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澤館是皇甫端題洪澤館詩：“底事洪澤壁，空留黃絹詞。年年淮水上，行客不勝悲"中提到的。位於千年古城—淮安。主要反映了行旅在這一帶航行的艱難和危險，而此段河道中的山陽灣段，由於泗水的匯入，水流尤為迅急，更被往來舟楫視為畏途險境。
基本介紹
- 中文名：洪澤館
- 外文名：Hongze Pavilion
- 地址：江蘇淮安
- 面積：1600平方米
- 分類：大湖洪澤、天下糧倉
- 投資：4000萬元人民幣
- 時間：40分鐘
洪澤館的出處,洪澤館的由來,
洪澤館的出處
皇甫冉
底事洪澤壁，空留黃絹詞② 。
年年淮水上，行客不勝悲。
【注釋】①洪澤館：《淮安府志》：“洪澤館在洪澤鎮”。②黃絹詞：東漢末蔡邕所題碑文“黃娟幼婦外孫齏臼”。是絕妙好辭的隱語。後常用以讚譽美好的藝術作品。
洪澤館的由來
北宋時期，年漕運量高達600萬甚至800萬石，創我國古代漕運之最。由於漕運量的增加，過往舟楫的增多，每年在楚、泗二州之間的淮河險途上損失的舟船，也猛增到l70艘左右。因此，開河進淮便顯得更加迫切。沿淮河右岸開鑿的複線運河亦隨之誕生。從雍熙元年（公元984年）到元豐七年（公元1084年）的100年中，複線運河分期施工，陸續完竣通航，“免風濤覆溺之患”。數百年謀求的避淮工程終於獲得了成功。 當時，楚、泗二州之間的淮河右岸，依次排列著淮陰、洪澤、龜山等較有名的城鎮，複線運河的開鑿，就是以淮陰、洪澤、龜山三大城鎮為分野，分期分段完成的 首先開鑿的是楚州到淮陰的沙河運河。據《宋史? 河渠志》載“楚州北山陽灣尤迅急，多有沉溺之患。雍熙中（公元984一987年）轉運使劉蟠議開沙河以避淮水之險，未克而受代。喬維岳繼之，開河自楚州至淮陰凡六十里，舟行便之。” 《宋史? 喬維岳傳》又載：“又建安北至淮澨總五堰，運舟所至，十經上下，重載者皆卸糧而過，舟時壞失糧，綱卒緣此為奸，潛有侵盜，維岳始命創二斗門於西河第三堰，二門相距逾五十步，覆以廈屋，設懸門積水，候潮平乃泄之。建橫橋，岸上築土累石，以牢其址。自是弊盡革，而運舟往來無滯矣”。因沙河運河在淮揚運河之西，故稱“西河”。沙河至今清江浦其以西地方，地勢漸高，為延緩河床比降，保證河道水位，必須設定閘、堰，明代陳渲就是這樣做的。所以，喬維岳在沙河（西河）上置堰創二斗門也是因地制宜，順乎情理的。二斗門的設定與現代船閘的原理是相同的，可以說，它是現代船閘的前身。 繼沙河運河之後開鑿的是淮陰至洪澤鎮的洪澤新河，又稱洪澤渠。據《宋史? 河渠志》及有關人物傳記載，開洪澤渠是由馬仲甫首倡，由許元實施，皮公弼復浚。開河時間，在公元1049年至1054年之間，開河長度為60里。 最後開鑿的是自洪澤鎮至龜山鎮的龜山運河。《宋史? 河渠志》：（元豐六年正月）“發運使羅拯復欲自洪澤而上鑿龜山里河以達於淮，帝深然之。