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城北望:重繪戰後香港電影

浮城北望:重繪戰後香港電影

《浮城北望:重繪戰後香港電影》是2014年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的圖書,作者是蘇濤。

基本介紹

  • 中文名:浮城北望:重繪戰後香港電影
  • 作者:蘇濤
  • 類別:藝術
  • 出版社:北京大學出版社 
  • 出版時間:2014年6月1日
  • 頁數:284 頁
  • 開本:16 開
  • ISBN:9787301242315
  • 語種:簡體中文
內容簡介,圖書目錄,作者簡介,後記,序言,名人推薦,

內容簡介

《浮城北望:重繪戰後香港電影》打破傳統電影史寫作的局限,將香港電影放在華語電影發展及轉折的大背景下進行深入剖析,以香港為中心,討論冷戰背景下華語電影之間的互動及影響。
以香港電影為主要論述對象,從歷史、類型、文本等方面切入,試圖以新的框架和紮實的史料重述20世紀40年代中後期以來的香港電影。

圖書目錄

序一
序二
第一部分 戰後初期香港電影的文化政治
香港左派電影的另一個面向——以大光明影業公司為中心
時代轉折、政治形塑與藝術探索——兼論1949年前後內地與香港電影的互動
上海傳統、流離心緒與女明星的表演政治——長城影業公司的創作特色與文化選擇
女明星的銀幕塑形:李麗華與戰後香港國語片
“南來影人”、流亡意識與傳統的焦慮——卜萬蒼香港電影生涯側影
“電懋”電影中的女性身體、現代生活方式與都市空間
武俠/功夫片的類型、作者與文化想像
厚積薄發 一鳴驚人:胡金銓“邵氏”時期的創作
浪漫暴力、男性身體與去勢焦慮:張徹的武俠片、功夫片
權力、性別與“形式的意識形態”:楚原的奇情武俠片
功夫、諧趣與傳統的回歸:劉家良的功夫片
功夫喜劇:類型、風格與文化想像
家國想像與本與建構
《秋海棠》與《紅伶淚》:一株海棠,兩種風情
《梁山伯與祝英台》:愛情傳奇、古典美學與南來影人的“家國想像”
《董夫人》:主體欲望的詩意描摹與女性主義
《精武門》:功夫、暴力與國族想像
《半斤八兩》:嬉笑怒罵中的人性批判
參考影片
參考文獻
後記

作者簡介

蘇濤,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講師。譯有《民國時期的上海電影與城市文化》、《香港電影:餘外的維度》(即出)。

後記

如果從2004年考取北京大學藝術學院電影學專業研究生算起,今年已是我進入電影研究領域的第十個年頭。十年間,我從一個對電影懵懂無知的學生,變成了以教書為業的職業研究者,跌跌撞撞一路走來,其中的甘苦、困惑、愉悅、收穫全都積澱在心中,猶如電影片段一般歷歷在目。這本小書可算作我對這十年來學習、研究的一個小小總結,儘管深知此書的淺薄、零散,仍不免敝帚自珍。
我對香港電影的興趣始自研究生階段,並一度著迷於香港的武俠片、功夫片,並以此作為博士論文的主題。獲得博士學位後,我嘗試拓展自己的研究範圍,經過一番掙扎和摸索,從2012年開始,我將研究重心轉移至20世紀40年代中後期至70年代的香港電影史。幾乎是在無意間,通過模糊的影像片段、泛黃的舊期刊紙頁,伴隨著撲面而來的霉味,我發現了一個如此豐富駁雜而又有趣的香港電影史:在歷史轉折關頭,大批上海影人南遷香港,以客居甚或“流亡”的心態在此落腳,將上海電影的傳統帶到這個英國殖民當局統治下的小島,並由此引發華語電影的分流與裂變;在政治局勢複雜微妙的香港影壇,既有身在香港、心向祖國的左派電影工作者,也有與台灣國民黨政權關係密切的右派影人,二者之間的關係更是錯綜複雜、引入關注。儘管時代久遠,很多事件都湮沒在歷史的洪流之中,甚至遭到人為的遮蔽和遺忘,但是通過反覆觀看影片文本,仔細翻閱當年的文獻檔案和原始資料,一段不同於想像之中的香港電影史逐漸浮現,令我興奮不已、欲罷不能。
本書的出版得到多位師長、朋友的幫助。胡克教授最早閱讀了本書的初稿,在鼓勵之餘還提出了富有針對性的建議,並為本書撥冗作序。胡老師深厚的學養,以及寬厚、平和的人生態度令我受益良多,老師的教誨、鞭策和期望,令我既感動又惶恐。傅葆石教授是當今世界研究香港電影史的權威學者,我曾不揣冒昧地將幾篇習作發給他指正,不想竟得到他的鼓勵和肯定,此後他又多次通過電子郵件與我溝通交流。此次傅教授慨然應允為本書撰寫序言,實在是我之幸也!李道新教授是我心目中最優秀的中國電影史學者,他的治學態度和治史方法對我影響頗深。在本書的寫作過程中,我曾多次向李老師求教,並得到他的指點和幫助,謹致謝忱!羅卡先生是我敬重的香港電影史專家,之前曾多次與我通過電子郵件溝通。2011年底赴香港蒐集資料時,終於有機會見到卡叔,在香港西灣河附近的一家小咖啡館裡.卡叔與我有一次愉快的長談,他對香港電影史的熟稔,以及平易、謙和的態度,都給我留下深刻印象。2014年初的台灣之行給我留下美好而難忘的印象,此行幸得王少華女士及林盈志先生的大力協助:少華姐對我們的關照可謂無微不至,甚至幫我們規劃好了行程;盈志兄則在資料收集方面給予我大力支持,甚至任由我在他的個人收藏中“大肆劫掠”。在某種意義上說,這本小書也見證了這段因電影而起、跨越台灣海峽的友誼。好友沙丹與我意氣相投,我們曾多次就書中的問題深入討論、相互啟發,他慷慨地讓我分享了大批珍貴資料。好友小宇從海外帶來20世紀50年代出版的各種電影畫刊,若沒有這些“寶貝”的支撐,本書的寫作幾乎是不可想像的。本書的責任編輯姜貞是我的老同學.正是她的不斷敦促和細緻編校.才有了本書的問世。北京大學出版社的周彬先生為此書的出版花費了大量心血,謹此致謝!
需要說明的是,本書部分章節的刪節版曾在《電影藝術》《當代電影》及《北京電影學院學報》等刊物發表,衷心感謝吳冠平、陳寶光、王純、譚政、張煜、張文燕、檀秋文、楊文火等諸位編輯師友的肯定和幫助。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電影學專業研究生李頻、何超與我合作完成部分章節的寫作,符輝在資料收集、整理方面也提供了不少幫助,在此一併致謝。
在第一本學術著作付梓之際,要特別感謝我電影上的啟蒙老師——陸紹陽教授,當年若不是他將我帶進電影藝術的大門,或許我此生都不會和電影研究發生任何關聯。陳旭光教授是我學術道路上的領路人,多年來對我關心、鼓勵、幫助,我始終感念於心。最後,感謝父母、妻子和妹妹對我毫無保留的支持、毫無怨言的奉獻,以及沒有底線的寬容,謹將這本小書獻給他們。
蘇 濤
2014年4月13日

