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蘇儒對外傳播翻譯研究文集》輯錄了沈蘇儒先生從事對外傳播工作以來發表的有關對外傳播理論研究和翻譯理論研究論文73篇，這些論文是他近十年來在外傳播學理論研究方面的最新成果，在內容上涵蓋了當前外宣研究領域的基礎性、前瞻性和戰略性問題，對於系統梳理其傳播理論具有重要意義，同時也對目前的外宣實踐具有非常現實的參考價值。
基本介紹
- 書名：沈蘇儒對外傳播翻譯研究文集
- 出版社：外文出版社
- 頁數：424頁
- 開本：16
- 品牌：外文出版社
- 作者：沈蘇儒
- 出版日期：2009年6月1日
- 語種：簡體中文
- ISBN：7119057618, 9787119057613
基本介紹,內容簡介,作者簡介,媒體推薦,圖書目錄,文摘,序言,
基本介紹
內容簡介
《沈蘇儒對外傳播翻譯研究文集》是由外文出版社出版的。
作者簡介
沈蘇儒，1919年生，原籍浙江嘉興。1945年中央大學外文系畢業後即從事新聞及外文編譯出版工作，歷任英文《上海新聞》報及多語種對外刊物人民中國雜誌社編輯、今日中國雜誌社（原名《中國建設》）副總編輯、世界銀行駐中國代表處編譯顧問。為受國務院表彰的有突出貢獻專家、受中國翻譯協會表彰的資深翻譯家。曾任中國國際交流協會、中國對外文化交流協會、中國翻譯協會第一屆理事，現任宋慶齡基金會名譽理事、全國翻譯專業資格（水平）考試專家委員會顧問、中國外文局對外傳播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主要著作有：《對外報導業務基礎》、《對外傳播學概要》、《對外報導教程》、《對外傳播的理論與實踐》、《論“信達雅”——嚴復翻譯理論研究》、《翻譯的最高境界：“信達雅”漫談》；譯作有愛潑斯坦著《宋慶齡——二十世紀的偉大女性》、《突破封鎖訪延安》、《見證中國》（合譯）、《歷史不應忘記》（合譯），泰勒（A.T.E Taylor）著《爭奪歐洲霸權的鬥爭：1848—1918》、《第三帝國的興亡》（合譯）。
媒體推薦
沈蘇儒是我國對外傳播戰線的老一輩，中外文俱佳，集采編與翻譯於一身，是一位經驗豐富的實踐者、領導者，又是一位重視外宣理論研究、治學嚴謹而且很有成就的學者。沈老為對外傳播學的研究做了基礎性、開創性的工作。
——國務院新聞辦原副主任 楊正泉
沈老本人既是翻譯的實踐者，也是翻譯理論的創造者。他不斷總結經驗，創新理論，又用理論指導新的實踐。他長期的工作實踐、豐富的閱歷、嚴謹的治學態度、人老心不老的探索精神，使我們有幸領略他一生的翻譯成果，享受他一輩子的學術精華。
——中國外文出版發行事業局副局長兼總編輯 黃友義
沈蘇儒以馬列主義基本觀點為指導，去分析和吸取西方傳播學中有用的東西，集納我國近年來傳播學的研究成果，密切結合我國的實際，將中國對外宣傳、對外傳播的實踐經驗總結為理論，來探索對外傳播的特殊規律：以建設有中國特色的對外傳播學。
——今日中國雜誌社原副總編輯 陳日濃
沈蘇儒將傳播學的一般原理引入對外傳播學的研究之中，系統論述了對外傳播的對象、特殊性、基本原則和怎樣提高對外傳播的效果，明確了“對外傳播是跨國的、跨文化的跨語言的傳播”的特殊性，由此區分對外傳播與對內傳播。
——山東大學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副院長 甘險峰
沈蘇儒先生平素尊仰嚴復譯學。上世紀80年代初就享譽譯壇。先生勤勉攻研，以嚴復譯論為坐標，縱的方面古今襯映，橫的方面中外比照，善發議端，精於持論，後又寫成我國第一部研究信達雅的綜合性總結式專著。
——中國社科院外國文學研究所研究員 羅新璋