會發運使蔣之奇人對，建言：‘上有清汴，下有洪澤，而風浪之險止百里，淮邇歲溺公私之載不可計，凡諸道轉輸，涉湖行江已數千里，而覆敗於此百裡間，良為可惜，宜自龜山蛇浦下屬洪澤，鑿左肋為復河，取淮為源，不置堰閘，可免風濤覆溺之患’。帝遣都水監丞陳佑甫經度。佑甫言：‘往年田裴任淮南提刑，嘗言開河之利，其後淮陰至洪澤竟開新河，獨洪澤以上未克興役。今既不用閘蓄水，惟隨淮面高下開深河底，引淮通流，形勢為便，但工費浩大’。帝日：‘費雖大，利亦博矣’。佑甫曰：‘異時淮中歲失百七十艘，若捐數年所損之費，足濟此役。’帝日：‘損費尚小，如人命何！’乃調夫十萬開治。”遂於“六年正月戊辰開龜山運河，二月乙未告成，長五十七里，闊十五丈，深一丈五尺”。“既成，命（蔣）之奇撰記，刻石龜山”。這條復河，至元代運河改道之初還在使用。
北宋時期的農業經濟 水利設施得到修復和增建。北宋前期，沭水宣洩不暢，位於其下游的沭陽、漣水等縣水患頻仍，至和元年（公元1054年），沈括任沭陽主薄，“疏沭水，為百渠九堰”，使7000頃積潦窪地變成了能排能灌的上等良田。熙寧九年（公元1076年）又由朝廷統一部署，在市境內興修白馬塘（今金湖縣境）、渡塘溝、龍興浦（今楚州區境）、青州澗（今洪澤縣境）等水利設施。在漣水縣境內，唐代開鑿的運鹽河也得到大規模的疏浚，使之暢通無阻。朝廷對疏浚此河很重視，河成後，哲宗皇帝賜名“通漣河”。通漣河不僅運鹽，還便利了灌溉。 由於社會安定和政府採取一些鼓勵扶持墾殖的政策，加上水利設施的增修，北宋初期，大量的無主荒田得到墾神。大中祥符元年（公元l008年）以後，政府又從福建引進耐旱、早熟、適應性強的“占城稻”加以推廣。這對兩淮稻米產區實現穩產高產起了重要作用。“黃柑紫蟹見江海，紅稻白魚飽兒女”。這時期的淮境依然是魚米之鄉。
北宋時期的工商業
北宋時期，兩淮沿海是重要的食鹽產地，其中漣水海口場平均年銷鹽115000餘石，海州惠澤（今灌南縣境）等3場達477000餘石。這些鹽供銷到徐、光、泗、壽州，以及江南的蘇、杭、湖、常、潤州與江陰軍。這些地區多利用送遭糧的回空船，到淮北鹽集散地漣水運回食鹽。那時販私鹽的很多，屢禁不止。有些大鹽梟甚至搞武裝販運，強行闖關過卡。宋熙寧間，蘇軾經過淮上，曾被政敵誣以販私鹽而險遭朝廷懲處。
楚、泗等州的釀酒業也得到發展，開始學會釀製麯酒，當時有大酒、小酒之分。一般鄉鎮都有經營釀業的“酒戶”。天禧（公元1017一1021年）初，小酒戶被下令停廢，此後，釀製業主要被一些大戶控制，並受到稅收政策的保護。絲、麻編織亦較發達，生產的絹、綾、薴布和孔雀布還作為貢賦，每年都有規定的上繳額。元豐（1078一1085年）年間，楚、泗二州每年各需上貢絹10匹。
南宋時期的南北戰爭及其影響
