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戈爾:中國之旅》基於原始資料，致力於還原泰戈爾訪華的真實歷史圖景和價值，並簡單分析了中國現代知識分子對泰戈爾訪華的各種不同態度及原因；同時提出在新的時代背景下重新全面研究泰戈爾訪華的文化價值的必要性，因為在全球化語境下全面闡釋這一問題，不但可透視中國思想文化自身的複雜性，也可探索世界文化交流的規律性。
基本介紹
- 書名：泰戈爾:中國之旅
- 出版社：中央編譯出版社
- 頁數：259頁
- 開本：16
- 定價：58.00
- 作者：孫宜學
- 出版日期：2013年5月1日
- 語種：簡體中文
- ISBN：9787511710246
- 品牌：中央編譯出版社
基本介紹,內容簡介,作者簡介,圖書目錄,後記,序言,
基本介紹
內容簡介
《泰戈爾:中國之旅》全面梳理泰戈爾對中國文化的認知，泰戈爾與中國作家的關係、泰戈爾當下的意義等問題，突出泰戈爾作為國際主義者、中國作為泰戈爾國際主義世界的重要組成部分的意義。
在全球化的時代，此書對於重新審視泰戈爾與中國的關係，促進中印友好具有里程碑的歷史意義。
在全球化的時代，此書對於重新審視泰戈爾與中國的關係，促進中印友好具有里程碑的歷史意義。
作者簡介
孫宜學，男，1968年生，文學博士，現為同濟大學國際文化交流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曾在英國愛丁堡大學進行博士後研究，主要從事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泰戈爾與中國關係研究，已出版學術專著10餘部，編、譯著20餘部，在《文學評論》、《中國比較文學》等雜誌發表論文60餘篇，主持各類科研項目8項。現擔任中國比較文學學會理事、中國語文現代化學會理事、漢語國際傳播研究會副秘書長、“中歐學術連線（CEAN）”顧問等。曾獲教育部全國學校藝術教育先進個人、上海市教學成果二等獎等。
圖書目錄
序
泰戈爾小傳
上篇飛鳥翼影：泰戈爾的中國之旅
第一章新月耀東方
歐美“泰戈爾熱”
“遙寄”詩人表深情
世界詩人
初現研究高潮
兩種文化態度
喜從天降
講學社的使命
文化界的熱情
唯泰戈爾是談
好事自古多磨
東行漫記
第二章上海：詩人的聲音
滬上印度風
“歡喜的日子”
泛舟西湖
在上海的第一次談話
徜徉夜上海
第三章北上途中的風景
溯江北上
東南大學的花間樹下
泉城新顏
第四章北京：詩人的哀傷
警笛聲聲
應接不暇
在英美協會演講
暢遊北海
法源寺賞丁香
“覲見”溥儀
情不自禁
雩壇談東西文明
北京畫會談藝錄
水木清華
“竺震旦”的誕生
高山流水
反對聲浪涌
黯然神傷
日俄相邀
最後的演講
禪語佛心
《洛神》賦情
餘墨飄香
“三友圖”
第五章傷感的告別
詩人、軍閥與鄉村試驗
太原演講
漢口談教育
異樣的告別
東渡日本
第六章真情不改
第二次到中國
第三次到中國
中印學會
中國學院
日本的驅逐
詩人與中國抗日戰爭
為中國募捐
痛斥日本軍國主義者
綿亘不絕的友情
第七章永遠的緬懷
園丁輟耕
中華同悲
恆河詩魂
下篇園丁留痕：泰戈爾的中國影響
第一章一次不歡而散的文化聚會
歡迎與批評
時代的誤解
第二章胡適與泰戈爾
一
二
三
第三章徐志摩與泰戈爾
第四章林語堂、江紹原與泰戈爾
第五章梁啓超與泰戈爾
初緣——《大中華》視野中的泰戈爾
真摯友誼——泰戈爾在北京
指“泰”罵“梁”——誰別有用心
責任與信仰——梁啓超為什麼歡迎泰戈爾
第六章泰戈爾與周作人
“撒提”與“人的發現”及禮教
中國青年與“民眾運動”及“醉翁”
泰戈爾與耶穌及“隱士”
第七章中國接受泰戈爾略史
第一次“泰戈爾熱”（1913—1924）
平淡期（1925—1949）
沉默期（1950—1980）
第二次“泰戈爾熱”（1981年至今）
基本內容與態度
附錄中國關於泰戈爾的介紹、研究論文、著作目錄（1900—2012）
後記
泰戈爾小傳
上篇飛鳥翼影：泰戈爾的中國之旅
第一章新月耀東方
歐美“泰戈爾熱”
“遙寄”詩人表深情
世界詩人
初現研究高潮
兩種文化態度
喜從天降
講學社的使命
文化界的熱情
唯泰戈爾是談
好事自古多磨
東行漫記
第二章上海：詩人的聲音
滬上印度風
“歡喜的日子”
泛舟西湖
在上海的第一次談話
徜徉夜上海
第三章北上途中的風景
溯江北上
東南大學的花間樹下
泉城新顏
第四章北京：詩人的哀傷
警笛聲聲
應接不暇
在英美協會演講
暢遊北海
法源寺賞丁香
“覲見”溥儀
情不自禁
雩壇談東西文明
北京畫會談藝錄
水木清華
“竺震旦”的誕生
高山流水
反對聲浪涌
黯然神傷
日俄相邀
最後的演講
禪語佛心
《洛神》賦情
餘墨飄香
“三友圖”
第五章傷感的告別
詩人、軍閥與鄉村試驗
太原演講
漢口談教育
異樣的告別
東渡日本
第六章真情不改
第二次到中國
第三次到中國
中印學會
中國學院
日本的驅逐
詩人與中國抗日戰爭
為中國募捐
痛斥日本軍國主義者
綿亘不絕的友情
第七章永遠的緬懷
園丁輟耕
中華同悲
恆河詩魂
下篇園丁留痕：泰戈爾的中國影響
第一章一次不歡而散的文化聚會
歡迎與批評
時代的誤解
第二章胡適與泰戈爾
一
二
三
第三章徐志摩與泰戈爾
第四章林語堂、江紹原與泰戈爾
第五章梁啓超與泰戈爾
初緣——《大中華》視野中的泰戈爾
真摯友誼——泰戈爾在北京
指“泰”罵“梁”——誰別有用心
責任與信仰——梁啓超為什麼歡迎泰戈爾
第六章泰戈爾與周作人
“撒提”與“人的發現”及禮教
中國青年與“民眾運動”及“醉翁”
泰戈爾與耶穌及“隱士”
第七章中國接受泰戈爾略史
第一次“泰戈爾熱”（1913—1924）
平淡期（1925—1949）
沉默期（1950—1980）
第二次“泰戈爾熱”（1981年至今）
基本內容與態度
附錄中國關於泰戈爾的介紹、研究論文、著作目錄（1900—2012）
後記
後記
在鍵盤上故作莊嚴地敲打這些字時，我忽然意識到，我在泰戈爾與中國關係研究方面，竟已糾結了14個年頭。當年在圖書館中一次次翻閱泛黃的舊期刊的寂寞日子，似乎又閃現在眼前；尋尋覓覓、歷盡艱辛終於摸扒到相關資料的喜悅，此時似又在嘴角泛起。
2001年，我出版了第一本有關泰戈爾的書，名為《泰戈爾與中國》(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內容較雜，包括“泰戈爾在華經歷”，“泰戈爾在華演講精選”，“泰戈爾來華爭論文選”；2005年，應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之邀，將其中的“泰戈爾在華經歷”單獨出版，仍以《泰戈爾與中國》為名。後來，我又陸續整理出版了《不歡而散的文化聚會一泰戈爾來華講演及論爭》(安徽教育出版社，2007年)，《詩人的精神——泰戈爾在中國》(江西高校出版社，2009年)，並發表了一系列相關論文。我似乎在其中越陷越深，但樂趣也越來越大。在逐步熟悉泰戈爾這個在中國稱得上經典的流行作家的過程中，我似乎發現，人們可能比較願意固守自己對某人或事的固有看法，而不願意，或想不到換個角度，將熟悉的“陌生化”，就可獲得新的認識，獲得新的愉悅。泰戈爾的世界是一座巍峨的大山，我們很容易只看到“飛鳥”飛過、“園丁”荷鋤、“沉船”消失在地平線……就以為讀懂了這座山，而實際上只要我們稍微多往山上走一步，往山里多挖一鏟，就會有意料不到的驚喜等著我們。我想，自己可能會永遠讀不懂這座山，但我至少能做到每天儘可能多走一小步，多挖一鏟。
實際上，歷史上和現實中已有很多前輩已經或正在這座山上孜孜耕耘、播種，而我，目前仍只是在他們深翻過的土壤中刨一點食而已。譚中教授的一次次叮嚀和鼓勵，魏麗明教授的信任和熱情，於我都不啻為鞭策，並使我有了一種歸隊的感覺。我很享受這種感覺，也倍感壓力，因為這可能意味著我以後再無散兵游勇的自由愜意了。譚中先生慨然為這本小書賜序，我視為是自己被接納為這個平靜、努力的研究隊伍一員的標誌。