——國務院新聞辦原副主任 楊正泉
沈老本人既是翻譯的實踐者，也是翻譯理論的創造者。他不斷總結經驗，創新理論，又用理論指導新的實踐。他長期的工作實踐、豐富的閱歷、嚴謹的治學態度、人老心不老的探索精神，使我們有幸領略他一生的翻譯成果，享受他一輩子的學術精華。
——中國外文出版發行事業局副局長兼總編輯 黃友義
沈蘇儒以馬列主義基本觀點為指導，去分析和吸取西方傳播學中有用的東西，集納我國近年來傳播學的研究成果，密切結合我國的實際，將中國對外宣傳、對外傳播的實踐經驗總結為理論，來探索對外傳播的特殊規律：以建設有中國特色的對外傳播學。
——今日中國雜誌社原副總編輯 陳日濃
沈蘇儒將傳播學的一般原理引入對外傳播學的研究之中，系統論述了對外傳播的對象、特殊性、基本原則和怎樣提高對外傳播的效果，明確了“對外傳播是跨國的、跨文化的跨語言的傳播”的特殊性，由此區分對外傳播與對內傳播。
——山東大學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副院長 甘險峰
沈蘇儒先生平素尊仰嚴復譯學。上世紀80年代初就享譽譯壇。先生勤勉攻研，以嚴復譯論為坐標，縱的方面古今襯映，橫的方面中外比照，善發議端，精於持論，後又寫成我國第一部研究信達雅的綜合性總結式專著。
——中國社科院外國文學研究所研究員 羅新璋
圖書目錄
一、對外傳播篇
對外報導授課提綱
祝賀與希望——《中國·遼東半島 國際交流》創刊十周年
關於背景
讓事實說話
正確、有效地使用數字
在對外報導中務須謹慎從事的幾個領域
怎樣處理細節？
含蓄與精煉
談談對台、對海外華人報導的語言問題
加強地方外宣出版物的“三性”
可喜的探索——讀湖北幾本外宣研究著作
對外報導三題
思·情·文——《今日中國》“致讀者”的三字訣
偉大的女性真實的紀錄——愛潑斯坦著《宋慶齡——二十世紀的偉大女性》出版
新聞不等於宣傳——推薦一篇文章
在金錢網裡生活——旅美札記
一本邀游美國、結識華人的好書——介紹邱健著《一個女記者眼中的美國與海外赤子》
怎樣寫好對外報導？
關於兩種“了解”的對話
喜讀《北京指南》——兼談外宣品製作
文化差異與對外傳播
良師·益友·園丁——《朱穆之論對外宣傳》讀後感
旅美隨感——關於對美宣傳的一些思考
百尺竿頭更進一步——祝《對外宣傳參考》出版250期
“珠聯璧合”構佳篇——介紹張彥著《愛潑斯坦》
開發你身邊的外宣資源——《外國人看中國》專欄讀後
時代呼喚傳播理論——楊正泉著《我與廣播》讀後感
關於“宣傳”的英語詞
愛潑斯坦回憶周總理
對外傳播的效果
“老兵”永在——悼念傑出的外宣戰士段連城同志
世界需要多樣媒體——美國“新聞博物館”觀後
勤奮·基本功·使命感——陳日濃著《從雪域到海峽》讀後感
繼承和光大宋慶齡在對外傳播事業中的優良傳統
開展對外傳播學的研究
一篇寶貴的教材
人際傳播的成功方式——趙啟正演講談話錄《向世界說明中國》總點評
回憶艾培
讓心靈之橋更加通暢
小約瑟夫·奈教授的“軟實力”學說簡介
開展“軟實力”與對外傳播的研究
《境外涉華經濟報導實例點評》序言
有關跨文化傳播的三點思考
附錄：書評集萃
《對外傳播學概要》序（文/楊正泉）
可貴的理論探索（文/陳日濃）——讀沈蘇儒著《對外傳播學概要》
段連城為對外傳播學奠基（文/魏秀堂）——寫在《對外傳播學初探》（增訂版）出版之後
對外傳播的“基本教材”（文/魏秀堂）——簡介沈蘇儒著《對外報導教程》
對外傳播學的又一開創之作（文/魏秀堂）——評介沈蘇儒著《對外傳播的理論與實踐》
建構我國對外傳播學的理論框架（文/李彬王芳）——讀沈蘇儒《對外傳播的理論與實踐》
“艱苦而深刻的轉變”（文/吳奇志）——與外宣傳家沈蘇儒一席談
