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 書名：海風文思集
-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R_上海人民出版社
- 頁數：268頁
- 開本：16
- 作者：俞新天
- 出版日期：2013年7月1日
- 語種：簡體中文
基本介紹,內容簡介,作者簡介,圖書目錄,文摘,序言,
基本介紹
內容簡介
《海風文思集》是作者俞新天之前已發表過的關於國際政治問題研究的論文、時評以及隨筆的文集，共五編，近37萬字。與大多數學者文集相似，本書作者所選擇錄入的文章，在內容和思想上也都有一定的代表性，根據相關文章的發表時間，也可大致看出作者在學術研究、思考等方面的脈絡與變化。
作者簡介
俞新天，研究員、國務院特殊津貼專家。現任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學術委員會主任，世界文化、民族和宗教研究中心主任，上海台灣研究所所長，上海市台灣研究會會長。曾任上海社會科學院亞太所所長(1992—1994)，上海社會科學院副院長(1994—2000)，上海國際問題研究所(後改為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所長、黨組書記(2000—2007)。專著有《世界南方潮——開發中國家對國際關係的影響》、《走自己的路——對中國現代化的總體設計》、《機會與限制——開發中國家現代化的條件比較》、《強大的無形力量：文化對當代國際關係的作用》等；編著有《在和平、發展、合作的旗幟下：中國對外戰略縱橫》、《國際體系中的中國角色》等。並發表《馬克思主義與社會主義現代化》等百餘篇論文。成果曾多次獲得省部級以上獎勵。1990年至1991年在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高級國際研究院和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東亞研究所做訪問學者。1997年9月至11月參加美國艾森豪交流項目。多次出訪世界各國，進行學術演講與交流。曾兩次獲得上海市“三八紅旗手”嘉獎。曾獲巴基斯坦為文職人員設定的最高嘉獎“偉大領袖新月獎”。
圖書目錄
序言
第一編 台海新論
中國主權理論的發展與擴大台灣涉外活動的思考
中國統一的國際因素新析
兩岸關係中的文化認識問題
兩岸共同復興中華文化的思考——紀念辛亥革命百年
統一大敵是“台獨”
一個中國原則是實現和平統一的基礎和前提
一枝紅梅報春來——紀念《告台灣同胞書》發表三十周年
世博盛會兩岸攜手 和平發展繁花似錦
風雲六十年 引領兩岸潮
高瞻遠矚 天下共仰
第二編 文化探幽
中國文化價值觀的構建與傳播
中國核心價值體系建設的國際視野
中國公共外交與軟實力建設
構建中國公共外交理論的思考
文化與當代國際關係
經濟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問題思考
樹立人類共同價值觀
東亞文化研究的意義
國際認同的危機——從文化的角度看伊克戰後的國際關係
中日之間的文化阻隔與溝通
“軟實力”斷想
文化與人才
人·文化·城市魂——上海世博會主題隨想
上海人應增強國際意詋
香港文化對實行“一國兩制”的影響
第三編 社科縱橫
機會與限制——鄧小平對中國現代化條件的把握
從現代化比較中看鄧小平對中國現代化的貢獻
從中國近代史角度看改革開放
改革政治文化初探
民眾運動的負面效應
正確對待和運用馬克思主義
教育：首先應著眼於人力資源的開發
教育開掘最寶貴的人力資源
戰後現代化與發展理論的嬗變
開發中國家現代化比較
崛起的亞太世紀挑戰
應對新時期挑戰的中國對外戰略指導思想
中國面臨的安全威脅及戰略選擇新思考
亞太地區的發展：對西方的全面挑戰
論日本在東亞的作用與責任
日本國內政治對外交政策的影響
現代化理論研究的開創者——紀念北京大學羅榮渠教授
論中國現代化的價值取向
蘇德戰爭前夕蘇聯對外政策初探
德國共產黨在反法西斯鬥爭中的歷史教訓
蘇聯對二戰起源問題的研究
對人類命運的思考——讀卡爾·雅斯貝斯的《歷史的起源與目標》
克羅齊歷史觀評價
第四編 國際政論
美國外交戰略大辯論
美國對外政策新特點
開放的起點——訪問越南見聞
越南初闖物價關
瑟羅教授對關貿總協定的不同看法
漸離冷戰時熱點 美國向亞太傾斜
亞洲的思考
亨氏觀點雖荒謬 所提問題當重視
和平使命路漫漫
亞太經合組織需要耐心前進
歐亞平等共處才能相得益彰
亞洲經濟成長有利於中國改革開放
敵意從何說起？
日本有識之士力促日中友好
冷戰思維作祟有礙中美關係
美國對華政策仍有不確定性
從美國外交支柱看中美兩國關係
倡導人類共同價值
“9·11”後的世界呼喚新的安全觀
順應歷史潮流 維護人類利益
挑戰與應對 分化與整合——2002年開發中國家回顧
伊戰後世界直面挑戰——新帝國的“干預戰爭”
未被漠視的東亞
非洲：困難猶存 曙光初見
不信東風喚不回——伊拉克戰後的前瞻思考
以新思維應對“中國威脅論”
探索中國“奇蹟經濟”的奧秘
走符合國情的發展道路
堅持黨的思想路線 解決中國發展問題
開創對外開放的新格局
