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裡所說的“近代漢語”不是歷史學上的概念，而是語言學上的概念。指的是唐代以來以至清初的漢語書面語。以往的漢語史研究，出於解經的目的，對以“九經三傳”為代表的上古漢語的研究比較深入。而中古、近代漢語的研究對象大多為佛經、變文、詩詞、戲曲、小說，這些被傳統的語言學家如清代學者所看不起，不屑於作研究。所以整個漢語史的研究詳於上古而略於中古、近代，呈虎頭蛇尾之勢，很不平衡。這是不正常的。
基本介紹
- 中文名：浙江大學漢語史中心近代漢語研究所
- 主管部門：浙江大學漢語史中心
研究方向,科研條件,科研成就,
研究方向
近代漢語研究
科研條件
事實上，中古、近代漢語都是漢語史上的重要一環，值得作深入細緻的考察和研究。中古、近代漢語的研究對於弄清中古、近代漢語的面貌，更好地了解用中古、近代漢語寫的各種作品，並進而正確了解那一時代的歷史、文化；對於追溯現代漢語的來龍去脈，探尋古今漢語的演變軌跡，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以下按類別，對近代漢語研究成果作一介紹。 首先是敦煌俗語詞及俗字研究。 近代漢語上承中古，下啟現代，與現代漢語的關係更為密切，研究的意義也更為重大。
科研成就
浙江大學（原杭州大學）是海內外學術界公認的近代漢語研究中心之一，其特色為敦煌語言文字的研究和以俗文字研究為中心的近代漢字的研究，在這一領域始終處於國際領先水平。已故姜亮夫先生的《瀛涯敦煌韻輯》、《敦煌韻書卷子考釋》，蔣禮鴻先生的《敦煌變文字義通釋》、郭在貽先生的《唐代白話詩釋詞》、《敦煌變文集校議》等等，都是敦煌語言文字研究方面的奠基之作，蜚聲海內外。在他們的培育和影響下，一批中青年學者業已成長起來，並取得了許多重要的成果。如張金泉、許建平著《敦煌音義匯考》，張湧泉著《漢語俗字研究》、《敦煌俗字研究》、《敦煌俗字研究導論》、《漢語俗字叢考》、《舊學新知》，黃征著《敦煌語文叢說》、《敦煌願文集》，張湧泉、黃征合著《敦煌變文校注》、《敦煌變文講經文因緣輯校》，蔣禮鴻先生領銜主編（實際編著工作由黃征、張湧泉、俞忠鑫、方一新、顏洽茂五位博士承擔）的《敦煌文獻語言詞典》，都得到學術界較高的評價。尤其是張湧泉教授關於漢語俗字的研究，填補了這方面研究的空白。北京大學蔣紹愚教授在《近十年間近代漢語研究的回顧與展望》（載《古漢語研究》1998年第4期）一文中指出：“張湧泉《漢語俗字研究》、《敦煌俗字研究》是兩部開創性的著作，得到學術界很高的評價。”《中國語文》、《中國社會科學》、《漢學研究》（台灣）、《大公報》（香港）、《芝加哥日報》（美國）、《東方》（日本）等十多種報刊發表評論，認為他的成果“達到了當今這方面研究的最高水平”。有關成果曾評獲教育部第二屆普通高校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成果一等獎等多種獎勵，他本人也因此被評為國家有突出貢獻的中青年專家，獲教育部跨世紀人才基金資助，併入選國家七部委“百千萬人才工程”第一、第二層次培養人選。此外，項楚教授對敦煌語言文字的研究成果也非常突出，他的《敦煌文學叢考》、《王梵志詩校注》兩部著作先後獲得教育部人文社科優秀成果一等獎。 其次是唐宋以來的詩詞曲語言研究。 這方面有蔣紹愚教授的《唐詩語言研究》、《白居易詩中與“口”有關的動詞》等論著，填補了本領域存在的研究空白，在國內外產生了較大的影響。蔣紹愚在近代漢語語音、語法、辭彙及整體研究方面還有很多成果，如編著《近代漢語研究概況》、《近代漢語語法資料彙編》等，是本研究領域的重量級領軍人物。 在上述研究成果的基礎上，本研究方向正在組織《敦煌文獻合集》、《敦煌文獻語詞大典》、《敦煌俗字典》等一系列近代漢語基礎性工程的實施，可以期望，這些項目的完成，將對近代漢語以及其他學科的研究以極大的推動，也必將進一步鞏固我校作為國內外有較大影響的近代漢語研究中心的地位。 “上古漢語研究”與“中古、近代漢語研究”之間有什麼聯繫和異同呢。這是我們必須注意的問題。我們主張把漢語史分為四期，即上古漢語（先秦、秦漢）、中古漢語（東漢六朝隋）、近代漢語（唐至清初）、現代漢語（《紅樓夢》以來）。四期構成一個完整的整體，是不能割裂的。如上所述，事實上，以往的研究更注重於上古漢語書面語及歷代仿古而形成的書面語，這是必要的，因為上古漢語畢竟是漢語的源頭，理應梳理清楚。同時，我們也不能忽視中古、近代兩塊的研究。相對來說，中古、近代漢語研究是較為薄弱的。中古、近代漢語都是漢語史上的重要一環，是現代漢語的直接來源，值得作深入細緻的考察和研究。上古漢語是源頭，在原有研究的基礎上，我們還將作進一步的研究；中古、近代漢語的研究對於弄清中古、近代漢語的面貌，更好地了解用中古、近代漢語寫的各種作品，並進而正確了解那一時代的歷史、文化；對於追溯現代漢語的來龍去脈，探尋古今漢語的演變軌跡，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應當予以加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