對外傳播學研究30年（文/甘險峰董文杰）
二、翻譯研究篇
論“信、達、雅”
繼承·融和·創立·發展——我國現代翻譯理論建設芻議
申奧外語別給北京人露怯
呼籲重視對外宣傳中的外語工作
在資深翻譯家表彰大會上的講話
翻譯如何才能受到全社會的重視
聽到喜訊後——一個老翻譯工作者的感想
從“信達雅”談長句翻譯
我對翻譯研究的基本認識
附錄：書評集萃
序沈蘇儒著《論“信、達、雅”——嚴復翻譯理論研究》（文/羅新璋）
譯學探索的百年回顧與展望（文/許鈞）——評《論“信、達、雅”——嚴復翻譯理論研究》
訪編輯與翻譯名家沈蘇儒（文/順一鳴雷向睛）
“他才不過八十六歲！”（文/黃友義）——讀沈蘇儒新作《翻譯的最高境界：“信達雅”漫談》有感
中國翻譯理論研究的可貴探索（文/趙秀明）——讀沈蘇儒近著《論“信、達、雅”——嚴復翻譯理論研究》
對外報導授課提綱
祝賀與希望——《中國·遼東半島 國際交流》創刊十周年
關於背景
讓事實說話
正確、有效地使用數字
在對外報導中務須謹慎從事的幾個領域
怎樣處理細節？
含蓄與精煉
談談對台、對海外華人報導的語言問題
加強地方外宣出版物的“三性”
可喜的探索——讀湖北幾本外宣研究著作
對外報導三題
思·情·文——《今日中國》“致讀者”的三字訣
偉大的女性真實的紀錄——愛潑斯坦著《宋慶齡——二十世紀的偉大女性》出版
新聞不等於宣傳——推薦一篇文章
在金錢網裡生活——旅美札記
一本邀游美國、結識華人的好書——介紹邱健著《一個女記者眼中的美國與海外赤子》
怎樣寫好對外報導？
關於兩種“了解”的對話
喜讀《北京指南》——兼談外宣品製作
文化差異與對外傳播
良師·益友·園丁——《朱穆之論對外宣傳》讀後感
旅美隨感——關於對美宣傳的一些思考
百尺竿頭更進一步——祝《對外宣傳參考》出版250期
“珠聯璧合”構佳篇——介紹張彥著《愛潑斯坦》
開發你身邊的外宣資源——《外國人看中國》專欄讀後
時代呼喚傳播理論——楊正泉著《我與廣播》讀後感
關於“宣傳”的英語詞
愛潑斯坦回憶周總理
對外傳播的效果
“老兵”永在——悼念傑出的外宣戰士段連城同志
世界需要多樣媒體——美國“新聞博物館”觀後
勤奮·基本功·使命感——陳日濃著《從雪域到海峽》讀後感
繼承和光大宋慶齡在對外傳播事業中的優良傳統
開展對外傳播學的研究
一篇寶貴的教材
人際傳播的成功方式——趙啟正演講談話錄《向世界說明中國》總點評
回憶艾培
讓心靈之橋更加通暢
小約瑟夫·奈教授的“軟實力”學說簡介
開展“軟實力”與對外傳播的研究
《境外涉華經濟報導實例點評》序言
有關跨文化傳播的三點思考
附錄：書評集萃
《對外傳播學概要》序（文/楊正泉）
可貴的理論探索（文/陳日濃）——讀沈蘇儒著《對外傳播學概要》
段連城為對外傳播學奠基（文/魏秀堂）——寫在《對外傳播學初探》（增訂版）出版之後
對外傳播的“基本教材”（文/魏秀堂）——簡介沈蘇儒著《對外報導教程》
對外傳播學的又一開創之作（文/魏秀堂）——評介沈蘇儒著《對外傳播的理論與實踐》
建構我國對外傳播學的理論框架（文/李彬王芳）——讀沈蘇儒《對外傳播的理論與實踐》
“艱苦而深刻的轉變”（文/吳奇志）——與外宣傳家沈蘇儒一席談
對外傳播學研究30年（文/甘險峰董文杰）
二、翻譯研究篇
論“信、達、雅”
繼承·融和·創立·發展——我國現代翻譯理論建設芻議
申奧外語別給北京人露怯
呼籲重視對外宣傳中的外語工作
在資深翻譯家表彰大會上的講話
翻譯如何才能受到全社會的重視
聽到喜訊後——一個老翻譯工作者的感想
從“信達雅”談長句翻譯
我對翻譯研究的基本認識
附錄：書評集萃
序沈蘇儒著《論“信、達、雅”——嚴復翻譯理論研究》（文/羅新璋）
譯學探索的百年回顧與展望（文/許鈞）——評《論“信、達、雅”——嚴復翻譯理論研究》
