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華盛極/中國瓷境》是2014年9月1日天津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圖書，作者是方李莉。
基本介紹
- 書名：浮華盛極/中國瓷境
- 出版社：天津教育出版社
- 頁數：211頁
- 開本：16
- 作者：方李莉
- 出版日期：2014年9月1日
- 語種：簡體中文
- ISBN：7530976648
內容簡介,作者簡介,圖書目錄,文摘,後記,序言,
內容簡介
方李莉編著的《浮華盛極：清瓷》是一本中國瓷器的隨筆文集，主要圍繞清朝中國瓷器的發展與表現出的特點書寫，講述了清王朝統一後，採取了一些開明措施，如減免一些賦稅，對部分手工工匠廢棄“匠籍”制等，使制瓷業經過1000多年的發展，到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時達到了歷史上的最高水平。
《浮華盛極：清瓷》由方李莉編著。 十七世紀末至十八世紀末的一百年間，隨著中國瓷器和制瓷技藝不斷輸出，歐洲形成了前所未有的“中國熱”：在凡爾賽宮的舞會上，國王身著中國服裝；塞納河邊的戲園子裡，男女老少聚精會神地觀看中國皮影；國王的情婦養金魚，大臣的夫人乘轎子；富人在私家花園的中式亭子裡閒聊，文人用景德鎮的茶具品茗……歐洲遙望著東方的偉大帝國——中國，滿懷著驚羨與嚮往，而裝飾著美麗花草圖案和中國戲曲故事人物的中國瓷，濃妝淡抹總相宜……所以歐洲人說，青花瓷是中國送給歐洲文藝復興的最好禮物。
作者簡介
方李莉，清華大學美術學院史論系博士，北京大學社會學人類學研究所博士後，美國肯塔基大學訪問學者。現任中國藝術研究院藝術人類學研究所所長、博士生導師、研究員，中國藝術人類學學會會長，國家非物質文化遺產專家委員會委員，北京市人大代表。出版《新工藝文化論——人類造物大趨勢》《傳統與變遷——景德鎮新舊民窯業田野考察》《景德鎮民窯》《飄逝的古鎮——瓷城舊事》《遺產，實踐與經驗》《隴戛人的生活變遷——梭嘎生態博物館》《西行風土記——陝西民間藝術田野筆記》《梭嘎日記——一位女人類學家在苗寨的考察》《藝術人類學》《中國瓷器》《中國陶瓷史》等十餘部專著，在各類雜誌上發表論文一百餘篇。曾應邀到美國紐約城市大學、阿佛雷德大學、肯塔基大學，加拿大拉瓦爾大學，韓國弘益大學，日本愛知大學、名古屋大學等做學術講座，足跡遍及亞洲、非洲、歐洲、美洲不同國家的博物館。
圖書目錄
引子
為皇家制瓷的御窯廠
瓷都景德鎮“水土宜陶”
景德鎮的街市——一制瓷史的縮影
歐洲人眼中的景德鎮
康熙五彩及其他
雍正粉彩的西洋因素
乾隆瓷的繁縟與精巧
清瓷中的“道與器”
繁縟與空錄——集大成的清瓷藝術
清末仿古風的盛行
宜興紫砂壺對歐洲的影響
清代石灣窯的興盛
德化瓷塑中歐洲人的亞洲想像
出口東南亞的德化青花瓷
銅川陳爐鎮的窯火
陳爐鎮的器物與裝飾民俗
廣州港口、黃浦島與商行
斯特艾斯艾倫堡牆紙、廣彩及香港澳門
歐洲瓷商的中國足跡
外貿瓷的中國風格
東南亞紅綠彩市場與日本風格的回流
歐洲來中國的定燒瓷
歐美國家的中國熱
向世界輸出中國制瓷技藝
後記
為皇家制瓷的御窯廠
瓷都景德鎮“水土宜陶”
景德鎮的街市——一制瓷史的縮影
歐洲人眼中的景德鎮
康熙五彩及其他
雍正粉彩的西洋因素
乾隆瓷的繁縟與精巧
清瓷中的“道與器”
繁縟與空錄——集大成的清瓷藝術
清末仿古風的盛行
宜興紫砂壺對歐洲的影響
清代石灣窯的興盛
德化瓷塑中歐洲人的亞洲想像
出口東南亞的德化青花瓷
銅川陳爐鎮的窯火
陳爐鎮的器物與裝飾民俗
廣州港口、黃浦島與商行
斯特艾斯艾倫堡牆紙、廣彩及香港澳門
歐洲瓷商的中國足跡
外貿瓷的中國風格
東南亞紅綠彩市場與日本風格的回流
歐洲來中國的定燒瓷
歐美國家的中國熱
向世界輸出中國制瓷技藝
後記
文摘
繁縟與空錄——集大成的清瓷藝術
清代是陶瓷藝術廣泛學習和集大成的時代。清中期，由於學術界考據風的盛行，及社會上的收藏文物熱，從雍正到乾隆時期的制瓷中心——景德鎮，可以說官民窯都在熱衷於仿古瓷的製作，這是整個社會的復古潮流所致。因此便有書評論說，清代的瓷器藝術，由於仿古風的盛行，從其美學特點來看應該是屬於古雅美。但筆者認為則不然，清代的確仿古風盛行，不僅仿歷代名瓷，也仿歷代有名的工藝品。從中國唐宋以來的瓷器來看，中國傳統的陶瓷美，追求的是一種含蓄質樸的自然之美，古雅之美，脫俗之美。在清中期的景德鎮部分仿古的高溫色釉瓷器中，的確也具有這樣的意境美，但這並不是清中期景德鎮陶瓷藝術中的主流，清中期景德鎮陶瓷藝術的主流，在人們的印象中還是那明麗清新的五彩瓷和華貴繁縟的粉彩瓷，這些五彩瓷和粉彩瓷的發展固然是受到了中國傳統陶瓷藝術思想的影響，但它們反映出的卻是一種雕琢美、裝飾美、華麗美，是一種與中國傳統陶瓷古雅美完全不同的世俗美，是俗文化在陶瓷藝術上的充分體現。究其原因，清中期的景德鎮不僅受到整個社會復古思潮的影響，而且還受到西方文化和正在蓬勃發展的市民文化的影響。
因此，清代的陶瓷，不僅是在大量仿古，也在努力仿洋，如仿西方的琺瑯器等。仿製的過程就是學習的過程，通過這種學習，清中期在陶瓷藝術的表現上達到了前所未有的豐富程度。
在這裡尤其要關注的就是，對西方陶瓷的學習和仿造極大地豐富了清代的陶瓷藝術的表現手法，從明中晚期以來，就不斷地有歐美瓷商來景德鎮定購瓷器，由於中西文化與生活習慣上的差異，瓷商們除了選購景德鎮原有的瓷器品種外，還根據歐美市場和顧客的需要，要求景德鎮的陶瓷藝人們製作了大量符合西方審美情趣和生活習慣的新造型和新圖案。有的瓷商，本身就是藝術家，如十八世紀末的英國琺瑯藝術家詹理斯和畫家奧尼樂等，就不斷地變化著設計樣式，委託東印度商人帶到景德鎮定製。瑞士東印度公司則有自己的設計師，如傳教士、藝術家普雷卻脫就是專門為該公司在中國定製瓷器設計圖稿的。更多的則是根據本國所喜愛的金銀器、玻璃器、陶器造型帶來供景德鎮仿製後訂貨。這些來樣訂貨的造型和式樣，不僅是被動地被景德鎮的陶工們所製作，其反過來也極大地影響著景德鎮新的陶瓷藝術風格和品種的形成。有的造型甚至就直接被景德鎮的陶工們所採用，如景德鎮從清代一直延續至今還出口國外的咖啡具、茶具、配套餐具、寬邊平盤、薄胎皮燈、瓷板畫等。