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 中文名：洪武二年
介紹,湖廣移民,不同說法,象徵符號,
介紹
由於孝感鄉在元明以來的“移湖廣實四川”歷史中發軔最早，居於源頭地位，因此名氣最大，影響最巨。以至到了明中期，儘管這一地理單元早已在湖廣消失了，但它在移民定居的四川地區，一直被湖廣移民及其後裔作為對原鄉的一種記憶保存下來，並通過口授和文字載體一代代流傳至今。
湖廣移民
大夏政權覆滅後，留居四川的楚籍將士和鄉人，為明初湖廣移民在四川的分布奠定了基礎，播撒了四川楚籍祖源的種子。蜀人楚籍記憶的濫觴，正是以此作為源頭的。
這集中體現在，後世蜀人在追溯祖先來源時，動輒就說遷川時間源自洪武2年（1369）。
在蜀人祖源記憶中，稱洪武2年入蜀的現象，主要存在於楚籍後裔中，尤其是在自稱是麻城孝感鄉的移民中得到了普遍認同。
這種祖源記憶，起源於何時尚待追溯，但在“民國”年間已形成一種“俗傳”“蜀語”，達到“人人言然”的程度。
在清朝及“民國”的四川家譜與地方志中，有關洪武2年入蜀的家族，遍布全川。
這些洪武2年入蜀的家族，大多系籍楚省，或經湖廣，或經麻城，或經孝感鄉入川。
不同說法
在洪武2年入蜀的家族中，又有不少人將祖先遷川原因記述為“奉檄入川”、“奉旨入川”、“奉詔入川”，更有的將“奉檄入川”的年代記為洪武2年。
眾所周知，洪武2年，四川還被大夏政權控制著。為什麼民間族譜普遍將家族由湖廣遷入四川的時間書寫為“洪武二年”？在洪武2年遷入現象背後，究竟隱藏著什麼奧秘？既以“奉檄入川”相傳，那么，究竟奉誰的旨意？是大夏政權的旨意，還是朱元璋明朝的旨意？還是另有原因？
對此，學界有3種觀點。第一，大夏說。祖籍麻城的氏族，大多是元末“東人避亂者”，大夏政權為“招鄉人以自固其勢”，故頒詔者當為明玉珍無疑。沿稱“洪武初遷蜀”的家族，是出於革除前朝“偽號”的需要。在明軍平蜀後，不得不避諱以稱之。為掩蓋這段歷史，他們及後裔便稱家族是“避紅巾之難入川者”；或改稱“奉檄入川”、“奉旨填蜀”。
第二，明朝說。早在至元24年（1364），朱元璋政權就開始了對鄂東麻黃地區的直接經營和控制。在這種情況下，大夏政權不僅沒有能力，而且也不可能越境到朱元璋控制的地盤招徠移民。因此，家譜上記載的洪武2年遷入四川的家族，絕非是回響大夏政權的詔令。那么，這些遷入家族所奉的旨意，必然不會來自大夏政權，只能是來自明朝。
第三，陳友諒軍民說。重慶學者岳精柱、程行在分析眾多洪武2年麻城孝感鄉民遷川的案例時指出，他們既非大夏，也非明朝，而是避難的陳友諒軍民：洪武2年，還是大夏政權控制巴蜀時期。這么多人一起從孝感鄉入川，是從軍，還是移民？洪武2年的湖北，早已是朱元璋的勢力範圍，大夏政權不可能到湖北徵召。因此，這些人應視為自發移民，也就是為躲避朱元璋追究的陳友諒軍民。
象徵符號
“洪武二年”不僅是四川移民遷徙源流上的一大難點，也是明朝移民史上一個令人費解的話題。環顧明初全國各地的移民活動，除確需以確切年份來書寫移徙事件外，通常都是以“洪武二年”這種紀年方式來加以表達。
四川“洪武二年”現象的產生，一般而言，通常應理解為“蜀人楚籍”在明軍平蜀後，出於“避忌”的一種行為表現。
四川各種地方文獻也無不證明，早在明軍平蜀前，已有各種類型楚籍民眾遷入四川，其中既有元末自楚避難入蜀者，也有追隨明玉珍入川者，他們一道構成“蜀人楚籍”的主體。
明朝定鼎天下後，這部分“蜀人楚籍”群體，為適應新政權革除“偽號”的需要，恥於再言及大夏，遂將原本於元末或大夏時期遷入的年代，轉寫成“洪武二年”。可見，“洪武二年”之於四川，實乃元明改朝換代背景下，附加在“蜀人楚籍”民眾身上的一種文化符號。
繼元末明初“徙楚實蜀”現象後，四川又在明末清初發生了再一次規模巨大、影響深遠的“湖廣填四川”移民運動。
為區分不同時代遷入的移民身份，有的遂將“洪武二年”作為劃分明初時代遷入者的識別標誌。
在清初以來的四川社會中，與明末清初新遷入的移民相對照，其中既有宋元時代遷入者，也有以“洪武二年”為標誌的明代遷入者，他們一起構成當地的“土著”，“俗稱本地人”。
由於這一划分符合四川歷史實際，不失為歷史時期四川人口來源構成的真實寫照，故這種認識逐漸積澱為四川民眾的一種集體記憶。
到了“民國”年間，當新一輪四川地方志和族譜編修高潮到來之際，“洪武二年”成為指代明初時代的一種象徵符號，被保存在地方民間文獻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