訪編輯與翻譯名家沈蘇儒（文/順一鳴雷向睛）
“他才不過八十六歲！”（文/黃友義）——讀沈蘇儒新作《翻譯的最高境界：“信達雅”漫談》有感
中國翻譯理論研究的可貴探索（文/趙秀明）——讀沈蘇儒近著《論“信、達、雅”——嚴復翻譯理論研究》
文摘
一、對外傳播篇
對外報導授課提綱
編者按：“文化大革命”結束之後，沈老在繁忙的領導和采編工作之餘，著手總結自己和他人的經驗，開始對外傳播的理論研究，並把心得和研究成果傳授給他人。
沈老的總結和探討，首先是從自己工作的單位開始的，並且持續多年。他給大家講課，傳授對外報導的經驗，分析怎樣塑造和維護刊物的形象，也評介同事的寫作成果，等等。1981年，沈老應外文局乾訓班之邀，開始連續給編輯班的學員講課，歷時數年。1986年1月，他又在本單位業務學習會上作了三次講話。此外，沈老還先後在新華社對外部、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外宣幹部培訓班以及西安、石家莊、成都、昆明、故鄉浙江省嘉興市等省市外宣幹部培訓班講課。講課的基本內容，是他1986刊載在《今日中國》內部通訊上的這一份授課提綱。
一、思想與技巧、對內與對外
《中國建設》（按：現名《今日中國》）從1952年創刊到現在已經30多年了，許多同志積累了豐富的經驗，應該總結，使之上升為理論。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國正邁入振興騰飛的新時期。對外宣傳面臨著新的條件、新的任務、新的挑戰，迫切需要人才、技術、物質條件，同樣需要理論的指導。理論要從經驗總結中來。而現在這樣做有了可能，因為對外宣傳已“撥亂反正”，樹立起正確的總方針。有了理論指導，新參加到對外宣傳戰線來的同志或剛從學校畢業參加工作的同志就有可能比較順利地掌握工作要領，不必去重複我們曾經走過的彎路或花費許多時間和精力去摸索。有了理論指導，檢驗衡量工作也就有一個形成共識的標準，可以不斷推動工作前進，而不用像過去那樣長時間在原地推磨轉圈。我自己水平不高、經驗不多、見識不廣、學問不博，之所以敢於來同大家談談體會，就是為了想為總結經驗這件事吆喝鼓吹，以期拋磚引玉。
先談思想與技巧。
同志們曾表示，希望我多講實的，少說虛的。我會努力這樣去做。但在談到具體的采編業務前，我還是要先談一下思想與技巧的關係問題。為什麼呢？因為宣傳報導工作，歸根結底，就是要宣傳一種思想。我們可以在文章中不提意識形態、國家制度等問題，但總歸是宣傳社會主義思想。只有我們自己對社會主義的信念堅定，才有可能去影響別人，並在國際上完善社會主義中國的形象，思想不過硬就很難做好這個工作。比如，對我國的改革，可以說全世界都在讚揚，包括西方國家的勢力集團和不少記者。他們“私心竊喜”，是因為在他們看來，中國正在“西方化”、“自由化”。我們說，我們正在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他們說，中國正在恢復資本主義。這就必然有一場鬥爭。在開放的新形勢下，我們要取得鬥爭的勝利，固然要靠我們在宣傳報導中的藝術和技巧，以及各個方面的協同配合，但最根本的還是靠我們的思想，靠我們宣傳社會主義的使命感和責任心。否則，我們宣傳報導的藝術和技巧再好，到頭來也會變成某些西方記者的“尾巴”。
強調思想的第二個理由，是我們做對外宣傳報導工作有它特別艱苦的地方。對外的特殊要求，國內一般是不了解的。在採訪組稿中，往往對方提供了許多材料，有用的不及十分之一，非自己去四處奔波、深入挖掘不可。如果思想上要求不嚴，就很容易知難而退。另一方面，也有人對於在對外報刊上“揚名”特別感興趣，千方百計要你“幫忙”。在這種情況下，我們的思想就一定要正，自覺抵制不正之風，保持思上的自衛能力。