本書是在《泰戈爾與中國》一書基礎上，根據最新資料和研究成果全面修改而成，希望不會讓感興趣的讀者過於失望。
我與泰戈爾結緣，首先要感謝陳思和老師；1998年的一次河南之行，改變了我這十幾年的學術生活；恩師賈植芳先生一直關心著我的成長，也一直鼓勵我沿著這條道路認真走下去。2008年，先生仙逝，我至今仍時時懷念在他身旁放肆無忌的時光，這本小書，也是對他老人家的紀念。
感謝中央編譯出版社的編輯，使我的泰戈爾之旅得以延續。
我的研究生陸文媛幫我整理了1949年以後國內有關泰戈爾研究的部分論文和著作目錄，在此致謝。
感謝我的家人，容忍我一次次許諾之後仍只能以清苦為伴。沒有她們的支持，我可能早就半途而廢了。
感謝所有因泰戈爾結緣的學者、朋友。
感謝泰戈爾！
孫宜學
2012年6月25日
滬上“一步齋”
2001年，我出版了第一本有關泰戈爾的書，名為《泰戈爾與中國》(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內容較雜，包括“泰戈爾在華經歷”，“泰戈爾在華演講精選”，“泰戈爾來華爭論文選”；2005年，應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之邀，將其中的“泰戈爾在華經歷”單獨出版，仍以《泰戈爾與中國》為名。後來，我又陸續整理出版了《不歡而散的文化聚會一泰戈爾來華講演及論爭》(安徽教育出版社，2007年)，《詩人的精神——泰戈爾在中國》(江西高校出版社，2009年)，並發表了一系列相關論文。我似乎在其中越陷越深，但樂趣也越來越大。在逐步熟悉泰戈爾這個在中國稱得上經典的流行作家的過程中，我似乎發現，人們可能比較願意固守自己對某人或事的固有看法，而不願意，或想不到換個角度，將熟悉的“陌生化”，就可獲得新的認識，獲得新的愉悅。泰戈爾的世界是一座巍峨的大山，我們很容易只看到“飛鳥”飛過、“園丁”荷鋤、“沉船”消失在地平線……就以為讀懂了這座山，而實際上只要我們稍微多往山上走一步，往山里多挖一鏟，就會有意料不到的驚喜等著我們。我想，自己可能會永遠讀不懂這座山，但我至少能做到每天儘可能多走一小步，多挖一鏟。
實際上，歷史上和現實中已有很多前輩已經或正在這座山上孜孜耕耘、播種，而我，目前仍只是在他們深翻過的土壤中刨一點食而已。譚中教授的一次次叮嚀和鼓勵，魏麗明教授的信任和熱情，於我都不啻為鞭策，並使我有了一種歸隊的感覺。我很享受這種感覺，也倍感壓力，因為這可能意味著我以後再無散兵游勇的自由愜意了。譚中先生慨然為這本小書賜序，我視為是自己被接納為這個平靜、努力的研究隊伍一員的標誌。
本書是在《泰戈爾與中國》一書基礎上，根據最新資料和研究成果全面修改而成，希望不會讓感興趣的讀者過於失望。
我與泰戈爾結緣，首先要感謝陳思和老師；1998年的一次河南之行，改變了我這十幾年的學術生活；恩師賈植芳先生一直關心著我的成長，也一直鼓勵我沿著這條道路認真走下去。2008年，先生仙逝，我至今仍時時懷念在他身旁放肆無忌的時光，這本小書，也是對他老人家的紀念。
感謝中央編譯出版社的編輯，使我的泰戈爾之旅得以延續。
我的研究生陸文媛幫我整理了1949年以後國內有關泰戈爾研究的部分論文和著作目錄，在此致謝。
感謝我的家人，容忍我一次次許諾之後仍只能以清苦為伴。沒有她們的支持，我可能早就半途而廢了。
感謝所有因泰戈爾結緣的學者、朋友。
感謝泰戈爾！
孫宜學
2012年6月25日
滬上“一步齋”
序言
讀了孫宜學教授的《泰戈爾：中國之旅》一書使我非常激動。泰戈爾是我父親譚雲山一生中最關鍵的友人兼導師。譚雲山和泰戈爾成為增進中印友誼與了解的緊密同志與合作夥伴，共同建立“中印學會”與國際大學的“中國學院”。我不但在襁褓（剛生下兩個月）時期獲得泰翁給與的印度名字“Asoka”，而且是在泰戈爾靈感照耀下追隨父親的學術事業，畢生奉獻給“中印學”與“中印大同”（Chindia），“春蠶到死絲方盡”。我經常想：沒有泰戈爾就不會有譚雲山，就不會有譚中，自己這一生的事業是泰翁給我印度名字時就注定了的，我別無選擇，也義無他顧。
我想本書讀者應該知道泰戈爾的出身背景與文化特徵。泰戈爾的母親莎拉褡（Sharada）是印度孟加拉富裕家庭童婚、多產、長壽婦女的典型，泰戈爾是他父母親13個孩子中最小的一個。泰戈爾從小和父母親、7個哥哥、5個姐姐，外加嫂嫂、姐夫、侄子、侄女、外侄、外侄女共同生活在同一個親切、熱鬧、富有人情味的大院之中。在他幼年時代很少見到喜歡出外雲遊的父親，他的母親經管龐大的家務，也很少對他管教，他是和與他年齡差不多的姐姐、童婚嫂嫂、侄子、侄女、外侄、外侄女玩樂成長起來的，盡情享受天真、仁愛、和睦、關懷（包括純潔、高尚的異性交往）。這種環境使他後來發展出一種獨特的理論：認為人類最偉大的是童年，人們一到成人階段就喪失思想自由與高尚情操而變得世俗化、庸俗化、是非糾葛、利益矛盾。也是他小時候成長的那種環境使他的文學作品總是想和兒童對話，總是想美化兒童的天真無邪，儘量遠離成年社會的“假惡醜”現象。
泰戈爾是中國人民熟悉的印度“詩聖”。著名的印度獨立運動領袖聖雄甘地稱他為“Gurudeva”。這個名字的“guru”是老師的意思，“deva”是神的意思——“Gurudeva”是尊泰戈爾為“神聖的老師”，和中國把孔夫子稱為“至聖先師”相似。孔夫子是逝世一千多年後才被尊為“至聖先師”的，泰戈爾卻是在世的時候受到甘地、尼赫魯等社會領袖這樣的尊稱。所有和泰戈爾住在“和平鄉”（Santiniketan）國際大學校園的男女老幼都這樣稱呼他。1941年泰戈爾逝世，整個校園沉浸在悲痛之中。我弟弟譚立那時剛7歲，他用孟加拉文寫了一首詩說：“Gurudeva是我母親！”這是發自肺腑之言。我們可以想像泰戈爾是怎樣的印度“詩聖”。
泰戈爾既是大文豪（詩人、散文家、小說家、戲劇家），又是聖人、哲學家、教育家、社會活動家；他還是畫家、歌唱家。泰戈爾以詩出名，但也寫了許多好的小說與戲劇，它們又被拍成孟加拉語、印地語及其他印度語言的電影。泰戈爾的戲劇都是歌劇，經常上演。在印度的文化活動中，泰戈爾的歌也是娛樂的組成部分。這一切都有益於增進印度的精神文明，對印地語及其他印度地方語言的電影起著健康的保護作用，幫助印度大眾文娛活動抵制西方（特別是美國）色情、暴力文娛產品的腐蝕。泰戈爾寫的詩，譬如獲得1913年諾貝爾文學獎的《吉檀迦利》，是用簡練、活潑、明瞭、動人的話語把印度文明的傳統精髓提煉出來，雅俗共賞。其中最傑出的是“Mind Without Fear”（心無恐懼）那組詩，正像中國《義勇軍進行曲》一樣，也不知喚醒了多少愛國印度青年視死如歸地參加了抗英獨立運動。早在1915年中國共產黨成立以前，它的發起人之一及首任書記陳獨秀就把這首詩翻譯成中文，而且譯得有感情（不是機械地從字面翻譯）：
遠離恐怖心，矯首出塵表。
慧力無盡藏，體性遍明窈
語發真理源，奮臂赴完好，
清流徑寒磧，而不迷中道。
行解趣永曠。心徑資靈詔。
挈臨自在天。使我長皎皎。
中國過去和現在很多論者都把泰戈爾形容為“宗教詩人”（有人甚至莫名其妙地說他是“多神教徒”或“泛神論者”），這是很大的誤解。泰戈爾的父親和哥哥都是印度教改良運動的急先鋒，建立起廢除偶像崇拜的“梵社”（Brahmo Samaj）。泰戈爾從年輕時開始就幫忙組織並帶領侄子、侄女在“梵社”集會上唱歌，因而出名，也是這樣自然而然成為詩人與歌曲作家的。他又作詞又作曲，一共作了2232首歌，不可謂不多矣！他又是人類有史以來唯一的兩個“國歌”（印度的和孟加拉國的）的作者。再有，斯里蘭卡國歌的作曲者潵瑪拉昆（Ananda Samarakoon）也是泰戈爾的弟子，使得斯里蘭卡國歌充滿泰戈爾音樂的風味。南亞三個國家的將近14億人口每天受著泰戈爾音樂的薰陶向新時代高歌邁進，這也是當代國際關係的奇聞佳話。
