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二十世紀文學譯叢:榿木王

法國二十世紀文學譯叢:榿木王

《法國二十世紀文學譯叢:榿木王》是2013年上海譯文出版社出版的書籍,作者是圖爾尼埃 (Michel Tournier)。

基本介紹

  • 中文名:法國二十世紀文學譯叢:榿木王
  • 外文名:Le Roi des Aulnes
  • 作者:圖爾尼埃 (Michel Tournier)
  • 譯者:許鈞
  • 語言:簡體中文
  • 出版時間:2013年4月1日
  • 出版社:上海譯文出版社
  • 頁數:379 頁
  • ISBN:9787532759996
  • 開本:32 開
內容簡介,作者簡介,圖書目錄,序言,

內容簡介

《法國二十世紀文學譯叢:榿木王》運用傳統的手法,以時間為線索,講述了一個名叫阿貝爾·迪弗熱的法國人在整個二戰期間的經歷。作者以犀利的筆觸,富於象徵的手法,在采想備作品中溶入了自己對世界、對戰爭、對人性的思考,給讀者帶來了深刻的思想啟迪和強烈的心靈震撼。
小說以二戰為背景,講述了一個經營汽車修理庫的法國人迪弗熱在整個二戰八年中的經歷與感受。作品雖明確以二戰為背景,卻又完全避開了對戰爭的正面描寫,集中描寫的是主人公在此期間的種種直覺、感覺和感受,而且將這一切稱之為“徵兆”,“徵兆”又被刻意處理為一則則寓言,作者正是希圖通過這些徵兆與寓言,來表現多重、多層次的主題與哲理,表現作者對於人生、人性、歷史、戰爭等的深層思考,具有極高的思想和藝術價值。
小說格訂項達以二戰為背景,講述了一個經營汽車修理庫的法國人迪弗熱在整個二戰八年中的經歷與感受。作品雖明確以二戰為背景,卻又完全避開了對戰爭的正面描寫,集中描寫的是主人公在此期間的種種直覺、感覺和感受,而且將這一切稱之為“徵兆”,“徵兆”又被刻意處理為一則則寓言,作者正是希圖通過這些徵兆與寓言,來表現多重、多層次的主題與哲理,表現作者對於人生、人性、歷史、戰爭等的深層思考,具有極高的思想和藝術價值。

作者簡介

作者:(法國)米歇爾·圖爾尼埃(Michel Tournier) 譯者:許鈞
米歇爾·圖爾尼埃(1924—),法國當代文學大師,當代著名的新寓言派文學的代表人物。《榿木王》是圖爾尼埃最著名的代表作之一,榮獲法國1970年度龔古爾文學獎。小說以“二戰”為背景,講述了一個經營汽車修理庫的法國人迪弗熱在整個“二戰”八年中的經歷與感受。作品雖明確以“二戰”為背景,卻又完全避開了對戰爭的正面描寫,集中描寫的是主人公在此期間的種種直覺、感覺和感受,而且將這一切稱之為“徵兆”;“徵兆”又被刻意處理為一則則寓言,作者正是希圖通過這些“徵兆”與寓言,來表現多重性、多層次的主題與哲理,表現作者對於人生、人性、歷史、戰爭等的深層思考,具有極高的思想和藝術價值。

圖書目錄

法國二十世紀文學的一個輪廓(總序)
“鈴蘭空地”上的哲人(譯本序)
在善惡之間:人性與魔性的交織與倒錯
——再讀《榿木王》
榿木王
一阿貝爾·迪弗熱用左手寫下的文字
二萊茵河的鴿子
三極北
四羅明滕的吃人魔鬼
五卡爾滕堡的吃人魔鬼
六承載天體
作者簡介

序言

時至今日,二十世紀已經落幕十年,對於法國這樣一個世界文學版圖中堪稱數一數二大國的世紀文學,早已很有必要進行比較全面、比較系統的梳理與譯介,我早在上個世紀的八十年代就已經開始進行這項工作,慘澹經營多年,總算做成了F.20叢書七十種。這套書出版後,深得讀書界、文化界的重視與喜愛,特別得到了文學創作界的青睞,近年來,國內就有多位著名作家曾向我垂詢此套書的“下落”,聽說,還有不少法蘭西文學之友為了搜全這套絕版書而不惜花堡榜組糊高價去淘書……所有這些似乎表明了一種不可忽視的社會文化需求。