北宋末年，波及本區的宋江起義的烽火剛剛平息，接著，金兵又大舉南下，北宋滅亡。楚、泗二州遂成為南宋與金元對峙的前沿，再度受到兵火的長期荼毒。從宋高宗建炎（公元1127一1130年）初到宋金“紹興和議”成立，10多年中，本區幾乎無歲沒有戰事。此後，“隆興和議”與“嘉定和議”前，也都有規模和影響較大的戰事。宋嘉定十一年（公元1218年）以後的10多年中，以參加“紅襖軍”起家的李全擁兵自重，飛揚跋扈於淮河南北，且反覆無常，時而歸順南宋，時而投降蒙古，本區備受蹂躪，而以楚州、漣水為最甚。旋又遭到蒙古軍隊鐵蹄的踐踏，楚、泗二州大地再度成為“兵馬走廊”。其中較有影響的戰事有：趙立保衛楚州之戰，魏勝淮陰抗金之戰等。尤以趙立保衛楚州之戰最為慘酷壯烈。
長期的宋金戰爭，使楚州、泗州一帶人民斃逃殆盡，十不遺一。楚州保衛戰之後不久的紹興六年，韓世忠駐節楚州時，楚州城及其周圍地區已成為無人區，田園荒蕪，屋舍盡被破壞。幸好有幾萬從淮陽軍（今邳縣）志願跟隨來的老百姓，在韓世忠和梁紅玉的統一安置下落了戶．楚州才又飲煙漸稠。其它濱淮重鎮，大部分都有類似的慘痛遭遇。
經過戰亂的農村也是一片淒涼。紹興（公元1131一1161年）中，淮南老百姓多避亂逃散，淮南營田副使王實一次就“括閒田三萬頃，給六軍耕種”。“淮南喪亂後，安集亦未久。死者積如麻，生者能幾口，荒村日西斜，破屋兩三家。”“小桃無主自開花，菸草茫茫帶晚鴉。幾處敗垣圍故井，向來一一是人家。”《淮村兵後》等詩，是兵燹後的農村景象的生動寫照。在淮北泗水沿線，甚至出現文天祥所詠嘆的“清野百年久”的長期蕭條。
宋金議和與邊境貿易
苟且偷安的南宋王朝害怕民眾的抗金鬥爭逾“度”，無意組織積極抵抗，以收復失地，洗雪國恥，只想以民脂民膏來討好侵略者，寧息邊釁。
紹興十一年（1141年），宋高宗在戰場捷報頻傳的情況下，與臭名, 昭著的奸相秦檜的讒言一拍即和，強令退兵議和，罷免抗金名將韓世忠、岳飛等人兵權，並對岳飛等橫加陷害，與金人簽訂了“紹興和議”：宋對金奉表稱臣，金冊封宋主為皇帝；宋每年向金貢銀25萬兩、絹25萬匹；宋、金領土東以淮水，西以大散關為界等等。後宋孝帝時，“隆興和議”成，改為銀20萬兩、絹20萬匹。開僖北伐失敗後，又議和，增加為銀、絹各30萬。
為了按時交納“歲貢”，宋在盱眙寶積山建立歲幣庫，儲放每年送往金國的歲幣，按規定，每年春季把歲幣送到淮河對岸的泗州向金人交納。
當然，每次和議成立後，宋、金兩國都照例開放邊界，開展邊境貿易。紹興十一年（公元1141年）“紹興和議”成立後，南宋在盱眙、金國在泗州，先後設定榷場，開展邊貿活動。一旦兵戎相見，照例關閉邊界。隆興二年（公元1164年）“隆興和議”後，金國在泗州、漣水，南宋在楚州、盱眙等地分別設定榷場。這些榷場，都是官營的，經營者必須向官府交納關稅。
為了保護國家的關稅收入，嚴禁私下交易或偷渡逃稅。紹興十二年，宋廷即曾下詔兩淮漕臣“嚴禁私渡過淮之人稍有透漏。”紹興二十九年，金主完顏亮下令撤除兩國邊境其他各榷場，只留泗州榷場，每五日一次開場；南宋旋即也撤除其他榷場，只留盱眙榷場。金國於泗州榷場增場屋200間，宋遂亦於盱眙增置如金國泗州，並創渡淮需持官發木牌例，這種木牌又叫“關子牌”。對商旅逾期不歸者，則以私渡論處。