這些外來文化的影響不僅體現在造型上，也同時體現在色彩和裝飾紋樣上，在外來定製的瓷器製品中，不同的國家有不同的審美要求，有的要求以立體寫實手法繪製的花卉、人物、風景、建築等畫面來裝飾瓷器，有的則要求以洛可可式的圖案來裝飾瓷器，有的則希望將一些紀念性的徽章描繪在瓷器上。這些西洋風格的繪畫和圖案裝飾，往往潛移默化地滲透到景德鎮的傳統陶瓷藝術中，悄悄地在影響和改變景德鎮陶瓷的傳統風格。據《景德鎮陶錄》中記載當時的景德鎮瓷中有：“洋彩器皿，新仿西洋琺瑯畫法，山水、人物、花卉、翎毛，無不精細人神”。“西洋紅色綠色器皿、西洋烏金器（系新制）、東洋抹金、抹銀器皿”。不僅民窯為出口或為內銷，在不斷仿製和生產著這些富有西洋裝飾和造型的瓷器，就連官窯也在仿製西洋的造型和裝飾，如當時的督窯官唐英在其《陶成記事碑》中記載：“仿西洋雕琅象生器皿，有五供、盤、碟、瓶、盒等項，畫之渲染亦仿西洋筆意”，“仿西洋黃色、紫色器皿”，“仿西洋紅色、綠色、烏金器皿”，“仿西洋琺瑯畫法”等等。（見圖53、圖54）有關這些新的釉上彩的品種，在清代的外銷瓷中都有所介紹，所謂的仿“西洋紅色”就是前面所提到的鐵紅彩，所謂的“烏金器皿”也就是墨彩和金彩等。而且此時的這種具有西洋風格的瓷器，雖然是景德鎮或廣東的藝人們繪製的，但其顏料卻是來自歐洲，所以稱為洋料，或洋彩、新彩。也就是說當年藍浦和唐英的記錄完全符合當時的史實，但在生產這些釉上彩瓷的景德鎮和廣州當地卻基本沒有看到此種瓷器，其當時全部被運到了歐洲。因此，在一九八二年出版的目前最權威的、由矽酸鹽學會主編的《中國陶瓷史》和葉喆民撰寫的《中國陶瓷史》中，這些被運往歐洲的釉上彩的品種幾乎被忽略了，而鮮有詳細的介紹。
在為歐洲製作陶瓷時，不僅中國的陶瓷藝術影響了歐洲，同樣歐洲洛可可藝術也在影響著中國，尤其是對當時的清皇室影響甚大。乾隆皇帝不僅請歐洲的藝術家在宮中為皇室服務，參加圓明園的設計，還指定在宮中的“造辦處”設立“琺瑯作”，和中國的畫家及工匠們一起製作瓷胎琺瑯器。同時，景德鎮御窯廠燒造的瓷器，不少都是由宮內的“造辦處”“如意館”“欽天監”中的畫師提供圖樣本和造型，而所有在清宮任職的歐洲藝術家，也都在此與中國的畫師、匠師們朝夕相處，相互影響和啟發。正是由於歐洲藝術的影響，使清中期以後以景德鎮為中心的中國陶瓷藝術的風格，一改康熙以前清新、雅致和剛健的格調，而出現一派華麗、纖巧和繁縟之風，形成了典型的宮廷藝術風格。這種風格在清中期以後成為了一種社會時尚，並直接影響到陶瓷藝術風格的形成和發展。同時，質樸自然的天趣之美，不再是中國陶瓷藝術追求的主流，而華麗和人工矯飾成為此時的主流，並一直延續到清末甚至民國時期。
P88-90
清代是陶瓷藝術廣泛學習和集大成的時代。清中期，由於學術界考據風的盛行，及社會上的收藏文物熱，從雍正到乾隆時期的制瓷中心——景德鎮，可以說官民窯都在熱衷於仿古瓷的製作，這是整個社會的復古潮流所致。因此便有書評論說，清代的瓷器藝術，由於仿古風的盛行，從其美學特點來看應該是屬於古雅美。但筆者認為則不然，清代的確仿古風盛行，不僅仿歷代名瓷，也仿歷代有名的工藝品。從中國唐宋以來的瓷器來看，中國傳統的陶瓷美，追求的是一種含蓄質樸的自然之美，古雅之美，脫俗之美。在清中期的景德鎮部分仿古的高溫色釉瓷器中，的確也具有這樣的意境美，但這並不是清中期景德鎮陶瓷藝術中的主流，清中期景德鎮陶瓷藝術的主流，在人們的印象中還是那明麗清新的五彩瓷和華貴繁縟的粉彩瓷，這些五彩瓷和粉彩瓷的發展固然是受到了中國傳統陶瓷藝術思想的影響，但它們反映出的卻是一種雕琢美、裝飾美、華麗美，是一種與中國傳統陶瓷古雅美完全不同的世俗美，是俗文化在陶瓷藝術上的充分體現。究其原因，清中期的景德鎮不僅受到整個社會復古思潮的影響，而且還受到西方文化和正在蓬勃發展的市民文化的影響。
因此，清代的陶瓷，不僅是在大量仿古，也在努力仿洋，如仿西方的琺瑯器等。仿製的過程就是學習的過程，通過這種學習，清中期在陶瓷藝術的表現上達到了前所未有的豐富程度。
在這裡尤其要關注的就是，對西方陶瓷的學習和仿造極大地豐富了清代的陶瓷藝術的表現手法，從明中晚期以來，就不斷地有歐美瓷商來景德鎮定購瓷器，由於中西文化與生活習慣上的差異，瓷商們除了選購景德鎮原有的瓷器品種外，還根據歐美市場和顧客的需要，要求景德鎮的陶瓷藝人們製作了大量符合西方審美情趣和生活習慣的新造型和新圖案。有的瓷商，本身就是藝術家，如十八世紀末的英國琺瑯藝術家詹理斯和畫家奧尼樂等，就不斷地變化著設計樣式，委託東印度商人帶到景德鎮定製。瑞士東印度公司則有自己的設計師，如傳教士、藝術家普雷卻脫就是專門為該公司在中國定製瓷器設計圖稿的。更多的則是根據本國所喜愛的金銀器、玻璃器、陶器造型帶來供景德鎮仿製後訂貨。這些來樣訂貨的造型和式樣，不僅是被動地被景德鎮的陶工們所製作，其反過來也極大地影響著景德鎮新的陶瓷藝術風格和品種的形成。有的造型甚至就直接被景德鎮的陶工們所採用，如景德鎮從清代一直延續至今還出口國外的咖啡具、茶具、配套餐具、寬邊平盤、薄胎皮燈、瓷板畫等。這些外來文化的影響不僅體現在造型上，也同時體現在色彩和裝飾紋樣上，在外來定製的瓷器製品中，不同的國家有不同的審美要求，有的要求以立體寫實手法繪製的花卉、人物、風景、建築等畫面來裝飾瓷器，有的則要求以洛可可式的圖案來裝飾瓷器，有的則希望將一些紀念性的徽章描繪在瓷器上。這些西洋風格的繪畫和圖案裝飾，往往潛移默化地滲透到景德鎮的傳統陶瓷藝術中，悄悄地在影響和改變景德鎮陶瓷的傳統風格。據《景德鎮陶錄》中記載當時的景德鎮瓷中有：“洋彩器皿，新仿西洋琺瑯畫法，山水、人物、花卉、翎毛，無不精細人神”。“西洋紅色綠色器皿、西洋烏金器（系新制）、東洋抹金、抹銀器皿”。不僅民窯為出口或為內銷，在不斷仿製和生產著這些富有西洋裝飾和造型的瓷器，就連官窯也在仿製西洋的造型和裝飾，如當時的督窯官唐英在其《陶成記事碑》中記載：“仿西洋雕琅象生器皿，有五供、盤、碟、瓶、盒等項，畫之渲染亦仿西洋筆意”，“仿西洋黃色、紫色器皿”，“仿西洋紅色、綠色、烏金器皿”，“仿西洋琺瑯畫法”等等。（見圖53、圖54）有關這些新的釉上彩的品種，在清代的外銷瓷中都有所介紹，所謂的仿“西洋紅色”就是前面所提到的鐵紅彩，所謂的“烏金器皿”也就是墨彩和金彩等。而且此時的這種具有西洋風格的瓷器，雖然是景德鎮或廣東的藝人們繪製的，但其顏料卻是來自歐洲，所以稱為洋料，或洋彩、新彩。也就是說當年藍浦和唐英的記錄完全符合當時的史實，但在生產這些釉上彩瓷的景德鎮和廣州當地卻基本沒有看到此種瓷器，其當時全部被運到了歐洲。因此，在一九八二年出版的目前最權威的、由矽酸鹽學會主編的《中國陶瓷史》和葉喆民撰寫的《中國陶瓷史》中，這些被運往歐洲的釉上彩的品種幾乎被忽略了，而鮮有詳細的介紹。
