濟學科。它大體上可分為如下幾個分支：
①以國民經濟個別部門的經濟活動為研究對象的學科，如農業經濟學、工業經濟學、建築經濟學、運輸經濟學、商業經濟學等等。
②以涉及國民經濟各個部門而帶有一定綜合性的專業經濟活動為研究對象的學科，如計畫經濟學、勞動經濟學、財政學、貨幣學、銀行學等等。
③以地區性經濟活動為研究對象的學科，如城市經濟學、農村經濟學、區域經濟學（經濟地區規劃、生產力布局）等等。
④以國際間的經濟活動為研究對象的學科，如國際經濟學及其分支：國際貿易學、國際金融學、國際投資學等等。
⑤以企業經營管理活動為研究對象的學科，如企業管理、企業財務、會計學、市場（銷售）學等等。
⑥與非經濟學科交叉聯結的邊緣經濟學科，如與人口學相交叉的人口經濟學；與教育學相交叉的教育經濟學；與法學相交叉的經濟法學；與醫藥衛生學相交叉的衛生經濟學；與生態學相交叉的生態經濟學或環境經濟學；與社會學相交叉的社會經濟學；與自然地理學相交叉的經濟地理學、國土經濟學、資源經濟學；與技術學相交叉的技術經濟學等等。這些邊緣經濟學科主要研究這些非經濟領域發展變化的經濟含義、經濟效益、社會效益，從中找出它們的規律性。
套用經濟學的分支學科，無論在資本主義國家還是在社會主義國家，都是適應社會經濟發展的需要而不斷擴展、不斷充實的。套用經濟學的發展，離不開社會經濟實踐，離不開理論經濟學的指導，但它們的發展反過來又豐富了理論經濟學的內容，起著指導實踐的作用。
經濟學在社會科學中的地位
社會科學是研究人類各種社會活動和各種社會關係的理論和歷史的多種學科的總稱。社會科學的研究對象，除了經濟活動和經濟關係之外，還有政治、法律、軍事、教育、道德、語言、藝術、民族、宗教、家庭等方面的活動和關係。從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來說，在所有的社會活動和社會關係中，具有決定性作用的是經濟活動和經濟關係。經濟活動是其他一切活動的物質基礎，經濟關係也是其他一切社會關係的物質基礎。因而，除了哲學之外,經濟學,特別是作為理論經濟學的政治經濟學，就成為社會科學中的基礎科學，成為人們認識社會、改造社會必先掌握的思想武器。
任何階級或學派的經濟學，都自覺或不自覺地以某種哲學作為自己的方法論基礎或指導思想。如前所述,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學是以馬克思主義哲學，即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作為自己的方法論基礎的。當然，經濟學各個學科也為馬克思主義哲學提供生動、具體的材料,對各種經濟活動和經濟關係之間辯證關係的研究,也能豐富後者的內容，推動後者的發展。
經濟是社會的基礎，政治、法律等是社會的上層建築。一個社會的政治、法律等，歸根結柢都是由經濟基礎決定的，都是為維護自己的經濟基礎服務的。資產階級的國家制度、法律等，是根據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要求而確定的，是以維護整個資產階級的私有制財產和經濟利益作為任務的。社會主義的國家制度和法律等，則是根據社會主義經濟發展的要求而確定的。就是以維護人民的整體利益，維護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公有制的主導地位和促進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發展作為任務的。這種經濟基礎與作為上層建築的國家制度、法律等之間的作用與反作用，使研究人類社會的經濟基礎的經濟學和研究國家制度、法律等的政治學、法學等緊密聯繫起來。經濟學要聯繫國家制度、法律等上層建築來研究各種經濟活動和經濟關係；政治學、法學等要聯繫所要維護的經濟活動和經濟關係來研究各種國家制度、各種法律等。這種相互聯繫、相互作用的關係，也同樣適用於經濟學與以其他的社會上層建築作為研究對象的社會科學學科之間。