但是，由於邊境貿易的暴利驅使，一些商販遂賄賂官府，私渡過淮。裝載“茶貨錢寶”的商船，原先是“自楚州差人坐押至洪澤（縣）止，行運河便可稽考。今仍以固水為名，於淮陰縣列小舟不下千餘只，一才車船入淮，經過北岸直入清河，無所不往，所失朝廷課利不可數計”。①宋廷忙下令嚴禁。乾道元年（公元1165年），宋廷還派出3名官員，專門查禁由高郵到兩淮和盱眙的私渡船隻。但是屢禁不止，特別是住在楚州和盱眙一帶的本地商販、船民，渡淮如履平地，稱私自渡淮貿易為“轉淮”。一段時間，宋廷決定大力發展騎兵，戰馬騰貴，盱眙、楚州的私版者便“騎淮”販馬。“沿邊惡少多以平市買馬為名，越境作過，謂之‘騎淮’，又謂之‘跳河’，往往出境偷馬，時致喧鬧。”② 這雖可能造成邊釁，但對於當時淮安養馬業的發展，是起了一定的促進作用。
邊境資易的開放，對淮境經濟的復甦，無疑還是有積極意義的。
元代運河改道和洪澤屯田
元朝建都大都（北京）以後，對隋、唐、宋時期的大運河進行了重大的改道，由刊溝向北，重新取隋以前的泗水航道。而泗水作為大運河的一部分，僅通到徐州以北的魯橋。至元二十六年（公元1289年），鑿渠起自今山東梁山縣安山西南，北抵臨清，上接濟川河引汶水北流，下達衛河，長250餘里。這就是著名的會通河。
會通河的開成，大體奠定了今京杭運河的走向和基本線路，淮北運河恢復由清口北上之路。時泗水已被黃河所奪，故清口至徐州的淮北運河，與其說是行於泗水中，更不如說是行於黃河中。
元代大運河改道後，北宋時期疏鑿的楚州至龜山的沿淮河右岸的複線運河，即變的可有可無了。而洪澤湖地區作為歷史上著名的屯墾區，遂又大興屯田。
黃河水患波及淮北
黃河奪淮所帶來的頻繁水災，也是這時期淮境由盛轉衰的一個重要原因。宋以前，黃河決溢入淮，大抵在安徽境內，“自西漢以來，淮數為河所侵，多在泗（州）、鳳（陽）以上，潁（上）、毫、懷遠之間”。人淮的次數並不多，且大都是旋決旋塞。在北宋160多年中，黃河決濫由泗入淮10次，“河勢雖南，然旋決旋塞，東流人海之道如故也”。③建炎二年（公元1128年），宋將杜充於李固渡西決黃河人清河，以水代兵，以阻金兵。決水由泗入淮。此後的65年間，黃河入泗入淮8次，平均每8年一次，頻率比北宋時加快了一倍。金明昌五年（公元1194年），黃河從陽武決口，至徐州附近分為二支，其南支由洋入泗入淮，這就確定了黃河南下奪淮的局面。元至元（公元1264一1294年）中，河溢陽武，南奪渦水、泗水，黃河北支開始微弱，河水大半入淮。黃河水患一步步深人，危及淮安境內的淮北地區。
早在北宋年間，黃河決溢奪泗，洪峰所至，就曾出現“狂濤一瞬卷千家”的悲劇。由於泗水為黃河所奪，逼迫匯流入泗的沂水、沭水改道漫流，使位於泗水右岸，沂、沭水下游的沭陽等縣備受其害，這從《元豐九域志》中就已露出端倪。據《元豐九域志》記載，楚、海、泗3州12縣中，沭陽、東海2縣所轄鄉鎮最少，兩縣總共才轄2鄉1鎮，而且海州各縣的平均戶數最少，其中主戶尤其少。海州每縣平均有主戶8994戶，楚州每縣為11945戶，泗州每縣達12242戶。水患帶來的蕭條顯而易見。到元代，水患在淮北進一步加劇，不僅阻滯了農業生產的復甦和發展，而且吞沒了泗水沿岸的一些著名城鎮，如晉置宿像縣、唐初里泗州、宋置宿遷縣的宿預古城，以及西漢以降至元朝前期一直為重鎮的大清口城，都是在這期間先後被黃河洪水沖圯、吞沒的。然而，至元二十六年（公元1289年）會通河並成後沖誰北運河恢復由清口北上之路，已被黃河所奪的泗水成為淮北運河的一部分，故沿線城市仍如百足之蟲，死而不僵，如小清口城、宿遷城，主要是這期間興起的。