在為歐洲製作陶瓷時，不僅中國的陶瓷藝術影響了歐洲，同樣歐洲洛可可藝術也在影響著中國，尤其是對當時的清皇室影響甚大。乾隆皇帝不僅請歐洲的藝術家在宮中為皇室服務，參加圓明園的設計，還指定在宮中的“造辦處”設立“琺瑯作”，和中國的畫家及工匠們一起製作瓷胎琺瑯器。同時，景德鎮御窯廠燒造的瓷器，不少都是由宮內的“造辦處”“如意館”“欽天監”中的畫師提供圖樣本和造型，而所有在清宮任職的歐洲藝術家，也都在此與中國的畫師、匠師們朝夕相處，相互影響和啟發。正是由於歐洲藝術的影響，使清中期以後以景德鎮為中心的中國陶瓷藝術的風格，一改康熙以前清新、雅致和剛健的格調，而出現一派華麗、纖巧和繁縟之風，形成了典型的宮廷藝術風格。這種風格在清中期以後成為了一種社會時尚，並直接影響到陶瓷藝術風格的形成和發展。同時，質樸自然的天趣之美，不再是中國陶瓷藝術追求的主流，而華麗和人工矯飾成為此時的主流，並一直延續到清末甚至民國時期。
P88-90
後記
寫史是一種文化自覺的表現，更是為了明理的一種思考。歷史是過去了的事實，它浩渺、闊大，我們不可能看清它的全部。因此，只能從某個角度去尋覓我們希望看到的，對我們今天的發展有所幫助的那一部分。
清代是離我們最近的帝國王朝，中國的衰敗正緣於它的末朝，但它的鼎盛時期又是中國對世界影響最大的時期。其從高峰到衰敗僅僅花了幾十年的工夫，箇中緣由值得我們去探討。我是一位人類學者，即使在寫此類的歷史隨筆，也難免從人類學的角度去做文化思考。寫完清代陶瓷史，我才發現其實中國成為世界許多人眼裡的一個落後文明古國的時間並不長，就在一百多年以前，她還是世界上最發達的國家。而且在十七世紀至十九世紀初，中國給予了世界許多文化上的啟示，同時也從世界不同國家得到了諸多養分。正是因為有了這樣的基礎，中國才有了二十一世紀的經濟發展。
但經濟的發展必然要受文化的制約，如果現有的文化約束了我們的經濟發展，我們就必然會面臨一次文化上的革命。和中國相比，西方是一個後起之秀，其為什麼能後起？一個是文藝復興、啟蒙運動，再一個就是工業革命。而中國要想超過西方，就必須有自己的文藝復興和新的一場科技革命。科技革命是新技術和新能源的啟用，也是中國在未來發展中能否走向世界前列的關鍵。但僅僅是科技還不行，文化也很重要，不同的文化和政治制度決定著社會的發展方向。因此，下一個文藝復興將決定著整個人類社會發展方向的再次調整。
費孝通先生認為歐洲的文藝復興，是人類對人自身的一個理性認識，但人類社會還需要有一個對人類自身文化的認識，這樣在全球化背景下的人類社會發展才能達到共識，才能做到“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他生前有一個願望，就是希望這次人類社會所面臨的新的文藝復興，能從中國開始，他將其稱為“文化自覺”，也就是重新認識自己的歷史和文化，做到“自知之明”。一個人只有“自知之明”，才能更好地選擇自己發展的路，國家也一樣，只有對自己的文化歷史有自知之明，才有可能在整個人類社會面臨再次轉型時做成自主轉型，自主更新，只有我們具有了自主的能力，我們才有可能做到民族復興，才有可能走向世界的前列。雖然此書只是一本隨筆，但我仍然查閱了許多資料，把其當成自己走向“文化自覺”的一部分。由於是隨筆，有些資料沒有寫出處，我要向那些為我提供了資料的作者們致歉並致謝，同時書中部分內容是來自我寫的《中國陶瓷史》，在那裡，所有的資料和圖片我都標明了出處。
在這裡我謹借這本書悼念費孝通先生，是他的“文化自覺”的思想開啟我近年來對中國陶瓷史的研究，我試圖從人類學的角度，在中國近萬年的陶瓷發展史中理解中國文化，理解中國社會，理解中國歷史發展過程中和世界其他文明之間的相互關係。中國是世界上留下文獻最多和最翔實的國家，如果我們能從社會學、人類學的角度運用這些資料，一定會使中國的社會學和人類學有一個新的發展機遇。另外，還要感謝我博士期間的導師，著名的工藝美術史論家田自秉先生，是他的指導為我打下了工藝美術史論的基礎，同時也是在他的指引下我進入了陶瓷史研究。現在田先生已九十歲高齡，並臥病在床，希望我能有機會將這本書呈現在他的面前。
清代是離我們最近的帝國王朝，中國的衰敗正緣於它的末朝，但它的鼎盛時期又是中國對世界影響最大的時期。其從高峰到衰敗僅僅花了幾十年的工夫，箇中緣由值得我們去探討。我是一位人類學者，即使在寫此類的歷史隨筆，也難免從人類學的角度去做文化思考。寫完清代陶瓷史，我才發現其實中國成為世界許多人眼裡的一個落後文明古國的時間並不長，就在一百多年以前，她還是世界上最發達的國家。而且在十七世紀至十九世紀初，中國給予了世界許多文化上的啟示，同時也從世界不同國家得到了諸多養分。正是因為有了這樣的基礎，中國才有了二十一世紀的經濟發展。
但經濟的發展必然要受文化的制約，如果現有的文化約束了我們的經濟發展，我們就必然會面臨一次文化上的革命。和中國相比，西方是一個後起之秀，其為什麼能後起？一個是文藝復興、啟蒙運動，再一個就是工業革命。而中國要想超過西方，就必須有自己的文藝復興和新的一場科技革命。科技革命是新技術和新能源的啟用，也是中國在未來發展中能否走向世界前列的關鍵。但僅僅是科技還不行，文化也很重要，不同的文化和政治制度決定著社會的發展方向。因此，下一個文藝復興將決定著整個人類社會發展方向的再次調整。
費孝通先生認為歐洲的文藝復興，是人類對人自身的一個理性認識，但人類社會還需要有一個對人類自身文化的認識，這樣在全球化背景下的人類社會發展才能達到共識，才能做到“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他生前有一個願望，就是希望這次人類社會所面臨的新的文藝復興，能從中國開始，他將其稱為“文化自覺”，也就是重新認識自己的歷史和文化，做到“自知之明”。一個人只有“自知之明”，才能更好地選擇自己發展的路，國家也一樣，只有對自己的文化歷史有自知之明，才有可能在整個人類社會面臨再次轉型時做成自主轉型，自主更新，只有我們具有了自主的能力，我們才有可能做到民族復興，才有可能走向世界的前列。雖然此書只是一本隨筆，但我仍然查閱了許多資料，把其當成自己走向“文化自覺”的一部分。由於是隨筆，有些資料沒有寫出處，我要向那些為我提供了資料的作者們致歉並致謝，同時書中部分內容是來自我寫的《中國陶瓷史》，在那裡，所有的資料和圖片我都標明了出處。
