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城北望：重繪戰後香港電影》以香港電影為主要論述對象，從歷史、類型、文本等方面切入，試圖以新的框架和紮實的史料重述20世紀40年代中後期以來的香港電影。
基本介紹
- 書名：浮城北望:重繪戰後香港電影
- 類型：藝術
- 出版日期：2014年6月1日
- 語種：簡體中文
- ISBN：9787301242315
- 作者：蘇濤
- 出版社：北京大學出版社
- 頁數：284頁
- 開本：16
- 品牌：北京大學出版社
基本介紹,內容簡介,作者簡介,圖書目錄,後記,序言,名人推薦,
基本介紹
內容簡介
《浮城北望：重繪戰後香港電影》打破傳統電影史寫作的局限，將香港電影放在華語電影發展及轉折的大背景下進行深入剖析，以香港為中心，討論冷戰背景下華語電影之間的互動及影響。
作者簡介
蘇濤，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講師。譯有《民國時期的上海電影與城市文化》、《香港電影：餘外的維度》（即出）。
圖書目錄
序一
序二
第一部分 戰後初期香港電影的文化政治
香港左派電影的另一個面向——以大光明影業公司為中心
時代轉折、政治形塑與藝術探索——兼論1949年前後內地與香港電影的互動
上海傳統、流離心緒與女明星的表演政治——長城影業公司的創作特色與文化選擇
女明星的銀幕塑形：李麗華與戰後香港國語片
“南來影人”、流亡意識與傳統的焦慮——卜萬蒼香港電影生涯側影
“電懋”電影中的女性身體、現代生活方式與都市空間
武俠/功夫片的類型、作者與文化想像
厚積薄發 一鳴驚人：胡金銓“邵氏”時期的創作
浪漫暴力、男性身體與去勢焦慮：張徹的武俠片、功夫片
權力、性別與“形式的意識形態”：楚原的奇情武俠片
功夫、諧趣與傳統的回歸：劉家良的功夫片
功夫喜劇：類型、風格與文化想像
家國想像與本與建構
《秋海棠》與《紅伶淚》：一株海棠，兩種風情
《梁山伯與祝英台》：愛情傳奇、古典美學與南來影人的“家國想像”
《董夫人》：主體欲望的詩意描摹與女性主義
《精武門》：功夫、暴力與國族想像
《半斤八兩》：嬉笑怒罵中的人性批判
參考影片
參考文獻
後記
序二
第一部分 戰後初期香港電影的文化政治
香港左派電影的另一個面向——以大光明影業公司為中心
時代轉折、政治形塑與藝術探索——兼論1949年前後內地與香港電影的互動
上海傳統、流離心緒與女明星的表演政治——長城影業公司的創作特色與文化選擇
女明星的銀幕塑形：李麗華與戰後香港國語片
“南來影人”、流亡意識與傳統的焦慮——卜萬蒼香港電影生涯側影
“電懋”電影中的女性身體、現代生活方式與都市空間
武俠/功夫片的類型、作者與文化想像
厚積薄發 一鳴驚人：胡金銓“邵氏”時期的創作
浪漫暴力、男性身體與去勢焦慮：張徹的武俠片、功夫片
權力、性別與“形式的意識形態”：楚原的奇情武俠片
功夫、諧趣與傳統的回歸：劉家良的功夫片
功夫喜劇：類型、風格與文化想像
家國想像與本與建構
《秋海棠》與《紅伶淚》：一株海棠，兩種風情
《梁山伯與祝英台》：愛情傳奇、古典美學與南來影人的“家國想像”
《董夫人》：主體欲望的詩意描摹與女性主義
《精武門》：功夫、暴力與國族想像
《半斤八兩》：嬉笑怒罵中的人性批判