元朝末年的淮境戰亂
元朝末年，農民起義的烽煙四起，淮安路成為紅巾軍最早占領的地區之一，戰事尤為頻繁。早在至正十三年（公元1353年），元淮南行省平章政事達世帖睦邇即在淮南淮北等處招募壯丁，並總領漢軍、蒙古軍守御漕運中樞、長淮重鎮淮安。
次年6月，彭早住、趙均用率領的淮北紅巾軍就先後攻克抒胎、泅州。元軍潰敗後，元刊部尚書阿魯又募兵討伐泗州，被彭部將領薛顯擊敗。
至正十六年，元鎮南王孛羅普化、淮東廉訪使褚不華等鎮守淮安，趙均用與彭早住自泗州來攻，褚不華派劉甲守韓信城，相為犄角，劉甲屢戰皆勝。總兵與褚不華失和，將劉甲調離，韓信城遂失陷，淮安城成為孤立的據點。時義軍將淮安東、西、南三面包圍，北面又有大河為阻，加上褚不華與其他將領有矛盾，援兵觀望不前，守城元軍遂陷人糧盡援絕之境。同年十月，淮安城被義軍攻破，褚不華則被義軍臠割，孛羅普化亦被殺。時淮安僅剩“面張”、“裱王”、“槐樹李”等7家，幾乎是一座空城。
嗣後，趙均用稱永義王、彭早住稱魯淮王。至正十九年，趙均用兵敗北走山東，依附毛貴，淮安一帶遂被張士誠義軍占領。至正二十六年，徐達、常遇春完全攻克徐州以南張士誠轄境。四月，淮安、泗州被占領。攻淮安時，張士誠將領史文炳棄城而走，梅思祖出城迎降。時“江淮多流移之人，並安東、海寧（即海州）、沭陽、贛榆等州縣俱廢，其壯者已盡為兵，老幼無所歸依”，所至十室九空，滿目淒涼。
北宋時期的農業經濟 水利設施得到修復和增建。北宋前期，沭水宣洩不暢，位於其下游的沭陽、漣水等縣水患頻仍，至和元年（公元1054年），沈括任沭陽主薄，“疏沭水，為百渠九堰”，使7000頃積潦窪地變成了能排能灌的上等良田。熙寧九年（公元1076年）又由朝廷統一部署，在市境內興修白馬塘（今金湖縣境）、渡塘溝、龍興浦（今楚州區境）、青州澗（今洪澤縣境）等水利設施。在漣水縣境內，唐代開鑿的運鹽河也得到大規模的疏浚，使之暢通無阻。朝廷對疏浚此河很重視，河成後，哲宗皇帝賜名“通漣河”。通漣河不僅運鹽，還便利了灌溉。 由於社會安定和政府採取一些鼓勵扶持墾殖的政策，加上水利設施的增修，北宋初期，大量的無主荒田得到墾神。大中祥符元年（公元l008年）以後，政府又從福建引進耐旱、早熟、適應性強的“占城稻”加以推廣。這對兩淮稻米產區實現穩產高產起了重要作用。“黃柑紫蟹見江海，紅稻白魚飽兒女”。這時期的淮境依然是魚米之鄉。
北宋時期的工商業