第五編 交流隨筆
讓長江與恆河攜手奮進
中華文化的偉力
為何日本留學
泰戈爾故鄉行
美麗的交流
東瀛樂緣
留日學生與中國發展
失根的悲衰
民族自省力
孤星與群星
開放的環境與心態
“上帝”沒有死？——雜談美國宗教
“憤怒的公牛”
漢森教授之死
華盛頓市的圓形路口
志願者
年青的朋友查爾斯
在萬寶路的世界裡
百老匯觀歌舞劇
熊谷尋勝
心潮激盪《阿姐鼓》
第一編 台海新論
中國主權理論的發展與擴大台灣涉外活動的思考
中國統一的國際因素新析
兩岸關係中的文化認識問題
兩岸共同復興中華文化的思考——紀念辛亥革命百年
統一大敵是“台獨”
一個中國原則是實現和平統一的基礎和前提
一枝紅梅報春來——紀念《告台灣同胞書》發表三十周年
世博盛會兩岸攜手 和平發展繁花似錦
風雲六十年 引領兩岸潮
高瞻遠矚 天下共仰
第二編 文化探幽
中國文化價值觀的構建與傳播
中國核心價值體系建設的國際視野
中國公共外交與軟實力建設
構建中國公共外交理論的思考
文化與當代國際關係
經濟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問題思考
樹立人類共同價值觀
東亞文化研究的意義
國際認同的危機——從文化的角度看伊克戰後的國際關係
中日之間的文化阻隔與溝通
“軟實力”斷想
文化與人才
人·文化·城市魂——上海世博會主題隨想
上海人應增強國際意詋
香港文化對實行“一國兩制”的影響
第三編 社科縱橫
機會與限制——鄧小平對中國現代化條件的把握
從現代化比較中看鄧小平對中國現代化的貢獻
從中國近代史角度看改革開放
改革政治文化初探
民眾運動的負面效應
正確對待和運用馬克思主義
教育：首先應著眼於人力資源的開發
教育開掘最寶貴的人力資源
戰後現代化與發展理論的嬗變
開發中國家現代化比較
崛起的亞太世紀挑戰
應對新時期挑戰的中國對外戰略指導思想
中國面臨的安全威脅及戰略選擇新思考
亞太地區的發展：對西方的全面挑戰
論日本在東亞的作用與責任
日本國內政治對外交政策的影響
現代化理論研究的開創者——紀念北京大學羅榮渠教授
論中國現代化的價值取向
蘇德戰爭前夕蘇聯對外政策初探
德國共產黨在反法西斯鬥爭中的歷史教訓
蘇聯對二戰起源問題的研究
對人類命運的思考——讀卡爾·雅斯貝斯的《歷史的起源與目標》
克羅齊歷史觀評價
第四編 國際政論
美國外交戰略大辯論
美國對外政策新特點
開放的起點——訪問越南見聞
越南初闖物價關
瑟羅教授對關貿總協定的不同看法
漸離冷戰時熱點 美國向亞太傾斜
亞洲的思考
亨氏觀點雖荒謬 所提問題當重視
和平使命路漫漫
亞太經合組織需要耐心前進
歐亞平等共處才能相得益彰
亞洲經濟成長有利於中國改革開放
敵意從何說起？
日本有識之士力促日中友好
冷戰思維作祟有礙中美關係
美國對華政策仍有不確定性
從美國外交支柱看中美兩國關係
倡導人類共同價值
“9·11”後的世界呼喚新的安全觀
順應歷史潮流 維護人類利益
挑戰與應對 分化與整合——2002年開發中國家回顧
伊戰後世界直面挑戰——新帝國的“干預戰爭”
未被漠視的東亞
非洲：困難猶存 曙光初見
不信東風喚不回——伊拉克戰後的前瞻思考
以新思維應對“中國威脅論”
探索中國“奇蹟經濟”的奧秘
走符合國情的發展道路
堅持黨的思想路線 解決中國發展問題
開創對外開放的新格局
第五編 交流隨筆
讓長江與恆河攜手奮進
中華文化的偉力
為何日本留學
泰戈爾故鄉行
美麗的交流
東瀛樂緣
留日學生與中國發展
失根的悲衰
民族自省力
孤星與群星
開放的環境與心態
“上帝”沒有死？——雜談美國宗教
“憤怒的公牛”
漢森教授之死
華盛頓市的圓形路口
志願者
年青的朋友查爾斯
在萬寶路的世界裡
百老匯觀歌舞劇
熊谷尋勝
心潮激盪《阿姐鼓》
文摘
作為尚未完全統一的國家，中國的主權在對內和對外都表現出了特殊的現象，國家主權理論也具有自己的特點，然而主權理論的本質並沒有改變，它的表述即“一個中國”理論，其核心內容為：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中國的領土和主權不容分割。大陸是中國的一部分，台灣也是中國的一部分。自改革開放以來，鄧小平和歷屆領導人都重申選擇和平統一的途徑。只要不出現“台獨”，只要沒有外來干涉和占領，中國大陸的決心堅定，意志堅強，和平統一不會動搖。和平統一必然是很長的歷史過程。胡錦濤指出，目前兩岸關係的主題是和平發展。通過和平發展，使兩岸的經濟、社會、文化互相交流和融合，使兩岸人民互相理解與交融，再建立經濟合作制度、政治上的和平架構和安全互信機制等制度，使和平發展進入更高階段，逐漸走向和平統一。
為了適應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現實要求，“一個中國”的理論在對內和對外已經有所創新和發展。在2008年馬英九當選為台灣地區領導人之後，恰恰是在“一個中國”理論的發展指引下，兩岸關係得到歷史性的改善。它的重要表現是兩岸在一個中國原則問題上以“九二共識”為重要的政治基礎。在2012年馬英九連選連任的勝利中，國民黨堅持“九二共識”改善兩岸關係的立場，獲得多數台灣人民的贊同。