序言

關注香港電影很多年了,近來我常想一些問題: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內地學者研究香港電影如何有所創新?如何梳理香港電影與整箇中國電影發展的關係?是否能夠出現不同的觀察和分析角度?最近翻閱蘇濤的書稿,一些想法逐漸清晰起來。
按照習慣說法,中國電影主要分為內地電影與台港電影。人們通常把香港電影與內地電影分開進行研究,這不僅限於電影業,實際上涉及所有領域,顯然是政治歷史因素使然。但是,這很可能遮蔽了一些實際存在的現象,因而有一些重要的歷史及理論問題可能被忽略。例如,有些電影人的活動是跨越內地和香港這個歷史界限的。
與此相關的是時間的連續與斷裂。1945年二戰結束,1949年新中國成立,都是偉大的歷史關鍵點,均造成巨大的歷史轉折,但是也因此導致一些電影進程發生歷史斷裂,使得一些電影人的生涯跌宕轉折,一些電影活動被社會遺忘,一些電影現象成為電影學術研究的盲點。有些電影人物的重要性可能被忽略,例如蘇濤重點研究的李麗華:她在每個歷史時期都不是最具代表性的重要人物,但是她的特點正在於連續在幾個時期都有電影活動,能夠把內地與香港的電影歷史自然銜接起來,因此成為極具代表性的跨時代、跨地域的人物。
這不僅是一個歷史分期的斷裂問題,也涉及電影人的政治選擇和政治命運。眾所周知,受歷史因素影響,自香港戰後開始,電影人出現比較鮮明的政治態度的劃分,分成“左”“右”兩派。1949年之後,冷戰將意識形態的對立加劇,一切以政治劃線,進步與反動,愛國與賣國,親中與親台,等等,形成簡單明了的思維模式,其影響至今不絕。蘇濤的研究提示我們,事情並非那么黑白分明,往往存在另外一些可能,“左”與“右”並非截然分開,一成不變,“左”“右”之間的關係也錯綜複雜,如果完全按照政治標準劃線,就難免將政治的複雜性做簡單化處理。蘇濤嘗試回歸歷史原點,梳理演變脈絡,不僅還原歷史真實,還有助於克服我們想當然的思維方式,對於理解複雜環境中人的政治立場和態度,大有助益。
蘇濤的研究也涉及特定歷史時期香港電影的商業性與藝術性。電影研究將電影分成商業電影和藝術電影,是一種歷史進步。顯示創作者個性的藝術電影,被稱為作者電影;滿足觀眾一般觀賞需求的商業電影,一般為類型電影。在判定何者為佳時也是各執一詞,前者主張藝術至上,後者強調市場決定。以此生髮的理論論述固然都有道理,但是這種思維方式極易形成固定的思維定式。它永遠正確不容質疑嗎?以香港這樣的社會歷史條件而論,完全按照歐美劃分藝術電影與商業電影的標準生搬硬套,顯然會出現一些問題。蘇濤的研究以武俠動作片為例指出:一方面武俠片有可能本身具有極高的藝術價值;另一方面,即使是商業電影中的武俠片類型,表面看似簡單,實際上如果研究者能夠深入開掘,也能夠從中感悟到獨特的美學特徵,闡發出複雜豐富的含義,因此,一些武俠動作電影也是符合我們對於“好電影”的理解的。
新一代學者在進行電影研究時採用什麼方法?這也是我感興趣的問題。觀察蘇濤,他的研究方法新鮮而務實,是將哲學的綜合方法與歷史研究的新成果相結合。
現在比較有成績的內地電影學者,在電影理論方面不再孤陋寡聞,多少都受過多方理論訓練,只是每個人並不堅守某一種,多為雜取各家,為我所用,形成自己的一套思維方式。這也是蘇濤採取的研究策略。他看中的並非新穎研究方法的炫耀,而是回歸到學術研究目的本身,重在課題的選擇和觀點的出新。不是盲從主流觀點,但是也並非刻意顛覆舊有觀點,而是根據自己的研究形成自己的看法。對於一個獨立的研究者來說,這是走入學術研究軌道的必經之途。