現在上海譯文出版社,以卓越的文學品味與巨大的社會文化積累熱情,決定在F·20叢書的基礎上,推出“法國二十世紀文學譯叢”。值此“譯叢”問世之際,茲對法國二十世紀文學的輪廓與發展,提供一個簡要的勾畫與說明,權作為“譯叢”的總序。
首先是關於開篇問題。文學史上的“開篇”絕不可能是指最初的一些時辰或最初幾個年月,它往往以數年計、十年計.其實就是指文學的初期階段。從這個意義上墓嘗懂來說,法國二十世紀文學的開篇與前幾個世紀文學的開篇頗不一樣,從十六世紀到十九世紀,每個世紀文學頁精的開篇基本上都是一元的,甚至在整個一個世紀,都是由一元化的文學居絕對優勢地位,如十六世紀的人文主義文學,十七世紀的古典主義文學,十八世紀的啟蒙文學,而十九世紀也是由浪漫主義占有了幾乎半個世紀的優勢。二十世紀文學恥您只不同,從其初期開始,就顯示出了多元化的格局:之一,現實主義——自然挾十九世紀後期強大的聲勢,到這個世紀強盛不衰,第一次世界大戰剛過,就推出了震撼世界的名著,巴比塞的《火線》;之二,人文主義傳統在法國本就根深蒂固,進入二十世紀就長出了紀德這一具有強旺生命力的參天大樹,而羅曼·羅蘭則實際上以其名著《約翰·克利斯朵夫》,為法國文學贏得了較早的一份諾貝爾獎的榮耀;之三,現代主義承夜棗的新潮繼象徵主義詩歌之後,也發展提升到了新的層面與新的階段,阿波利奈爾與克洛岱爾都是顯赫的弄潮人物。所有這些都發生在最初的十年期間,構成了真正百花齊放的盛況,為法國二十世紀文學多源頭、多元化的發展定下基本格局。
法國二十世紀文學進入二三十年代,在多元化開局的基礎上,開始呈現出了全面的繁榮。其中最令人矚目的重大文學現象就是小說中心理現實主義質的大發展與心理現代主義的登台展現,前者的重量級的代表人物是莫里亞克,後者輝煌的創業者是普魯斯特,他們的文學創作都具有不同程度的劃時代意義,構成了法國二十世紀文學中第一流的實績成就,早已獲得廣泛的世界聲譽。而在他們之後,繼續沿著心理現代主義道路探索前行的,又有娜塔麗·薩洛特,前呼後應,在法國二十世紀文學中形成了一條獨特的脈絡,而薩洛特由於其長期以來心理小說實驗的新潮性而到二戰之後又被劃入了”新小說派”的行列。
自二三十年代起,從人文主義傳統中,繼紀德、羅曼·羅蘭之後,又陸續不斷湧出一批傑出的傳承者,雖然他們都基本上散發出傳統入文精神的氣息,但在二十世紀新的歷史條件下,卻各有不同的觀察、不同的感受、不同的思考,並以出色的文學創作豐富了這種久遠但生命力極為強旺的精神:有的咀嚼古老經典的歷史文化並有全新的體驗與創見,如尤瑟納爾;有的以新人文學者的辨析態度審視人生,如莫洛亞;有的在二十世紀人類大大開拓了空間活動的時代,抒寫那種空前的“凌絕頂”的新感受,如聖愛克蘇貝里;有的在宗教意識形態的框架里,對靈魂與信仰進行了有心理深度的思索,如貝爾納諾斯;有的在田園牧歌的舊瓶中,裝進了與人類生存密切相關的超前性的“新酒”,如吉奧諾;有的承繼了盧梭主義並將“綠色崇拜”發展到了極致,如巴贊;有的對二十世紀人常有的那文化上的“雙重從屬”、“雙重依戀”、“雙重遊離”有了複雜表述,如特洛亞,等等。當然,這些作家各自身上的亮點,往往並不止一個,不止一方面,他們前者呼,後者應,從世紀之初到世紀之末絡繹不絕,頗成聲勢,他們都享用著人類文化天空中這一股長存的人文浩氣,有力而優美地搏動著這一股浩氣,而他們所採取的藝術形式與藝術方法又往往是古典而雅致的,因此,他們所開闊的一大片文學天空,在法國二十世紀也許算得上是較為清新、健康、純淨的天空。