參考影片
參考文獻
後記
後記
如果從2004年考取北京大學藝術學院電影學專業研究生算起，今年已是我進入電影研究領域的第十個年頭。十年間，我從一個對電影懵懂無知的學生，變成了以教書為業的職業研究者，跌跌撞撞一路走來，其中的甘苦、困惑、愉悅、收穫全都積澱在心中，猶如電影片段一般歷歷在目。這本小書可算作我對這十年來學習、研究的一個小小總結，儘管深知此書的淺薄、零散，仍不免敝帚自珍。
我對香港電影的興趣始自研究生階段，並一度著迷於香港的武俠片、功夫片，並以此作為博士論文的主題。獲得博士學位後，我嘗試拓展自己的研究範圍，經過一番掙扎和摸索，從2012年開始，我將研究重心轉移至20世紀40年代中後期至70年代的香港電影史。幾乎是在無意間，通過模糊的影像片段、泛黃的舊期刊紙頁，伴隨著撲面而來的霉味，我發現了一個如此豐富駁雜而又有趣的香港電影史：在歷史轉折關頭，大批上海影人南遷香港，以客居甚或“流亡”的心態在此落腳，將上海電影的傳統帶到這個英國殖民當局統治下的小島，並由此引發華語電影的分流與裂變；在政治局勢複雜微妙的香港影壇，既有身在香港、心向祖國的左派電影工作者，也有與台灣國民黨政權關係密切的右派影人，二者之間的關係更是錯綜複雜、引入關注。儘管時代久遠，很多事件都湮沒在歷史的洪流之中，甚至遭到人為的遮蔽和遺忘，但是通過反覆觀看影片文本，仔細翻閱當年的文獻檔案和原始資料，一段不同於想像之中的香港電影史逐漸浮現，令我興奮不已、欲罷不能。
本書的出版得到多位師長、朋友的幫助。胡克教授最早閱讀了本書的初稿，在鼓勵之餘還提出了富有針對性的建議，並為本書撥冗作序。胡老師深厚的學養，以及寬厚、平和的人生態度令我受益良多，老師的教誨、鞭策和期望，令我既感動又惶恐。傅葆石教授是當今世界研究香港電影史的權威學者，我曾不揣冒昧地將幾篇習作發給他指正，不想竟得到他的鼓勵和肯定，此後他又多次通過電子郵件與我溝通交流。此次傅教授慨然應允為本書撰寫序言，實在是我之幸也！李道新教授是我心目中最優秀的中國電影史學者，他的治學態度和治史方法對我影響頗深。在本書的寫作過程中，我曾多次向李老師求教，並得到他的指點和幫助，謹致謝忱！羅卡先生是我敬重的香港電影史專家，之前曾多次與我通過電子郵件溝通。2011年底赴香港蒐集資料時，終於有機會見到卡叔，在香港西灣河附近的一家小咖啡館裡．卡叔與我有一次愉快的長談，他對香港電影史的熟稔，以及平易、謙和的態度，都給我留下深刻印象。2014年初的台灣之行給我留下美好而難忘的印象，此行幸得王少華女士及林盈志先生的大力協助：少華姐對我們的關照可謂無微不至，甚至幫我們規劃好了行程；盈志兄則在資料收集方面給予我大力支持，甚至任由我在他的個人收藏中“大肆劫掠”。在某種意義上說，這本小書也見證了這段因電影而起、跨越台灣海峽的友誼。好友沙丹與我意氣相投，我們曾多次就書中的問題深入討論、相互啟發，他慷慨地讓我分享了大批珍貴資料。好友小宇從海外帶來20世紀50年代出版的各種電影畫刊，若沒有這些“寶貝”的支撐，本書的寫作幾乎是不可想像的。本書的責任編輯姜貞是我的老同學．正是她的不斷敦促和細緻編校．才有了本書的問世。北京大學出版社的周彬先生為此書的出版花費了大量心血，謹此致謝！