“九二共識”在解決兩岸之間的問題時相當有效，但在處理對外事務時仍然不足，因為國家主權在國際法中具有獨一無二、完整和排他等特性。就法統方面，大陸認為1949年之後，中華人民共和國已經取代“中華民國”，聯合國的第2’758號決議已在國際上解決了誰代表中國的問題。世界上絕大多數的國家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國際法中，僅有國家形式還不是主權國家，必須得到各國的承認才是“法律上的國家”(de jure state)。因此台灣不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儘管它在組織、結構、形式上類似國家，但在國際上不能說是主權獨立的國家。在冷戰時期兩岸對抗的情況下，互相否定對方，並儘量擠壓對方的國際空間，是必然的。在台灣企圖搞“一邊一國”、“兩國論”或者“台獨”時，大陸擠壓它的國際空間是合理的。然而，在兩岸達成堅持一個中國原則的“九二共識”的條件下，兩岸和平發展必須更好地使台灣人民體認兩岸人民是命運共同體，享受作為中國人的光榮與尊嚴，“一個中國”理論必須在涉外領域繼續創新。
在國際舞台上，大量的而且是最重要的活動仍然是由國家政府所進行的，主權在對外領域的表現更加突出。中國尚未完全統一，界定主權的現狀是研究的出發點。胡錦濤在講話中曾提出中國大陸對於主權現狀的定義：“1949年以來，大陸和台灣儘管尚未統一，但不是中國領土和主權的分裂，而是上個世紀中後期中國內戰遺留並延續的政治對立，這沒有改變大陸和台灣同屬一個中國的事實。兩岸復歸統一，不是主權和領土再造，而是結束政治對立。”這個定義十分重要，已經在兩岸和國際上引起相當的反響。目前各種民調顯示，台灣的主流民意希望維持現狀，但是可能並未從本質上了解，什麼是現狀。這一定義有助於人民從主權上認識兩岸現狀。
正是從這一定義出發，兩岸現狀對外而言，實質上是兩岸共用一個中國的主權下的涉外活動。其證明如下。首先，兩岸各自認定的領土基本上是重合的，這是一個中國主權的法理根據。有了一個中國的主權，才隨之有了主權的國際空間。其次，國際上只承認“一個中國”的主權。聯合國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中國主權，台灣是中國的一個省。而且，從法理而言，台灣以“中國主權代表”的名義與他國“建交”，並不意味它們承認有脫離中國的所謂“台灣主權”。這些國家因此不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正式關係，也從另一面證明它們只承認一個中國的主權。絕大多數的國際組織不支持台灣參加只有主權國家才可以參加的組織和會議。最後，儘管大多數國家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並建交，但在不涉及主權問題的經濟、社會和文化領域中，仍能與台灣保持交往與合作；反之亦然。這說明，在一個中國的原則之下，台灣人民仍然有相當的涉外活動餘地。
兩岸關係在經歷了將近20年的艱難曲折之後，2008年進入了實踐和平發展的新時期，實現了歷史性的轉折，開啟了戰略機遇期。在對外事務中，兩岸領導人都提出了新的思想和主張。馬英九於2006年、2007年提出了“活路外交”(modtIs vivendi)模式，即“接觸”(en—gagement)、“經濟”(economy)、“彈性”(elaslticity)、“平等”(eqlJali—ty)。他在2008年的就職演說中首先提到“和解休兵”，後來台“對外關係”主管部門負責人歐鴻煉進一步解釋為“兩岸休兵，外交共榮”。其目的是拓展與相關國家和地區之間的實質關係，主要是與美國、日本、東南亞和歐洲的關係。其途徑為：首先以改善兩岸關係為突破口，尋求打破兩岸在國際上爭鬥的局面。其次把兩岸關係改善的成果或經驗，延伸到外交領域，在國際場合創造雙贏。再次以不破壞兩岸關係為前提追求台灣的對外活動空間。最後以台灣擴大涉外活動來進一步緩和兩岸關係。
胡錦濤在2008年12月31日的重要講話中，也提出了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在對外事務中的合作思路，主要有：首先通過建立更加密切的兩岸經濟合作機制，探討兩岸經濟共同發展同亞太區域經濟合作機制相銜接的可行途徑；其次維護國家主權，協商涉外事務。具體包括維護台灣同胞在國外的正當權益，駐外使領館加強與台灣同胞的聯繫，幫助他們解決實際困難。了解台灣同胞對參與國際活動的感受，重視與之相關的問題。避免不必要的內耗。視需要進一步協商台灣同外國開展民間性經濟文化往來。在不造成“兩個中國”、“一中一台”的前提下，通過兩岸務實協商安排台灣參與國際組織活動。最後，國家完全統一是中國內部事務，不受外國勢力干涉。P2-4
為了適應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現實要求，“一個中國”的理論在對內和對外已經有所創新和發展。在2008年馬英九當選為台灣地區領導人之後，恰恰是在“一個中國”理論的發展指引下，兩岸關係得到歷史性的改善。它的重要表現是兩岸在一個中國原則問題上以“九二共識”為重要的政治基礎。在2012年馬英九連選連任的勝利中，國民黨堅持“九二共識”改善兩岸關係的立場，獲得多數台灣人民的贊同。