在法國二十世紀文學中,現實主義一自然主義,要算是聲勢浩大、旗幟鮮明的一股潮流了,這個世紀的自然主義文學雖然沒有左拉式的大家與《盧貢一馬卡爾家族》式的巨著,但有龔古爾學院這樣一個長存的組織與龔古爾文學獎這樣一個持久的機制,這個組織像是把信眾聚集在一起的教堂,這個機制像永遠飄揚的一面旗幟,它們激勵著自然主義傾向的文學不斷發展並保持它在當代法國文學中的強勢的存在,從上個世紀初直到今天,每年一度的龔古爾文學獎的頒布一直是文學界的盛事,因此,法國二十世紀凡具有寫實傾向的小說佳作,幾乎很少不出自龔古爾文學獎,甚至有不止一個傾向頗不相同的作家也曾被列入它的行列,如普魯斯特與馬爾羅,頗顯其廣容性,但不可否認,寫實的藝術風格仍是這一類文學最基本的特徵,而時至今日,從這一潮流中湧現出來的佳作名著的數量已經不勝枚舉,不斷有文學新秀為其輸入新鮮血液。“譯叢”中將涉及的只是一小部分代表作而已,這反映了現實主義一自然主義一直是法國文學中信眾最多、參與者最多的文學潮流,因為,人們對文學更為普遍的期待畢竟是認識世界、認識生活與認識人性,而且徑直摹寫現實也是文學中相對便捷的一條道路。
在法國二十世紀文學中,與社會政治關係緊密的是抵抗文學與左翼文學。在三十年代後期,隨著法西斯勢力在歐洲興起,法國就產生了反法西斯文學,馬爾羅的名作《希望》就是一例,到了四十年代,法國被德國納粹占領,更產生了抵抗文學。從十九世紀後期普法戰爭,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第二次世界大戰,法國人在實戰中都是一敗塗地,面對敵人從來都沒有什麼像樣的抵抗,倒是在文學中,卻從不缺乏民族抵抗,這就是反映二戰題材的抵抗文學,其中有些佳作在戰後問世後,獲得了龔古爾文學獎或其他文學獎,如居爾蒂斯、加斯卡爾、梅爾勒萊的作品,構成法國文學的一大實績,與歐洲其他國家的同類文學相比,要算成就較為突出了。由於從事這類作品寫作的作家有些是共產黨員作家或左傾作家,如阿拉貢、特麗奧萊,有的本來置身於現實主義一自然主義的潮流中,如居爾蒂斯,有的是並非以文學為終身事業的,如創作了抵抗文學經典名著《海的沉默》的維爾高爾,因而,抵抗文學作為文學史上的一個類別,在作家隊伍的構成上,往往與其他類別存在著較多的重疊。
左翼文學是直接與二十世紀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法國社會主義運動緊密相連,甚至具有某種程度同一性的文學,特別在二戰後,這種文學依託國際上社會主義陣營的政治背景,曾經顯得聲勢特別浩大,它擁有自己的作家隊伍,擁有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創作綱領與有影響力的報刊雜誌,一時頗具強大的號召力,除了像阿拉貢這樣的耆宿外,原有的文學領域中亦不乏有才之士加入法共,然而由於意識形態的強制束縛,這股潮流中相當長一個時期里的大量文學作品,能經受時間考驗具有藝術生命力的,至今已寥寥無幾,作為這股文學潮流的中流砥柱的阿拉貢得到公認的一部作品竟是他後期轉向,背離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聖周風雨錄》,而黨內的路線鬥爭又傷害了一些有才能有個性的作家,如羅歇·瓦揚與杜拉斯都曾受到開除出黨的處分。及至五六十年代,由於前蘇聯一連串對東歐的干涉入侵,法共在國內的聲望銳降,大批知識分子紛紛退黨,左翼文學到七八十年代已經是銷聲匿跡了,最後只成為了法國文學史上最顯赫一時,但卻沒有多少文學實績值得回味的一種文學。