北宋時期，兩淮沿海是重要的食鹽產地，其中漣水海口場平均年銷鹽115000餘石，海州惠澤（今灌南縣境）等3場達477000餘石。這些鹽供銷到徐、光、泗、壽州，以及江南的蘇、杭、湖、常、潤州與江陰軍。這些地區多利用送遭糧的回空船，到淮北鹽集散地漣水運回食鹽。那時販私鹽的很多，屢禁不止。有些大鹽梟甚至搞武裝販運，強行闖關過卡。宋熙寧間，蘇軾經過淮上，曾被政敵誣以販私鹽而險遭朝廷懲處。
楚、泗等州的釀酒業也得到發展，開始學會釀製麯酒，當時有大酒、小酒之分。一般鄉鎮都有經營釀業的“酒戶”。天禧（公元1017一1021年）初，小酒戶被下令停廢，此後，釀製業主要被一些大戶控制，並受到稅收政策的保護。絲、麻編織亦較發達，生產的絹、綾、薴布和孔雀布還作為貢賦，每年都有規定的上繳額。元豐（1078一1085年）年間，楚、泗二州每年各需上貢絹10匹。
南宋時期的南北戰爭及其影響
北宋末年，波及本區的宋江起義的烽火剛剛平息，接著，金兵又大舉南下，北宋滅亡。楚、泗二州遂成為南宋與金元對峙的前沿，再度受到兵火的長期荼毒。從宋高宗建炎（公元1127一1130年）初到宋金“紹興和議”成立，10多年中，本區幾乎無歲沒有戰事。此後，“隆興和議”與“嘉定和議”前，也都有規模和影響較大的戰事。宋嘉定十一年（公元1218年）以後的10多年中，以參加“紅襖軍”起家的李全擁兵自重，飛揚跋扈於淮河南北，且反覆無常，時而歸順南宋，時而投降蒙古，本區備受蹂躪，而以楚州、漣水為最甚。旋又遭到蒙古軍隊鐵蹄的踐踏，楚、泗二州大地再度成為“兵馬走廊”。其中較有影響的戰事有：趙立保衛楚州之戰，魏勝淮陰抗金之戰等。尤以趙立保衛楚州之戰最為慘酷壯烈。
長期的宋金戰爭，使楚州、泗州一帶人民斃逃殆盡，十不遺一。楚州保衛戰之後不久的紹興六年，韓世忠駐節楚州時，楚州城及其周圍地區已成為無人區，田園荒蕪，屋舍盡被破壞。幸好有幾萬從淮陽軍（今邳縣）志願跟隨來的老百姓，在韓世忠和梁紅玉的統一安置下落了戶．楚州才又飲煙漸稠。其它濱淮重鎮，大部分都有類似的慘痛遭遇。
經過戰亂的農村也是一片淒涼。紹興（公元1131一1161年）中，淮南老百姓多避亂逃散，淮南營田副使王實一次就“括閒田三萬頃，給六軍耕種”。“淮南喪亂後，安集亦未久。死者積如麻，生者能幾口，荒村日西斜，破屋兩三家。”“小桃無主自開花，菸草茫茫帶晚鴉。幾處敗垣圍故井，向來一一是人家。”《淮村兵後》等詩，是兵燹後的農村景象的生動寫照。在淮北泗水沿線，甚至出現文天祥所詠嘆的“清野百年久”的長期蕭條。
宋金議和與邊境貿易
苟且偷安的南宋王朝害怕民眾的抗金鬥爭逾“度”，無意組織積極抵抗，以收復失地，洗雪國恥，只想以民脂民膏來討好侵略者，寧息邊釁。
紹興十一年（1141年），宋高宗在戰場捷報頻傳的情況下，與臭名, 昭著的奸相秦檜的讒言一拍即和，強令退兵議和，罷免抗金名將韓世忠、岳飛等人兵權，並對岳飛等橫加陷害，與金人簽訂了“紹興和議”：宋對金奉表稱臣，金冊封宋主為皇帝；宋每年向金貢銀25萬兩、絹25萬匹；宋、金領土東以淮水，西以大散關為界等等。後宋孝帝時，“隆興和議”成，改為銀20萬兩、絹20萬匹。開僖北伐失敗後，又議和，增加為銀、絹各30萬。