強調思想的第三個理由是，我們的業務實踐能否成功，在多數情況下，起決定性作用的往往是思想而不是技術。我平時看同志們寫的稿子，同是一個人寫的，卻有的好、有的差一些。關鍵何在？我琢磨很久，發現凡是好稿子，成功之處固然很多，但其中共通的就是文章里總是有一些閃光的思想，才使它們具有魅力。凡是從頭到尾思想沒有閃出光芒的，就是平庸之作。我們要力求使我們的思想深化。記者對一篇報導的主題思想清楚與否、深刻與否，往往決定其成敗。例如最近我們搞的“唐山震後10年”的一組報導，稿子不是很成功，毛病就出在主題思想不明確。唐山震後5周年，我們報導過，到10周年時，我們又來報導，主題思想應該是什麼？不能大而化之地報導唐山的重建，那樣就與5周年時的報導並無區別。我的體會是，每篇新聞報導的主題不能大而無當，不能空泛，而必須有特點，有個性，否則就淪於一般化了。凡是一般化的東西就沒有多少人愛看。
所以，對我們來講，最重要的技巧不如說就是“思想的技巧”：怎樣去思索，怎樣把思想整理得有頭緒，怎樣了解讀者的思想，怎樣把主觀與客觀結合起來等。
談到這裡，順便對青年同志說一下，要成為一名合格的對外宣傳工作者，我以為應具有三個方面的基本功。第一是培養敏感，即所謂“第六感”，對環境、氣氛、客觀事物要有敏銳的感覺。第二是知識面要廣。知識面與興趣有關係，要培養廣泛的興趣，來拓展知識面。這一點在當前改革開放的新時期，更加必要。翻譯同志也不能只滿足於掌握外語，我們雜誌的內容無所不包，不知道《三國》，遇到“事後諸葛亮”一語怎樣翻譯？沒有古典文學知識，遇到“月老”一詞，要是譯成“an old man in the moon”，就會鬧笑話。采編同志對國外的知識了解也是不夠的，許多國家文化背景和國情、民俗不同，要有針對性地進行報導，就要很好地去了解。第三是要勤奮。從前，許多店鋪里掛的匾上寫著“業精於勤”。要嘴勤、手勤、腿勤、眼勤、腦勤。勤奮不是天生的，是自覺鍛鍊出來的。
再談對內與對外——對內宣傳報刊與對外宣傳報刊的同異，著重在探討對外宣傳報刊的特點，當然主要是聯繫到《中國建設》。
先說共性。主要可歸納為三點：
（一）為黨的方針、路線、任務服務，貫徹黨和國家的政策，恪守憲法和法律。報紙是黨的喉舌，《中國建設》當然也應該是。這是從本質上說的。
（二）真實是一切新聞報導的生命線。我們要求的真實不但在部分上（一個人、一件物、一樁事等）必須是真實的，在整體上也必須是真實的。美國《紐約時報》記者包德福，在北京住了兩年後，回去寫了一本叫《苦海餘生》的書，描寫他所見到的中國，從書名就可知道他的主題了，卻因為是所謂“親眼目睹的報導”，一時成了暢銷書。我1983年訪美前特地“拜讀”了一遍，真氣得七竅生煙。他的手法就是把他所收集到的很多個別具體事例按照他的意圖串連起來。就這些具體事例來講，姓名、時間、地點、背景、關係，一應俱全，看起來很“真實”，但從整體上則極不真實，是一幅完全被歪曲了的圖像，因此這樣的報導就違反了真實的原則。我在美國果然碰到不少人讀過或正在讀這本書，當時我就指出了這一點。
這是帶有偏見的外國人。就我們自己而言，也會有不真實的報導。造成我們自己的報導不真實有兩種情況。一是有意弄虛作假，這當然絕對不允許。一是由於主觀片面或工作不深人等原因造成的，這也要竭力避免。為此還要明確認識和嚴格區別新聞報導的客觀性和客觀主義。
（三）新聞報導的基本要素是一樣的，即通常所說的五個W：WHO（何人）、WHEN（何時）、WHERE（何地）、WHAT（何事）、WHY（何故），現在還有人加了一個HOW（如何）。
再說個性，也就是對外報刊的特點：