泰戈爾的詩和他的歌在印度受到普遍愛好，印度西孟加拉邦和孟加拉國的男女老少都愛朗誦與歌唱。有個名叫“摩妮”（Muni）的孟加拉語婦女，年輕時在“和平鄉”我們家當保姆，後來結婚又變成寡婦（兒子媳婦對她並不孝順）。1959年我到新德里教書把她帶去和我們住在一起幫忙做飯、看家，她沉默寡言，但時常哼什麼曲子。後來我和內人仔細傾聽，原來她在唱泰戈爾的歌聊以自慰。一個不識字、從中年開始守寡、有過許多不幸經歷的印度婦女，竟在泰戈爾詩歌的鼓舞下得到人生的樂趣與安慰，使我們非常感動。我們在自己的生活中實際體會到泰戈爾詩歌的巨大威力，認識到泰翁的文學作品都是美好感情的表達，都有一種理想、一種真摯、一種仁愛、一種安慰。
泰戈爾在中國說過：“我不可能由於周圍的人有某種宗教信仰而隨之信教”。那些說泰戈爾是“宗教詩人”、“多神教徒”或“泛神論者”的人是不了解泰戈爾超越了庸俗性“宗教”的崇高思想境界。印度有人評論說，泰戈爾的“神”不在廟中而在心中，他從大自然現象與人們的生活中處處看見“神”，隨時與“神”對話。這話有道理。泰戈爾採用“讚歌”形式的詩歌中經常有“他”、“主”、“父”這樣的辭彙，看起來帶點宗教色彩，實際上不是對“神”的讚揚（因為他從小就沒有偶像崇拜），而是歌頌“真善美”。“真善美”就是他的神，或者說，泰戈爾是個虔誠的“真善美”教徒。
中國兩千多年歷史上有過成百的、外來（多半來自印度）的、堅持儉樸生活的、從不想家、四海為家的高僧，1924年4月29日至5月4日，泰戈爾住在北京清華大學校園中，他忽然對梁啓超說，他怎么覺得到了中國就像回家一樣，可能他前世就是那些來華高僧之一。泰戈爾的的確確是繼承了古人那種把宇宙當做祖國的國際主義者。他在1916年寫道：“我們將在人—神大道上漫步，高唱超越人類之歌……我們會把那偉大世界的大道當做自己的國家。”他不但憧憬著超越國界的大道，而且試圖在現代狹隘民族主義荊棘叢生的地球上走出這條大道來。他於1920年12月從紐約寫信給正在他辦學的印度和平鄉訪問的中國作家許地山說：“對我們來說，只有一個國家，那就是世界。我們只有一個民族，那就是人類。”他又說：“讓那幻覺中的地理障礙至少在印度的一塊地方消失，讓和平鄉變成那塊地方吧！”（以上的話及本文所有泰翁引語都是譚中本人的翻譯，例外的當會註明）泰戈爾把他辦的學校取名為“Visva-Bharati”。這個名字是泰戈爾把古印度《吠陀經》（Veda）上一句格言“yatravisvam bhavatiekanidam”（全世界在一個鳥巢中相會）壓縮而成，中國通常說的泰戈爾的“國際大學/Visva-Bharati”，真正的意思是“使世界聚會的鳥巢”。
泰戈爾對中國的深厚感情是在他1924年訪華之前就奠定了的。一方面因為他是國際主義者，另一方面，他的家庭背景就是對中國嚮往的。他的祖父德瓦侃納特·泰戈爾（Dwarkanath Tagore）和中國有生意來往，他父親迪本德拉納特·泰戈爾（Debendranath Tagore）曾於1877—1878年唯一的一次出國遠行就是到中國訪問。父親迪本德拉納特從中國回家以後又是寫文章，又是和親朋好友談論中國。印度民間有閒談的嗜好，孟加拉人更是滔滔不絕。我們可以想像泰戈爾的父親從中國回去後在大家庭幾十人的集體中掀起的談論中國的熱烈，對當時還不到20歲的泰戈爾來說一定是影響很大的。3年以後（1881年），20歲的泰戈爾就用孟加拉文發表一篇文章，題目是：“在中國的謀財害命貿易”（ChineMaraner Byabsa/Death Traffic inChina）。文章譴責英國對華的鴉片貿易與鴉片戰爭。他在1921年先用孟加拉文、然後翻譯成英文發表的《文化的團結》（SiksharMilan/Union ofCultures）的文章中寫了這樣一段話：“佛陀感覺到人類是偉大團結的合成，他的啟示傳到中國變成不朽泉源中發出的力量。可是，現代要建立帝國的商人為了貪孌，背棄了這一團結的真理，竟無恥地把致命的鴉片毒物送到中國，不，是用炮口硬塞進中國的喉嚨。”
泰戈爾1923年接到中國邀請信後非常激動。那時中國兵荒馬亂，中國到處都是土匪的信息在全球風傳，泰戈爾頗有所聞。但他那人類“性善”的信念以及盼望觀光中國的饑渴使他產生一種想要在中國被土匪綁架的新奇念頭。1923年11月他病好了以後寫信給一位比他年輕得多的女友人，其中這樣寫道（原文由友人鄔瑪·達斯古普多UmaDasGupta教授譯成英文，我再譯成中文）：“如果那兒（中國）的土匪把我綁架，我就可以好好休息幾天。但不知道他們會要求多少贖金——我想大概不超過二三十萬。不過要看我的同胞能不能湊齊這筆錢。如果湊不齊的話，那我就得留起辮子，討箇中國老婆，在中國快快樂樂過日子了。”這是印度好友鄔瑪·達斯古普多教授供給的、尚未發表的信息。許多年後，泰戈爾在波斯訪問時談到他在中國想被土匪抓去的念頭，他的波斯主人對他說，中國土匪尊敬長老，不會抓你這種模樣的人。如此看來，泰戈爾這想讓中國土匪綁架的奇想還不是曇花一現的念頭，我們從這一點上也看出他是對中國感情特別豐富的慈祥老人。
泰戈爾1924年訪華時已經超越花甲“耳順”之年。他在北京美好地度過63歲（按中國算法是64歲）壽誕，使得那次生日成為他一生中最難忘的一天。他在臨終前不久作詩寫道：
……
記得我去中國
陌生人在我前額
點了友誼的紅色，
稱我為親者。
不知不覺地
陌生感消失。
意料不到的
歡樂情誼顯現
一個永恆的人。
我得了中文名，
身穿中式裳。
我心中豁然開朗
友誼來臨
使我新生。他賜給我生命之珍。
……
泰戈爾一生不知出外旅行多少次、不知訪問過多少國家，也在國外度過生日，卻沒有作過第二首這樣興奮的外訪回憶詩，沒有在別的寫作中這樣生動地回憶自己生日的細節，沒有這樣用中印友誼“使我新生”、象徵著“神”所賜予的“生命之珍”來形容過他在別國享受的國際友誼。這短短的幾句話中真不知蘊藏著多少值得大書特書的泰翁與中國的交融與激盪的精神財富，值得我們好好發掘。 泰戈爾高度讚揚中國與中華文明。他在中國講演時說：“你們（中國）的古老文明使心靈的土壤變得肥沃。它永恆的人道風格使得屬於它的所有一切都富有生命力。如果不是顯著的人道主義，如果不是它精神生命的豐富，這一文明是不會持續這么久的。”“我曾經對自己說：中國人民是偉大的人民。我記得曾經對那些毫不尊重你們、到這兒來剝削你們以及對你們文明所作貢獻忘恩負義的人表示憤怒。”
泰戈爾在1924年對華講演時就已提到，但在1937年國際大學中國學院開幕典禮上完整表達出下面這段讚賞中國文化的頗為新穎的話：“沒有任何更值得一提的是：中國文明漂亮的精神使得人們愛物質卻毫不貪婪，使他們喜愛這世界的事物，給它們披上溫柔仁慈的外衣，他們自己沒有變成物質主義者。他們本能地掌握了事物旋律的秘密——並不是科學中強力的秘密，而是表現的秘密。這是偉大的本領，因為只有神才能知道這一秘密。我羨慕他們這種本領，希望我們同胞能與他們分享。”
泰戈爾並不反對科學，並不反對物質文明高度發達，他強烈反對的是西方文明那種“物質主義者”的貪婪以及他們肆意踐踏東方文明所提倡的人道主義。他說：“對我來說人類是豐富、龐大與多方面的。所以當我發現在西方世界為了物質利益而傷害人的品格、把人貶值為機器的時候，我深為傷感。”
現在中國人們經常討論在國際場合缺乏“話語權”，印度在這方面卻有相對優勢。從這一角度來看，泰戈爾在國際場合是最有“話語權”的。其實他也沒有去爭取過，他從來沒聽說過“文化是軟實力”這樣的話。泰戈爾從小是在既西洋化又富有印度、波斯等東方文化傳統的家庭社會環境中成長的，對西方文明的了解極為深刻。1913年泰戈爾作為第一位東方人獲得被西方（特別是英、美）作家長期壟斷的諾貝爾文學獎本身就意味著西方世界敞開懷抱接受泰戈爾的思想。1915年英王授予他“爵士”榮譽，1919年他抗議英國血腥鎮壓印度民眾運動而宣布捨棄這一榮譽。泰戈爾會用英文與西方社會精英交往，他的文學成就與崇高思想受到西方文化界和學術界敬佩，更可以說，他的思想變成了20世紀西方文明新思潮的一部分。這樣他才自然而然享受國際“話語權”。