從二三十年代到四五十年代,馬爾羅、薩特、加繆的相繼出現與成功,是法國二十世紀文學中的頭等大事,構成了當代法蘭西精神文化的輝煌,他們每一個人都具有非凡的個性魅力與厚重的文學業績。馬爾羅從個人冒險家到傳奇的反法西斯英雄再到享譽世界的政治家,以他革命題材的小說與卷帙浩繁的藝術史論著而令舉世矚目;薩特從一個書齋思想者到介入文學的作家再到社會鬥士,以其思想深刻的論著與介入文學的作品而擁有了世界性的影響,成為了一代宗師;加繆從來既是一個嚴肅的思想者,也是一個長期從事過社會實踐、具有堅苦卓絕品格的鬥士,以其深刻大氣具有悲愴人道主義精神的作品,上升到了世界文學的頂峰。
法國當代文學中這三個巨人,雖然各有不同的特色與風采,但他們的共同點就在於,都把哲理帶給了文學,或者說用文學藝術的經典形式表述了深邃而有親和力的哲理。這是法國文化人的崇尚與強項,是法國文學傳統中一個閃光的高峰,而這三個哲人之所以在全世界範圍里具有如此大、如此深遠的影響,則是因為他們都緊緊把握著人類的狀況、人類的存在條件、人類面對的挑戰這樣一系列帶普遍性與根本性的問題,在哲理上作出了明確的回答,各自提出了富有啟迪與召喚意義的宣示,即馬爾羅的超越論,薩特的自我選擇論與加繆的反抗荒誕論,對於千千萬萬有文化教養、愛思索的人群來說,都是一道道精神靈光。就這三個巨人的共同特點而言,似乎他們共同組成“法國二十世紀文學中偉大哲入”的一章就可以了,但他們各自的內容豐富,業績厚重,足以分別構成整整三章,人們難以想像,如果缺了這三章,法國二十世紀文學史會是什麼樣子。
法國二十世紀文學中,曾引起了全世界熱烈的關注、研究與探討的另一大片新奇風光,是小說藝術中的新實驗,即通稱的“新小說”。它基本上是二戰後五十年代發軔流行的文學現象,但經常也把早在三十年代即已進行此種新實驗的娜塔麗·薩洛特也算上,在六七十年代聲勢正隆,其主要的作家羅伯一葛利葉、布托、娜塔麗·薩洛特與克洛德‘西蒙均有不俗的創作業績,到八十年代,其勢頭漸弱,但二三十年的流行時期,對於這個流派來說就足夠在世界範圍里造成聲勢、奠定地位了。由於這個流派在小說的敘述方式、敘述結構上、在對人隱秘心理活動的描寫方式上,都對傳統的小說藝術有了極大的突破與超越,似乎在二十世紀文學仍以書本與語言文字為傳達工具的條件下,一切前衛的小說形式都已經運用到了極致的程度,很少再留下超前運作的空間,加以,這個小說流派的主要作家,幾乎都無一不有相當數量的理論文字,對小說藝術的新實驗作出了深入的闡述,因此,整個這個流派也就成為歐美文藝學研究的熱門課題,並且以它為基礎平台之一,操演起時髦的“後現代主義”的理論體系。1985年,諾貝爾文學獎授予克洛德·西蒙,標誌著國際上對這個文學流派的認同與“蓋棺定論”,也標誌著作為一個流派的“善始善終”、“功德圓滿”,當然,它在文學發展過程中所留下的轍痕是不可磨滅的,即使是在一個句號之後,仍將有零星的後繼者走這條道路,事實上也確實如此,如索萊爾斯的《女人們》(1983)就是一例。
法國二十世紀文學中最後一個具有流派意義的重大文學現象,在我看來,就是新寓言派,早在八十年代末,我個人就曾明確預測,“二十世紀最後十年,法國文學不會再有具有重大意義的文學流派了,本世紀的文學將以新寓言派作結”。