“九二共識”在解決兩岸之間的問題時相當有效，但在處理對外事務時仍然不足，因為國家主權在國際法中具有獨一無二、完整和排他等特性。就法統方面，大陸認為1949年之後，中華人民共和國已經取代“中華民國”，聯合國的第2’758號決議已在國際上解決了誰代表中國的問題。世界上絕大多數的國家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國際法中，僅有國家形式還不是主權國家，必須得到各國的承認才是“法律上的國家”(de jure state)。因此台灣不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儘管它在組織、結構、形式上類似國家，但在國際上不能說是主權獨立的國家。在冷戰時期兩岸對抗的情況下，互相否定對方，並儘量擠壓對方的國際空間，是必然的。在台灣企圖搞“一邊一國”、“兩國論”或者“台獨”時，大陸擠壓它的國際空間是合理的。然而，在兩岸達成堅持一個中國原則的“九二共識”的條件下，兩岸和平發展必須更好地使台灣人民體認兩岸人民是命運共同體，享受作為中國人的光榮與尊嚴，“一個中國”理論必須在涉外領域繼續創新。
在國際舞台上，大量的而且是最重要的活動仍然是由國家政府所進行的，主權在對外領域的表現更加突出。中國尚未完全統一，界定主權的現狀是研究的出發點。胡錦濤在講話中曾提出中國大陸對於主權現狀的定義：“1949年以來，大陸和台灣儘管尚未統一，但不是中國領土和主權的分裂，而是上個世紀中後期中國內戰遺留並延續的政治對立，這沒有改變大陸和台灣同屬一個中國的事實。兩岸復歸統一，不是主權和領土再造，而是結束政治對立。”這個定義十分重要，已經在兩岸和國際上引起相當的反響。目前各種民調顯示，台灣的主流民意希望維持現狀，但是可能並未從本質上了解，什麼是現狀。這一定義有助於人民從主權上認識兩岸現狀。
正是從這一定義出發，兩岸現狀對外而言，實質上是兩岸共用一個中國的主權下的涉外活動。其證明如下。首先，兩岸各自認定的領土基本上是重合的，這是一個中國主權的法理根據。有了一個中國的主權，才隨之有了主權的國際空間。其次，國際上只承認“一個中國”的主權。聯合國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中國主權，台灣是中國的一個省。而且，從法理而言，台灣以“中國主權代表”的名義與他國“建交”，並不意味它們承認有脫離中國的所謂“台灣主權”。這些國家因此不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正式關係，也從另一面證明它們只承認一個中國的主權。絕大多數的國際組織不支持台灣參加只有主權國家才可以參加的組織和會議。最後，儘管大多數國家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並建交，但在不涉及主權問題的經濟、社會和文化領域中，仍能與台灣保持交往與合作；反之亦然。這說明，在一個中國的原則之下，台灣人民仍然有相當的涉外活動餘地。
兩岸關係在經歷了將近20年的艱難曲折之後，2008年進入了實踐和平發展的新時期，實現了歷史性的轉折，開啟了戰略機遇期。在對外事務中，兩岸領導人都提出了新的思想和主張。馬英九於2006年、2007年提出了“活路外交”(modtIs vivendi)模式，即“接觸”(en—gagement)、“經濟”(economy)、“彈性”(elaslticity)、“平等”(eqlJali—ty)。他在2008年的就職演說中首先提到“和解休兵”，後來台“對外關係”主管部門負責人歐鴻煉進一步解釋為“兩岸休兵，外交共榮”。其目的是拓展與相關國家和地區之間的實質關係，主要是與美國、日本、東南亞和歐洲的關係。其途徑為：首先以改善兩岸關係為突破口，尋求打破兩岸在國際上爭鬥的局面。其次把兩岸關係改善的成果或經驗，延伸到外交領域，在國際場合創造雙贏。再次以不破壞兩岸關係為前提追求台灣的對外活動空間。最後以台灣擴大涉外活動來進一步緩和兩岸關係。
胡錦濤在2008年12月31日的重要講話中，也提出了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在對外事務中的合作思路，主要有：首先通過建立更加密切的兩岸經濟合作機制，探討兩岸經濟共同發展同亞太區域經濟合作機制相銜接的可行途徑；其次維護國家主權，協商涉外事務。具體包括維護台灣同胞在國外的正當權益，駐外使領館加強與台灣同胞的聯繫，幫助他們解決實際困難。了解台灣同胞對參與國際活動的感受，重視與之相關的問題。避免不必要的內耗。視需要進一步協商台灣同外國開展民間性經濟文化往來。在不造成“兩個中國”、“一中一台”的前提下，通過兩岸務實協商安排台灣參與國際組織活動。最後，國家完全統一是中國內部事務，不受外國勢力干涉。P2-4
序言
2010年和2011年，我相繼編輯出版了自選論文集《掌握國際關係密鑰：文化、軟實力與中國對外戰略》，以及《探索中國與世界的互動：現代化、地區合作與對外戰略》。考慮到每本文集的篇幅不宜過大，有些研究專題尚未被納入，因此又編選了這本新的文集。本文集既有涉及台灣問題與兩岸關係的內容，又有國際關係研究中的文化問題、地區問題，等等。真是四海激盪洪波起，台海浪涌風雲變。同時，本人是上海學人，近年來同行都期待能建立學術界的新海派，拙作也希望為此添磚加瓦。飄飄何所似，上海一沙鷗。有鑒於此，把文集定名為《海風文思集》。