需要說明的是，本書部分章節的刪節版曾在《電影藝術》《當代電影》及《北京電影學院學報》等刊物發表，衷心感謝吳冠平、陳寶光、王純、譚政、張煜、張文燕、檀秋文、楊文火等諸位編輯師友的肯定和幫助。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電影學專業研究生李頻、何超與我合作完成部分章節的寫作，符輝在資料收集、整理方面也提供了不少幫助，在此一併致謝。
在第一本學術著作付梓之際，要特別感謝我電影上的啟蒙老師——陸紹陽教授，當年若不是他將我帶進電影藝術的大門，或許我此生都不會和電影研究發生任何關聯。陳旭光教授是我學術道路上的領路人，多年來對我關心、鼓勵、幫助，我始終感念於心。最後，感謝父母、妻子和妹妹對我毫無保留的支持、毫無怨言的奉獻，以及沒有底線的寬容，謹將這本小書獻給他們。
蘇 濤
2014年4月13日
我對香港電影的興趣始自研究生階段，並一度著迷於香港的武俠片、功夫片，並以此作為博士論文的主題。獲得博士學位後，我嘗試拓展自己的研究範圍，經過一番掙扎和摸索，從2012年開始，我將研究重心轉移至20世紀40年代中後期至70年代的香港電影史。幾乎是在無意間，通過模糊的影像片段、泛黃的舊期刊紙頁，伴隨著撲面而來的霉味，我發現了一個如此豐富駁雜而又有趣的香港電影史：在歷史轉折關頭，大批上海影人南遷香港，以客居甚或“流亡”的心態在此落腳，將上海電影的傳統帶到這個英國殖民當局統治下的小島，並由此引發華語電影的分流與裂變；在政治局勢複雜微妙的香港影壇，既有身在香港、心向祖國的左派電影工作者，也有與台灣國民黨政權關係密切的右派影人，二者之間的關係更是錯綜複雜、引入關注。儘管時代久遠，很多事件都湮沒在歷史的洪流之中，甚至遭到人為的遮蔽和遺忘，但是通過反覆觀看影片文本，仔細翻閱當年的文獻檔案和原始資料，一段不同於想像之中的香港電影史逐漸浮現，令我興奮不已、欲罷不能。
本書的出版得到多位師長、朋友的幫助。胡克教授最早閱讀了本書的初稿，在鼓勵之餘還提出了富有針對性的建議，並為本書撥冗作序。胡老師深厚的學養，以及寬厚、平和的人生態度令我受益良多，老師的教誨、鞭策和期望，令我既感動又惶恐。傅葆石教授是當今世界研究香港電影史的權威學者，我曾不揣冒昧地將幾篇習作發給他指正，不想竟得到他的鼓勵和肯定，此後他又多次通過電子郵件與我溝通交流。此次傅教授慨然應允為本書撰寫序言，實在是我之幸也！李道新教授是我心目中最優秀的中國電影史學者，他的治學態度和治史方法對我影響頗深。在本書的寫作過程中，我曾多次向李老師求教，並得到他的指點和幫助，謹致謝忱！羅卡先生是我敬重的香港電影史專家，之前曾多次與我通過電子郵件溝通。2011年底赴香港蒐集資料時，終於有機會見到卡叔，在香港西灣河附近的一家小咖啡館裡．卡叔與我有一次愉快的長談，他對香港電影史的熟稔，以及平易、謙和的態度，都給我留下深刻印象。2014年初的台灣之行給我留下美好而難忘的印象，此行幸得王少華女士及林盈志先生的大力協助：少華姐對我們的關照可謂無微不至，甚至幫我們規劃好了行程；盈志兄則在資料收集方面給予我大力支持，甚至任由我在他的個人收藏中“大肆劫掠”。在某種意義上說，這本小書也見證了這段因電影而起、跨越台灣海峽的友誼。好友沙丹與我意氣相投，我們曾多次就書中的問題深入討論、相互啟發，他慷慨地讓我分享了大批珍貴資料。好友小宇從海外帶來20世紀50年代出版的各種電影畫刊，若沒有這些“寶貝”的支撐，本書的寫作幾乎是不可想像的。本書的責任編輯姜貞是我的老同學．正是她的不斷敦促和細緻編校．才有了本書的問世。北京大學出版社的周彬先生為此書的出版花費了大量心血，謹此致謝！