當然,這裡所說的“流派”,只不過是指某種創作傾向的相似或相近,由於時代條件不同,二十世紀文學中愈來愈不再存在過去那種具有“結社”性質的流派,而新寓言派只不過是在六七十年代至八十年代出現的一批創作傾向有相似之處的作家而已,其中,最為出色、最為著名的有米歇爾·圖爾尼埃、勒·克萊齊奧與莫狄亞諾等,而說他們有相似處,就是因為他們都力圖在自己的作品裡表現某種哲理寓意,或者更確切地說他們都是在為自己精彩而凝練的哲理找到最貼切、最恰當的現實生活形態與藝術表現方式,他們之所以在法國二十世紀的文學中光輝四射,就在於他們以語言的藝術達到了上述兩個方面完美的結合,既在思想上給人以意想不到的強烈啟迪,又在藝術上提供給人以經典文學的美感,如果要說新寓言派的作家與馬爾羅、薩特、加繆有什麼不同的話,那就是上述三位哲入都致力於表述各自獨特的中心哲理併力圖圍繞這箇中心建立自己的論說體系,而新寓言派作家則是致力於表現各自色彩紛呈的生活智慧與獨特寓意。但不論怎樣,新寓言派也再一次證明,在法國文學裡一直存在一種永恆的動力,那就是對思想內涵,對雋永哲理,對精神力量的執著追求。
法蘭西是一個崇尚個性自由的民族,法國文學遵奉的最高準則是追求創作個性的自由。由此,世界上大多數新的思潮流派、新的藝術風格往往都發源於斯。法國文學領域從來都是各種風格紛競自由的天地,尤其到了更適於個性化發展的二十世紀,更是如此。因此,在二十世紀法國文學中,卓爾不群、獨來獨往的才人比比皆是,對於文學史而言,雖然總有分門別類、歸納概括的需要,但法國二十世紀文學中難以歸類的作家為數實在很多,他們之所以難以歸類就在於他們創作個性的獨特與張揚,而這,倒又成為了他們的共同點,特別是他們都把自我個性,自我精神,自我狀態張揚而毫無顧慮地升華為文學這樣一個特色,從拉迪蓋、塞利納、柯萊特,到讓·惹內、杜拉斯、薩岡,哪一位的作品中沒有一個極為張揚的大寫特寫的“我”字?這倒使我們有可能在這裡姑且把他們統稱為“自我個性張揚的才人”。
文學史上的任何歸納都是相對的,由於作家作品都很複雜,具有多種成分與多元基因,往往也就有不止一重從屬性,我以上所作的一些粗略的概括歸納、分門別類,僅僅是為了給讀者提供參考,便於他們進行梳理與研究。
現在上海譯文出版社,以卓越的文學品味與巨大的社會文化積累熱情,決定在F·20叢書的基礎上,推出“法國二十世紀文學譯叢”。值此“譯叢”問世之際,茲對法國二十世紀文學的輪廓與發展,提供一個簡要的勾畫與說明,權作為“譯叢”的總序。
首先是關於開篇問題。文學史上的“開篇”絕不可能是指最初的一些時辰或最初幾個年月,它往往以數年計、十年計.其實就是指文學的初期階段。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法國二十世紀文學的開篇與前幾個世紀文學的開篇頗不一樣,從十六世紀到十九世紀,每個世紀文學的開篇基本上都是一元的,甚至在整個一個世紀,都是由一元化的文學居絕對優勢地位,如十六世紀的人文主義文學,十七世紀的古典主義文學,十八世紀的啟蒙文學,而十九世紀也是由浪漫主義占有了幾乎半個世紀的優勢。二十世紀文學不同,從其初期開始,就顯示出了多元化的格局:之一,現實主義——自然挾十九世紀後期強大的聲勢,到這個世紀強盛不衰,第一次世界大戰剛過,就推出了震撼世界的名著,巴比塞的《火線》;之二,人文主義傳統在法國本就根深蒂固,進入二十世紀就長出了紀德這一具有強旺生命力的參天大樹,而羅曼·羅蘭則實際上以其名著《約翰·克利斯朵夫》,為法國文學贏得了較早的一份諾貝爾獎的榮耀;之三,現代主義的新潮繼象徵主義詩歌之後,也發展提升到了新的層面與新的階段,阿波利奈爾與克洛岱爾都是顯赫的弄潮人物。所有這些都發生在最初的十年期間,構成了真正百花齊放的盛況,為法國二十世紀文學多源頭、多元化的發展定下基本格局。