文集分為五編，即：一、台海新論，二、文化探幽，三、社科縱橫，四、國際政論，五、交流隨筆。與上兩本論集俱為萬字學術論文不同，本文集包含近年來我的最新研究成果，同時又搜羅了尚未結集出版的論文、文章、報刊國際政論和研究交流隨筆，內容豐富，形式多樣，期冀給讀者送去更多的思辨快樂和閱讀愉悅。
自從辭去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院長職務後，我將自己的研究重點集中到兩個方面，一是台灣問題與兩岸關係，二是國際關係中的文化問題。本文集中的新論文主要論及這兩方面的議題。
在第一編台海新論中共收有4篇長論文，其中2篇涉及台灣問題的國際因素和擴大台灣的國際空間。我認為，世界各國在反對“台獨”上相對容易和中國合作，但在支持統一上卻勉為其難。台灣問題的國際因素既有延續性因素，也有變化性因素。在今後影響中國統一的國際因素中，除了屢被人們提及的中美關係以及連帶的中日關係外，還包括了新科技革命、全球與地區經濟趨勢及其對台海兩岸的影響，世界力量的多元化與多極化趨勢，以及主權理論與實踐變化的趨勢。
自從2008年以馬英九為首的國民黨重新執政後，我對促進台灣涉外活動、擴大台灣國際空間連續發文，闡述了自己的觀點，即兩岸應從共用“一個中國”的主權的國際空間，走向共享中國主權的國際空間。兩岸進入了和平發展的新階段，全方位地進行合作，其中應當包括幫助台灣參與更多的涉外活動。然而，兩岸尚未進行政治對話和談判，無法進行系統的安排，這仍是一個相當前瞻的課題。為了破解難題，必須從理論和實踐同時入手。一方面，我考察了主權理論的變化，中國的主權理論與世界的主權理論有共性，但在台灣問題上也有特殊性。“九二共識”作為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政治基礎，在過去5年為擴大台灣參與涉外活動創造了不少新經驗，從這些經驗中可以提煉和提升“一個中國”的主權理論。
另外兩篇長論文闡述了兩岸文化特徵的異同，以及如何以中華文化復興作為凝聚兩岸文化共識的目標和途徑，試圖從深層次探討兩岸認同的文化基礎。我對這個議題的研究還剛剛開始，今後將繼續拓展。為報刊撰寫的一批文章有的批判“台獨”，有的對胡錦濤講話精神進行解讀，有的對60年兩岸關係作總結回顧，也有的對世博會兩岸合作肯定讚揚。還有一篇文章不能不提及，是懷念汪道涵老先生的《高瞻遠矚 天下共仰》。我有幸能追隨汪老，參加了他主持的許多研討會，聆聽他對天下大事的遠見，對台海風雲的新見，深為感佩，銘刻五內。他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精神一直激勵我輩後學前行。
在第二編文化探幽中有4篇長論文，涉及軟實力、公共外交和中國價值觀體系的構建。許多人把軟實力建設與公共外交等同起來，顯然不對。軟實力的內涵更加豐富，定位更高，公共外交只是軟實力建設的途徑和內容之一。當我在訪問英國時為中國駐倫敦大使館作公共外交講座，一位青年外交官提問，中國公共外交有沒有獨特的理論指導，我感到這個問題很好。目前發表的公共外交的論文，或者比較重視操作層面的經驗而忽視理論，或者簡單地搬用西方理論，對中國的實踐仍缺乏指導性。我的論文《構建中國公共外交理論的思考》試圖回答上述問題。我查閱了大量資料，梳理新中國成立後開展人民外交、民間外交的思想、原則和經驗，從中提煉出能指導今天和今後進行公共外交的中國理論。不僅如此，我還從更前瞻的角度提出中國理論必須正視的問題，以及我對解決問題推進理論的思考。其中最重要的是，從人類共創共享價值觀來回應西方的“普世價值觀”，填補中國公共外交在文化價值觀上的失語。也許我是中國最早提出和倡導人類共創共享價值觀的學者，在我的上兩本論文集中已有不少闡述，但把它作為中國公共外交的價值觀理論，卻是在新論文中論證的。當我與國外學者探討文化和價值觀問題時，我的觀點往往引起他們極大的興趣，有的人也深表贊同。
近年來中國政府和人民都關心價值觀體系的建設，我的幾篇論文提出了自己的見解。中國價值觀體系建設不能閉門造車，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它具有若干參照系。首先它不能忽視西方文化價值觀的影響。西方文化價值觀是世界上首先經過現代化提煉和世界性傳播成功的典範，它不僅對亞、非、拉各國現代化的思想和文化產生巨大的作用和深遠的影響，而且其現代化和世界化的途徑也具有借鑑的意義。西方文化價值觀已經在百餘年歷史中融入了中國文化，但又在融合過程中被中國篩選和變形。其次是必須重視東亞文化價值觀的影響。中國在東亞，並且是東亞的重要國家。東亞國家(地區)在現代化過程中既吸收了西方文化價值觀的長處，又沒有“全盤西化”，而是提升了本土文化價值觀，成為世界罕見的良好榜樣。其中馬來西亞和新加坡所提出的“亞洲價值觀”值得中國深思，新加坡的《共同價值觀白皮書》足資借鑑。當然，中國在建設價值觀體系時，又必須根據本國情況，充分認識中華文化傳統價值觀的精神與糟粕，重新審視西方文化價值觀的優長與缺陷，與時俱進地改善和推進新中國成立以後的文化價值觀，把三者有機結合起來，就能形成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和面向未來的價值觀體系。中國共產黨第十八次代表大會的報告已經提出了中國核心價值觀，恰恰反映了中國共產黨、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所作的文化努力和豐碩成果。