需要說明的是，本書部分章節的刪節版曾在《電影藝術》《當代電影》及《北京電影學院學報》等刊物發表，衷心感謝吳冠平、陳寶光、王純、譚政、張煜、張文燕、檀秋文、楊文火等諸位編輯師友的肯定和幫助。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電影學專業研究生李頻、何超與我合作完成部分章節的寫作，符輝在資料收集、整理方面也提供了不少幫助，在此一併致謝。
在第一本學術著作付梓之際，要特別感謝我電影上的啟蒙老師——陸紹陽教授，當年若不是他將我帶進電影藝術的大門，或許我此生都不會和電影研究發生任何關聯。陳旭光教授是我學術道路上的領路人，多年來對我關心、鼓勵、幫助，我始終感念於心。最後，感謝父母、妻子和妹妹對我毫無保留的支持、毫無怨言的奉獻，以及沒有底線的寬容，謹將這本小書獻給他們。
蘇 濤
2014年4月13日
序言
關注香港電影很多年了，近來我常想一些問題：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內地學者研究香港電影如何有所創新？如何梳理香港電影與整箇中國電影發展的關係？是否能夠出現不同的觀察和分析角度？最近翻閱蘇濤的書稿，一些想法逐漸清晰起來。
按照習慣說法，中國電影主要分為內地電影與台港電影。人們通常把香港電影與內地電影分開進行研究，這不僅限於電影業，實際上涉及所有領域，顯然是政治歷史因素使然。但是，這很可能遮蔽了一些實際存在的現象，因而有一些重要的歷史及理論問題可能被忽略。例如，有些電影人的活動是跨越內地和香港這個歷史界限的。
與此相關的是時間的連續與斷裂。1945年二戰結束，1949年新中國成立，都是偉大的歷史關鍵點，均造成巨大的歷史轉折，但是也因此導致一些電影進程發生歷史斷裂，使得一些電影人的生涯跌宕轉折，一些電影活動被社會遺忘，一些電影現象成為電影學術研究的盲點。有些電影人物的重要性可能被忽略，例如蘇濤重點研究的李麗華：她在每個歷史時期都不是最具代表性的重要人物，但是她的特點正在於連續在幾個時期都有電影活動，能夠把內地與香港的電影歷史自然銜接起來，因此成為極具代表性的跨時代、跨地域的人物。
這不僅是一個歷史分期的斷裂問題，也涉及電影人的政治選擇和政治命運。眾所周知，受歷史因素影響，自香港戰後開始，電影人出現比較鮮明的政治態度的劃分，分成“左”“右”兩派。1949年之後，冷戰將意識形態的對立加劇，一切以政治劃線，進步與反動，愛國與賣國，親中與親台，等等，形成簡單明了的思維模式，其影響至今不絕。蘇濤的研究提示我們，事情並非那么黑白分明，往往存在另外一些可能，“左”與“右”並非截然分開，一成不變，“左”“右”之間的關係也錯綜複雜，如果完全按照政治標準劃線，就難免將政治的複雜性做簡單化處理。蘇濤嘗試回歸歷史原點，梳理演變脈絡，不僅還原歷史真實，還有助於克服我們想當然的思維方式，對於理解複雜環境中人的政治立場和態度，大有助益。