泰戈爾簡直變成白種人的棕種代言人。泰戈爾1914年5月1日寫給英國詩人穆爾（Thomas Sturge Moore）的信中說：“我認為西方幸運，有機會通過《聖經》的媒介吸取東方的精神。”泰戈爾1919年10月14日寫給法國文學家、諾貝爾獎金獲得者羅曼·羅蘭（Romain Rolland）的信中說：“我看廣大亞洲大陸沒有哪一個角落真正對歐洲有好感。”泰戈爾1929年7月9日寫給自己的英國好友（兼義務秘書）安德魯斯（C.F.Andrews）的信中說：“我們東方人已經被西方羞辱得太久了。”泰戈爾在《亞洲回響新時代號召》文章中說：“我敢說如果亞洲沒有完全覺醒歐洲也得不到解放。”
在他1939年寫給印度友人阿密雅·查克拉巴迪（Amya Chakrabarty）的信中，泰戈爾形容聖雄甘地“手握魔棒，把國家（印度）從導致它衰亡的僵死的癱瘓中喚醒，使它對自己的力量感到自信，宣布非暴力為勇者的真實信念。”泰戈爾與甘地雖然各有各的志趣與主張，卻是印度反帝獨立運動的同志與戰友。事實上，列寧也很敬仰泰戈爾，而且認真讀了泰戈爾1917年寫的《民族主義》。
泰戈爾把自己的生存完全陶冶在大自然的懷抱之中，他在中國講演時說：“對我最重要的事是：我從來不對周圍的世界的一切事物感到枯燥乏味。對我來說，雲兒就是雲兒，花兒就是花兒，這就足夠了，因為它們直接和我對話，因為我決不能對它們冷淡。”泰戈爾從小體驗到大自然與童真的內在關係，他對社會人情把這一關係逐漸切斷而發出抗議，因而發展出自己的“天人合一”的生活方式。他有兩大生活習慣：早起與敞開窗戶。他總是在日出前起床，觀察黎明的景象，從中悟出許多重大理論，也極大地豐富了他文學作品中的朝氣。和平鄉氣候炎熱，但泰戈爾連正午也把窗戶敞開，讓陽光照耀到屋子裡來。雨季的時候，風雨雷電交加，泰戈爾也把窗戶敞開，讓風雨雷電和他的身體與思想交流，他的詩中充滿了對雷雨的繪描，這也只有像他那樣有“天人合一”切身體驗的作家才能描寫出來。
泰戈爾這種“天人合一”的生活方式以及對大自然的愛好，使他在自己辦的新型“國際大學”採用樹下上課的規則，有點發揚古代傳統的意思，因為印度古代的聖哲都是在森林中修道並傳授弟子的。這種學習方式加上校園內載歌載舞的氣氛使得下一代身體健康、心境開朗、精神瀟灑、志氣磅礴、性格和諧。國際大學學生都喜歡唱《我們的和平鄉》這首歌，它對培養人的樂觀主義很有幫助。我這么說不是憑空想像、不是教條式宣傳，而是根據自己(還有我弟妹)的切身體驗。泰戈爾的“和平鄉”的確能陶冶個性，的確有魅力。郭沫若年輕時在日本很敬仰泰戈爾，也被他從來沒有體驗過的“和平鄉”的魅力所吸引。他在1920年寫的《晨安》詩中有：
晨安！Bengal的泰戈爾呀！
晨安！自然學園裡的學友們呀！
1921年郭沫若從日本坐船回國，在上海看到祖國的海岸時即興作了《黃浦江口》，詩中說：
平和之鄉喲！
我的父母之邦！ 《晨安》詩中的“自然學園”當然指的是樹下上課的泰戈爾的“和平鄉國際大學”，那對他一定是很有吸引力的。可是，1921年中國怎么會是“平和之鄉”呢？！很明顯，他詩中這“平和之鄉”是暗指泰戈爾的“和平鄉”，他把“和平鄉”說成“我的父母之邦”是表達一種希望中國未來和平的理想信念，也說明當時他對泰戈爾“天人合一”理想境界的憧憬。
泰戈爾堅決主張男女平等。起初他寫些文章批評社會風俗習慣，後來他改變方針，用他的社會影響開展社會文娛活動來增加婦女進人上層社會的機會，創造了“Rabindra sangeet/泰戈爾音樂”(包括歌舞)，其中女主角與男主角地位平等。由於“泰戈爾音樂”變成了孟加拉與印度上層社會文化生活的一部分，參加到“泰戈爾音樂”活動中的婦女自然而然變成與男性平起平坐的上層社會成員。現在，印度女性、尤其是孟加拉女性中有一種以擅長朗誦、唱歌、舞蹈、演戲為榮的風尚。印度至今年輕人婚姻大事仍然由父母操辦(不聽父母之命的例子雖然慢慢多起來，但還是少數)，父母總是花大力氣百般挑選未來的媳婦或女婿。年輕婦女有“泰戈爾音樂”素養與特長的身價就高。就這樣，泰戈爾用文化的手段提高了婦女地位，幫助印度婦女進入社會主流，印度傳統男尊女卑的陋習因此減少。這是十分值得中國學習的。
泰戈爾1937年在國際大學中國學院開幕式上說了許多有關中華文明的具有深刻意義的話。泰戈爾說：
“是合作與愛心、互助互信創造文明的力量和真實優點。新的精神與道德力量應該繼續發展，使人類吸收科學的成就，管制他們的武器和機器，不然的話，武器和機器就會統治與奴役人類。我知道，很多人會指出中國和印度的衰弱，受到世界殘酷侵略的強國的蹂躪，為了避免毀滅必須強調強力與發展。……我們必須懂得對付強國的傲慢而保衛我們人類，卻應該小心別仿效它們，使我們自己也變得殘酷，把我們人類值得保衛的價值葬送。”
這段話中說到的“精神與道德力量”必須管制“武器和機器”指的就是精神文明要指導物質文明，就是《周易·系詞》所說的：“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的基本精神。泰戈爾一貫認為：中國和印度文明因為具有愛心得以持續幾千年，兩大文明的影響使得東方傳統色彩與和諧氣氛濃厚。西方卻由於提倡強力而充滿衝突、戰爭、毀滅，西方強國把自己的幸福建築在別人的痛苦上。地緣政治範式提倡的“國富民強”的發展道路與地緣文明範式提倡的世界大同道路是分道揚鑣的，一條引導人類走向毀滅，另一條把人類從災難中拯救出來。泰戈爾苦口婆心地勸告人們在這兩條道路上有所選擇。我想在這一點上，泰戈爾在東西方現代思想界是處於超前地位的。1924年泰戈爾對中國知識界說：
我堅信在東方我們主要的特點不是靠占別人的便宜花太高的代價去贏得成功，而是以“dharma”(道)為理想並求得其實現。讓東方的覺醒使我們自覺地發現我們文明的精髓與普世意義吧！讓我們把前路的廢墟搬掉，使我們的文明解脫那不斷產生污穢的停滯不前的枷鎖，使它成為溝通人類不同種族的偉大渠道吧！
泰戈爾這段話中的“廢墟”與“枷鎖”既指東方精神文明傳統的缺點，也指西方物質文明的“污穢”，他要以一種革新的精神來重建新時代的“道一器”結合。正當西方文明出現危機(爆發了人類有史以來最愚蠢與殘忍的第一次世界大戰)之際，許多西方明智之士都贊同泰戈爾這種觀點。可是，剛剛開始覺醒的中國知識界卻沒有看得這么遠、想得這么遠。舉例來說，與泰戈爾同時的對中西文明都有所了解的鄭觀應在其名著《盛世危言》一書中作為導言的“道器篇”中也以《周易·系詞》的“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立論，卻認為中華文明“道一器”的發展有很大偏向，落後於西方了。他說：
古人名物象數之學流徒而入於泰西。其工藝之精，遂遠非中國所及。蓋我務其本，彼逐其末；我窮事物之理，彼研萬物之質。秦漢以還，中原板蕩，文物無存，學人莫窺製作之原，循空文而高談性理。於是，我墮於虛，彼征諸實。不知虛中有實——實者，道也，實中有虛——虛
者，器也。
鄭觀應提倡“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他的觀點屬於《周易》“道一器”二元論範疇，和泰戈爾的觀點基本沒有衝突，但他對“器”的強調是泰戈爾所忽略的。從鄭觀應上面這段話以及他所有言論、著作、建議來看，表明了中國決定拜侵略者為師，“師夷之長”、以放棄“道”為代價、專攻西方的“器”，以變成西方列強那樣的“富強”狀況，這是泰戈爾沒想到的。
