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認同生成的理論邏輯

法治認同生成的理論邏輯

法治認同是人們對通過法律確認並保障的公平、正義、自由、秩序、效率、平等和人權等價值的認可和接受,是人們在實踐經驗和理性認知的基礎上對法治進行的評判,是人們認可、信任和尊重法律以及願意服從法律的心理狀態。它所表達的是人們對法治的一種讚許性態度和確認性行為,具體表現為人們真正地接受法治理念、崇尚法治精神、服從法治規範,進而在社會上形成需要法治、尊重法治、尊奉法律的文化氛圍,使法治建設與發展具有良好的文化心理基礎和社會心理根基。法治認同的生成是建成法治國家的前提,也是法治社會運行的基礎。法治認同生成是法治認同的主體客體化和客體主體化雙向互動的結果。把握法治認同生成的規律,固然要全面認識法治認同的主體、客體及其主客體之間的雙向互動關係。但是,如果對法治認同及其生成的認知僅僅停留在法治認同的主體、客體以及主客體的雙向互動上,是不完整的。要客觀全面揭示出法治認同生成的規律性和邏輯性,還必須重視主體間性在其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基本介紹

  • 書名:法治認同生成的理論邏輯
  • 出版社:法律出版社
  • 頁數:313頁
  • 開本:16
  • 品牌:中國法律出版社
  • 作者:盧建軍
  • 出版日期:2014年10月1日
  • 語種:簡體中文
  • ISBN:9787511868459
基本介紹,內容簡介,作者簡介,圖書目錄,序言,

基本介紹

內容簡介

《法治認同生成的理論邏輯》由法律出版社出版。

作者簡介

盧建軍 甘肅警察職業學院科研部主任、教授、法學博士;西北師範大學法學院兼職教授、碩士生導師。主要作品包括:《警察法治化的思辨與實證》(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主編教材《公安行政法》(蘭州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參編教材《經濟犯罪的構成與認定》(蘭州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和《公安機關辦理行政案件教程》(民眾出版社2004年版)。在《蘭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甘肅社會科學》、《西南政法大學學報》、《法律科學》(西北政法大學學報)、《甘肅政法學院學報》、《北方法學》、《人民檢察》、《中國司法鑑定》和《公安研究》等學術刊物發表論文40餘篇。參與完成國家社科基金青年項目1項、甘肅省哲學社會科學規劃項目1項;主持完成學院科研項目多項;完成的科研成果獲得甘肅省高校社科成果二等獎1項、三等獎1項,獲得學院科研一等獎1項、二等獎1項;撰寫的論文獲得中國警察法學研究會徵文二等獎1項,獲得甘肅省法學會徵文一等獎1項,其他獎項多項。

圖書目錄

導論
第一章法治認同客體及其主體化
第一節法治認同客體的簡要分析
第二節法治認同客體的品性
第三節法治認同客體主體化的條件
第二章法治認同主體及其客體化
第一節法治認同主體的簡要闡釋
第二節法治認同主體客體化的理論根據與現實價值
第三節影響法治認同主體客體化的因素
第三章法治認同主客體雙向互動
第一節法治認同主客體雙向互動的含義及其作用
第二節法治認同主客體雙向互動中主體的心理過程
第三節法治認同主客體雙向互動的機制
第四節法治認同主客體雙向互動的規律
第四章主體間性理論與法治認同生成
第一節主體間性理論在法治認同生成中的地位
第二節主體間性理論中法治認同生成的具體途徑:社會交往
第三節主體間性視閾中法治認同生成的行動邏輯
第五章法治認同生成的歷史邏輯與社會根基
第一節西方法治認同歷史傳統的起源與發展
第二節平民(公民)在西方國家法治認同生成中的獨特作用
第三節法治認同生成的社會根基
參考文獻
後記

序言

走進迷人的“她”,走出迷失的“我”——代自序
走進迷人的“她”,走出迷失的“我”——代自序


著名思想家韋伯在1895年就忠告德國人:“我們將成為什麼樣的人?不是人均收入是多少,誰住多大的房子,開多好的車,並不是培養豐衣足食之人,而是要培養那些足以構成我們人性中高貴的偉大的素質。”這是對昔日德意志民族精神的引導,也是對全人類所有人靈魂的拷問!