蘇濤的研究應該屬於史學研究與藝術批評相結合。既然屬於一種歷史研究,必然涉及治史方法。他遵循歷史研究的重要原則,重實證,重視史料。史學研究要有新意,應該開闢新史源。他的經驗是高度重視影片文本,對重點影片進行文本細讀。過去內地學者看香港電影比較困難,特別是一些冷門電影,無從看到,根據文字資料就妄加評論,這種狀況應該終結。另外,蘇濤竭力挖掘新的文字資料,將一些過去很少出現的報刊、資料等納入史源,文章讀起來驚異連連,陌生而又令人信服。
歷史發展契機帶來的歷史與理論研究的領域拓展。過去的研究者自覺或不自覺代表國家立言,比較注意巨觀角度,習慣高屋建瓴,通觀全局,建構龐大體系,以論帶史,先確立觀點,再找史料,由於缺乏實證,難免空話連篇,表面“政治正確”,卻欠缺自己的觀點。這代年輕人可以比較多地獨立思考,代表自己發言。
蘇濤的研究放棄建構巨觀體系,但也並非小題小做,常發現一些邊緣地帶的偏門課題,深入開掘,適度展開,獨立成章,言之有物。各個問題之間有所勾連呼應,構成一定的問題集合,隱約透露出自己感興趣的領域,也有了總體性的傾向性,但是並不急於做出巨觀結論,似乎暗示,研究尚未到瓜熟蒂落的階段。
蘇濤的史學方法與巨觀史學不同,應屬微觀史學,不注重歸納歷史發展的總體趨勢,而是把關注點放在具體的個人,關注在歷史進程中個人的獨特命運,以及個體的精神氣質。每個研究對象身上承載著歷史使命,代表著一定的符號,需要挖掘和闡釋。他們也許不是偉人,但是只要在那個時代出現,就是一個文化標本,很多問題在他們身上凝聚,這些正是分析的重點。當然,這種研究與純粹的史學考據和研究有區別,是歷史研究與文藝批評的結合,必然融入研究者更多的情感因素,受到個人精神因素的影響。他的研究不僅表達了對研究對象的尊重,也把讀者帶入到具體的歷史情境之中,折射出時代的心態與情感,不免喚起人們的文化記憶。
蘇濤尚年輕,學術道路漫長,研究有待爐火純青,但是給我們的啟示卻是豐富而有益的。
後生可畏,亦可期待。 2014年4月12日夜

名人推薦

《浮城北望》以戰後香港國語電影的文化政治為主軸,分為三部分,分別從電影文化史、文本分析和導演論三個研究角度,重構香港電影的“中國脈絡”和流散文化。運用不同的研究角度,看來有點混雜,但在蘇濤博士的筆下,卻又自成系統……頗有見地。香港之“浮”,“北望”之切。《浮城北望》這個書名,意義多重,難免惹人遐想。寫書、做研究,不正是為了引人思考,引發議論嗎?
——傅葆石(美國伊利諾伊大學教授)
蘇濤的研究應該屬於史學研究與藝術批評相結合。既然屬於一種歷史研究,必然涉及治史方法。他遵循歷史研究的重要原則,重實證,重視史料。史學研究要有新意,應該開闢新史源。他的經驗足高度蘑視影片文本,對重點影片進行文本細讀……另外,蘇濤竭力挖掘新的文字資料,將一些過去很少出現的報刊、資料等納入史源,文章讀起來驚異連連,陌生而又令人信服。
——胡克(中國傳媒大學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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