在這裡我謹借這本書悼念費孝通先生，是他的“文化自覺”的思想開啟我近年來對中國陶瓷史的研究，我試圖從人類學的角度，在中國近萬年的陶瓷發展史中理解中國文化，理解中國社會，理解中國歷史發展過程中和世界其他文明之間的相互關係。中國是世界上留下文獻最多和最翔實的國家，如果我們能從社會學、人類學的角度運用這些資料，一定會使中國的社會學和人類學有一個新的發展機遇。另外，還要感謝我博士期間的導師，著名的工藝美術史論家田自秉先生，是他的指導為我打下了工藝美術史論的基礎，同時也是在他的指引下我進入了陶瓷史研究。現在田先生已九十歲高齡，並臥病在床，希望我能有機會將這本書呈現在他的面前。
序言
中國是世界上最早發明瓷器的國家，從商周出現原始瓷，到東漢走向成熟，至唐宋瓷器盛行，影響到周邊國家，並出口到東南亞、西亞，遠至非洲埃及。明末萬曆開始，歐洲地理大發現促使了中國向歐洲出口的貿易繁榮。當時中國的瓷器成為出口到歐洲的大宗物品，後期又出口到南北美洲，到清代，中國的瓷器出口達到高峰，形成了一個全球性的貿易網。直至十八世紀末歐洲人學會自己制瓷，這種瓷器出口貿易的熱度才開始下降。因此，閱讀中國陶瓷史，就是在閱讀一部中國瓷器和中國制瓷技藝不斷輸出的歷史。其影響從周邊國家開始，波及非洲、歐洲、南北美洲，直至全世界。
正是由於這樣的緣故，當出版社約筆者撰寫《浮華盛極——清瓷》時，筆者欣然接受了，因為筆者在寫《中國陶瓷史》時正是將濃重之筆放到了清代。但以往學者寫的中國陶瓷史的重點往往是宋代，因為宋代中國的瓷窯遍布大江南北，不僅有“哥汝官鈞定”五大名窯，還有耀州窯、磁州窯、龍泉窯、景德鎮窯、吉州窯、建窯等等，可謂是百花齊放，盛極一時。而清代僅僅是景德鎮一花獨放，其他窯口都已衰退或熄火。儘管如此，清代的景德鎮已不再僅僅是一個窯口、一個瓷區，而是一座世界級的陶瓷之都，其影響範圍不僅是輻射全國及周邊國家的陶瓷市場，而是全球的陶瓷市場。況且它並不是孤立無援的，與此同時興旺的還有福建的德化窯、江蘇的宜興窯、廣東的石灣窯，以及沿海一帶仿造景德鎮瓷器出口的潮州窯、泉州窯等等。
當時歐洲正值偉大的文藝復興時期，其文化和思想的革命運動，需要來自方方面面的啟蒙和文化資源，歐洲遙望著東方的神秘國度——中國，充滿著想像與嚮往。在歐洲中世紀貴族世襲的封建制度盛行時，中國科舉制就可以讓中國的一介平民通過讀書，進入國家的管理階層，這是一種國家選拔人才的先進制度，現在看上去非常平常，但在那一時代卻是非常先進的，走在世界的前列。中國盛行讀書，講究禮教人倫，其文明成為歐洲的示範。但在十六七世紀，由於交通的不便、文字語言的不通，東西方缺乏了解，相互充滿了神秘的猜測。歐洲人最早了解中國，是通過十三世紀的《馬可·波羅遊記》。馬可·波羅把中國描述成一個富庶、繁榮的禮儀之邦，讓歐洲人心嚮往之的同時，加速了自己文化變革的腳步。十六世紀中國美麗的青花瓷開始進人歐洲，裝飾著美麗花草圖案和木刻版畫中戲曲故事的青花瓷，使歐洲人對其產地——一個神秘而遙遠的國度有了更直觀形象的認知。所以歐洲人說，青花瓷是中國送給歐洲文藝復興的最好禮物。 ，
當曾前往中國的傳教士們將展現中國美好圖景的青花瓷呈現在歐洲人面前時，立刻吸引了整個歐洲的目光。因此在十七世紀末至十八世紀末的一百年間（這一時期中國正處於康乾盛世），歐洲形成了前所未有的“中國熱”。無論在物質、文化還是政治制度方面，歐洲都對中國極為追捧，以至於在一七六九年有歐洲人寫道：“中國比歐洲本身的某些地區還要知名。”在“中國熱”流行歐洲期間，人們普遍喜好來自中國的物品，熱衷於模仿中國的藝術風格和生活習俗，以至成為一種時尚。其具體體現在：凡爾賽宮的舞會上，國王身著中國服裝出現在滿朝文武面前；塞納河邊的戲園子裡，男女老少聚精會神地觀看中國皮影；國王的情婦養金魚，大臣的夫人乘轎子；闊人在私家花園的中國式亭子裡閒聊，文人用景德鎮的茶具品茶……
中國的瓷器當時是歐洲上流社會生活品質的體現，是平民的奢侈品。國王路易十五下令：把所有的銀質餐具統統熔化掉，派作他用；餐具一律用瓷器替代！筆者在德勒斯登的奧古斯陶瓷博物館，看到十七世紀末（中國的康熙時期），奧古斯國王曾用六百個全副武裝的騎兵，從普魯士國王那裡換來一百二十個青花瓶子，可想而知當時中國瓷器的價格在歐洲有多昂貴。為了獲得更多的中國瓷器，法國國王路易十四命令他的首相創辦中國公司，專門到廣東訂製中國瓷器，凡爾賽宮辟有專室儲藏。俄國的彼得大帝和普魯士國王腓特烈大帝亦不例外，更把收藏瓷器作為其財富的標誌。中國瓷器在當時極大地促進了歐洲的外貿活動，尤其是荷蘭和英國。據統計，一六。二至一六八二這八十年間，也就是明末清初時期，荷蘭東印度公司從各國輸入的中國瓷器達一千六百萬件！到清代的十七世紀末到十九世紀初，更是達到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峰，當時的瓷器已經從上層社會走進普通家庭。十七世紀末，英國進口的茶葉是兩萬磅，至十九世紀初達到兩千萬磅。增加一千倍！那么茶具又需要增加多少呢？從當時的歐洲對中國的稱呼用瓷器這個單詞“China”，後來又將全世界的瓷土都命名為“高嶺土” （“高嶺”是景德鎮出產瓷土的一座山）等現象，我們就可以看到中國瓷器對於歐洲的深遠影響，可以說歐洲幾乎是通過瓷器來認識中國的。
任何物質的東西都不會是純物質的，其中必然體現製作者的精神追求和價值觀。因此，歐洲的中國熱不僅表現在民眾和王公貴族瘋狂地購買中國商品，收藏中國器物，模仿中國人的建築、園林、裝飾和衣著、了解有關中國的奇聞趣事等等方面。還表現在學者、思想家等知識分子將中國作為參照物探討歐洲的諸多問題，並對中國文化產生極大的興趣且進行理性的思考上。