（一）任務和目的不同。前面已經提到，現在在對外宣傳的指導思想上已經揚棄了過去極“左”和主觀主義的那一套，明確對外宣傳的主要任務就是為了增進各國人民對我國的了解和友誼，以創造有利於四化的國際條件。這同對內以宣傳以教育為主要任務顯然是不同的。
（二）讀者對象及其條件不同。過去把外國讀者硬分“左、中、右”，現在我們力求面向儘可能多的外國人。（1）他們的文化背景、心理狀態、思維方法、民族傳統、社會狀況都同我們不一樣（當然也有共同的地方，否則就不可能互相理解）。舉一個眼前的例子。“宣傳”在國內是個好字眼，在國外（除社會主義國家外）就是個讓人很不愛聽甚至可以說非常反感的字眼，所以我們現在也常用“對外報導”來取代“對外宣傳”。（2）他們工作和生活的條件和節奏也同我們不一樣。1985年3月《中國建設》北美版所進行的讀者調查得到許多有價值的材料，其中有一條很值得注意：讀者閱讀我們雜誌平均每期只花30—59分鐘。讀者中90%以上有大專文化水平，閱讀速度快，但即使如此，也足以使我們“震動”一下——我們往往一下筆就是洋洋灑灑五六千字長文，如何能使讀者看得下去？（3）讀者對報刊的觀念，或者說讀者與宣傳工作者的關係同國內不一樣。對他們來說，報刊是商品，同一切商品一樣，使他知道、感興趣、覺得有用，他才會去買。
對外報導授課提綱
編者按：“文化大革命”結束之後，沈老在繁忙的領導和采編工作之餘，著手總結自己和他人的經驗，開始對外傳播的理論研究，並把心得和研究成果傳授給他人。
沈老的總結和探討，首先是從自己工作的單位開始的，並且持續多年。他給大家講課，傳授對外報導的經驗，分析怎樣塑造和維護刊物的形象，也評介同事的寫作成果，等等。1981年，沈老應外文局乾訓班之邀，開始連續給編輯班的學員講課，歷時數年。1986年1月，他又在本單位業務學習會上作了三次講話。此外，沈老還先後在新華社對外部、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外宣幹部培訓班以及西安、石家莊、成都、昆明、故鄉浙江省嘉興市等省市外宣幹部培訓班講課。講課的基本內容，是他1986刊載在《今日中國》內部通訊上的這一份授課提綱。
一、思想與技巧、對內與對外
《中國建設》（按：現名《今日中國》）從1952年創刊到現在已經30多年了，許多同志積累了豐富的經驗，應該總結，使之上升為理論。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國正邁入振興騰飛的新時期。對外宣傳面臨著新的條件、新的任務、新的挑戰，迫切需要人才、技術、物質條件，同樣需要理論的指導。理論要從經驗總結中來。而現在這樣做有了可能，因為對外宣傳已“撥亂反正”，樹立起正確的總方針。有了理論指導，新參加到對外宣傳戰線來的同志或剛從學校畢業參加工作的同志就有可能比較順利地掌握工作要領，不必去重複我們曾經走過的彎路或花費許多時間和精力去摸索。有了理論指導，檢驗衡量工作也就有一個形成共識的標準，可以不斷推動工作前進，而不用像過去那樣長時間在原地推磨轉圈。我自己水平不高、經驗不多、見識不廣、學問不博，之所以敢於來同大家談談體會，就是為了想為總結經驗這件事吆喝鼓吹，以期拋磚引玉。
先談思想與技巧。