文化問題豐富多彩，包羅萬象，關鍵在於以新的視野去觀察和分析。全球文化爭論的問題，地區文化的探討，世博會與上海文化的反思，甚至在美國攻打伊拉克戰爭的事件上，我都作出了文化解讀。在重要的議題上，我沒有缺席，沒有失語，而是響亮地提出自己的觀點，至今深感欣慰。
在第三編社科縱橫中，主要的內容一是中國現代化的機遇、挑戰，內部發展戰略和對外戰略，二是歷史研究的啟示。如何看待改革開放，尤其在蘇東劇變前後如何根據中國國情推動現代化，我通過自己的研究，認為要走出中國獨特的道路，漸進式的改革道路代價小，成效大。但是寧“左”勿右的遺毒，“文化大革命”大搞民眾運動的民粹主義影響，並不容易消除。我的文章《民眾運動的負面效應》和《改革政治文化初探》發表後激起了一些爭論，恰恰說明值得進一步探討。當中國向市場經濟轉型，又與世界市場接軌時，中國社會發生了靜靜的深刻的變化。我一直堅持，現代化最重要的是人的現代化，教育至關重要。確切地來說，中國的人均資源十分貧乏，入是中國最重要的唯一豐富的資源。但是，如果沒有正確的教育思想和政策，人可能變為“垃圾”；只有重視教育和培養人，實施正確的政策，人手才能變為人力資源和人才資源。經過多年的呼籲，目前中國政府的教育投入已占GDP的4%，然而教育思想、教育布局和社會認識，仍然令人擔憂。
關於歷史的一組文章，與我在研究生時期和畢業後參加的全國重點課題“二戰起源”有關。我所做的研究是兩次大戰期間蘇聯的外交政策，德國共產黨的政策，要回答許多理論問題，例如，社會主義國家對外政策的指導思想是國際主義，還是國家利益，如何看待社會主義國家與資本主義國家在外交領域的鬥爭、競爭、共存與合作。讀史使人明智，歷史給人啟迪，它對我後來研究中國對外戰略與政策提供了理論準備和學術借鑑。當時我翻譯了卡爾·雅斯貝斯的傳世之作《歷史的起源與目標》，即關於人類軸心期的思想。為此我撰寫了一些文章，並希望每隔一段時間就做一些歷史哲學研究，提升自己的思辨能力和巨觀視野，以便從更高層次認識和理解國際關係。可惜後來工作過於忙碌，未能如願。
在第四編國際政論中，蒐集了過去發於報刊的時事評論。尤其感謝《解放日報》，開全國專家評論之先河，而且每篇都配以作者的照片，使中青年國際研究專家在公眾中的知名度大大提升。由於我做過新聞記者，比較了解新聞要求，感到國際政論不應是學術論文的縮寫，而要讓普通百姓喜聞樂見，進而理解一些道理。我借鑑了梁厚甫的國際時評，嘗試用不同的方法去評論不同的問題，似乎得到公眾的認可。
在第五編交流隨筆中，我記錄了出訪、參加使領館文化活動等的觀察體會和感想，還有一些在研究中的副產品，集成一串美麗的花環。《讓長江與恆河攜手奮進》一文，是《新民晚報》的約稿，對以江澤民為首的黨和政府的十三年對外關係的成績作介紹，我所撰寫的是中印關係如何從破冰到漸入合作佳境。後來《新民晚報》編輯部對此文大加讚揚，認為準確生動，富有文采。《泰戈爾故鄉行》、《東瀛樂緣》和《美麗的交流》，分別被印度、日本和韓國駐滬總領事館譯為英文、日文和韓文，在其國內報刊發表，促進了文化交流與合作。關於美國社會的一組文章是我根據在美國做訪問學者時的見聞經歷所撰寫的，受到讀者的歡迎。一次我外出遇到非學術界的朋友，他們馬上問我，漢森教授究竟為什麼自殺，看來《漢森教授之死》對他們觸動不小。在繁忙的工作和研究中再為民眾寫普及性的文字，有時是咬牙擠出時間，犧牲休息和睡眠趕出來的。但是當聽到讀者喜歡，覺得值得。怡情悅性、寓理於情的文字流淌至筆尖，有精神按摩的快樂，也算一種補償。
文集中的文章基本上都是原樣收錄，未作修改，只有三篇文章略有改動。一篇是《一枝紅梅報春來》，編輯要求加一副標題，使之更加明確，於是增加了副標題《紀念(告台灣同胞書)發表三十周年》。另一篇是《志願者》。其實《志願者》是我送到編輯部的原標題，但編輯當時對志願者甚不了解，不敢使用，便改為《在美國人家小住4天》。現在志願者在中國已遍地開花，讓入感嘆今是而昨非。這篇應當說又恢復了原標題。第三篇文章是《民眾運動的負面效應》，編輯進行了刪改。還有一批文章因智慧財產權新規定不能選入，另有一些文章已失落。
文集編完，已近2012年年底。突然醒悟，我已從事學術研究整三十年。1982年底，我懷揣著研究生證書，匆匆到上海社科院報到。三十年來，從學術新人到資深專家，風雨曲折，酸甜苦辣，冷暖自知，感恩溢滿胸懷。我感謝祖國走上改革開放之路，為我打開了機會之門。我感謝領導老師前輩的指導幫助提攜，使我的學術生涯更加順暢。我感謝同事朋友親人的切磋支持提醒，讓我的人生充滿友情親情愛情的滋養。《海風文思集》是過去三十年的紀念，也是未來的起航風帆。三萬里河東入海，五千仞岳上摩天。九萬里風鵬正舉。風休住，蓬舟吹取三山去。這正是我現在的心情寫照。
俞新天
2013年3月26日改定於
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大樓