蘇濤的研究也涉及特定歷史時期香港電影的商業性與藝術性。電影研究將電影分成商業電影和藝術電影，是一種歷史進步。顯示創作者個性的藝術電影，被稱為作者電影；滿足觀眾一般觀賞需求的商業電影，一般為類型電影。在判定何者為佳時也是各執一詞，前者主張藝術至上，後者強調市場決定。以此生髮的理論論述固然都有道理，但是這種思維方式極易形成固定的思維定式。它永遠正確不容質疑嗎？以香港這樣的社會歷史條件而論，完全按照歐美劃分藝術電影與商業電影的標準生搬硬套，顯然會出現一些問題。蘇濤的研究以武俠動作片為例指出：一方面武俠片有可能本身具有極高的藝術價值；另一方面，即使是商業電影中的武俠片類型，表面看似簡單，實際上如果研究者能夠深入開掘，也能夠從中感悟到獨特的美學特徵，闡發出複雜豐富的含義，因此，一些武俠動作電影也是符合我們對於“好電影”的理解的。
新一代學者在進行電影研究時採用什麼方法？這也是我感興趣的問題。觀察蘇濤，他的研究方法新鮮而務實，是將哲學的綜合方法與歷史研究的新成果相結合。
現在比較有成績的內地電影學者，在電影理論方面不再孤陋寡聞，多少都受過多方理論訓練，只是每個人並不堅守某一種，多為雜取各家，為我所用，形成自己的一套思維方式。這也是蘇濤採取的研究策略。他看中的並非新穎研究方法的炫耀，而是回歸到學術研究目的本身，重在課題的選擇和觀點的出新。不是盲從主流觀點，但是也並非刻意顛覆舊有觀點，而是根據自己的研究形成自己的看法。對於一個獨立的研究者來說，這是走入學術研究軌道的必經之途。
蘇濤的研究應該屬於史學研究與藝術批評相結合。既然屬於一種歷史研究，必然涉及治史方法。他遵循歷史研究的重要原則，重實證，重視史料。史學研究要有新意，應該開闢新史源。他的經驗是高度重視影片文本，對重點影片進行文本細讀。過去內地學者看香港電影比較困難，特別是一些冷門電影，無從看到，根據文字資料就妄加評論，這種狀況應該終結。另外，蘇濤竭力挖掘新的文字資料，將一些過去很少出現的報刊、資料等納入史源，文章讀起來驚異連連，陌生而又令人信服。
歷史發展契機帶來的歷史與理論研究的領域拓展。過去的研究者自覺或不自覺代表國家立言，比較注意巨觀角度，習慣高屋建瓴，通觀全局，建構龐大體系，以論帶史，先確立觀點，再找史料，由於缺乏實證，難免空話連篇，表面“政治正確”，卻欠缺自己的觀點。這代年輕人可以比較多地獨立思考，代表自己發言。
蘇濤的研究放棄建構巨觀體系，但也並非小題小做，常發現一些邊緣地帶的偏門課題，深入開掘，適度展開，獨立成章，言之有物。各個問題之間有所勾連呼應，構成一定的問題集合，隱約透露出自己感興趣的領域，也有了總體性的傾向性，但是並不急於做出巨觀結論，似乎暗示，研究尚未到瓜熟蒂落的階段。
蘇濤的史學方法與巨觀史學不同，應屬微觀史學，不注重歸納歷史發展的總體趨勢，而是把關注點放在具體的個人，關注在歷史進程中個人的獨特命運，以及個體的精神氣質。每個研究對象身上承載著歷史使命，代表著一定的符號，需要挖掘和闡釋。他們也許不是偉人，但是只要在那個時代出現，就是一個文化標本，很多問題在他們身上凝聚，這些正是分析的重點。當然，這種研究與純粹的史學考據和研究有區別，是歷史研究與文藝批評的結合，必然融入研究者更多的情感因素，受到個人精神因素的影響。他的研究不僅表達了對研究對象的尊重，也把讀者帶入到具體的歷史情境之中，折射出時代的心態與情感，不免喚起人們的文化記憶。
蘇濤尚年輕，學術道路漫長，研究有待爐火純青，但是給我們的啟示卻是豐富而有益的。
後生可畏，亦可期待。 2014年4月12日夜