經濟學與社會學、心理學等也有密切的聯繫。人們的經濟活動與經濟關係是決定一個社會結構的基礎；而經濟活動又以相互間結成一定經濟關係的個人作為生產的基本成員，以家庭為消費和生活的基本單位，由此結成錯綜複雜的社會活動網路。人們的生產活動和消費行為都有一定的心理動機，並受行為習慣的影響。但是人們的心理狀態和行為狀態，也往往是以一定經濟利益的考慮為基礎的。
經濟學前史──古代經濟思想的發展
經濟學作為一門獨立的科學，是在資本主義產生和發展的過程中形成的。在資本主義以前的各個歷史時期，有不少思想家對當時一些經濟現象和經濟問題發表見解，形成某種經濟思想，但是沒有形成系統，並常與他們的政治、法律、倫理、宗教等思想混雜在一起。因此，古代經濟思想的發展，可以稱為經濟學前史。
在資本主義社會出現以前，在以歷史和文明悠久著稱的民族和國家中，以古中國和古希臘、古羅馬及西歐中世紀保存的歷史文獻最為豐富。它們是兩個獨立發展的文化系統，在經濟思想方面都有重要的貢獻。
古希臘、古羅馬及西歐中世紀的經濟思想
古希臘在經濟思想方面的主要貢獻中，有色諾芬的《經濟論》，柏拉圖的社會分工論和亞里士多德關於商品交換與貨幣的學說。色諾芬的《經濟論》，論述奴隸主如何管理家庭農莊，如何使具有使用價值的財富得以增加。色諾芬十分重視農業,認為農業是希臘自由民的最好職業，這對古羅馬的經濟思想和以後法國重農學派都有影響。柏拉圖在《理想國》一書中從人性論、從國家組織原理，以及從使用價值的生產三個方面考察社會分工的必要性，認為分工是出於人性和經濟生活所必需的一種自然現象。這個社會分工學說,縱然旨在為他構想的奴隸主理想國提供理論根據，但對當時的社會經濟結構提出了一個理論分析。這種分析與中國古代管仲的"四民分業"論和孟軻的農耕與百業、勞心與勞力的"通功易事，以羨補不足"的理論，基本上是一致的。亞里士多德在《政治學》與《倫理學》兩書中有關經濟思想方面的貢獻,不僅在於他指出了每種物品都有兩種用途,一是供直接使用,一是供與其他物品相交換,而且說明了商品交換的歷史發展和貨幣作為交換媒介的職能，指出貨幣對一切商品起著一種等同關係即等價關係的作用，從而成為最早分析商品價值形態和貨幣性質的學者。但是他對追求貨幣財富的商業資本和高利貸資本都從公正原則出發持否定態度。
古羅馬的經濟思想，部分見於幾位著名思想家如大加圖（公元前234～前149）、瓦羅（公元前116～前27）等人的著作中。他們論述奴隸制農莊的管理和農作物的種植技術，把農業放在社會經濟的首位，讚賞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但是古羅馬對經濟思想的貢獻，主要是羅馬法中關於財產、契約和自然法則的思想。古羅馬早期有十二銅表法，以後在帝國時期有市民法（適用於羅馬公民的民事法律）和萬民法（適用於帝國境內的各族人的法律）。在這些法律中，古羅馬法學家對於財產權、契約關係以及與此相聯繫的買賣、借貸、債務等關係都有明確的解釋，這些思想對於中世紀的"公平價格"概念和以後資本主義社會中關於一切經濟行為都基於私有財產權的經濟思想，而有重大的影響。萬民法所依據的普遍性原則和自然合理性，以後逐漸形成自然法則思想，成為資本主義初期的自然法、自然秩序思想的重要來源。
西歐中世紀雖然經歷了千年之久，但封建制度從11世紀開始才真正建立起來。中世紀的學術思想為教會所壟斷，形成所謂經院學派。經院學派主要用哲學形式為宗教的神學作論證，但也包含某些經濟思想，用來論證某些經濟關係或行為是否合法或是否公平。後來由於商品經濟的發展和城市的興起，教會不得不回答當時社會上出現的兩個重要問題:一是貸款利息的正當性問題,一是交換價格的公正性問題。貸款取息與教義牴觸，教會曾一再明令禁止。但後來迫於大量流行的貸款取息的現實，經院學派不得不採取調和態度。如13世紀的神學家托馬斯·阿奎那，原則上反對貸款取息，但認為在貸者因出貸蒙受損失，或借主逾期未還，或以入伙方式貸款等情況下，可以收取利息。關於公平價格的概念，在古羅馬法學家著作中提出過。在中世紀神學家中較早論述公平價格的是大阿爾伯特（約1200～1280），他認為公平價格是和成本相等的價格，市場價格不能長期低於成本。托馬斯·阿奎那基本上接受這個看法，但加上了許多主觀因素。對這兩個問題，在中世紀並未形成有說服力的觀點，但為以後的經濟學家提出了研究的課題。