文集分為五編，即：一、台海新論，二、文化探幽，三、社科縱橫，四、國際政論，五、交流隨筆。與上兩本論集俱為萬字學術論文不同，本文集包含近年來我的最新研究成果，同時又搜羅了尚未結集出版的論文、文章、報刊國際政論和研究交流隨筆，內容豐富，形式多樣，期冀給讀者送去更多的思辨快樂和閱讀愉悅。
自從辭去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院長職務後，我將自己的研究重點集中到兩個方面，一是台灣問題與兩岸關係，二是國際關係中的文化問題。本文集中的新論文主要論及這兩方面的議題。
在第一編台海新論中共收有4篇長論文，其中2篇涉及台灣問題的國際因素和擴大台灣的國際空間。我認為，世界各國在反對“台獨”上相對容易和中國合作，但在支持統一上卻勉為其難。台灣問題的國際因素既有延續性因素，也有變化性因素。在今後影響中國統一的國際因素中，除了屢被人們提及的中美關係以及連帶的中日關係外，還包括了新科技革命、全球與地區經濟趨勢及其對台海兩岸的影響，世界力量的多元化與多極化趨勢，以及主權理論與實踐變化的趨勢。
自從2008年以馬英九為首的國民黨重新執政後，我對促進台灣涉外活動、擴大台灣國際空間連續發文，闡述了自己的觀點，即兩岸應從共用“一個中國”的主權的國際空間，走向共享中國主權的國際空間。兩岸進入了和平發展的新階段，全方位地進行合作，其中應當包括幫助台灣參與更多的涉外活動。然而，兩岸尚未進行政治對話和談判，無法進行系統的安排，這仍是一個相當前瞻的課題。為了破解難題，必須從理論和實踐同時入手。一方面，我考察了主權理論的變化，中國的主權理論與世界的主權理論有共性，但在台灣問題上也有特殊性。“九二共識”作為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政治基礎，在過去5年為擴大台灣參與涉外活動創造了不少新經驗，從這些經驗中可以提煉和提升“一個中國”的主權理論。
另外兩篇長論文闡述了兩岸文化特徵的異同，以及如何以中華文化復興作為凝聚兩岸文化共識的目標和途徑，試圖從深層次探討兩岸認同的文化基礎。我對這個議題的研究還剛剛開始，今後將繼續拓展。為報刊撰寫的一批文章有的批判“台獨”，有的對胡錦濤講話精神進行解讀，有的對60年兩岸關係作總結回顧，也有的對世博會兩岸合作肯定讚揚。還有一篇文章不能不提及，是懷念汪道涵老先生的《高瞻遠矚 天下共仰》。我有幸能追隨汪老，參加了他主持的許多研討會，聆聽他對天下大事的遠見，對台海風雲的新見，深為感佩，銘刻五內。他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精神一直激勵我輩後學前行。
在第二編文化探幽中有4篇長論文，涉及軟實力、公共外交和中國價值觀體系的構建。許多人把軟實力建設與公共外交等同起來，顯然不對。軟實力的內涵更加豐富，定位更高，公共外交只是軟實力建設的途徑和內容之一。當我在訪問英國時為中國駐倫敦大使館作公共外交講座，一位青年外交官提問，中國公共外交有沒有獨特的理論指導，我感到這個問題很好。目前發表的公共外交的論文，或者比較重視操作層面的經驗而忽視理論，或者簡單地搬用西方理論，對中國的實踐仍缺乏指導性。我的論文《構建中國公共外交理論的思考》試圖回答上述問題。我查閱了大量資料，梳理新中國成立後開展人民外交、民間外交的思想、原則和經驗，從中提煉出能指導今天和今後進行公共外交的中國理論。不僅如此，我還從更前瞻的角度提出中國理論必須正視的問題，以及我對解決問題推進理論的思考。其中最重要的是，從人類共創共享價值觀來回應西方的“普世價值觀”，填補中國公共外交在文化價值觀上的失語。也許我是中國最早提出和倡導人類共創共享價值觀的學者，在我的上兩本論文集中已有不少闡述，但把它作為中國公共外交的價值觀理論，卻是在新論文中論證的。當我與國外學者探討文化和價值觀問題時，我的觀點往往引起他們極大的興趣，有的人也深表贊同。
近年來中國政府和人民都關心價值觀體系的建設，我的幾篇論文提出了自己的見解。中國價值觀體系建設不能閉門造車，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它具有若干參照系。首先它不能忽視西方文化價值觀的影響。西方文化價值觀是世界上首先經過現代化提煉和世界性傳播成功的典範，它不僅對亞、非、拉各國現代化的思想和文化產生巨大的作用和深遠的影響，而且其現代化和世界化的途徑也具有借鑑的意義。西方文化價值觀已經在百餘年歷史中融入了中國文化，但又在融合過程中被中國篩選和變形。其次是必須重視東亞文化價值觀的影響。中國在東亞，並且是東亞的重要國家。東亞國家(地區)在現代化過程中既吸收了西方文化價值觀的長處，又沒有“全盤西化”，而是提升了本土文化價值觀，成為世界罕見的良好榜樣。其中馬來西亞和新加坡所提出的“亞洲價值觀”值得中國深思，新加坡的《共同價值觀白皮書》足資借鑑。當然，中國在建設價值觀體系時，又必須根據本國情況，充分認識中華文化傳統價值觀的精神與糟粕，重新審視西方文化價值觀的優長與缺陷，與時俱進地改善和推進新中國成立以後的文化價值觀，把三者有機結合起來，就能形成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和面向未來的價值觀體系。中國共產黨第十八次代表大會的報告已經提出了中國核心價值觀，恰恰反映了中國共產黨、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所作的文化努力和豐碩成果。