十八世紀啟蒙運動席捲了歐洲，其中心在法國，而法國的啟蒙運動又是以法國百科全書派為核心的，包括狄德羅（《百科全書》主編）、伏爾泰、盧梭、孟德斯鳩、霍爾巴哈、拉梅特里、愛爾維修、波維爾、魁奈等一批傑出思想家。他們在思想領域的主要矛頭是基督教統治，提倡無神論哲學，主張自然神論。百科全書學派們當時從傳教士那裡深入了解中國的情況，發現中國恰恰是個屬於自然神論的國度，對中國很快產生“熱戀”。其中最熱烈的當推伏爾泰。他把中國視為人類社會最好的標本，說是“舉世最優美、最古老、最廣袤、人口最多，而且治理最好的國家”。他認為人類文明、科學和技術的發展無不從中國肇始，並且早就遙遙領先。他說，當中國已是泱泱大國時，“我們還只是一小撮在阿爾登森林裡流浪的野人哩”！他稱讚中國的歷史記載“幾乎沒有絲毫的虛構和奇談怪論，絕無埃及人和希臘人那種自稱受到神的啟示的上帝的代言人；中國人的歷史一開始就寫得合乎理性”（“理性”是啟蒙運動的一面旗幟）。伏爾泰也高度稱讚中國天文學的成就和神奇，他說：“世界各民族中，唯有他們的《史記》持續不斷地記下了日食和星球的交匯。我們的天文學家驗證他們的計算後驚奇地發現，幾乎所有的記錄都真實可靠。”伏爾泰把孔子的儒家學說看做他心目中的自然神論，認為這種以遵循自然規律為原則的“理性宗教”足以取代盛行於西方的帶有迷信色彩的“神示宗教”。在伏爾泰看來，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不啻是道德的最高準則，應當成為每個人的座右銘。
從這裡，我們可以看到任何一種商品的輸出，都必然伴隨著制度、文化及價值觀的傳播，當時中國瓷器和所有中國物品，在歐洲能成為品味的象徵，也是來自於歐洲人對中國政治制度的先進性和中國文化傳統的深厚性的尊重。因此，十八世紀的歐洲中國熱不是一般意義上的追捧，它是中西文化的一次大規模接觸和交流，其範圍之廣、影響之深堪稱空前。
但任何文化的交流和貿易都不會是單項的，而是雙向和互動的。當中國的瓷器流入到歐洲後，歐洲人的來樣訂製，其審美選擇也同樣帶來了他們的文化觀，甚至他們的技術選擇。如中國在元以前，上層社會的瓷器審美是以一道釉的單色瓷器為主流。人們欣賞的不是瓷器表面華麗的裝飾，而是自然天成的釉色與肌理，是以天趣為上的紫口鐵足、金絲鐵線、冰裂紋、蚯蚓走泥痕，以及瓷器自身如玉般的溫潤感等。元以後，與伊斯蘭國家的交流及貿易產生了青花瓷，到明代青花瓷的裝飾感和表現力打動了歐洲的先驅者荷蘭、葡萄牙、西班牙以及中國的近鄰日本，到明末清國中國的青花瓷已傳遍了歐洲。在清代，中國人送給歐洲的不僅有青花瓷，還有五彩瓷、粉彩、琺瑯彩、墨彩、鐵紅彩、金彩等等，是更加多樣化和五彩斑斕的瓷器。而且這種瓷器的裝飾手法不僅來自中國本土，還表現出歐洲對其的影響，如粉彩、琺瑯彩、墨彩、鐵紅彩等都是在歐洲提供的原料及來樣加工的基礎上出現的，而金彩則是受到日本的影響。因此，中國從素瓷時代進入到彩瓷時代，從傳統的追求“天趣”“一色純淨”的審美主流，進入到追求“人工之美”“華麗之美”“雕琢之美”的審美主流，一方面是商品經濟帶來的市民文化的影響，另一方面也是歐美，包括日本、西亞等文化的影響所致。因為追求“天工之美”和“人工之美”是中西方文化的一個分界點，到清代它們則被融為了一體。至此，隨著世界貿易的快速流動，文明成為一個個補丁，那種純而又純的民族、地域文化逐漸消失，整個世界的文化開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描述清代的陶瓷史，令人興奮的就是這種初期的全球化的貿易和中西文化的相互影響與交融。康雍乾時代是中國的盛世，當時，中國的疆土世界第一，中國的GDP世界第一，中國GDP的增長速度是歐洲的四倍，同樣那時也是中國瓷器發展的高峰，只要我們來到歐洲和美國的一些重要博物館，就可以看到許多這一時期的中國瓷器。
這是從中國的瓷器對世界的影響來說的。而對於當時的中國，清代社會所面臨的狀況又是如何呢？一七五九年清帝國達到最大的擴張程度，控制著一千三百萬平方公里的領土，這是中國從未達到，後來也再未超越的如此廣闊的幅員。清代在十八世紀成功地、盡最大可能地運用了前工業時代的技術。當時的經濟發展看來似乎是一次復興，也就是說繼明末清初一個世紀的內亂、戰亂後，猶如萬曆時期發展的再恢復，而且此時又以其更大的規模超越了過去。
當時的上海西南松江的紡織業、長江下游地區的茶葉種植、福建的造紙、蕪湖的鋼鐵、廣州附近的五金製品、南京的細棉布、蘇州和杭州的絲綢、揚州的漆器等手工業生產與手工業品的出口，非常興旺與發達。而當時的制瓷中心景德鎮，集中了十幾萬陶瓷工人，他們的勞作既是為了宮廷和富戶的訂貨，也是為了出口，大量的瓷器與日俱增地向日本、朝鮮、俄羅斯、菲律賓、印度支那半島、印度尼西亞直至歐洲運出（見圖1）。
中國成為一個製造業大國和商品出口大國，當時整個世界，特別是歐洲的審美都受中國影響。十八世紀的歐洲特別盛行康熙年間的青花瓷器、家具等。謝耐和寫道：“中國的花園和建築由於錢伯斯的緣故而在倫敦附近的丘郡頗為時髦。中國促使人們改變了自然情感，使之趨向於由浪漫潮流發展起來的方向。”
清代在十八世紀經濟發展最顯著的事情不僅是大型手工業工場的增加，生產基地更加專業化和集中化，出口貿易的繁榮，而且還有國內貿易潮流規模的龐大以及受商業行會控制的區域遼闊。當時國內的商業網不僅包括各行省，而且蒙古、中亞以及整個東南亞亦在其中。顯然本土的網點則更加密集。在大城市都擁有地方會館，作為會堂，擁有供過往人員用的客棧以及倉庫、分支機構、錢莊，這一切都為商業的繁榮和勞動力的城市化提供了條件。在這樣的背景中，讓我們看到景德鎮能成為中國的制瓷中心，是因為在清代，中國的手工業開始走向專業化，出現了許多手工業集中並專門化的城市，而景德鎮就是其中之一。
康雍乾時代是中國的盛世，也是瓷器生產的盛世，但盛極轉衰。清乾隆初之前，經濟繁榮，世風良好，鮮見腐敗。而十八世紀後二十五年，腐敗之風盛行。皇帝與宮廷豪華奢侈的趣味影響了上層階級。乾隆末年及至十九世紀初期出現了令人憂慮的國家破敗、社會失衡徵象。
十九世紀的世界格局已產生了很大的變化，歐洲工業化的最早跡象出現於英國十八世紀末至一八三。年左右。到十九世紀的下半葉，歐美工業化的技術明顯進步，而中國此時還停留在手工業生產階段。十八世紀以至十九世紀上半葉中國原是成品的製造大國，自十九世紀末起，中國竟然變成進口國，不僅進口鋼材、機器、鐵路技術、武器等，而且還進口日用品。此時的中國淪為幾乎是純農業的國度。缺乏工業的殖民地國家要進口工業成品，這一點標誌著歷史上一個轉折：構成今天第三世界的地區受制於各富國。但這轉折點只是到了十九世紀末，隨著機械化生產發展才得以實現。