人的構成具有二元性——肉體和精神。人們往往知道關心肉體的強健和形象,卻常常忽略精神的健康和品質,常常會給肉體購置新衣、將肉體安放在一個豪華氣派的居所中,卻往往忽視精神更需要美化、更需要大的空間和高的境界。
對精神關照的缺失必然會使人心靈空虛迷亂,靈魂漂泊不定。這樣的人生不是失敗的也肯定是悲哀的。很多人崇拜“土豪”(土氣的富豪)們一擲千金的瀟灑和紙醉金迷的繁華,崇拜“無僚”(無知的官僚)者呼風喚雨的風光和頤指氣使的權力。可又有誰能真正看清浮華表象後面的本真?那只不過是他們以這種膚淺和低俗的手段來證明自己存在“價值”、獲得社會“認可”和掩蓋內心空虛。以謊言驗證真理得到的“真理”也是愚弄人的“真理”,儘管堅持“真理”的人理直氣壯;以無聊來實現自己的價值體現的“價值”也是更令人鄙俗的“價值”,儘管擁有價值者自覺飄然。自然界的規律是越弱小者越喜歡虛張聲勢、狐假虎威來張揚自己嚇退天敵。這一規律也適用於人的精神。
書籍自誕生以來就顯示出其迷人之處。從古至今,“韋編三絕”者有之,手不釋卷者有之,嗜書如命者有之,凡此種種,都展示出書籍的迷人魅力。當然世間也不乏著迷於繁華俗世的人,此類諸君,即便位居華堂之上亦難匿卑俗之氣。而以書籍為伴的人,有賢哲相陪,有智者教誨,精神不孤單,思想不空虛,靈魂有皈依,自會內心自信,必然沒有迷茫。因而,人只有真真切切地走進迷人的“她”(書籍),才會切切實實走出迷失的“我”(本我)。

我精神的皈依之物為書籍,“她”不僅像一個慈祥智慧的母親教我安然充實地度過了無知的童年和懵懂的青年,“她”更像一個賢惠睿智的伴侶還使我踏實欣慰地進入了不惑之年。幼時的我出於對未知的好奇,出於改變卑下處境的衝動,走進了“她”,開始追求知識、追逐智慧。經過數十載的不懈堅持,原始功利的使命雖已完成,卻在不經意間將我帶入了一處令人流連忘返的精神“桃花源”。這一路使我體驗到了無盡的歡暢。不僅使肉體之我變得強大,更使精神之我得到升華。神遊學園,深交賢哲,既使我獲得了魔法般的力量和魔幻似的歡愉,也使我真正領悟了歐洲諺語的大智慧——學問勝於皇冠,知道了培根語錄的大道理——知識就是力量,讀懂了中國古人的大學問——人有知識,則有力矣(《論衡》)。
記不清在哪裡看到過這樣一句話:看一個國家、一個民族是否繁榮、富強,就看這個國家、這個民族的人民文化知識水平。即使一個國家暫時還不夠富裕,但只要它有智慧的人民,有重視知識的傳統,那就可以斷言:這個國家是有前途的。而如果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目前很富裕,卻供養著一群“不學無術”之徒,其結果必然是可悲的。它一定會漸漸衰落下去。這是在說一個國家、說一個民族,也同樣適用於個人。不管是國家還是民族,都是由一個個具體的人構成的。國家、民族的衰敗,首先是構成它的成員的衰敗。正如一個人的死亡,首先是構成人體的一些細胞的死亡,而後是人體組織功能的喪失,最後才會導致整個人的滅亡。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中“不學無術”的人,就像人體組織中已經死亡的細胞,他(它)們的數量越多則消亡得越快。