文化問題豐富多彩，包羅萬象，關鍵在於以新的視野去觀察和分析。全球文化爭論的問題，地區文化的探討，世博會與上海文化的反思，甚至在美國攻打伊拉克戰爭的事件上，我都作出了文化解讀。在重要的議題上，我沒有缺席，沒有失語，而是響亮地提出自己的觀點，至今深感欣慰。
在第三編社科縱橫中，主要的內容一是中國現代化的機遇、挑戰，內部發展戰略和對外戰略，二是歷史研究的啟示。如何看待改革開放，尤其在蘇東劇變前後如何根據中國國情推動現代化，我通過自己的研究，認為要走出中國獨特的道路，漸進式的改革道路代價小，成效大。但是寧“左”勿右的遺毒，“文化大革命”大搞民眾運動的民粹主義影響，並不容易消除。我的文章《民眾運動的負面效應》和《改革政治文化初探》發表後激起了一些爭論，恰恰說明值得進一步探討。當中國向市場經濟轉型，又與世界市場接軌時，中國社會發生了靜靜的深刻的變化。我一直堅持，現代化最重要的是人的現代化，教育至關重要。確切地來說，中國的人均資源十分貧乏，入是中國最重要的唯一豐富的資源。但是，如果沒有正確的教育思想和政策，人可能變為“垃圾”；只有重視教育和培養人，實施正確的政策，人手才能變為人力資源和人才資源。經過多年的呼籲，目前中國政府的教育投入已占GDP的4%，然而教育思想、教育布局和社會認識，仍然令人擔憂。
關於歷史的一組文章，與我在研究生時期和畢業後參加的全國重點課題“二戰起源”有關。我所做的研究是兩次大戰期間蘇聯的外交政策，德國共產黨的政策，要回答許多理論問題，例如，社會主義國家對外政策的指導思想是國際主義，還是國家利益，如何看待社會主義國家與資本主義國家在外交領域的鬥爭、競爭、共存與合作。讀史使人明智，歷史給人啟迪，它對我後來研究中國對外戰略與政策提供了理論準備和學術借鑑。當時我翻譯了卡爾·雅斯貝斯的傳世之作《歷史的起源與目標》，即關於人類軸心期的思想。為此我撰寫了一些文章，並希望每隔一段時間就做一些歷史哲學研究，提升自己的思辨能力和巨觀視野，以便從更高層次認識和理解國際關係。可惜後來工作過於忙碌，未能如願。
在第四編國際政論中，蒐集了過去發於報刊的時事評論。尤其感謝《解放日報》，開全國專家評論之先河，而且每篇都配以作者的照片，使中青年國際研究專家在公眾中的知名度大大提升。由於我做過新聞記者，比較了解新聞要求，感到國際政論不應是學術論文的縮寫，而要讓普通百姓喜聞樂見，進而理解一些道理。我借鑑了梁厚甫的國際時評，嘗試用不同的方法去評論不同的問題，似乎得到公眾的認可。
在第五編交流隨筆中，我記錄了出訪、參加使領館文化活動等的觀察體會和感想，還有一些在研究中的副產品，集成一串美麗的花環。《讓長江與恆河攜手奮進》一文，是《新民晚報》的約稿，對以江澤民為首的黨和政府的十三年對外關係的成績作介紹，我所撰寫的是中印關係如何從破冰到漸入合作佳境。後來《新民晚報》編輯部對此文大加讚揚，認為準確生動，富有文采。《泰戈爾故鄉行》、《東瀛樂緣》和《美麗的交流》，分別被印度、日本和韓國駐滬總領事館譯為英文、日文和韓文，在其國內報刊發表，促進了文化交流與合作。關於美國社會的一組文章是我根據在美國做訪問學者時的見聞經歷所撰寫的，受到讀者的歡迎。一次我外出遇到非學術界的朋友，他們馬上問我，漢森教授究竟為什麼自殺，看來《漢森教授之死》對他們觸動不小。在繁忙的工作和研究中再為民眾寫普及性的文字，有時是咬牙擠出時間，犧牲休息和睡眠趕出來的。但是當聽到讀者喜歡，覺得值得。怡情悅性、寓理於情的文字流淌至筆尖，有精神按摩的快樂，也算一種補償。
文集中的文章基本上都是原樣收錄，未作修改，只有三篇文章略有改動。一篇是《一枝紅梅報春來》，編輯要求加一副標題，使之更加明確，於是增加了副標題《紀念(告台灣同胞書)發表三十周年》。另一篇是《志願者》。其實《志願者》是我送到編輯部的原標題，但編輯當時對志願者甚不了解，不敢使用，便改為《在美國人家小住4天》。現在志願者在中國已遍地開花，讓入感嘆今是而昨非。這篇應當說又恢復了原標題。第三篇文章是《民眾運動的負面效應》，編輯進行了刪改。還有一批文章因智慧財產權新規定不能選入，另有一些文章已失落。
文集編完，已近2012年年底。突然醒悟，我已從事學術研究整三十年。1982年底，我懷揣著研究生證書，匆匆到上海社科院報到。三十年來，從學術新人到資深專家，風雨曲折，酸甜苦辣，冷暖自知，感恩溢滿胸懷。我感謝祖國走上改革開放之路，為我打開了機會之門。我感謝領導老師前輩的指導幫助提攜，使我的學術生涯更加順暢。我感謝同事朋友親人的切磋支持提醒，讓我的人生充滿友情親情愛情的滋養。《海風文思集》是過去三十年的紀念，也是未來的起航風帆。三萬里河東入海，五千仞岳上摩天。九萬里風鵬正舉。風休住，蓬舟吹取三山去。這正是我現在的心情寫照。
俞新天
2013年3月26日改定於
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大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