為了按時交納“歲貢”，宋在盱眙寶積山建立歲幣庫，儲放每年送往金國的歲幣，按規定，每年春季把歲幣送到淮河對岸的泗州向金人交納。
當然，每次和議成立後，宋、金兩國都照例開放邊界，開展邊境貿易。紹興十一年（公元1141年）“紹興和議”成立後，南宋在盱眙、金國在泗州，先後設定榷場，開展邊貿活動。一旦兵戎相見，照例關閉邊界。隆興二年（公元1164年）“隆興和議”後，金國在泗州、漣水，南宋在楚州、盱眙等地分別設定榷場。這些榷場，都是官營的，經營者必須向官府交納關稅。
為了保護國家的關稅收入，嚴禁私下交易或偷渡逃稅。紹興十二年，宋廷即曾下詔兩淮漕臣“嚴禁私渡過淮之人稍有透漏。”紹興二十九年，金主完顏亮下令撤除兩國邊境其他各榷場，只留泗州榷場，每五日一次開場；南宋旋即也撤除其他榷場，只留盱眙榷場。金國於泗州榷場增場屋200間，宋遂亦於盱眙增置如金國泗州，並創渡淮需持官發木牌例，這種木牌又叫“關子牌”。對商旅逾期不歸者，則以私渡論處。
但是，由於邊境貿易的暴利驅使，一些商販遂賄賂官府，私渡過淮。裝載“茶貨錢寶”的商船，原先是“自楚州差人坐押至洪澤（縣）止，行運河便可稽考。今仍以固水為名，於淮陰縣列小舟不下千餘只，一才車船入淮，經過北岸直入清河，無所不往，所失朝廷課利不可數計”。①宋廷忙下令嚴禁。乾道元年（公元1165年），宋廷還派出3名官員，專門查禁由高郵到兩淮和盱眙的私渡船隻。但是屢禁不止，特別是住在楚州和盱眙一帶的本地商販、船民，渡淮如履平地，稱私自渡淮貿易為“轉淮”。一段時間，宋廷決定大力發展騎兵，戰馬騰貴，盱眙、楚州的私版者便“騎淮”販馬。“沿邊惡少多以平市買馬為名，越境作過，謂之‘騎淮’，又謂之‘跳河’，往往出境偷馬，時致喧鬧。”② 這雖可能造成邊釁，但對於當時淮安養馬業的發展，是起了一定的促進作用。
邊境資易的開放，對淮境經濟的復甦，無疑還是有積極意義的。
元代運河改道和洪澤屯田
元朝建都大都（北京）以後，對隋、唐、宋時期的大運河進行了重大的改道，由刊溝向北，重新取隋以前的泗水航道。而泗水作為大運河的一部分，僅通到徐州以北的魯橋。至元二十六年（公元1289年），鑿渠起自今山東梁山縣安山西南，北抵臨清，上接濟川河引汶水北流，下達衛河，長250餘里。這就是著名的會通河。
會通河的開成，大體奠定了今京杭運河的走向和基本線路，淮北運河恢復由清口北上之路。時泗水已被黃河所奪，故清口至徐州的淮北運河，與其說是行於泗水中，更不如說是行於黃河中。
元代大運河改道後，北宋時期疏鑿的楚州至龜山的沿淮河右岸的複線運河，即變的可有可無了。而洪澤湖地區作為歷史上著名的屯墾區，遂又大興屯田。
黃河水患波及淮北