知識的獲取要靠親身體驗、切身感受這種直接途徑,更要靠向智慧之人學習和與賢哲之士交流那種間接途徑。前者儘管深刻,切膚之痛常使人刻骨銘心,感官愉悅會使人酣暢淋漓,但畢竟人的生活環境有限、時間精力有限、閱歷事物有限,很多重大的事件不可能都親力親為,更何況,很多人的悟性有限、體察受制,就是親身體驗了未必能感悟到其中的玄妙。事實上,通過自身體驗獲取的知識主要是那些滿足日常生活的簡單常識,而真正哲理深邃的知識卻來自於與賢智神會的途徑——閱讀書籍。通過讀書,既可以安坐書案體驗到人生的得失成敗,也可以足不出戶就領略人間的萬千風情和大自然的無窮奧妙;既可以雖“身經百戰”卻毫髮無損地感受驚險刺激,使平靜的生活波濤漣漪,也可以雖“痛心欲絕”卻財人無傷地感受悲劇徹骨悲情。除這些淺層次的體驗和享受外,更為重要的是通過讀書可以獲得自身體驗和感受永遠無法超越得了的大徹大悟。一般來說,想作文能寫書的人,都是自身感悟超越常人的人(當然也有一些沽名釣譽、附弄風雅或虛偽刁鑽之徒借“出書撰文”來裝扮自己)。一個平庸無能之輩幾乎是沒有任何想法的,沒有教導別人的資格更沒有開悟別人的水平,也就沒有著文撰書之意欲。那些深沉領悟家國情懷、深刻體察人生性理、深入把握生存哲理和深切感受人世情愫的智人賢哲常會將自己的體悟感思躍然紙上,流芳千古,教示世人。這樣的文章常可長存不衰,這樣的作品就需細心品鑑。
此故,有人曾說:讀書對一個人來說極為重要。讀書不僅僅提升個人的品位,升華個人的素質,頤養個人的性情,對於一個處在社會中的人來說,對待讀書的態度和實踐讀書的行為,決定著他是否是一個具有社會責任感的人、是否是一個勝任充當的社會角色的人。而且其社會位置越高,體現得越明顯。一本名為《書香,也醉人》之書如此寫道:一個人的精神發育史就是他的閱讀史;一個民族的精神境界取決於這個民族的閱讀水平;一個沒有閱讀的學校永遠不可能有真正的教育;一個書香充盈的城市才能成為美麗的家園;共讀共寫共同生活才能擁有共同語言、共同價值、共同願景。亦此之故,有人甚至上綱上線評論那些不學無術之流政客們的誤國誤民。愚昧的革命者或許就是被人借用的“劊子手”,只知道盲目聽從別人來殺,而不知道因何殺?該殺誰?無知的領導者也許就是禍國殃民的“黑老大”,只知道讓別人言聽計從,而不懂得憑什麼讓人聽從?人在根本上會聽從什麼?

真正有抱負信念和懂得生命意義的徹悟之人,抑或書菊相伴耕讀傳家自得其樂,抑或書劍相隨運籌疆場成就人生,抑或書牘並閱理法相濟報國救民。事遂人願就以書為道引領同好共濟世弊,天無人道則托書警誡教示世人糾正歪斜;高興了以文釋懷情理喻中愉悅他人,悲傷了托文言志痛斥無道抒己慮憂;受到重用就以言為途兼濟天下美政導行,命運不濟則託言恕己獨善其身美俗不憫。如做史學研究定會發現,這些真正流芳千古之士,不是讀書之人就是寫書之人,不是叫人讀書之人就是教人讀書之人。三代的周公,春秋的孔子,魏晉的陶淵明,北宋的王安石,大明的王船山,民國的胡適之,古希臘的柏拉圖、亞里士多德,古羅馬的西塞羅、查士丁尼皇帝,近代德國的康德、黑格爾,英國的約翰密爾、約翰洛克,美國的華盛頓、傑斐遜等,不勝枚舉。正是他們塑造了一個民族的輝煌,證明了人類之所以偉大。這不是我的獨斷。兩百年前,思想家聖西門曾生動表述:“假如法國突然失去了自己的50名優秀物理學家,50名優秀化學家,50名優秀詩人,50名優秀作家,50名優秀軍事家和民用工程師××× ×××法國馬上就會變成一具沒有靈魂的殭屍。”英國前首相邱吉爾同樣表示:寧願失去一個印度,也不願失去一個莎士比亞。美國海軍次長金克爾稱:一個錢學森的價值相當於他的5個師。這些都很好地說明了讀書人的分量。
然而,俗世中的大部分人僅活在當下、活在眼前,不是爭奪錙銖、妄求權欲,就是算計他人、愚弄自身。就是不算道德卑賤,肯定也是無知無悟。這些無理想信念、不悟人生事理之輩,要么放縱自我,隨波逐流;要么計較細微,棄拋根本。將玩事娛樂當真,把人生根本視腐;將消遣遊戲看重,把讀書講理視愚。為打牌可以大動肝火大打出手,為喝酒可能爭理辯非拳腳相加,可就是不為求知用心使勁,擔心讀書費身傷神,不為真理捨身相護,擔心守理吃虧傷人。追小聰明而傷人世大理,求小愉悅而棄人界精要。