中國古代的經濟思想
在秦統一中國和建立中央集權的封建專制帝國前的戰國時期，在中國出現了一個學術思想空前繁榮的局面。諸子百家競相著書立說，其中最著名的有道家、儒家、墨家和法家。他們的經濟思想，對中國的封建經濟思想以至中國封建經濟本身的發展，起著深遠的影響。由於中國封建社會的經濟和政治制度有著自己的特點，因而反映這個制度要求的各家經濟思想以及以後的演變，與西方古代的經濟思想比較，除在重視農業生產、社會分工思想等方面有些共同之處而外，也有它自己的特點。具有中國特色的古代經濟思想，主要如下：
"道法自然"的思想 這是道家的經濟思想。道家所說的"道"不單指自然界的道，同時也指人類社會的道。道家從自然哲學出發，主張經濟活動應順從自然法則運行，主張清靜無為和"小國寡民"，反對在當時日益發展的封建等級制度下儒家所提倡的禮制和法家所主張的刑政。這種經濟思想在漢代司馬遷的著作《史記·貨殖列傳》與《史記·平準書》中得到闡發。司馬遷反對當時桑弘羊為了增加財政收入而主張封建官府壟斷鹽鐵等重要工商業的經營，主張農工商各業應任其自然發展。道家這種經濟思想後來傳到西歐，對17～18世紀在西歐盛行的自然法和自然秩序思想有一定影響。
義利思想 即關於人們求利活動與道德規範之間相互關係的理論。"利"主要指物質利益，"義"是指人們行動應遵循的道德規範。義利關係是中國古代思想史上長期爭辯的一個問題。儒家承認求利之心，人人皆有，因而不反對求利，但是他們把義放在首位，認為求利活動應受義的制約，主張重義輕利，先義後利。這就是說，要把合乎封建等級利益的規範，作為求利的前提。儘管當時（如法家）和以後也有重利輕義或義利結合的主張，但是儒家貴義賤利的理論，卻占統治地位，成為中國封建社會長期束縛人們思想的僵化教條，妨礙了人們對求利、求富問題的探討和論證，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商品經濟在中國的發展。
涅姆欽諾夫，Β.С. - 配圖涅姆欽諾夫，Β.С. - 相關連線
涅姆欽諾夫，Β.С.
涅姆欽諾夫的研究領域十分廣泛。40年代以前，主要研究統計學，發表了《論農村階級分化的統計研究》（1926）、《論農民經濟的統計和經濟分組》（1927）、《論糧食生產結構》（1928）等論文以及《農業企業的核算和統計》（1933）、《農業統計及一般原理》（1945）等著作。《農業統計及一般原理》把統計原理、農業統計和數理統計融為一體，受到統計學界高度評價，曾獲國家獎金。1946年又寫成《契比雪夫多項式和數理統計》專著，被譽為填補了蘇聯科技文獻的重大空白。
40年代末，涅姆欽諾夫的研究方向轉向廣泛的社會經濟問題。1949～1963年他擔任蘇聯科學院生產力研究委員會主席,研究了生產力布局的理論問題,發表了許多論文，如《糧食作物和畜牧業部門布局的標準》（1947）、《農業遠景布局的生產專業化》（1957）、《西伯利亞和烏拉爾生產力發展的前景》（1956～1958）和《生產力合理布局的理論問題》（1961）等。這些論文提出了生產力布局科學的任務、布局的經濟標準和基本原則，其論點成為蘇聯目前生產力布局理論的主要內容。
此外，他還研究了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一般理論問題，發表了《蘇聯經濟科學中的迫切問題》（1959）、《社會主義條件下的價值和價格》（1960）、《編制國民經濟平衡表的統計和經濟問題》（1957）等論文。
