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起源的民族精神論，認為法的產生是民族精神的體現的一種理論。出現於18世紀末到19世紀初的德國。其主要代表人物有德國的古斯塔夫·胡果（1764一1844）、卡爾·薩維尼（1779——1861）、喬治·弗里德里希·普赫塔（1798—1846年）。他們認為，法不是外面或某些人從上面強加於社會的，而是由社會內部蘊藏的“民族精神”中生長出來的。如胡果說：“法律是民族意識的有機產物”；薩維尼認為，生產法的真正動力不是立法者的意志，而是社會內部某種隱蔽的、不易覺察的“民族精神”作用的結果，立法者不過是把自發的逐漸形成的某種原則，記錄下來而已。普赫塔則認為，法律的產生是從習慣法派生出來的，而習慣法又是從民族精神里生長出來的。因此，習慣法是至高無上的最理想的法律。他們還認為，隨著民族精神的運動，法律也在自發地逐步的進化。這種理論，著眼於社會內部、沒有把法看成是由人任意臆造的，這是應該予以肯定的。但是否定經濟發展的決定性作用，把形成法的真實原因歸結為某種神秘莫測的“民族精神”，並且崇尚習慣法，反對通過立法修改現行的法律，制定統一的法典，實際上是反對對封建制度作根本的變革，在理論上是唯心的，在政治上是保守甚至是反動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