法國二十世紀文學進入二三十年代,在多元化開局的基礎上,開始呈現出了全面的繁榮。其中最令人矚目的重大文學現象就是小說中心理現實主義質的大發展與心理現代主義的登台展現,前者的重量級的代表人物是莫里亞克,後者輝煌的創業者是普魯斯特,他們的文學創作都具有不同程度的劃時代意義,構成了法國二十世紀文學中第一流的實績成就,早已獲得廣泛的世界聲譽。而在他們之後,繼續沿著心理現代主義道路探索前行的,又有娜塔麗·薩洛特,前呼後應,在法國二十世紀文學中形成了一條獨特的脈絡,而薩洛特由於其長期以來心理小說實驗的新潮性而到二戰之後又被劃入了”新小說派”的行列。
自二三十年代起,從人文主義傳統中,繼紀德、羅曼·羅蘭之後,又陸續不斷湧出一批傑出的傳承者,雖然他們都基本上散發出傳統入文精神的氣息,但在二十世紀新的歷史條件下,卻各有不同的觀察、不同的感受、不同的思考,並以出色的文學創作豐富了這種久遠但生命力極為強旺的精神:有的咀嚼古老經典的歷史文化並有全新的體驗與創見,如尤瑟納爾;有的以新人文學者的辨析態度審視人生,如莫洛亞;有的在二十世紀人類大大開拓了空間活動的時代,抒寫那種空前的“凌絕頂”的新感受,如聖愛克蘇貝里;有的在宗教意識形態的框架里,對靈魂與信仰進行了有心理深度的思索,如貝爾納諾斯;有的在田園牧歌的舊瓶中,裝進了與人類生存密切相關的超前性的“新酒”,如吉奧諾;有的承繼了盧梭主義並將“綠色崇拜”發展到了極致,如巴贊;有的對二十世紀人常有的那文化上的“雙重從屬”、“雙重依戀”、“雙重遊離”有了複雜表述,如特洛亞,等等。當然,這些作家各自身上的亮點,往往並不止一個,不止一方面,他們前者呼,後者應,從世紀之初到世紀之末絡繹不絕,頗成聲勢,他們都享用著人類文化天空中這一股長存的人文浩氣,有力而優美地搏動著這一股浩氣,而他們所採取的藝術形式與藝術方法又往往是古典而雅致的,因此,他們所開闊的一大片文學天空,在法國二十世紀也許算得上是較為清新、健康、純淨的天空。
在法國二十世紀文學中,現實主義一自然主義,要算是聲勢浩大、旗幟鮮明的一股潮流了,這個世紀的自然主義文學雖然沒有左拉式的大家與《盧貢一馬卡爾家族》式的巨著,但有龔古爾學院這樣一個長存的組織與龔古爾文學獎這樣一個持久的機制,這個組織像是把信眾聚集在一起的教堂,這個機制像永遠飄揚的一面旗幟,它們激勵著自然主義傾向的文學不斷發展並保持它在當代法國文學中的強勢的存在,從上個世紀初直到今天,每年一度的龔古爾文學獎的頒布一直是文學界的盛事,因此,法國二十世紀凡具有寫實傾向的小說佳作,幾乎很少不出自龔古爾文學獎,甚至有不止一個傾向頗不相同的作家也曾被列入它的行列,如普魯斯特與馬爾羅,頗顯其廣容性,但不可否認,寫實的藝術風格仍是這一類文學最基本的特徵,而時至今日,從這一潮流中湧現出來的佳作名著的數量已經不勝枚舉,不斷有文學新秀為其輸入新鮮血液。“譯叢”中將涉及的只是一小部分代表作而已,這反映了現實主義一自然主義一直是法國文學中信眾最多、參與者最多的文學潮流,因為,人們對文學更為普遍的期待畢竟是認識世界、認識生活與認識人性,而且徑直摹寫現實也是文學中相對便捷的一條道路。
在法國二十世紀文學中,與社會政治關係緊密的是抵抗文學與左翼文學。在三十年代後期,隨著法西斯勢力在歐洲興起,法國就產生了反法西斯文學,馬爾羅的名作《希望》就是一例,到了四十年代,法國被德國納粹占領,更產生了抵抗文學。從十九世紀後期普法戰爭,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第二次世界大戰,法國人在實戰中都是一敗塗地,面對敵人從來都沒有什麼像樣的抵抗,倒是在文學中,卻從不缺乏民族抵抗,這就是反映二戰題材的抵抗文學,其中有些佳作在戰後問世後,獲得了龔古爾文學獎或其他文學獎,如居爾蒂斯、加斯卡爾、梅爾勒萊的作品,構成法國文學的一大實績,與歐洲其他國家的同類文學相比,要算成就較為突出了。由於從事這類作品寫作的作家有些是共產黨員作家或左傾作家,如阿拉貢、特麗奧萊,有的本來置身於現實主義一自然主義的潮流中,如居爾蒂斯,有的是並非以文學為終身事業的,如創作了抵抗文學經典名著《海的沉默》的維爾高爾,因而,抵抗文學作為文學史上的一個類別,在作家隊伍的構成上,往往與其他類別存在著較多的重疊。