50年代,他還研究過社會學問題,發表了《社會學和統計學》（1958）、《現代社會學問題》（1956）、《偉大十月社會主義革命與蘇聯社會階級結構的變化》（1957）等。
50年代中期以後，涅姆欽諾夫幾乎把全部精力放在經濟數學上，成為蘇聯經濟計量學派的創始人。1957年底,他吸收一批大學畢業生和列寧格勒的一些數學家,成立了蘇聯第一個在經濟研究和計畫工作中套用統計和數學方法的研究室，直屬蘇聯科學院西伯利亞分院（設在莫斯科）。他在經濟數學理論研究的基礎上撰寫了《擴大再生產的對比關係》（1958）、《產品生產和分配部門聯繫和地區聯繫平衡的理論問題》（1960）、《經濟區模型》（1961）等論文。1960年蘇聯科學院建立了由涅姆欽諾夫領導的在經濟研究和計畫工作中套用數學方法和電子計算技術科學委員會、經濟控制論小組等機構，1963年又成立中央經濟數學研究所。經濟數學在蘇聯從長期受壓制轉到恢復和發展，涅姆欽諾夫起著極為重要的作用。他在1962年寫作的《經濟數學方法和模型》一書中，全面系統地介紹了經濟計量學到60年代初期為止的主要研究方向和成果，肯定了這個學派存在的必要。鑒於他生前對線性規劃和經濟模型的貢獻，1965年被授予國家獎金。套用經濟學 主要指套用理論經濟學的基本原理研究國民經濟各個部門、各個專業領域的經濟活動和經濟關係的規律性，或對非經濟活動領域進行經濟效益、社會效益的分析而建立的各個經濟學科。它大體上可分為如下幾個分支：
①以國民經濟個別部門的經濟活動為研究對象的學科，如農業經濟學、工業經濟學、建築經濟學、運輸經濟學、商業經濟學等等。
②以涉及國民經濟各個部門而帶有一定綜合性的專業經濟活動為研究對象的學科，如計畫經濟學、勞動經濟學、財政學、貨幣學、銀行學等等。
③以地區性經濟活動為研究對象的學科，如城市經濟學、農村經濟學、區域經濟學（經濟地區規劃、生產力布局）等等。
④以國際間的經濟活動為研究對象的學科，如國際經濟學及其分支：國際貿易學、國際金融學、國際投資學等等。
⑤以企業經營管理活動為研究對象的學科，如企業管理、企業財務、會計學、市場（銷售）學等等。
⑥與非經濟學科交叉聯結的邊緣經濟學科，如與人口學相交叉的人口經濟學；與教育學相交叉的教育經濟學；與法學相交叉的經濟法學；與醫藥衛生學相交叉的衛生經濟學；與生態學相交叉的生態經濟學或環境經濟學；與社會學相交叉的社會經濟學；與自然地理學相交叉的經濟地理學、國土經濟學、資源經濟學；與技術學相交叉的技術經濟學等等。這些邊緣經濟學科主要研究這些非經濟領域發展變化的經濟含義、經濟效益、社會效益，從中找出它們的規律性。
套用經濟學的分支學科，無論在資本主義國家還是在社會主義國家，都是適應社會經濟發展的需要而不斷擴展、不斷充實的。套用經濟學的發展，離不開社會經濟實踐，離不開理論經濟學的指導，但它們的發展反過來又豐富了理論經濟學的內容，起著指導實踐的作用。
經濟學在社會科學中的地位
社會科學是研究人類各種社會活動和各種社會關係的理論和歷史的多種學科的總稱。社會科學的研究對象，除了經濟活動和經濟關係之外，還有政治、法律、軍事、教育、道德、語言、藝術、民族、宗教、家庭等方面的活動和關係。從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來說，在所有的社會活動和社會關係中，具有決定性作用的是經濟活動和經濟關係。經濟活動是其他一切活動的物質基礎，經濟關係也是其他一切社會關係的物質基礎。因而，除了哲學之外,經濟學,特別是作為理論經濟學的政治經濟學，就成為社會科學中的基礎科學，成為人們認識社會、改造社會必先掌握的思想武器。
任何階級或學派的經濟學，都自覺或不自覺地以某種哲學作為自己的方法論基礎或指導思想。如前所述,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學是以馬克思主義哲學，即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作為自己的方法論基礎的。當然，經濟學各個學科也為馬克思主義哲學提供生動、具體的材料,對各種經濟活動和經濟關係之間辯證關係的研究,也能豐富後者的內容，推動後者的發展。