知識有用來解決現實問題技術性的技巧,也有用來解答人生意義終極性的智慧,前者常被稱為工具性知識,後者又被叫做價值性知識。由於工具性知識可以獲取眼前的利益和解決當下的問題,我們常出於功利的目的過多關注工具性的知識而忽略更為重要的價值性知識。
近代高度發達科學技術的產生,使人類在一百年間的創造超過了過去一切時代的財富總和。然而,人類並不因此而高枕無憂和幸福坦然,卻增添了更多的憂慮、更大的擔心。人類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面臨著知識的挑戰,承擔著因知識帶來令人不堪承受的沉重代價。生態惡化、人口爆炸、環境污染、資源枯竭、戰爭威脅、心理變態、道德畸化、人際關係開始疏遠與隔閡已司空見慣,知識在加速社會發展的同時也在加速毀滅人類自身。因知識的不斷增長,人為風險也在巨大地增加,從流行病毒到轉基因食品再到核輻射,每一種威脅都可能導致人類的整體毀滅。也許因為此,英國思想家盧梭在《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中說道:“人類的進步史就是人類的墮落史。”知識是一把“雙刃劍”,一方面為創造人類的幸福提供了空前無限的能力和廣闊美好的前景,另一方面又為破壞自己的生存基礎和自我毀滅提供了條件,使人生活在不安和恐懼中。著名小說家狄更斯早就看透了這一實質,因此在《雙城記》的開篇中寫到:這是一個最好的時代,這是一個最壞的時代;這是一個智慧的年代,這是一個愚蠢的年代;這是一個光明的季節,這是一個黑暗的季節;這是希望之春,這是失望之冬;人們面前應有盡有,人們面前一無所有;人們正踏上天堂之路,人們正走向地獄之門。所有這一些都是工具性知識惹的禍,都是片面追逐工具性知識的結果。工具性知識的否面效果,唯有在價值性知識的指引下才可以克服。
如實說來,知識並不等於智慧。知識有有用性,並不等於知識都有合理性。工具性知識是人生存的手段,而價值性知識才是人類的目的。人類終極目的是尋求幸福,尋求對人類終極命運的關懷。唯有價值性知識才使人類能找到立身安命的精神依託和滿足人類需要的終極關懷。與工具性知識追求的“有用”不同,價值性知識關注的是人的“至善”。價值性知識以探索人類命運和人生真諦為其根本使命,關注的是對人生存意義的探尋和對人尊嚴價值的維護,是對人信仰的關照和靈魂的救贖。價值性知識給人以信念、給人以愛、給人以生活的動力和精神支柱,使人生活得充實、自在、安全和幸福。價值性知識給人類創造了自由平等的發展機會,給個人提供了公正幸福的自我實現。
二三百年前,人類在經歷理性“啟蒙”後響亮地喊出了“知識就是力量”並用其發現的“新工具”(培根曾寫過一本名為《新工具》的書)創造了一個科技進步、物質繁榮和日新月異的時代。在很長一段時間內,人們曾為這一切歡呼雀躍,誤將工具理性當作價值理性,認為科學技術可以解決人生全部問題。可事實卻是“贏得戰爭不等於贏得和平”(愛因斯坦一篇演講稿的題目),工具性的知識可以創造最先進的武器幫助人們打贏戰爭,唯有價值性的知識才可以喚回人性中的愛幫助人們實現和平。在片面知識的誘惑下,人類過於自信,認為可以憑藉知識為所欲為,能像歌德筆下的浮士德一樣,野心勃勃地要控制一切,宰割一切。可事與願違,清醒後的人們發現:知識由為人類服務的工具變成了人類互相爭鬥的武器;人類本來是知識的占有者、創造者,反而成為知識的奴僕。“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老子語)。人類藉助知識的無窮力量不斷地向外追逐,越走越遠,最終忘記了自己的“家園”,迷失了生命的根本所在。 人類是這個星球上唯一尋求意義的動物,但卻被扭曲、被異化成為受物慾驅使的“單向度的人”(德國哲學家馬爾庫塞語)。愛爾蘭籍文學家喬伊斯說:“現代人征服了空間、征服了大地、征服了疾病、征服了愚昧,但是所有這些偉大的勝利,都只不過在精神的熔爐中化為一滴淚水。”系統理論創始人貝塔朗菲更為直截了當指出:“我們已征服了世界,但是卻在征途中的某個地方失去了靈魂。”
工具性知識固然可以給人類帶來物質財富的長足發展和社會的日趨進步,但是,我們必須明白的是:它能使嚴冬變得“溫暖”,也會使春天變得“寂靜”(美國以科學家寫過一本書叫《寂靜的春天》,說明農藥的過度使用殺死了蟲子、鳥類,使春天失去生機);是人類的“最愛”也是人類的“最恨”(美聯社2004年報導說,作為現代科技代表性體現的手機榮登“最愛最恨”發明調查榜的首位);在給人類帶來豐腴物質世界的同時,也會給人類生存造成致命的傷害。
因此,我們應當既要掌握人類認識自然、改造自然的武器,更要追求人類自身和諧、駕馭人類自身的精神力量。要懂得二者得兼,不可偏廢。要知道中庸為好,過猶不及。