同志們曾表示，希望我多講實的，少說虛的。我會努力這樣去做。但在談到具體的采編業務前，我還是要先談一下思想與技巧的關係問題。為什麼呢？因為宣傳報導工作，歸根結底，就是要宣傳一種思想。我們可以在文章中不提意識形態、國家制度等問題，但總歸是宣傳社會主義思想。只有我們自己對社會主義的信念堅定，才有可能去影響別人，並在國際上完善社會主義中國的形象，思想不過硬就很難做好這個工作。比如，對我國的改革，可以說全世界都在讚揚，包括西方國家的勢力集團和不少記者。他們“私心竊喜”，是因為在他們看來，中國正在“西方化”、“自由化”。我們說，我們正在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他們說，中國正在恢復資本主義。這就必然有一場鬥爭。在開放的新形勢下，我們要取得鬥爭的勝利，固然要靠我們在宣傳報導中的藝術和技巧，以及各個方面的協同配合，但最根本的還是靠我們的思想，靠我們宣傳社會主義的使命感和責任心。否則，我們宣傳報導的藝術和技巧再好，到頭來也會變成某些西方記者的“尾巴”。
強調思想的第二個理由，是我們做對外宣傳報導工作有它特別艱苦的地方。對外的特殊要求，國內一般是不了解的。在採訪組稿中，往往對方提供了許多材料，有用的不及十分之一，非自己去四處奔波、深入挖掘不可。如果思想上要求不嚴，就很容易知難而退。另一方面，也有人對於在對外報刊上“揚名”特別感興趣，千方百計要你“幫忙”。在這種情況下，我們的思想就一定要正，自覺抵制不正之風，保持思上的自衛能力。
強調思想的第三個理由是，我們的業務實踐能否成功，在多數情況下，起決定性作用的往往是思想而不是技術。我平時看同志們寫的稿子，同是一個人寫的，卻有的好、有的差一些。關鍵何在？我琢磨很久，發現凡是好稿子，成功之處固然很多，但其中共通的就是文章里總是有一些閃光的思想，才使它們具有魅力。凡是從頭到尾思想沒有閃出光芒的，就是平庸之作。我們要力求使我們的思想深化。記者對一篇報導的主題思想清楚與否、深刻與否，往往決定其成敗。例如最近我們搞的“唐山震後10年”的一組報導，稿子不是很成功，毛病就出在主題思想不明確。唐山震後5周年，我們報導過，到10周年時，我們又來報導，主題思想應該是什麼？不能大而化之地報導唐山的重建，那樣就與5周年時的報導並無區別。我的體會是，每篇新聞報導的主題不能大而無當，不能空泛，而必須有特點，有個性，否則就淪於一般化了。凡是一般化的東西就沒有多少人愛看。
所以，對我們來講，最重要的技巧不如說就是“思想的技巧”：怎樣去思索，怎樣把思想整理得有頭緒，怎樣了解讀者的思想，怎樣把主觀與客觀結合起來等。
談到這裡，順便對青年同志說一下，要成為一名合格的對外宣傳工作者，我以為應具有三個方面的基本功。第一是培養敏感，即所謂“第六感”，對環境、氣氛、客觀事物要有敏銳的感覺。第二是知識面要廣。知識面與興趣有關係，要培養廣泛的興趣，來拓展知識面。這一點在當前改革開放的新時期，更加必要。翻譯同志也不能只滿足於掌握外語，我們雜誌的內容無所不包，不知道《三國》，遇到“事後諸葛亮”一語怎樣翻譯？沒有古典文學知識，遇到“月老”一詞，要是譯成“an old man in the moon”，就會鬧笑話。采編同志對國外的知識了解也是不夠的，許多國家文化背景和國情、民俗不同，要有針對性地進行報導，就要很好地去了解。第三是要勤奮。從前，許多店鋪里掛的匾上寫著“業精於勤”。要嘴勤、手勤、腿勤、眼勤、腦勤。勤奮不是天生的，是自覺鍛鍊出來的。
再談對內與對外——對內宣傳報刊與對外宣傳報刊的同異，著重在探討對外宣傳報刊的特點，當然主要是聯繫到《中國建設》。
先說共性。主要可歸納為三點：
（一）為黨的方針、路線、任務服務，貫徹黨和國家的政策，恪守憲法和法律。報紙是黨的喉舌，《中國建設》當然也應該是。這是從本質上說的。