我們細讀泰戈爾訪華後自編的《泰戈爾在華講演集》(RabindranathTagore：Talks in China)，那是相當完整地總結了泰戈爾的思想的、可以稱之為“中印聯合振興東方文化”的論著，對指導今後中印發展友好合作關係以及中國和印度今後文化發展都有積極建設意義。為什麼泰戈爾當時在華講演並沒有立竿見影呢？一則他在中國講演時多半是即興講話，二則翻譯很難完善，三則《講演集》是事後整理加工的，因此不能要求中國聽眾對《講演集》的內容完全聽得明白、了解透徹。我們再看陳獨秀、瞿秋白等人對他的批評，更不能說是針對了泰戈爾講演的內容的。現在有人評論說，當時是以泰戈爾在華的講演及其哲學與文學思想作為焦點而展開了一場“東西文化論戰”，其實不太符合當時的情景。我覺得當時引起了一些不愉快的事件的真正原因在於陳獨秀個人地位與政治處境的轉變。
前面我引了陳獨秀1915年傑出地翻譯泰戈爾《吉檀迦利》的那組“MindWithout Fear”詩可以說是他“心無恐懼”，想利用泰戈爾的文藝威力來喚醒中國人民振興中華。到了1924年陳獨秀成為中國共產黨書記，他對泰戈爾的文藝威力的信念沒變，可是他那“心無恐懼”卻變成“心存恐懼”，害怕泰戈爾的文藝威力加上對東方文明的宣揚會使得中國年輕人喪失革命的意志，因為中國當時的革命宣傳是以推翻中國傳統舊禮教為基礎的。這一點可謂泰戈爾1921年訪華遇到不快的關鍵原因。事實證明，陳獨秀的“恐懼”是莫須有的。
孫教授這本書詳細又生動地記述泰翁與中國文化人和文學家的交融與激盪，情節緊湊，讀者一翻開就擱置不下，從頭到尾不能釋手。我對泰翁的研究雖然有半個世紀，也從孫教授這本書中獲益匪淺。它將受到廣大讀者歡迎是毋庸置疑的。泰翁1924年訪華在中國造成的“泰戈爾熱”在這本書中生動地反映出來，可是在中國、在印度、在國際學術界卻還有人形容泰翁是“不受歡迎的客人”(unwelcome guest)。我想現在應該是消除這些誤解、重新整理公眾認識，恢復歷史原狀的時候了。
現代覺醒的過程中，中國曾經走過一些彎路，包括錯誤批判中華文明數千年來積累的豐富傳統智慧，也包括揚棄“和為貴”、“仁義道德”等優秀傳統，現在才發現有補課的必要。中共中央十七屆六中全會的《決議》，號召用文化引領時代風尚，開發民族凝聚力和創造力的源泉，豐富人民精神生活、維護國家文化安全、增強國家文化軟實力與加強綜合國力競爭。中國有位文化專家說：“種種危機呼喚人本主義在否定之否定意義上的繼承和發揚，既要強調作為個體的自由與權利，尊重人的本能欲望，不可‘盡天理，滅人慾’；也要抑制人的過度膨脹，不可走向另一極端，‘為人慾，滅天理’。人類欲望的無限膨脹，必致人類自我毀滅。”泰戈爾1924年在中國講演時說：“人類內在的不可抗拒的力量展現成形，發出勝利的聲音，宣布不再馴服於外界軀體龐大野獸的壓迫……在我們的社會生活中也一樣，正當某種強力聚集在生活安排之外，形成奴役我們內在力量的一種威脅的時候，革命就發生了。”
泰戈爾的話修正了前一種把文化看成既發揚“天理”，又提倡“人慾”的灰色地帶的觀點，我們貫徹《決議》就應該以“真善美”為標準去區分“文化”與“偽文化”。泰戈爾用詩化了的語言尖銳指出人類生存中“獸性”與“人性”不斷衝突而產生人們所樂見、樂行的文化旋律，不斷排斥假惡醜的“偽文化”。
泰戈爾所洞察的人類生活現實充滿著“道”與“魔”、真理與邪惡的衝突，但前者必勝。這就是印度“降魔”傳統的信心。中國有位專家說，文學“被公認為‘人學’，就是因為它所表現的對象和服務的對象都是以‘人’為中心的，懲惡揚善、創美拒醜、斥假求真，始終是它的內在良知和追求。這樣，文學就潛移默化地處在了感染人們道德、情操、品質的先鋒位置上”。泰戈爾的作品正是這樣的文學。他愛好生活，在體驗生活中觀察生活，觀察人與社會，觀察大自然，他不忽視生活的黑暗面，卻拒絕當“魔鬼的代言人”。他的觀察把生活的意義、生活的精髓提煉出來。是這種對印度傳統文明的提煉使得他的《吉檀迦利》的詩句感動世界，1913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印度教格言“satyam，shivam，sundaram”被中國譯成“真善美”，成為中國理想的意識形態。我想反覆強調的是：泰戈爾文學內容是“真善美”的演義，因此精神感染力特彆強大。相比之下，中國當今有些年輕作家矢志得獎，在西方時髦的慫恿下寫出許多驚悚、盜墓、穿越等自己認為“不俗”的作品，卻提煉不出生活中的“真善美”，成不了文學精品。
泰戈爾的作品可謂平凡得不能再平凡，卻又是傑出得不能再傑出。讓我舉個例子，下面翻譯的是他寫的《我的歌》(My Song)：
我的歌，
你會被它的音樂環繞。
孩兒呀！
它向你伸展愛的懷抱。
我的歌，
它會像祝福的吻
親你的前額。
它會陪伴你，
和你咬耳
當你獨處的時刻：
它會保護你，
你在人群中的時刻
就會出類拔萃。
我的歌，
它長著雙翅
送你入夢，
你的心靈
會走近陌生之境。
你前路遇到黑暗，
它會在你頭上照亮，
像顆忠誠的星。
我的歌，
它就坐在你瞳孔之中
把你的眼光
送進事物的核心。 如果死亡奪走我的聲音，
我的歌仍會講話
在你活著的心中。
這是從原詩的英譯再譯了一次，可以看出原汁原味的孟加拉詩多么美妙。我們看出，泰戈爾的文學靈感不是挖空心思去追捕的，而是從人與人之間的和諧、親切、仁愛、關懷、互信、團結的社會大氣層中自由汲取。泰戈爾從來不向西方文學作品獵奇，不去鑽那些暴力、淫穢的歪門邪道。他專心致志地從自己與周圍的實際生活中發掘團結友愛的事例，使它們成為自己寫作中的亮點。他的文藝創作又變成廣大社會文化生活的一部分，他作品中洋溢的愛心無形地灌輸到社會風氣與道德之中。和中國相比，印度社會比較和諧，愛心很濃厚，很少發生為了貪圖利益而傷天害理的事件，這一切和泰戈爾的貢獻都是分不開的，更值得中國學習。
“詩以言志”，一個偉大的詩人首先是具有偉大人格的人。有了偉大的人格才能“心隨朗月高，志與秋霜潔”；有了偉大的人格就會有像泰翁那樣對人類的豐富感情，就會用活生生(不是說教式)的簡練言辭來表達內心的情感。泰戈爾是偉大的精神文明的產物，泰戈爾的作品又反過來創造了當代印度的文藝復興，豐富了印度的偉大精神文明。中華文明也是偉大精神文明，將來一定會產生一個或數個泰戈爾那樣的文學巨匠的，中國一定會出現文藝復興的，我們翹首以待。
譚中
2012年8月
我想本書讀者應該知道泰戈爾的出身背景與文化特徵。泰戈爾的母親莎拉褡（Sharada）是印度孟加拉富裕家庭童婚、多產、長壽婦女的典型，泰戈爾是他父母親13個孩子中最小的一個。泰戈爾從小和父母親、7個哥哥、5個姐姐，外加嫂嫂、姐夫、侄子、侄女、外侄、外侄女共同生活在同一個親切、熱鬧、富有人情味的大院之中。在他幼年時代很少見到喜歡出外雲遊的父親，他的母親經管龐大的家務，也很少對他管教，他是和與他年齡差不多的姐姐、童婚嫂嫂、侄子、侄女、外侄、外侄女玩樂成長起來的，盡情享受天真、仁愛、和睦、關懷（包括純潔、高尚的異性交往）。這種環境使他後來發展出一種獨特的理論：認為人類最偉大的是童年，人們一到成人階段就喪失思想自由與高尚情操而變得世俗化、庸俗化、是非糾葛、利益矛盾。也是他小時候成長的那種環境使他的文學作品總是想和兒童對話，總是想美化兒童的天真無邪，儘量遠離成年社會的“假惡醜”現象。
泰戈爾是中國人民熟悉的印度“詩聖”。著名的印度獨立運動領袖聖雄甘地稱他為“Gurudeva”。這個名字的“guru”是老師的意思，“deva”是神的意思——“Gurudeva”是尊泰戈爾為“神聖的老師”，和中國把孔夫子稱為“至聖先師”相似。孔夫子是逝世一千多年後才被尊為“至聖先師”的，泰戈爾卻是在世的時候受到甘地、尼赫魯等社會領袖這樣的尊稱。所有和泰戈爾住在“和平鄉”（Santiniketan）國際大學校園的男女老幼都這樣稱呼他。1941年泰戈爾逝世，整個校園沉浸在悲痛之中。我弟弟譚立那時剛7歲，他用孟加拉文寫了一首詩說：“Gurudeva是我母親！”這是發自肺腑之言。我們可以想像泰戈爾是怎樣的印度“詩聖”。