按照習慣說法，中國電影主要分為內地電影與台港電影。人們通常把香港電影與內地電影分開進行研究，這不僅限於電影業，實際上涉及所有領域，顯然是政治歷史因素使然。但是，這很可能遮蔽了一些實際存在的現象，因而有一些重要的歷史及理論問題可能被忽略。例如，有些電影人的活動是跨越內地和香港這個歷史界限的。
與此相關的是時間的連續與斷裂。1945年二戰結束，1949年新中國成立，都是偉大的歷史關鍵點，均造成巨大的歷史轉折，但是也因此導致一些電影進程發生歷史斷裂，使得一些電影人的生涯跌宕轉折，一些電影活動被社會遺忘，一些電影現象成為電影學術研究的盲點。有些電影人物的重要性可能被忽略，例如蘇濤重點研究的李麗華：她在每個歷史時期都不是最具代表性的重要人物，但是她的特點正在於連續在幾個時期都有電影活動，能夠把內地與香港的電影歷史自然銜接起來，因此成為極具代表性的跨時代、跨地域的人物。
這不僅是一個歷史分期的斷裂問題，也涉及電影人的政治選擇和政治命運。眾所周知，受歷史因素影響，自香港戰後開始，電影人出現比較鮮明的政治態度的劃分，分成“左”“右”兩派。1949年之後，冷戰將意識形態的對立加劇，一切以政治劃線，進步與反動，愛國與賣國，親中與親台，等等，形成簡單明了的思維模式，其影響至今不絕。蘇濤的研究提示我們，事情並非那么黑白分明，往往存在另外一些可能，“左”與“右”並非截然分開，一成不變，“左”“右”之間的關係也錯綜複雜，如果完全按照政治標準劃線，就難免將政治的複雜性做簡單化處理。蘇濤嘗試回歸歷史原點，梳理演變脈絡，不僅還原歷史真實，還有助於克服我們想當然的思維方式，對於理解複雜環境中人的政治立場和態度，大有助益。
蘇濤的研究也涉及特定歷史時期香港電影的商業性與藝術性。電影研究將電影分成商業電影和藝術電影，是一種歷史進步。顯示創作者個性的藝術電影，被稱為作者電影；滿足觀眾一般觀賞需求的商業電影，一般為類型電影。在判定何者為佳時也是各執一詞，前者主張藝術至上，後者強調市場決定。以此生髮的理論論述固然都有道理，但是這種思維方式極易形成固定的思維定式。它永遠正確不容質疑嗎？以香港這樣的社會歷史條件而論，完全按照歐美劃分藝術電影與商業電影的標準生搬硬套，顯然會出現一些問題。蘇濤的研究以武俠動作片為例指出：一方面武俠片有可能本身具有極高的藝術價值；另一方面，即使是商業電影中的武俠片類型，表面看似簡單，實際上如果研究者能夠深入開掘，也能夠從中感悟到獨特的美學特徵，闡發出複雜豐富的含義，因此，一些武俠動作電影也是符合我們對於“好電影”的理解的。
新一代學者在進行電影研究時採用什麼方法？這也是我感興趣的問題。觀察蘇濤，他的研究方法新鮮而務實，是將哲學的綜合方法與歷史研究的新成果相結合。
現在比較有成績的內地電影學者，在電影理論方面不再孤陋寡聞，多少都受過多方理論訓練，只是每個人並不堅守某一種，多為雜取各家，為我所用，形成自己的一套思維方式。這也是蘇濤採取的研究策略。他看中的並非新穎研究方法的炫耀，而是回歸到學術研究目的本身，重在課題的選擇和觀點的出新。不是盲從主流觀點，但是也並非刻意顛覆舊有觀點，而是根據自己的研究形成自己的看法。對於一個獨立的研究者來說，這是走入學術研究軌道的必經之途。