左翼文學是直接與二十世紀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法國社會主義運動緊密相連,甚至具有某種程度同一性的文學,特別在二戰後,這種文學依託國際上社會主義陣營的政治背景,曾經顯得聲勢特別浩大,它擁有自己的作家隊伍,擁有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創作綱領與有影響力的報刊雜誌,一時頗具強大的號召力,除了像阿拉貢這樣的耆宿外,原有的文學領域中亦不乏有才之士加入法共,然而由於意識形態的強制束縛,這股潮流中相當長一個時期里的大量文學作品,能經受時間考驗具有藝術生命力的,至今已寥寥無幾,作為這股文學潮流的中流砥柱的阿拉貢得到公認的一部作品竟是他後期轉向,背離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聖周風雨錄》,而黨內的路線鬥爭又傷害了一些有才能有個性的作家,如羅歇·瓦揚與杜拉斯都曾受到開除出黨的處分。及至五六十年代,由於前蘇聯一連串對東歐的干涉入侵,法共在國內的聲望銳降,大批知識分子紛紛退黨,左翼文學到七八十年代已經是銷聲匿跡了,最後只成為了法國文學史上最顯赫一時,但卻沒有多少文學實績值得回味的一種文學。
從二三十年代到四五十年代,馬爾羅、薩特、加繆的相繼出現與成功,是法國二十世紀文學中的頭等大事,構成了當代法蘭西精神文化的輝煌,他們每一個人都具有非凡的個性魅力與厚重的文學業績。馬爾羅從個人冒險家到傳奇的反法西斯英雄再到享譽世界的政治家,以他革命題材的小說與卷帙浩繁的藝術史論著而令舉世矚目;薩特從一個書齋思想者到介入文學的作家再到社會鬥士,以其思想深刻的論著與介入文學的作品而擁有了世界性的影響,成為了一代宗師;加繆從來既是一個嚴肅的思想者,也是一個長期從事過社會實踐、具有堅苦卓絕品格的鬥士,以其深刻大氣具有悲愴人道主義精神的作品,上升到了世界文學的頂峰。
法國當代文學中這三個巨人,雖然各有不同的特色與風采,但他們的共同點就在於,都把哲理帶給了文學,或者說用文學藝術的經典形式表述了深邃而有親和力的哲理。這是法國文化人的崇尚與強項,是法國文學傳統中一個閃光的高峰,而這三個哲人之所以在全世界範圍里具有如此大、如此深遠的影響,則是因為他們都緊緊把握著人類的狀況、人類的存在條件、人類面對的挑戰這樣一系列帶普遍性與根本性的問題,在哲理上作出了明確的回答,各自提出了富有啟迪與召喚意義的宣示,即馬爾羅的超越論,薩特的自我選擇論與加繆的反抗荒誕論,對於千千萬萬有文化教養、愛思索的人群來說,都是一道道精神靈光。就這三個巨人的共同特點而言,似乎他們共同組成“法國二十世紀文學中偉大哲入”的一章就可以了,但他們各自的內容豐富,業績厚重,足以分別構成整整三章,人們難以想像,如果缺了這三章,法國二十世紀文學史會是什麼樣子。