泰戈爾既是大文豪（詩人、散文家、小說家、戲劇家），又是聖人、哲學家、教育家、社會活動家；他還是畫家、歌唱家。泰戈爾以詩出名，但也寫了許多好的小說與戲劇，它們又被拍成孟加拉語、印地語及其他印度語言的電影。泰戈爾的戲劇都是歌劇，經常上演。在印度的文化活動中，泰戈爾的歌也是娛樂的組成部分。這一切都有益於增進印度的精神文明，對印地語及其他印度地方語言的電影起著健康的保護作用，幫助印度大眾文娛活動抵制西方（特別是美國）色情、暴力文娛產品的腐蝕。泰戈爾寫的詩，譬如獲得1913年諾貝爾文學獎的《吉檀迦利》，是用簡練、活潑、明瞭、動人的話語把印度文明的傳統精髓提煉出來，雅俗共賞。其中最傑出的是“Mind Without Fear”（心無恐懼）那組詩，正像中國《義勇軍進行曲》一樣，也不知喚醒了多少愛國印度青年視死如歸地參加了抗英獨立運動。早在1915年中國共產黨成立以前，它的發起人之一及首任書記陳獨秀就把這首詩翻譯成中文，而且譯得有感情（不是機械地從字面翻譯）：
遠離恐怖心，矯首出塵表。
慧力無盡藏，體性遍明窈
語發真理源，奮臂赴完好，
清流徑寒磧，而不迷中道。
行解趣永曠。心徑資靈詔。
挈臨自在天。使我長皎皎。
中國過去和現在很多論者都把泰戈爾形容為“宗教詩人”（有人甚至莫名其妙地說他是“多神教徒”或“泛神論者”），這是很大的誤解。泰戈爾的父親和哥哥都是印度教改良運動的急先鋒，建立起廢除偶像崇拜的“梵社”（Brahmo Samaj）。泰戈爾從年輕時開始就幫忙組織並帶領侄子、侄女在“梵社”集會上唱歌，因而出名，也是這樣自然而然成為詩人與歌曲作家的。他又作詞又作曲，一共作了2232首歌，不可謂不多矣！他又是人類有史以來唯一的兩個“國歌”（印度的和孟加拉國的）的作者。再有，斯里蘭卡國歌的作曲者潵瑪拉昆（Ananda Samarakoon）也是泰戈爾的弟子，使得斯里蘭卡國歌充滿泰戈爾音樂的風味。南亞三個國家的將近14億人口每天受著泰戈爾音樂的薰陶向新時代高歌邁進，這也是當代國際關係的奇聞佳話。
泰戈爾的詩和他的歌在印度受到普遍愛好，印度西孟加拉邦和孟加拉國的男女老少都愛朗誦與歌唱。有個名叫“摩妮”（Muni）的孟加拉語婦女，年輕時在“和平鄉”我們家當保姆，後來結婚又變成寡婦（兒子媳婦對她並不孝順）。1959年我到新德里教書把她帶去和我們住在一起幫忙做飯、看家，她沉默寡言，但時常哼什麼曲子。後來我和內人仔細傾聽，原來她在唱泰戈爾的歌聊以自慰。一個不識字、從中年開始守寡、有過許多不幸經歷的印度婦女，竟在泰戈爾詩歌的鼓舞下得到人生的樂趣與安慰，使我們非常感動。我們在自己的生活中實際體會到泰戈爾詩歌的巨大威力，認識到泰翁的文學作品都是美好感情的表達，都有一種理想、一種真摯、一種仁愛、一種安慰。
泰戈爾在中國說過：“我不可能由於周圍的人有某種宗教信仰而隨之信教”。那些說泰戈爾是“宗教詩人”、“多神教徒”或“泛神論者”的人是不了解泰戈爾超越了庸俗性“宗教”的崇高思想境界。印度有人評論說，泰戈爾的“神”不在廟中而在心中，他從大自然現象與人們的生活中處處看見“神”，隨時與“神”對話。這話有道理。泰戈爾採用“讚歌”形式的詩歌中經常有“他”、“主”、“父”這樣的辭彙，看起來帶點宗教色彩，實際上不是對“神”的讚揚（因為他從小就沒有偶像崇拜），而是歌頌“真善美”。“真善美”就是他的神，或者說，泰戈爾是個虔誠的“真善美”教徒。
中國兩千多年歷史上有過成百的、外來（多半來自印度）的、堅持儉樸生活的、從不想家、四海為家的高僧，1924年4月29日至5月4日，泰戈爾住在北京清華大學校園中，他忽然對梁啓超說，他怎么覺得到了中國就像回家一樣，可能他前世就是那些來華高僧之一。泰戈爾的的確確是繼承了古人那種把宇宙當做祖國的國際主義者。他在1916年寫道：“我們將在人—神大道上漫步，高唱超越人類之歌……我們會把那偉大世界的大道當做自己的國家。”他不但憧憬著超越國界的大道，而且試圖在現代狹隘民族主義荊棘叢生的地球上走出這條大道來。他於1920年12月從紐約寫信給正在他辦學的印度和平鄉訪問的中國作家許地山說：“對我們來說，只有一個國家，那就是世界。我們只有一個民族，那就是人類。”他又說：“讓那幻覺中的地理障礙至少在印度的一塊地方消失，讓和平鄉變成那塊地方吧！”（以上的話及本文所有泰翁引語都是譚中本人的翻譯，例外的當會註明）泰戈爾把他辦的學校取名為“Visva-Bharati”。這個名字是泰戈爾把古印度《吠陀經》（Veda）上一句格言“yatravisvam bhavatiekanidam”（全世界在一個鳥巢中相會）壓縮而成，中國通常說的泰戈爾的“國際大學/Visva-Bharati”，真正的意思是“使世界聚會的鳥巢”。
泰戈爾對中國的深厚感情是在他1924年訪華之前就奠定了的。一方面因為他是國際主義者，另一方面，他的家庭背景就是對中國嚮往的。他的祖父德瓦侃納特·泰戈爾（Dwarkanath Tagore）和中國有生意來往，他父親迪本德拉納特·泰戈爾（Debendranath Tagore）曾於1877—1878年唯一的一次出國遠行就是到中國訪問。父親迪本德拉納特從中國回家以後又是寫文章，又是和親朋好友談論中國。印度民間有閒談的嗜好，孟加拉人更是滔滔不絕。我們可以想像泰戈爾的父親從中國回去後在大家庭幾十人的集體中掀起的談論中國的熱烈，對當時還不到20歲的泰戈爾來說一定是影響很大的。3年以後（1881年），20歲的泰戈爾就用孟加拉文發表一篇文章，題目是：“在中國的謀財害命貿易”（ChineMaraner Byabsa/Death Traffic inChina）。文章譴責英國對華的鴉片貿易與鴉片戰爭。他在1921年先用孟加拉文、然後翻譯成英文發表的《文化的團結》（SiksharMilan/Union ofCultures）的文章中寫了這樣一段話：“佛陀感覺到人類是偉大團結的合成，他的啟示傳到中國變成不朽泉源中發出的力量。可是，現代要建立帝國的商人為了貪孌，背棄了這一團結的真理，竟無恥地把致命的鴉片毒物送到中國，不，是用炮口硬塞進中國的喉嚨。”
泰戈爾1923年接到中國邀請信後非常激動。那時中國兵荒馬亂，中國到處都是土匪的信息在全球風傳，泰戈爾頗有所聞。但他那人類“性善”的信念以及盼望觀光中國的饑渴使他產生一種想要在中國被土匪綁架的新奇念頭。1923年11月他病好了以後寫信給一位比他年輕得多的女友人，其中這樣寫道（原文由友人鄔瑪·達斯古普多UmaDasGupta教授譯成英文，我再譯成中文）：“如果那兒（中國）的土匪把我綁架，我就可以好好休息幾天。但不知道他們會要求多少贖金——我想大概不超過二三十萬。不過要看我的同胞能不能湊齊這筆錢。如果湊不齊的話，那我就得留起辮子，討箇中國老婆，在中國快快樂樂過日子了。”這是印度好友鄔瑪·達斯古普多教授供給的、尚未發表的信息。許多年後，泰戈爾在波斯訪問時談到他在中國想被土匪抓去的念頭，他的波斯主人對他說，中國土匪尊敬長老，不會抓你這種模樣的人。如此看來，泰戈爾這想讓中國土匪綁架的奇想還不是曇花一現的念頭，我們從這一點上也看出他是對中國感情特別豐富的慈祥老人。
泰戈爾1924年訪華時已經超越花甲“耳順”之年。他在北京美好地度過63歲（按中國算法是64歲）壽誕，使得那次生日成為他一生中最難忘的一天。他在臨終前不久作詩寫道：
……
記得我去中國
陌生人在我前額
點了友誼的紅色，
稱我為親者。
不知不覺地
陌生感消失。
意料不到的
歡樂情誼顯現
一個永恆的人。
我得了中文名，
身穿中式裳。
我心中豁然開朗
友誼來臨
使我新生。他賜給我生命之珍。
……
泰戈爾一生不知出外旅行多少次、不知訪問過多少國家，也在國外度過生日，卻沒有作過第二首這樣興奮的外訪回憶詩，沒有在別的寫作中這樣生動地回憶自己生日的細節，沒有這樣用中印友誼“使我新生”、象徵著“神”所賜予的“生命之珍”來形容過他在別國享受的國際友誼。這短短的幾句話中真不知蘊藏著多少值得大書特書的泰翁與中國的交融與激盪的精神財富，值得我們好好發掘。 泰戈爾高度讚揚中國與中華文明。他在中國講演時說：“你們（中國）的古老文明使心靈的土壤變得肥沃。它永恆的人道風格使得屬於它的所有一切都富有生命力。如果不是顯著的人道主義，如果不是它精神生命的豐富，這一文明是不會持續這么久的。”“我曾經對自己說：中國人民是偉大的人民。我記得曾經對那些毫不尊重你們、到這兒來剝削你們以及對你們文明所作貢獻忘恩負義的人表示憤怒。”