蘇濤的研究應該屬於史學研究與藝術批評相結合。既然屬於一種歷史研究，必然涉及治史方法。他遵循歷史研究的重要原則，重實證，重視史料。史學研究要有新意，應該開闢新史源。他的經驗是高度重視影片文本，對重點影片進行文本細讀。過去內地學者看香港電影比較困難，特別是一些冷門電影，無從看到，根據文字資料就妄加評論，這種狀況應該終結。另外，蘇濤竭力挖掘新的文字資料，將一些過去很少出現的報刊、資料等納入史源，文章讀起來驚異連連，陌生而又令人信服。
歷史發展契機帶來的歷史與理論研究的領域拓展。過去的研究者自覺或不自覺代表國家立言，比較注意巨觀角度，習慣高屋建瓴，通觀全局，建構龐大體系，以論帶史，先確立觀點，再找史料，由於缺乏實證，難免空話連篇，表面“政治正確”，卻欠缺自己的觀點。這代年輕人可以比較多地獨立思考，代表自己發言。
蘇濤的研究放棄建構巨觀體系，但也並非小題小做，常發現一些邊緣地帶的偏門課題，深入開掘，適度展開，獨立成章，言之有物。各個問題之間有所勾連呼應，構成一定的問題集合，隱約透露出自己感興趣的領域，也有了總體性的傾向性，但是並不急於做出巨觀結論，似乎暗示，研究尚未到瓜熟蒂落的階段。
蘇濤的史學方法與巨觀史學不同，應屬微觀史學，不注重歸納歷史發展的總體趨勢，而是把關注點放在具體的個人，關注在歷史進程中個人的獨特命運，以及個體的精神氣質。每個研究對象身上承載著歷史使命，代表著一定的符號，需要挖掘和闡釋。他們也許不是偉人，但是只要在那個時代出現，就是一個文化標本，很多問題在他們身上凝聚，這些正是分析的重點。當然，這種研究與純粹的史學考據和研究有區別，是歷史研究與文藝批評的結合，必然融入研究者更多的情感因素，受到個人精神因素的影響。他的研究不僅表達了對研究對象的尊重，也把讀者帶入到具體的歷史情境之中，折射出時代的心態與情感，不免喚起人們的文化記憶。
蘇濤尚年輕，學術道路漫長，研究有待爐火純青，但是給我們的啟示卻是豐富而有益的。
後生可畏，亦可期待。 2014年4月12日夜
名人推薦
《浮城北望》以戰後香港國語電影的文化政治為主軸，分為三部分，分別從電影文化史、文本分析和導演論三個研究角度，重構香港電影的“中國脈絡”和流散文化。運用不同的研究角度，看來有點混雜，但在蘇濤博士的筆下，卻又自成系統……頗有見地。香港之“浮”，“北望”之切。《浮城北望》這個書名，意義多重，難免惹人遐想。寫書、做研究，不正是為了引人思考，引發議論嗎？
——傅葆石（美國伊利諾伊大學教授）
蘇濤的研究應該屬於史學研究與藝術批評相結合。既然屬於一種歷史研究，必然涉及治史方法。他遵循歷史研究的重要原則，重實證，重視史料。史學研究要有新意，應該開闢新史源。他的經驗足高度蘑視影片文本，對重點影片進行文本細讀……另外，蘇濤竭力挖掘新的文字資料，將一些過去很少出現的報刊、資料等納入史源，文章讀起來驚異連連，陌生而又令人信服。
——胡克（中國傳媒大學教授）
——傅葆石（美國伊利諾伊大學教授）
蘇濤的研究應該屬於史學研究與藝術批評相結合。既然屬於一種歷史研究，必然涉及治史方法。他遵循歷史研究的重要原則，重實證，重視史料。史學研究要有新意，應該開闢新史源。他的經驗足高度蘑視影片文本，對重點影片進行文本細讀……另外，蘇濤竭力挖掘新的文字資料，將一些過去很少出現的報刊、資料等納入史源，文章讀起來驚異連連，陌生而又令人信服。
——胡克（中國傳媒大學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