法國二十世紀文學中,曾引起了全世界熱烈的關注、研究與探討的另一大片新奇風光,是小說藝術中的新實驗,即通稱的“新小說”。它基本上是二戰後五十年代發軔流行的文學現象,但經常也把早在三十年代即已進行此種新實驗的娜塔麗·薩洛特也算上,在六七十年代聲勢正隆,其主要的作家羅伯一葛利葉、布托、娜塔麗·薩洛特與克洛德‘西蒙均有不俗的創作業績,到八十年代,其勢頭漸弱,但二三十年的流行時期,對於這個流派來說就足夠在世界範圍里造成聲勢、奠定地位了。由於這個流派在小說的敘述方式、敘述結構上、在對人隱秘心理活動的描寫方式上,都對傳統的小說藝術有了極大的突破與超越,似乎在二十世紀文學仍以書本與語言文字為傳達工具的條件下,一切前衛的小說形式都已經運用到了極致的程度,很少再留下超前運作的空間,加以,這個小說流派的主要作家,幾乎都無一不有相當數量的理論文字,對小說藝術的新實驗作出了深入的闡述,因此,整個這個流派也就成為歐美文藝學研究的熱門課題,並且以它為基礎平台之一,操演起時髦的“後現代主義”的理論體系。1985年,諾貝爾文學獎授予克洛德·西蒙,標誌著國際上對這個文學流派的認同與“蓋棺定論”,也標誌著作為一個流派的“善始善終”、“功德圓滿”,當然,它在文學發展過程中所留下的轍痕是不可磨滅的,即使是在一個句號之後,仍將有零星的後繼者走這條道路,事實上也確實如此,如索萊爾斯的《女人們》(1983)就是一例。
法國二十世紀文學中最後一個具有流派意義的重大文學現象,在我看來,就是新寓言派,早在八十年代末,我個人就曾明確預測,“二十世紀最後十年,法國文學不會再有具有重大意義的文學流派了,本世紀的文學將以新寓言派作結”。當然,這裡所說的“流派”,只不過是指某種創作傾向的相似或相近,由於時代條件不同,二十世紀文學中愈來愈不再存在過去那種具有“結社”性質的流派,而新寓言派只不過是在六七十年代至八十年代出現的一批創作傾向有相似之處的作家而已,其中,最為出色、最為著名的有米歇爾·圖爾尼埃、勒·克萊齊奧與莫狄亞諾等,而說他們有相似處,就是因為他們都力圖在自己的作品裡表現某種哲理寓意,或者更確切地說他們都是在為自己精彩而凝練的哲理找到最貼切、最恰當的現實生活形態與藝術表現方式,他們之所以在法國二十世紀的文學中光輝四射,就在於他們以語言的藝術達到了上述兩個方面完美的結合,既在思想上給人以意想不到的強烈啟迪,又在藝術上提供給人以經典文學的美感,如果要說新寓言派的作家與馬爾羅、薩特、加繆有什麼不同的話,那就是上述三位哲入都致力於表述各自獨特的中心哲理併力圖圍繞這箇中心建立自己的論說體系,而新寓言派作家則是致力於表現各自色彩紛呈的生活智慧與獨特寓意。但不論怎樣,新寓言派也再一次證明,在法國文學裡一直存在一種永恆的動力,那就是對思想內涵,對雋永哲理,對精神力量的執著追求。
法蘭西是一個崇尚個性自由的民族,法國文學遵奉的最高準則是追求創作個性的自由。由此,世界上大多數新的思潮流派、新的藝術風格往往都發源於斯。法國文學領域從來都是各種風格紛競自由的天地,尤其到了更適於個性化發展的二十世紀,更是如此。因此,在二十世紀法國文學中,卓爾不群、獨來獨往的才人比比皆是,對於文學史而言,雖然總有分門別類、歸納概括的需要,但法國二十世紀文學中難以歸類的作家為數實在很多,他們之所以難以歸類就在於他們創作個性的獨特與張揚,而這,倒又成為了他們的共同點,特別是他們都把自我個性,自我精神,自我狀態張揚而毫無顧慮地升華為文學這樣一個特色,從拉迪蓋、塞利納、柯萊特,到讓·惹內、杜拉斯、薩岡,哪一位的作品中沒有一個極為張揚的大寫特寫的“我”字?這倒使我們有可能在這裡姑且把他們統稱為“自我個性張揚的才人”。
文學史上的任何歸納都是相對的,由於作家作品都很複雜,具有多種成分與多元基因,往往也就有不止一重從屬性,我以上所作的一些粗略的概括歸納、分門別類,僅僅是為了給讀者提供參考,便於他們進行梳理與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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