既然知識有利有弊,可能是福星也可能是禍患,我們要做的不是徹底地貶抑知識、否定知識,而是如何才能使其揚長避短、避禍致福。知識只是一把鑰匙,可以開啟天堂之門,也可能打開地獄之門,關鍵在於如何使用這把鑰匙。這一把鑰匙應有誰來掌管?這一切的責任該由誰擔當?恐怕位極權重者不一定能勝任,身家過億者也不一定能應對,只有知識的創造者、擁有者和傳播者才堪擔當此任。因為如果不讓知識嫁禍於人就得讓真正懂知識的人說話,就得按知識的規律辦事。這樣,這種責任就非知識人莫屬。知識人是時代的代言人,是公眾的眼睛,是民族的頭腦,是社會的良知。沒有知識人的智力活動,社會就會處於無知的黑暗之中;沒有知識人的思想啟蒙,社會就沒有靈魂;沒有知識人的良知守護,社會就沒有公正幸福;沒有知識人的知識創新,社會就會停滯不前。也許因為如此,才有《朱子語錄》記載的“天不生仲尼,萬古如長夜”之語。
與政客、商者不同,知識人追求的是真理、守護的是良知。身為知識人,就應該抱一種天降大任義不容辭的態度,去擔當引導大眾繼往開來的責任;應該有“士志於道”(孔子語)的信念和“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曾子說)的志向 ;應該有“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孟子語)的使命和“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 范仲淹語)的胸懷;應該有“殺身成仁,捨生取義”的信仰和“天生我才”、“捨我其誰”的氣概。
知識人“敏於察、勤于思、勇於疑、敢於異、坦於言”,雖“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但“人生識字,憂患始”。由於有知識常懷憂患意識,更有責任觀念,因為懂知識更有悲天憫人之情和大局為重的奉獻精神。“生年不滿百,常懷千歲憂”,是其生存意義的極好寫照。其之所以憂慮,是因為其有更敏銳的洞察力,能更早、更深地看透問題實質;其之所以憂慮,還在於他們處在理想和現實的撞擊中、處在權力與真理的摩擦中,要經受詰責和自責的雙重拷問。知識人因其使命感、責任感和守護真理、堅持正義的本性常拿起“批判的武器”,卻也常受到惱羞成怒當權者的“武器的批判”。古時有人“焚書坑儒”,近日有人“狠掃牛鬼蛇神”,甚至還有人赤裸裸地大放厥詞:“什麼時候知識分子的心情舒暢了,那么什麼時候就說明我們的工作有了問題”(“文化大革命”時,進駐清華大學的一位工宣隊頭目在一次講話中說的話)。對知識人的這種態度和行徑產生的後果極為嚴重。中國社會科學院陳崇山研究員曾對此坦言:中國之所以落後,一個重要的原因是形形色色的專制主義殘酷地打擊和鎮壓知識分子,在消滅大批社會精英的同時,也禁錮了國人的聰明才智,抑止了國人的個性發展,阻斷了先進文化的傳通。
有人對知識人“武鬥”,也有人進行“文斗”,指責知識人“空談誤國”(但事實是,“空談”不但不“誤國”,反而可能成為一個民族理性成長的關鍵,德意志民族的發達與其哲學思想發達直接相關),申明“知識越多越反動”,並將知識人從“士農工商”之首置於“三教九流”之末。但歷史自還清白,時間主持正義。受到歷史的鞭撻、時間的洗禮後,孰清孰濁、誰好誰壞,自有公論。愚昧者自我作踐,有知者自有公允。黑夜終將退去,曙光終會出現,“科學的春天”必定會衝破冰封的冬日如約而至。“尊重知識,尊重人才”,即便無大智之士做明智之舉,也會在歷經挫折迫不得已作出選擇。
當然,知識人首先是人,難免有無法超越人性之惡者。客觀地講,讀書之人中,“枉道而從勢”者有之,“曲學以阿世”者有之,“以道事君,不可則止”的投機者有之,“迂腐忠君,以身殉葬”的無謂犧牲者有之,但總體觀之,瑕不掩瑜,此皆不足以從根本否定知識人的地位與價值。