當時的中國面臨兩大困境：第一，國內政治與經濟的危機；第二，外國帝國主義的軍事與經濟的擴張。十六世紀末至十八世紀末，國家白銀量大增，表明財富持續增長，但與此同時，白銀價值與黃金比較卻不斷下跌。十九世紀下半葉西方列強採取金本位制更加速了白銀下跌，而這一時期中國經濟卻遭受貿易競爭之害，而且經受侵略者強加給中國的戰爭賠款之負擔。內戰與暴動引起的破壞、銀價提高而致的貧困化，愈來愈頻繁的饑荒與水災，致使十九世紀下半葉中國經濟停滯不前甚或倒退。
自十九世紀末年起，外國便競相爭奪中國。這種悲劇也是所有受奴役殖民國家的悲劇。雖然不能把西方對中國接踵而來的侵略以及外國強行奪取的大量特權視作中國現代化失敗的唯一原因或主要原因，但此種侵略與特權亦起重大作用。外國產品進入中國只征百分之五十的統一稅，而免收“厘金”（內地過境稅），但中國產品卻付厘金甚重。這種極其有利的條件使進口大增。
《馬關條約》之前，賠款數目中國經濟尚能負擔，自一九〇〇年開始，此類賠款幾乎摧毀中國經濟。日本戰勝後強加於中國的賠款已相當於國家年收入的三倍。六年之後的《辛丑條約》賠款終使清政府破產，陷入混亂之中。《馬關條約》簽訂之後，清政府隨即向法俄銀行團簽約借款四億法郎，以海關稅為抵押。於是整個國家稅務體制（厘金與鹽稅）轉而由外國人控制，全部收入落入外國人手中。
自一八九五年起，清政府不得不肩起三重負擔：戰爭賠款、外國銀行貸款、組建現代軍隊的開支。除了這類重擔之外，還有一些特別因素起作用，既改變亦同時削弱中國經濟。的確，中國經濟變得越來越受世界市場變化的左右，因而更為脆弱。農業與手工業都順應國外需求，前者發展起新的種植業，不惜放棄糧食作物，後者開發新型加工業（如進口棉紗、織布），因此，若干行業經過一度繁榮隨即便突然衰退。在一八九三至一八九九年間，歐洲（尤其是英國）布匹大量涌人中國，一八九九至一九〇〇年間則是美國棉織品進口大增，中國某些地區的棉紡手工業因而被摧毀。一九二〇年棉織品進口達到最高峰，隨後由於國內窮困而減縮。陶瓷本是中國傳統的出口產品，但隨著機械化陶瓷生產的出現，中國的陶瓷產品在當時的國際市場上不僅挫敗於日本，而且次於歐洲，特別是英、德、法等國的瓷器。《中行月刊》載《商品貿易要聞》，民國初期南洋各地中國領事報告說：“南洋人慣用中國土產……但中國的瓷器花樣既不如歐美，品質價格又較日貨為昂，故現在似已處於苦境。”
在中國手工藝產品失去市場的同時，許多以手工業生產為主體的城鎮也面臨著前所未有的衰退，包括當時的陶瓷重鎮景德鎮。降及光緒季年，明清御窯久已廢圮，全鎮雖有民窯一百一十餘座，坯房、紅店之工藝皆不驚人。保全國粹者，僅恃數名畫工。每年所制仿古器，尤日趨退化，蓋以銷數少，不求精也。其他各地的歷史名窯，如河北彭城磁州窯、陝西銅川耀州窯、河南禹縣鈞窯、寶豐汝窯，以及廣東石灣窯、江蘇宜興窯、浙江龍泉窯、福建德化窯等，或奄奄一息，處於停工或半停工狀態；或窯廠封閉，技藝失傳，甚至有的地方到了人亡藝息、全面崩潰的邊緣。
閱讀中國的這段陶瓷歷史，既讓我們興奮、痛苦，也引人深思。我將這本書的書名取為“浮華盛極”，是因為清代曾是中國最鼎盛的時期，直到嘉慶二十五年，即鴉片戰爭前二十年還是世界第一經濟大國，僅僅二十年就淪落為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而中國的瓷器也就此一蹶不振，從盛極到衰落。它讓我們看到國家的命運即瓷器的命運。器以載道，思想文化和制度的先進必然會帶來器物和技術的先進，反之，思想文化的落後也必然會帶來器物和技術的落後。在今天，當我們再次進入全球化和西方國家相遇，我們拼的不僅是經濟和技術，也包括文化和制度等。
這雖然只是一本隨筆式的小書，但我仍然希望其不僅能讓讀者在飯後茶餘解悶，從中了解到清代瓷器的一些知識，還能從中體味這段中國歷史背後給予我們的啟示。
正是由於這樣的緣故，當出版社約筆者撰寫《浮華盛極——清瓷》時，筆者欣然接受了，因為筆者在寫《中國陶瓷史》時正是將濃重之筆放到了清代。但以往學者寫的中國陶瓷史的重點往往是宋代，因為宋代中國的瓷窯遍布大江南北，不僅有“哥汝官鈞定”五大名窯，還有耀州窯、磁州窯、龍泉窯、景德鎮窯、吉州窯、建窯等等，可謂是百花齊放，盛極一時。而清代僅僅是景德鎮一花獨放，其他窯口都已衰退或熄火。儘管如此，清代的景德鎮已不再僅僅是一個窯口、一個瓷區，而是一座世界級的陶瓷之都，其影響範圍不僅是輻射全國及周邊國家的陶瓷市場，而是全球的陶瓷市場。況且它並不是孤立無援的，與此同時興旺的還有福建的德化窯、江蘇的宜興窯、廣東的石灣窯，以及沿海一帶仿造景德鎮瓷器出口的潮州窯、泉州窯等等。
當時歐洲正值偉大的文藝復興時期，其文化和思想的革命運動，需要來自方方面面的啟蒙和文化資源，歐洲遙望著東方的神秘國度——中國，充滿著想像與嚮往。在歐洲中世紀貴族世襲的封建制度盛行時，中國科舉制就可以讓中國的一介平民通過讀書，進入國家的管理階層，這是一種國家選拔人才的先進制度，現在看上去非常平常，但在那一時代卻是非常先進的，走在世界的前列。中國盛行讀書，講究禮教人倫，其文明成為歐洲的示範。但在十六七世紀，由於交通的不便、文字語言的不通，東西方缺乏了解，相互充滿了神秘的猜測。歐洲人最早了解中國，是通過十三世紀的《馬可·波羅遊記》。馬可·波羅把中國描述成一個富庶、繁榮的禮儀之邦，讓歐洲人心嚮往之的同時，加速了自己文化變革的腳步。十六世紀中國美麗的青花瓷開始進人歐洲，裝飾著美麗花草圖案和木刻版畫中戲曲故事的青花瓷，使歐洲人對其產地——一個神秘而遙遠的國度有了更直觀形象的認知。所以歐洲人說，青花瓷是中國送給歐洲文藝復興的最好禮物。 ，
當曾前往中國的傳教士們將展現中國美好圖景的青花瓷呈現在歐洲人面前時，立刻吸引了整個歐洲的目光。因此在十七世紀末至十八世紀末的一百年間（這一時期中國正處於康乾盛世），歐洲形成了前所未有的“中國熱”。無論在物質、文化還是政治制度方面，歐洲都對中國極為追捧，以至於在一七六九年有歐洲人寫道：“中國比歐洲本身的某些地區還要知名。”在“中國熱”流行歐洲期間，人們普遍喜好來自中國的物品，熱衷於模仿中國的藝術風格和生活習俗，以至成為一種時尚。其具體體現在：凡爾賽宮的舞會上，國王身著中國服裝出現在滿朝文武面前；塞納河邊的戲園子裡，男女老少聚精會神地觀看中國皮影；國王的情婦養金魚，大臣的夫人乘轎子；闊人在私家花園的中國式亭子裡閒聊，文人用景德鎮的茶具品茶……