經濟是社會的基礎，政治、法律等是社會的上層建築。一個社會的政治、法律等，歸根結柢都是由經濟基礎決定的，都是為維護自己的經濟基礎服務的。資產階級的國家制度、法律等，是根據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要求而確定的，是以維護整個資產階級的私有制財產和經濟利益作為任務的。社會主義的國家制度和法律等，則是根據社會主義經濟發展的要求而確定的。就是以維護人民的整體利益，維護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公有制的主導地位和促進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發展作為任務的。這種經濟基礎與作為上層建築的國家制度、法律等之間的作用與反作用，使研究人類社會的經濟基礎的經濟學和研究國家制度、法律等的政治學、法學等緊密聯繫起來。經濟學要聯繫國家制度、法律等上層建築來研究各種經濟活動和經濟關係；政治學、法學等要聯繫所要維護的經濟活動和經濟關係來研究各種國家制度、各種法律等。這種相互聯繫、相互作用的關係，也同樣適用於經濟學與以其他的社會上層建築作為研究對象的社會科學學科之間。
經濟學與社會學、心理學等也有密切的聯繫。人們的經濟活動與經濟關係是決定一個社會結構的基礎；而經濟活動又以相互間結成一定經濟關係的個人作為生產的基本成員，以家庭為消費和生活的基本單位，由此結成錯綜複雜的社會活動網路。人們的生產活動和消費行為都有一定的心理動機，並受行為習慣的影響。但是人們的心理狀態和行為狀態，也往往是以一定經濟利益的考慮為基礎的。
經濟學前史──古代經濟思想的發展
經濟學作為一門獨立的科學，是在資本主義產生和發展的過程中形成的。在資本主義以前的各個歷史時期，有不少思想家對當時一些經濟現象和經濟問題發表見解，形成某種經濟思想，但是沒有形成系統，並常與他們的政治、法律、倫理、宗教等思想混雜在一起。因此，古代經濟思想的發展，可以稱為經濟學前史。
在資本主義社會出現以前，在以歷史和文明悠久著稱的民族和國家中，以古中國和古希臘、古羅馬及西歐中世紀保存的歷史文獻最為豐富。它們是兩個獨立發展的文化系統，在經濟思想方面都有重要的貢獻。
古希臘、古羅馬及西歐中世紀的經濟思想
古希臘在經濟思想方面的主要貢獻中，有色諾芬的《經濟論》，柏拉圖的社會分工論和亞里士多德關於商品交換與貨幣的學說。色諾芬的《經濟論》，論述奴隸主如何管理家庭農莊，如何使具有使用價值的財富得以增加。色諾芬十分重視農業,認為農業是希臘自由民的最好職業，這對古羅馬的經濟思想和以後法國重農學派都有影響。柏拉圖在《理想國》一書中從人性論、從國家組織原理，以及從使用價值的生產三個方面考察社會分工的必要性，認為分工是出於人性和經濟生活所必需的一種自然現象。這個社會分工學說,縱然旨在為他構想的奴隸主理想國提供理論根據，但對當時的社會經濟結構提出了一個理論分析。這種分析與中國古代管仲的"四民分業"論和孟軻的農耕與百業、勞心與勞力的"通功易事，以羨補不足"的理論，基本上是一致的。亞里士多德在《政治學》與《倫理學》兩書中有關經濟思想方面的貢獻,不僅在於他指出了每種物品都有兩種用途,一是供直接使用,一是供與其他物品相交換,而且說明了商品交換的歷史發展和貨幣作為交換媒介的職能，指出貨幣對一切商品起著一種等同關係即等價關係的作用，從而成為最早分析商品價值形態和貨幣性質的學者。但是他對追求貨幣財富的商業資本和高利貸資本都從公正原則出發持否定態度。