雖然知識人留給世人的印象常是“瘦骨嶙峋的脊椎動物”(唐德剛對胡適的描述),但知識人自身的感觸唯有自身真正明白:不僅有令其留連忘返“寂寞的歡愉”(鄧正來語),更有“朝聞道,夕死可矣”(孔子說)的無上幸福,還有受賢智之人尊崇的人生成就。孔子弟子眾多,卻最為欣賞顏回。夫子曾說道:“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顏回的這種安貧樂道,不是打腫臉充胖子,不是阿Q精神,而是讀書人獨有的一種寄情書案擺脫俗世欲求油然而發自得其樂。不惟古人如此,我極為崇拜的學者之一資中筠女士,曾為了追求思想、追求真知,決然地放棄了可以“見大場面”、接近“大人物”的機會,力圖擺脫“此身非我有”的人生境遇,追求內心嚮往的歡愉生活——讀書著書。為此她說道:“今天對‘獨立’二字彌覺珍貴,只希望能以獨立學人的身份立於世,也希望世人以此知我、罪我。”古時有“鑿壁偷光”、“ 頭懸樑錐刺股”和“程門立雪”的故事,今人多從功利角度解讀其意義。但如果故事的主角沒有享受到知識帶來的愉悅、沒有追求知識的內在動力,僅僅為了書中“顏如玉”、“黃金屋”的誘惑,僅僅為了他日的金榜題名而如此痴狂般的求逐,實難令人信服。最合理的解釋就是他們找到了生存的意義和生活的寄託,找到了生存的價值和生活的希望。“大多數人都生活在平靜的絕望中”( 記不清我在那本書中讀過這一句話),只不過無知者無悟,而他們找到了堅守的希望和信念。
凡事都有兩面性。真正的知識人在享受至上幸福的同時,也必定要承受孤獨。知識人常處在邊緣化的境地,因不願趨炎附勢被推置到主流之外。知識人的知音難覓,此謂最好之註解。德國哲學家叔本華在其《人生的智慧》一書中寫到:要么庸俗,要么孤獨。一個人逃避、忍受抑或喜愛獨處是和這一個人自身具備的價值恰成比例。一個人在大自然的級別中所處的位置越高,那他就越孤獨,這是根本的,同時也是必然的。如果一個人身體的孤獨和精神的孤獨互相對應,那反倒對他大有好處。否則,跟與己不同的人進行頻繁的交往會擾亂心神,並被奪走自我,而對此損失他並不會得到任何補償。 …… 具有深度的交談和充滿思想的話語只能屬於由思想豐富的人所組成的聚會。在泛泛和平庸的社交聚會中,人們對充滿思想見識的談話絕對深惡痛絕。所以,在這種社交場合要取悅他人,就絕對有必要把自己變得平庸和狹窄。放棄這種社交聚會以換回獨處,那就是做成了一樁精明的生意。
英國歷史學家湯因比指出,在一定意義上說,文明發展的動力,希望就寄托在敢於和耐於孤獨者的身上。如此說來,作為俗世之人的我們今天享受的豐富和光華,正式建立在知識人的孤獨之上。難道我們不應該發自內心地對其說一聲“謝謝您!”虔誠感恩地向其深深鞠躬致敬!

2014年6月16日於蘭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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