黃河奪淮所帶來的頻繁水災，也是這時期淮境由盛轉衰的一個重要原因。宋以前，黃河決溢入淮，大抵在安徽境內，“自西漢以來，淮數為河所侵，多在泗（州）、鳳（陽）以上，潁（上）、毫、懷遠之間”。人淮的次數並不多，且大都是旋決旋塞。在北宋160多年中，黃河決濫由泗入淮10次，“河勢雖南，然旋決旋塞，東流人海之道如故也”。③建炎二年（公元1128年），宋將杜充於李固渡西決黃河人清河，以水代兵，以阻金兵。決水由泗入淮。此後的65年間，黃河入泗入淮8次，平均每8年一次，頻率比北宋時加快了一倍。金明昌五年（公元1194年），黃河從陽武決口，至徐州附近分為二支，其南支由洋入泗入淮，這就確定了黃河南下奪淮的局面。元至元（公元1264一1294年）中，河溢陽武，南奪渦水、泗水，黃河北支開始微弱，河水大半入淮。黃河水患一步步深人，危及淮安境內的淮北地區。
早在北宋年間，黃河決溢奪泗，洪峰所至，就曾出現“狂濤一瞬卷千家”的悲劇。由於泗水為黃河所奪，逼迫匯流入泗的沂水、沭水改道漫流，使位於泗水右岸，沂、沭水下游的沭陽等縣備受其害，這從《元豐九域志》中就已露出端倪。據《元豐九域志》記載，楚、海、泗3州12縣中，沭陽、東海2縣所轄鄉鎮最少，兩縣總共才轄2鄉1鎮，而且海州各縣的平均戶數最少，其中主戶尤其少。海州每縣平均有主戶8994戶，楚州每縣為11945戶，泗州每縣達12242戶。水患帶來的蕭條顯而易見。到元代，水患在淮北進一步加劇，不僅阻滯了農業生產的復甦和發展，而且吞沒了泗水沿岸的一些著名城鎮，如晉置宿像縣、唐初里泗州、宋置宿遷縣的宿預古城，以及西漢以降至元朝前期一直為重鎮的大清口城，都是在這期間先後被黃河洪水沖圯、吞沒的。然而，至元二十六年（公元1289年）會通河並成後沖誰北運河恢復由清口北上之路，已被黃河所奪的泗水成為淮北運河的一部分，故沿線城市仍如百足之蟲，死而不僵，如小清口城、宿遷城，主要是這期間興起的。
元朝末年的淮境戰亂
元朝末年，農民起義的烽煙四起，淮安路成為紅巾軍最早占領的地區之一，戰事尤為頻繁。早在至正十三年（公元1353年），元淮南行省平章政事達世帖睦邇即在淮南淮北等處招募壯丁，並總領漢軍、蒙古軍守御漕運中樞、長淮重鎮淮安。
次年6月，彭早住、趙均用率領的淮北紅巾軍就先後攻克抒胎、泅州。元軍潰敗後，元刊部尚書阿魯又募兵討伐泗州，被彭部將領薛顯擊敗。
至正十六年，元鎮南王孛羅普化、淮東廉訪使褚不華等鎮守淮安，趙均用與彭早住自泗州來攻，褚不華派劉甲守韓信城，相為犄角，劉甲屢戰皆勝。總兵與褚不華失和，將劉甲調離，韓信城遂失陷，淮安城成為孤立的據點。時義軍將淮安東、西、南三面包圍，北面又有大河為阻，加上褚不華與其他將領有矛盾，援兵觀望不前，守城元軍遂陷人糧盡援絕之境。同年十月，淮安城被義軍攻破，褚不華則被義軍臠割，孛羅普化亦被殺。時淮安僅剩“面張”、“裱王”、“槐樹李”等7家，幾乎是一座空城。
嗣後，趙均用稱永義王、彭早住稱魯淮王。至正十九年，趙均用兵敗北走山東，依附毛貴，淮安一帶遂被張士誠義軍占領。至正二十六年，徐達、常遇春完全攻克徐州以南張士誠轄境。四月，淮安、泗州被占領。攻淮安時，張士誠將領史文炳棄城而走，梅思祖出城迎降。時“江淮多流移之人，並安東、海寧（即海州）、沭陽、贛榆等州縣俱廢，其壯者已盡為兵，老幼無所歸依”，所至十室九空，滿目淒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