泰戈爾在1924年對華講演時就已提到，但在1937年國際大學中國學院開幕典禮上完整表達出下面這段讚賞中國文化的頗為新穎的話：“沒有任何更值得一提的是：中國文明漂亮的精神使得人們愛物質卻毫不貪婪，使他們喜愛這世界的事物，給它們披上溫柔仁慈的外衣，他們自己沒有變成物質主義者。他們本能地掌握了事物旋律的秘密——並不是科學中強力的秘密，而是表現的秘密。這是偉大的本領，因為只有神才能知道這一秘密。我羨慕他們這種本領，希望我們同胞能與他們分享。”
泰戈爾並不反對科學，並不反對物質文明高度發達，他強烈反對的是西方文明那種“物質主義者”的貪婪以及他們肆意踐踏東方文明所提倡的人道主義。他說：“對我來說人類是豐富、龐大與多方面的。所以當我發現在西方世界為了物質利益而傷害人的品格、把人貶值為機器的時候，我深為傷感。”
現在中國人們經常討論在國際場合缺乏“話語權”，印度在這方面卻有相對優勢。從這一角度來看，泰戈爾在國際場合是最有“話語權”的。其實他也沒有去爭取過，他從來沒聽說過“文化是軟實力”這樣的話。泰戈爾從小是在既西洋化又富有印度、波斯等東方文化傳統的家庭社會環境中成長的，對西方文明的了解極為深刻。1913年泰戈爾作為第一位東方人獲得被西方（特別是英、美）作家長期壟斷的諾貝爾文學獎本身就意味著西方世界敞開懷抱接受泰戈爾的思想。1915年英王授予他“爵士”榮譽，1919年他抗議英國血腥鎮壓印度民眾運動而宣布捨棄這一榮譽。泰戈爾會用英文與西方社會精英交往，他的文學成就與崇高思想受到西方文化界和學術界敬佩，更可以說，他的思想變成了20世紀西方文明新思潮的一部分。這樣他才自然而然享受國際“話語權”。
泰戈爾簡直變成白種人的棕種代言人。泰戈爾1914年5月1日寫給英國詩人穆爾（Thomas Sturge Moore）的信中說：“我認為西方幸運，有機會通過《聖經》的媒介吸取東方的精神。”泰戈爾1919年10月14日寫給法國文學家、諾貝爾獎金獲得者羅曼·羅蘭（Romain Rolland）的信中說：“我看廣大亞洲大陸沒有哪一個角落真正對歐洲有好感。”泰戈爾1929年7月9日寫給自己的英國好友（兼義務秘書）安德魯斯（C.F.Andrews）的信中說：“我們東方人已經被西方羞辱得太久了。”泰戈爾在《亞洲回響新時代號召》文章中說：“我敢說如果亞洲沒有完全覺醒歐洲也得不到解放。”
在他1939年寫給印度友人阿密雅·查克拉巴迪（Amya Chakrabarty）的信中，泰戈爾形容聖雄甘地“手握魔棒，把國家（印度）從導致它衰亡的僵死的癱瘓中喚醒，使它對自己的力量感到自信，宣布非暴力為勇者的真實信念。”泰戈爾與甘地雖然各有各的志趣與主張，卻是印度反帝獨立運動的同志與戰友。事實上，列寧也很敬仰泰戈爾，而且認真讀了泰戈爾1917年寫的《民族主義》。
泰戈爾把自己的生存完全陶冶在大自然的懷抱之中，他在中國講演時說：“對我最重要的事是：我從來不對周圍的世界的一切事物感到枯燥乏味。對我來說，雲兒就是雲兒，花兒就是花兒，這就足夠了，因為它們直接和我對話，因為我決不能對它們冷淡。”泰戈爾從小體驗到大自然與童真的內在關係，他對社會人情把這一關係逐漸切斷而發出抗議，因而發展出自己的“天人合一”的生活方式。他有兩大生活習慣：早起與敞開窗戶。他總是在日出前起床，觀察黎明的景象，從中悟出許多重大理論，也極大地豐富了他文學作品中的朝氣。和平鄉氣候炎熱，但泰戈爾連正午也把窗戶敞開，讓陽光照耀到屋子裡來。雨季的時候，風雨雷電交加，泰戈爾也把窗戶敞開，讓風雨雷電和他的身體與思想交流，他的詩中充滿了對雷雨的繪描，這也只有像他那樣有“天人合一”切身體驗的作家才能描寫出來。
泰戈爾這種“天人合一”的生活方式以及對大自然的愛好，使他在自己辦的新型“國際大學”採用樹下上課的規則，有點發揚古代傳統的意思，因為印度古代的聖哲都是在森林中修道並傳授弟子的。這種學習方式加上校園內載歌載舞的氣氛使得下一代身體健康、心境開朗、精神瀟灑、志氣磅礴、性格和諧。國際大學學生都喜歡唱《我們的和平鄉》這首歌，它對培養人的樂觀主義很有幫助。我這么說不是憑空想像、不是教條式宣傳，而是根據自己(還有我弟妹)的切身體驗。泰戈爾的“和平鄉”的確能陶冶個性，的確有魅力。郭沫若年輕時在日本很敬仰泰戈爾，也被他從來沒有體驗過的“和平鄉”的魅力所吸引。他在1920年寫的《晨安》詩中有：
晨安！Bengal的泰戈爾呀！
晨安！自然學園裡的學友們呀！
1921年郭沫若從日本坐船回國，在上海看到祖國的海岸時即興作了《黃浦江口》，詩中說：
平和之鄉喲！
我的父母之邦！ 《晨安》詩中的“自然學園”當然指的是樹下上課的泰戈爾的“和平鄉國際大學”，那對他一定是很有吸引力的。可是，1921年中國怎么會是“平和之鄉”呢？！很明顯，他詩中這“平和之鄉”是暗指泰戈爾的“和平鄉”，他把“和平鄉”說成“我的父母之邦”是表達一種希望中國未來和平的理想信念，也說明當時他對泰戈爾“天人合一”理想境界的憧憬。
泰戈爾堅決主張男女平等。起初他寫些文章批評社會風俗習慣，後來他改變方針，用他的社會影響開展社會文娛活動來增加婦女進人上層社會的機會，創造了“Rabindra sangeet/泰戈爾音樂”(包括歌舞)，其中女主角與男主角地位平等。由於“泰戈爾音樂”變成了孟加拉與印度上層社會文化生活的一部分，參加到“泰戈爾音樂”活動中的婦女自然而然變成與男性平起平坐的上層社會成員。現在，印度女性、尤其是孟加拉女性中有一種以擅長朗誦、唱歌、舞蹈、演戲為榮的風尚。印度至今年輕人婚姻大事仍然由父母操辦(不聽父母之命的例子雖然慢慢多起來，但還是少數)，父母總是花大力氣百般挑選未來的媳婦或女婿。年輕婦女有“泰戈爾音樂”素養與特長的身價就高。就這樣，泰戈爾用文化的手段提高了婦女地位，幫助印度婦女進入社會主流，印度傳統男尊女卑的陋習因此減少。這是十分值得中國學習的。
泰戈爾1937年在國際大學中國學院開幕式上說了許多有關中華文明的具有深刻意義的話。泰戈爾說：
“是合作與愛心、互助互信創造文明的力量和真實優點。新的精神與道德力量應該繼續發展，使人類吸收科學的成就，管制他們的武器和機器，不然的話，武器和機器就會統治與奴役人類。我知道，很多人會指出中國和印度的衰弱，受到世界殘酷侵略的強國的蹂躪，為了避免毀滅必須強調強力與發展。……我們必須懂得對付強國的傲慢而保衛我們人類，卻應該小心別仿效它們，使我們自己也變得殘酷，把我們人類值得保衛的價值葬送。”
這段話中說到的“精神與道德力量”必須管制“武器和機器”指的就是精神文明要指導物質文明，就是《周易·系詞》所說的：“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的基本精神。泰戈爾一貫認為：中國和印度文明因為具有愛心得以持續幾千年，兩大文明的影響使得東方傳統色彩與和諧氣氛濃厚。西方卻由於提倡強力而充滿衝突、戰爭、毀滅，西方強國把自己的幸福建築在別人的痛苦上。地緣政治範式提倡的“國富民強”的發展道路與地緣文明範式提倡的世界大同道路是分道揚鑣的，一條引導人類走向毀滅，另一條把人類從災難中拯救出來。泰戈爾苦口婆心地勸告人們在這兩條道路上有所選擇。我想在這一點上，泰戈爾在東西方現代思想界是處於超前地位的。1924年泰戈爾對中國知識界說：
我堅信在東方我們主要的特點不是靠占別人的便宜花太高的代價去贏得成功，而是以“dharma”(道)為理想並求得其實現。讓東方的覺醒使我們自覺地發現我們文明的精髓與普世意義吧！讓我們把前路的廢墟搬掉，使我們的文明解脫那不斷產生污穢的停滯不前的枷鎖，使它成為溝通人類不同種族的偉大渠道吧！