古羅馬的經濟思想，部分見於幾位著名思想家如大加圖（公元前234～前149）、瓦羅（公元前116～前27）等人的著作中。他們論述奴隸制農莊的管理和農作物的種植技術，把農業放在社會經濟的首位，讚賞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但是古羅馬對經濟思想的貢獻，主要是羅馬法中關於財產、契約和自然法則的思想。古羅馬早期有十二銅表法，以後在帝國時期有市民法（適用於羅馬公民的民事法律）和萬民法（適用於帝國境內的各族人的法律）。在這些法律中，古羅馬法學家對於財產權、契約關係以及與此相聯繫的買賣、借貸、債務等關係都有明確的解釋，這些思想對於中世紀的"公平價格"概念和以後資本主義社會中關於一切經濟行為都基於私有財產權的經濟思想，而有重大的影響。萬民法所依據的普遍性原則和自然合理性，以後逐漸形成自然法則思想，成為資本主義初期的自然法、自然秩序思想的重要來源。
西歐中世紀雖然經歷了千年之久，但封建制度從11世紀開始才真正建立起來。中世紀的學術思想為教會所壟斷，形成所謂經院學派。經院學派主要用哲學形式為宗教的神學作論證，但也包含某些經濟思想，用來論證某些經濟關係或行為是否合法或是否公平。後來由於商品經濟的發展和城市的興起，教會不得不回答當時社會上出現的兩個重要問題:一是貸款利息的正當性問題,一是交換價格的公正性問題。貸款取息與教義牴觸，教會曾一再明令禁止。但後來迫於大量流行的貸款取息的現實，經院學派不得不採取調和態度。如13世紀的神學家托馬斯·阿奎那，原則上反對貸款取息，但認為在貸者因出貸蒙受損失，或借主逾期未還，或以入伙方式貸款等情況下，可以收取利息。關於公平價格的概念，在古羅馬法學家著作中提出過。在中世紀神學家中較早論述公平價格的是大阿爾伯特（約1200～1280），他認為公平價格是和成本相等的價格，市場價格不能長期低於成本。托馬斯·阿奎那基本上接受這個看法，但加上了許多主觀因素。對這兩個問題，在中世紀並未形成有說服力的觀點，但為以後的經濟學家提出了研究的課題。
中國古代的經濟思想
在秦統一中國和建立中央集權的封建專制帝國前的戰國時期，在中國出現了一個學術思想空前繁榮的局面。諸子百家競相著書立說，其中最著名的有道家、儒家、墨家和法家。他們的經濟思想，對中國的封建經濟思想以至中國封建經濟本身的發展，起著深遠的影響。由於中國封建社會的經濟和政治制度有著自己的特點，因而反映這個制度要求的各家經濟思想以及以後的演變，與西方古代的經濟思想比較，除在重視農業生產、社會分工思想等方面有些共同之處而外，也有它自己的特點。具有中國特色的古代經濟思想，主要如下：
"道法自然"的思想 這是道家的經濟思想。道家所說的"道"不單指自然界的道，同時也指人類社會的道。道家從自然哲學出發，主張經濟活動應順從自然法則運行，主張清靜無為和"小國寡民"，反對在當時日益發展的封建等級制度下儒家所提倡的禮制和法家所主張的刑政。這種經濟思想在漢代司馬遷的著作《史記·貨殖列傳》與《史記·平準書》中得到闡發。司馬遷反對當時桑弘羊為了增加財政收入而主張封建官府壟斷鹽鐵等重要工商業的經營，主張農工商各業應任其自然發展。道家這種經濟思想後來傳到西歐，對17～18世紀在西歐盛行的自然法和自然秩序思想有一定影響。
義利思想 即關於人們求利活動與道德規範之間相互關係的理論。"利"主要指物質利益，"義"是指人們行動應遵循的道德規範。義利關係是中國古代思想史上長期爭辯的一個問題。儒家承認求利之心，人人皆有，因而不反對求利，但是他們把義放在首位，認為求利活動應受義的制約，主張重義輕利，先義後利。這就是說，要把合乎封建等級利益的規範，作為求利的前提。儘管當時（如法家）和以後也有重利輕義或義利結合的主張，但是儒家貴義賤利的理論，卻占統治地位，成為中國封建社會長期束縛人們思想的僵化教條，妨礙了人們對求利、求富問題的探討和論證，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商品經濟在中國的發展。
涅姆欽諾夫，Β.С. - 配圖涅姆欽諾夫，Β.С. - 相關連線
涅姆欽諾夫，Β.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