中國的瓷器當時是歐洲上流社會生活品質的體現，是平民的奢侈品。國王路易十五下令：把所有的銀質餐具統統熔化掉，派作他用；餐具一律用瓷器替代！筆者在德勒斯登的奧古斯陶瓷博物館，看到十七世紀末（中國的康熙時期），奧古斯國王曾用六百個全副武裝的騎兵，從普魯士國王那裡換來一百二十個青花瓶子，可想而知當時中國瓷器的價格在歐洲有多昂貴。為了獲得更多的中國瓷器，法國國王路易十四命令他的首相創辦中國公司，專門到廣東訂製中國瓷器，凡爾賽宮辟有專室儲藏。俄國的彼得大帝和普魯士國王腓特烈大帝亦不例外，更把收藏瓷器作為其財富的標誌。中國瓷器在當時極大地促進了歐洲的外貿活動，尤其是荷蘭和英國。據統計，一六。二至一六八二這八十年間，也就是明末清初時期，荷蘭東印度公司從各國輸入的中國瓷器達一千六百萬件！到清代的十七世紀末到十九世紀初，更是達到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峰，當時的瓷器已經從上層社會走進普通家庭。十七世紀末，英國進口的茶葉是兩萬磅，至十九世紀初達到兩千萬磅。增加一千倍！那么茶具又需要增加多少呢？從當時的歐洲對中國的稱呼用瓷器這個單詞“China”，後來又將全世界的瓷土都命名為“高嶺土” （“高嶺”是景德鎮出產瓷土的一座山）等現象，我們就可以看到中國瓷器對於歐洲的深遠影響，可以說歐洲幾乎是通過瓷器來認識中國的。
任何物質的東西都不會是純物質的，其中必然體現製作者的精神追求和價值觀。因此，歐洲的中國熱不僅表現在民眾和王公貴族瘋狂地購買中國商品，收藏中國器物，模仿中國人的建築、園林、裝飾和衣著、了解有關中國的奇聞趣事等等方面。還表現在學者、思想家等知識分子將中國作為參照物探討歐洲的諸多問題，並對中國文化產生極大的興趣且進行理性的思考上。
十八世紀啟蒙運動席捲了歐洲，其中心在法國，而法國的啟蒙運動又是以法國百科全書派為核心的，包括狄德羅（《百科全書》主編）、伏爾泰、盧梭、孟德斯鳩、霍爾巴哈、拉梅特里、愛爾維修、波維爾、魁奈等一批傑出思想家。他們在思想領域的主要矛頭是基督教統治，提倡無神論哲學，主張自然神論。百科全書學派們當時從傳教士那裡深入了解中國的情況，發現中國恰恰是個屬於自然神論的國度，對中國很快產生“熱戀”。其中最熱烈的當推伏爾泰。他把中國視為人類社會最好的標本，說是“舉世最優美、最古老、最廣袤、人口最多，而且治理最好的國家”。他認為人類文明、科學和技術的發展無不從中國肇始，並且早就遙遙領先。他說，當中國已是泱泱大國時，“我們還只是一小撮在阿爾登森林裡流浪的野人哩”！他稱讚中國的歷史記載“幾乎沒有絲毫的虛構和奇談怪論，絕無埃及人和希臘人那種自稱受到神的啟示的上帝的代言人；中國人的歷史一開始就寫得合乎理性”（“理性”是啟蒙運動的一面旗幟）。伏爾泰也高度稱讚中國天文學的成就和神奇，他說：“世界各民族中，唯有他們的《史記》持續不斷地記下了日食和星球的交匯。我們的天文學家驗證他們的計算後驚奇地發現，幾乎所有的記錄都真實可靠。”伏爾泰把孔子的儒家學說看做他心目中的自然神論，認為這種以遵循自然規律為原則的“理性宗教”足以取代盛行於西方的帶有迷信色彩的“神示宗教”。在伏爾泰看來，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不啻是道德的最高準則，應當成為每個人的座右銘。
從這裡，我們可以看到任何一種商品的輸出，都必然伴隨著制度、文化及價值觀的傳播，當時中國瓷器和所有中國物品，在歐洲能成為品味的象徵，也是來自於歐洲人對中國政治制度的先進性和中國文化傳統的深厚性的尊重。因此，十八世紀的歐洲中國熱不是一般意義上的追捧，它是中西文化的一次大規模接觸和交流，其範圍之廣、影響之深堪稱空前。
但任何文化的交流和貿易都不會是單項的，而是雙向和互動的。當中國的瓷器流入到歐洲後，歐洲人的來樣訂製，其審美選擇也同樣帶來了他們的文化觀，甚至他們的技術選擇。如中國在元以前，上層社會的瓷器審美是以一道釉的單色瓷器為主流。人們欣賞的不是瓷器表面華麗的裝飾，而是自然天成的釉色與肌理，是以天趣為上的紫口鐵足、金絲鐵線、冰裂紋、蚯蚓走泥痕，以及瓷器自身如玉般的溫潤感等。元以後，與伊斯蘭國家的交流及貿易產生了青花瓷，到明代青花瓷的裝飾感和表現力打動了歐洲的先驅者荷蘭、葡萄牙、西班牙以及中國的近鄰日本，到明末清國中國的青花瓷已傳遍了歐洲。在清代，中國人送給歐洲的不僅有青花瓷，還有五彩瓷、粉彩、琺瑯彩、墨彩、鐵紅彩、金彩等等，是更加多樣化和五彩斑斕的瓷器。而且這種瓷器的裝飾手法不僅來自中國本土，還表現出歐洲對其的影響，如粉彩、琺瑯彩、墨彩、鐵紅彩等都是在歐洲提供的原料及來樣加工的基礎上出現的，而金彩則是受到日本的影響。因此，中國從素瓷時代進入到彩瓷時代，從傳統的追求“天趣”“一色純淨”的審美主流，進入到追求“人工之美”“華麗之美”“雕琢之美”的審美主流，一方面是商品經濟帶來的市民文化的影響，另一方面也是歐美，包括日本、西亞等文化的影響所致。因為追求“天工之美”和“人工之美”是中西方文化的一個分界點，到清代它們則被融為了一體。至此，隨著世界貿易的快速流動，文明成為一個個補丁，那種純而又純的民族、地域文化逐漸消失，整個世界的文化開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描述清代的陶瓷史，令人興奮的就是這種初期的全球化的貿易和中西文化的相互影響與交融。康雍乾時代是中國的盛世，當時，中國的疆土世界第一，中國的GDP世界第一，中國GDP的增長速度是歐洲的四倍，同樣那時也是中國瓷器發展的高峰，只要我們來到歐洲和美國的一些重要博物館，就可以看到許多這一時期的中國瓷器。
這是從中國的瓷器對世界的影響來說的。而對於當時的中國，清代社會所面臨的狀況又是如何呢？一七五九年清帝國達到最大的擴張程度，控制著一千三百萬平方公里的領土，這是中國從未達到，後來也再未超越的如此廣闊的幅員。清代在十八世紀成功地、盡最大可能地運用了前工業時代的技術。當時的經濟發展看來似乎是一次復興，也就是說繼明末清初一個世紀的內亂、戰亂後，猶如萬曆時期發展的再恢復，而且此時又以其更大的規模超越了過去。