泰戈爾這段話中的“廢墟”與“枷鎖”既指東方精神文明傳統的缺點，也指西方物質文明的“污穢”，他要以一種革新的精神來重建新時代的“道一器”結合。正當西方文明出現危機(爆發了人類有史以來最愚蠢與殘忍的第一次世界大戰)之際，許多西方明智之士都贊同泰戈爾這種觀點。可是，剛剛開始覺醒的中國知識界卻沒有看得這么遠、想得這么遠。舉例來說，與泰戈爾同時的對中西文明都有所了解的鄭觀應在其名著《盛世危言》一書中作為導言的“道器篇”中也以《周易·系詞》的“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立論，卻認為中華文明“道一器”的發展有很大偏向，落後於西方了。他說：
古人名物象數之學流徒而入於泰西。其工藝之精，遂遠非中國所及。蓋我務其本，彼逐其末；我窮事物之理，彼研萬物之質。秦漢以還，中原板蕩，文物無存，學人莫窺製作之原，循空文而高談性理。於是，我墮於虛，彼征諸實。不知虛中有實——實者，道也，實中有虛——虛
者，器也。
鄭觀應提倡“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他的觀點屬於《周易》“道一器”二元論範疇，和泰戈爾的觀點基本沒有衝突，但他對“器”的強調是泰戈爾所忽略的。從鄭觀應上面這段話以及他所有言論、著作、建議來看，表明了中國決定拜侵略者為師，“師夷之長”、以放棄“道”為代價、專攻西方的“器”，以變成西方列強那樣的“富強”狀況，這是泰戈爾沒想到的。
我們細讀泰戈爾訪華後自編的《泰戈爾在華講演集》(RabindranathTagore：Talks in China)，那是相當完整地總結了泰戈爾的思想的、可以稱之為“中印聯合振興東方文化”的論著，對指導今後中印發展友好合作關係以及中國和印度今後文化發展都有積極建設意義。為什麼泰戈爾當時在華講演並沒有立竿見影呢？一則他在中國講演時多半是即興講話，二則翻譯很難完善，三則《講演集》是事後整理加工的，因此不能要求中國聽眾對《講演集》的內容完全聽得明白、了解透徹。我們再看陳獨秀、瞿秋白等人對他的批評，更不能說是針對了泰戈爾講演的內容的。現在有人評論說，當時是以泰戈爾在華的講演及其哲學與文學思想作為焦點而展開了一場“東西文化論戰”，其實不太符合當時的情景。我覺得當時引起了一些不愉快的事件的真正原因在於陳獨秀個人地位與政治處境的轉變。
前面我引了陳獨秀1915年傑出地翻譯泰戈爾《吉檀迦利》的那組“MindWithout Fear”詩可以說是他“心無恐懼”，想利用泰戈爾的文藝威力來喚醒中國人民振興中華。到了1924年陳獨秀成為中國共產黨書記，他對泰戈爾的文藝威力的信念沒變，可是他那“心無恐懼”卻變成“心存恐懼”，害怕泰戈爾的文藝威力加上對東方文明的宣揚會使得中國年輕人喪失革命的意志，因為中國當時的革命宣傳是以推翻中國傳統舊禮教為基礎的。這一點可謂泰戈爾1921年訪華遇到不快的關鍵原因。事實證明，陳獨秀的“恐懼”是莫須有的。
孫教授這本書詳細又生動地記述泰翁與中國文化人和文學家的交融與激盪，情節緊湊，讀者一翻開就擱置不下，從頭到尾不能釋手。我對泰翁的研究雖然有半個世紀，也從孫教授這本書中獲益匪淺。它將受到廣大讀者歡迎是毋庸置疑的。泰翁1924年訪華在中國造成的“泰戈爾熱”在這本書中生動地反映出來，可是在中國、在印度、在國際學術界卻還有人形容泰翁是“不受歡迎的客人”(unwelcome guest)。我想現在應該是消除這些誤解、重新整理公眾認識，恢復歷史原狀的時候了。
現代覺醒的過程中，中國曾經走過一些彎路，包括錯誤批判中華文明數千年來積累的豐富傳統智慧，也包括揚棄“和為貴”、“仁義道德”等優秀傳統，現在才發現有補課的必要。中共中央十七屆六中全會的《決議》，號召用文化引領時代風尚，開發民族凝聚力和創造力的源泉，豐富人民精神生活、維護國家文化安全、增強國家文化軟實力與加強綜合國力競爭。中國有位文化專家說：“種種危機呼喚人本主義在否定之否定意義上的繼承和發揚，既要強調作為個體的自由與權利，尊重人的本能欲望，不可‘盡天理，滅人慾’；也要抑制人的過度膨脹，不可走向另一極端，‘為人慾，滅天理’。人類欲望的無限膨脹，必致人類自我毀滅。”泰戈爾1924年在中國講演時說：“人類內在的不可抗拒的力量展現成形，發出勝利的聲音，宣布不再馴服於外界軀體龐大野獸的壓迫……在我們的社會生活中也一樣，正當某種強力聚集在生活安排之外，形成奴役我們內在力量的一種威脅的時候，革命就發生了。”
泰戈爾的話修正了前一種把文化看成既發揚“天理”，又提倡“人慾”的灰色地帶的觀點，我們貫徹《決議》就應該以“真善美”為標準去區分“文化”與“偽文化”。泰戈爾用詩化了的語言尖銳指出人類生存中“獸性”與“人性”不斷衝突而產生人們所樂見、樂行的文化旋律，不斷排斥假惡醜的“偽文化”。
泰戈爾所洞察的人類生活現實充滿著“道”與“魔”、真理與邪惡的衝突，但前者必勝。這就是印度“降魔”傳統的信心。中國有位專家說，文學“被公認為‘人學’，就是因為它所表現的對象和服務的對象都是以‘人’為中心的，懲惡揚善、創美拒醜、斥假求真，始終是它的內在良知和追求。這樣，文學就潛移默化地處在了感染人們道德、情操、品質的先鋒位置上”。泰戈爾的作品正是這樣的文學。他愛好生活，在體驗生活中觀察生活，觀察人與社會，觀察大自然，他不忽視生活的黑暗面，卻拒絕當“魔鬼的代言人”。他的觀察把生活的意義、生活的精髓提煉出來。是這種對印度傳統文明的提煉使得他的《吉檀迦利》的詩句感動世界，1913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印度教格言“satyam，shivam，sundaram”被中國譯成“真善美”，成為中國理想的意識形態。我想反覆強調的是：泰戈爾文學內容是“真善美”的演義，因此精神感染力特彆強大。相比之下，中國當今有些年輕作家矢志得獎，在西方時髦的慫恿下寫出許多驚悚、盜墓、穿越等自己認為“不俗”的作品，卻提煉不出生活中的“真善美”，成不了文學精品。
泰戈爾的作品可謂平凡得不能再平凡，卻又是傑出得不能再傑出。讓我舉個例子，下面翻譯的是他寫的《我的歌》(My Song)：
我的歌，
你會被它的音樂環繞。
孩兒呀！
它向你伸展愛的懷抱。
我的歌，
它會像祝福的吻
親你的前額。
它會陪伴你，
和你咬耳
當你獨處的時刻：
它會保護你，
你在人群中的時刻
就會出類拔萃。
我的歌，
它長著雙翅
送你入夢，
你的心靈
會走近陌生之境。
你前路遇到黑暗，
它會在你頭上照亮，
像顆忠誠的星。
我的歌，
它就坐在你瞳孔之中
把你的眼光
送進事物的核心。 如果死亡奪走我的聲音，
我的歌仍會講話
在你活著的心中。
這是從原詩的英譯再譯了一次，可以看出原汁原味的孟加拉詩多么美妙。我們看出，泰戈爾的文學靈感不是挖空心思去追捕的，而是從人與人之間的和諧、親切、仁愛、關懷、互信、團結的社會大氣層中自由汲取。泰戈爾從來不向西方文學作品獵奇，不去鑽那些暴力、淫穢的歪門邪道。他專心致志地從自己與周圍的實際生活中發掘團結友愛的事例，使它們成為自己寫作中的亮點。他的文藝創作又變成廣大社會文化生活的一部分，他作品中洋溢的愛心無形地灌輸到社會風氣與道德之中。和中國相比，印度社會比較和諧，愛心很濃厚，很少發生為了貪圖利益而傷天害理的事件，這一切和泰戈爾的貢獻都是分不開的，更值得中國學習。
“詩以言志”，一個偉大的詩人首先是具有偉大人格的人。有了偉大的人格才能“心隨朗月高，志與秋霜潔”；有了偉大的人格就會有像泰翁那樣對人類的豐富感情，就會用活生生(不是說教式)的簡練言辭來表達內心的情感。泰戈爾是偉大的精神文明的產物，泰戈爾的作品又反過來創造了當代印度的文藝復興，豐富了印度的偉大精神文明。中華文明也是偉大精神文明，將來一定會產生一個或數個泰戈爾那樣的文學巨匠的，中國一定會出現文藝復興的，我們翹首以待。
譚中
2012年8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