（二）真實是一切新聞報導的生命線。我們要求的真實不但在部分上（一個人、一件物、一樁事等）必須是真實的，在整體上也必須是真實的。美國《紐約時報》記者包德福，在北京住了兩年後，回去寫了一本叫《苦海餘生》的書，描寫他所見到的中國，從書名就可知道他的主題了，卻因為是所謂“親眼目睹的報導”，一時成了暢銷書。我1983年訪美前特地“拜讀”了一遍，真氣得七竅生煙。他的手法就是把他所收集到的很多個別具體事例按照他的意圖串連起來。就這些具體事例來講，姓名、時間、地點、背景、關係，一應俱全，看起來很“真實”，但從整體上則極不真實，是一幅完全被歪曲了的圖像，因此這樣的報導就違反了真實的原則。我在美國果然碰到不少人讀過或正在讀這本書，當時我就指出了這一點。
這是帶有偏見的外國人。就我們自己而言，也會有不真實的報導。造成我們自己的報導不真實有兩種情況。一是有意弄虛作假，這當然絕對不允許。一是由於主觀片面或工作不深人等原因造成的，這也要竭力避免。為此還要明確認識和嚴格區別新聞報導的客觀性和客觀主義。
（三）新聞報導的基本要素是一樣的，即通常所說的五個W：WHO（何人）、WHEN（何時）、WHERE（何地）、WHAT（何事）、WHY（何故），現在還有人加了一個HOW（如何）。
再說個性，也就是對外報刊的特點：
（一）任務和目的不同。前面已經提到，現在在對外宣傳的指導思想上已經揚棄了過去極“左”和主觀主義的那一套，明確對外宣傳的主要任務就是為了增進各國人民對我國的了解和友誼，以創造有利於四化的國際條件。這同對內以宣傳以教育為主要任務顯然是不同的。
（二）讀者對象及其條件不同。過去把外國讀者硬分“左、中、右”，現在我們力求面向儘可能多的外國人。（1）他們的文化背景、心理狀態、思維方法、民族傳統、社會狀況都同我們不一樣（當然也有共同的地方，否則就不可能互相理解）。舉一個眼前的例子。“宣傳”在國內是個好字眼，在國外（除社會主義國家外）就是個讓人很不愛聽甚至可以說非常反感的字眼，所以我們現在也常用“對外報導”來取代“對外宣傳”。（2）他們工作和生活的條件和節奏也同我們不一樣。1985年3月《中國建設》北美版所進行的讀者調查得到許多有價值的材料，其中有一條很值得注意：讀者閱讀我們雜誌平均每期只花30—59分鐘。讀者中90%以上有大專文化水平，閱讀速度快，但即使如此，也足以使我們“震動”一下——我們往往一下筆就是洋洋灑灑五六千字長文，如何能使讀者看得下去？（3）讀者對報刊的觀念，或者說讀者與宣傳工作者的關係同國內不一樣。對他們來說，報刊是商品，同一切商品一樣，使他知道、感興趣、覺得有用，他才會去買。
序言
我自1998年起，擔任中央對外宣傳辦公室、國務院新聞辦公室主任，由此棲身於對外傳播工作多年。我曾經過多次大改行，每次改行之際，總希望得到幾本經典水平的專著，哪怕僅得一本也足以慶幸，以助我儘快進入新的專業領域。我的這次大改行看到的第一本書就是沈蘇儒公的《對外傳播學概要》了。
愛潑斯坦先生曾盛讚此書說，它具有中國與西方的、馬克思主義與非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比較觀點，並用實例加以具體化。而我國中譯外的宿將、前中國外文局局長林戊蓀公，則評論沈公“不僅具有豐富的經驗，而且能夠對自己和他人的實踐進行總結，著書立說，與段連城先生一起，開創了我國對外傳播學”。
隨著中國改革開放的進程，中國在國際舞台的地位由邊緣走到了中心。
愛潑斯坦先生曾盛讚此書說，它具有中國與西方的、馬克思主義與非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比較觀點，並用實例加以具體化。而我國中譯外的宿將、前中國外文局局長林戊蓀公，則評論沈公“不僅具有豐富的經驗，而且能夠對自己和他人的實踐進行總結，著書立說，與段連城先生一起，開創了我國對外傳播學”。
隨著中國改革開放的進程，中國在國際舞台的地位由邊緣走到了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