當時的上海西南松江的紡織業、長江下游地區的茶葉種植、福建的造紙、蕪湖的鋼鐵、廣州附近的五金製品、南京的細棉布、蘇州和杭州的絲綢、揚州的漆器等手工業生產與手工業品的出口，非常興旺與發達。而當時的制瓷中心景德鎮，集中了十幾萬陶瓷工人，他們的勞作既是為了宮廷和富戶的訂貨，也是為了出口，大量的瓷器與日俱增地向日本、朝鮮、俄羅斯、菲律賓、印度支那半島、印度尼西亞直至歐洲運出（見圖1）。
中國成為一個製造業大國和商品出口大國，當時整個世界，特別是歐洲的審美都受中國影響。十八世紀的歐洲特別盛行康熙年間的青花瓷器、家具等。謝耐和寫道：“中國的花園和建築由於錢伯斯的緣故而在倫敦附近的丘郡頗為時髦。中國促使人們改變了自然情感，使之趨向於由浪漫潮流發展起來的方向。”
清代在十八世紀經濟發展最顯著的事情不僅是大型手工業工場的增加，生產基地更加專業化和集中化，出口貿易的繁榮，而且還有國內貿易潮流規模的龐大以及受商業行會控制的區域遼闊。當時國內的商業網不僅包括各行省，而且蒙古、中亞以及整個東南亞亦在其中。顯然本土的網點則更加密集。在大城市都擁有地方會館，作為會堂，擁有供過往人員用的客棧以及倉庫、分支機構、錢莊，這一切都為商業的繁榮和勞動力的城市化提供了條件。在這樣的背景中，讓我們看到景德鎮能成為中國的制瓷中心，是因為在清代，中國的手工業開始走向專業化，出現了許多手工業集中並專門化的城市，而景德鎮就是其中之一。
康雍乾時代是中國的盛世，也是瓷器生產的盛世，但盛極轉衰。清乾隆初之前，經濟繁榮，世風良好，鮮見腐敗。而十八世紀後二十五年，腐敗之風盛行。皇帝與宮廷豪華奢侈的趣味影響了上層階級。乾隆末年及至十九世紀初期出現了令人憂慮的國家破敗、社會失衡徵象。
十九世紀的世界格局已產生了很大的變化，歐洲工業化的最早跡象出現於英國十八世紀末至一八三。年左右。到十九世紀的下半葉，歐美工業化的技術明顯進步，而中國此時還停留在手工業生產階段。十八世紀以至十九世紀上半葉中國原是成品的製造大國，自十九世紀末起，中國竟然變成進口國，不僅進口鋼材、機器、鐵路技術、武器等，而且還進口日用品。此時的中國淪為幾乎是純農業的國度。缺乏工業的殖民地國家要進口工業成品，這一點標誌著歷史上一個轉折：構成今天第三世界的地區受制於各富國。但這轉折點只是到了十九世紀末，隨著機械化生產發展才得以實現。
當時的中國面臨兩大困境：第一，國內政治與經濟的危機；第二，外國帝國主義的軍事與經濟的擴張。十六世紀末至十八世紀末，國家白銀量大增，表明財富持續增長，但與此同時，白銀價值與黃金比較卻不斷下跌。十九世紀下半葉西方列強採取金本位制更加速了白銀下跌，而這一時期中國經濟卻遭受貿易競爭之害，而且經受侵略者強加給中國的戰爭賠款之負擔。內戰與暴動引起的破壞、銀價提高而致的貧困化，愈來愈頻繁的饑荒與水災，致使十九世紀下半葉中國經濟停滯不前甚或倒退。
自十九世紀末年起，外國便競相爭奪中國。這種悲劇也是所有受奴役殖民國家的悲劇。雖然不能把西方對中國接踵而來的侵略以及外國強行奪取的大量特權視作中國現代化失敗的唯一原因或主要原因，但此種侵略與特權亦起重大作用。外國產品進入中國只征百分之五十的統一稅，而免收“厘金”（內地過境稅），但中國產品卻付厘金甚重。這種極其有利的條件使進口大增。
《馬關條約》之前，賠款數目中國經濟尚能負擔，自一九〇〇年開始，此類賠款幾乎摧毀中國經濟。日本戰勝後強加於中國的賠款已相當於國家年收入的三倍。六年之後的《辛丑條約》賠款終使清政府破產，陷入混亂之中。《馬關條約》簽訂之後，清政府隨即向法俄銀行團簽約借款四億法郎，以海關稅為抵押。於是整個國家稅務體制（厘金與鹽稅）轉而由外國人控制，全部收入落入外國人手中。
自一八九五年起，清政府不得不肩起三重負擔：戰爭賠款、外國銀行貸款、組建現代軍隊的開支。除了這類重擔之外，還有一些特別因素起作用，既改變亦同時削弱中國經濟。的確，中國經濟變得越來越受世界市場變化的左右，因而更為脆弱。農業與手工業都順應國外需求，前者發展起新的種植業，不惜放棄糧食作物，後者開發新型加工業（如進口棉紗、織布），因此，若干行業經過一度繁榮隨即便突然衰退。在一八九三至一八九九年間，歐洲（尤其是英國）布匹大量涌人中國，一八九九至一九〇〇年間則是美國棉織品進口大增，中國某些地區的棉紡手工業因而被摧毀。一九二〇年棉織品進口達到最高峰，隨後由於國內窮困而減縮。陶瓷本是中國傳統的出口產品，但隨著機械化陶瓷生產的出現，中國的陶瓷產品在當時的國際市場上不僅挫敗於日本，而且次於歐洲，特別是英、德、法等國的瓷器。《中行月刊》載《商品貿易要聞》，民國初期南洋各地中國領事報告說：“南洋人慣用中國土產……但中國的瓷器花樣既不如歐美，品質價格又較日貨為昂，故現在似已處於苦境。”
在中國手工藝產品失去市場的同時，許多以手工業生產為主體的城鎮也面臨著前所未有的衰退，包括當時的陶瓷重鎮景德鎮。降及光緒季年，明清御窯久已廢圮，全鎮雖有民窯一百一十餘座，坯房、紅店之工藝皆不驚人。保全國粹者，僅恃數名畫工。每年所制仿古器，尤日趨退化，蓋以銷數少，不求精也。其他各地的歷史名窯，如河北彭城磁州窯、陝西銅川耀州窯、河南禹縣鈞窯、寶豐汝窯，以及廣東石灣窯、江蘇宜興窯、浙江龍泉窯、福建德化窯等，或奄奄一息，處於停工或半停工狀態；或窯廠封閉，技藝失傳，甚至有的地方到了人亡藝息、全面崩潰的邊緣。
閱讀中國的這段陶瓷歷史，既讓我們興奮、痛苦，也引人深思。我將這本書的書名取為“浮華盛極”，是因為清代曾是中國最鼎盛的時期，直到嘉慶二十五年，即鴉片戰爭前二十年還是世界第一經濟大國，僅僅二十年就淪落為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而中國的瓷器也就此一蹶不振，從盛極到衰落。它讓我們看到國家的命運即瓷器的命運。器以載道，思想文化和制度的先進必然會帶來器物和技術的先進，反之，思想文化的落後也必然會帶來器物和技術的落後。在今天，當我們再次進入全球化和西方國家相遇，我們拼的不僅是經濟和技術，也包括文化和制度等。
這雖然只是一本隨筆式的小書，但我仍然希望其不僅能讓讀者在飯後茶餘解悶，從中了解到清代瓷器的一些知識，還能從中體味這段中國歷史背後給予我們的啟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