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容，《紅色記憶》的作者。蘇州人，1922年出生，2004年12月15日去世。1938年加入中國共產黨。父親沈澤蒼，是蔣介石的侍從室主任錢大鈞上將的一名親信。抗日戰爭期間曾任國民黨後方勤務部特別黨部的少將書記長。多次從父親公文包里竊取抄錄絕密情報，這些情報先後被重慶紅岩嘴的八路軍辦事處傳送到了延安。
1945年抗戰勝利後，脫離家庭與新華日報記者李普結婚。
《紅色記憶》是剛剛去世的沈容老人留給世人的絕筆之作，讀過這本革命親歷者的“紅色記憶”，每一位有心人都是會從中受益的。
基本介紹
沈容老人和《紅色記憶》,十六歲的共產黨員,非常歲月的趣聞逸事,
沈容，1922年出生在蘇州。1938年加入中國共產黨。父親沈澤蒼，是蔣介石的侍從室主任錢大鈞上將的一名親信。抗日戰爭期間曾任國民黨後方勤務部特別黨部的少將書記長。沈容多次從父親公文包里竊取抄錄 絕密 情報，這些情報先後被重慶紅岩嘴的八路軍辦事處傳送到了延安。
前右二是沈容
前右二是沈容1945年抗戰勝利後，脫離家庭與新華日報記者李普結婚。
2004年12月15日去世。
《紅色記憶》是剛剛去世的沈容老人留給世人的絕筆之作，讀過這本革命親歷者的“紅色記憶”，每一位有心人都是會從中受益的。
沈容老人和《紅色記憶》
《紅色記憶》是剛剛去世的沈容老人留給世人的絕筆之作，讀過這本革命親歷者的“紅色記憶”，每一位有心人都是會從中受益的。
十六歲的共產黨員
《紅色記憶》中並沒有多少理性的思辯和批判的鋒芒，而是以女性作者特有的細緻、敏感、聰慧、善良，在不斷的反思中表現出常識性的永恆困惑。絢爛之極歸於平淡，打開書本，引人入勝的只是娓娓動聽且極具生活氣息的家常話和平常心。
1922年，沈容出生在蘇州的一個大家庭里。1938年，她跟隨父母內遷長沙，年僅16歲就秘密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她的入黨介紹人是20歲的李普和年齡更大的杜輝義即杜修經。
中學時代的沈容隨家人遷居重慶後，為了從事地下工作而一再轉學。在第五中山中學學習期間，每當晚飯後，她就在嘉陵江畔的沙灘上向同學們宣傳馬列主義。用她自己的話說：“那時，我真是一個既狂熱又幼稚的共產主義宣傳者。”
沈容的父親沈澤蒼，是蔣介石的侍從室主任錢大鈞的一名親信，抗日戰爭期間曾任國民黨後方勤務部特別黨部的少將書記長。沈容利用父母親在客廳里與朋友打牌的機會，多次從父親的公文包里偷抄“絕密”情報，這些情報被八路軍辦事處傳送到延安，在沈容毫不知情的情況下，得到過延安方面的表揚。
1945年8月，錢大鈞被蔣介石任命為上海市長，沈澤蒼隨他趕赴上海接收日本人留下的殘局。已經是中央大學外文系學生的沈容，隨後便脫離家庭，進入《新華日報》當翻譯，並與該報記者李普自由結婚。到了1957年，共產黨號召各民主黨派和各界人士大鳴大放，好出風頭的沈澤蒼回響號召幫黨整風，被引蛇出洞後新賬老賬一起算，以歷史反革命的罪名判刑入獄，沒等刑滿就成了癱瘓，1978年含冤去世。父親沈澤蒼的冤死，成了晚年沈容最大的困惑：“我常想不明白，父親受的不白之冤，究竟是因為他太相信共產黨呢，還是多少受了我一些影響，是我連累了他？”
非常歲月的趣聞逸事
《紅色記憶》中沒有男性作家劍拔弩張的思辯性鋒芒，而是以寬容溫和的女性記憶和柔性反思，記錄了許多非常歲月的趣聞逸事。
1946年11月，沈容隨丈夫李普來到劉、鄧大軍，成為這裡的第一個前線女記者。劉、鄧大軍準備過黃河時，沈容撤退下來到新華社臨時總社外文部工作。正是在解放區的東坡柏，沈容第一次遭遇了殘酷鬥爭：“外文部的整風重點竟落在我和石風兩人的頭上。對我的批判，主要是家庭出身。……最讓我受不了的是李慎之和他的妻子張貽對我的批判。日本投降後我調到八路軍辦事處當翻譯，我離開《新華日報》以後，李慎之接替了我的工作，張貽這時又在外文部和我同事，有這一層關係，我們就時不時在一起聊聊天。李慎之夫婦對延安來的一些同志十分看不慣，說他們沒本事，對人不熱情，還吃中灶，他們夫婦倆吃大灶（我那時也吃中灶）等等，總之一大堆的不滿，一大堆的看不慣。我那時並沒有那些感覺，因為我和李普一到解放區就去了部隊，部隊的同志對我們特別熱情。因而到了後方，我對延安來的同志也覺得十分親切。整風時，李慎之夫婦竟把他們自己的看法一股腦兒說成是我說的，還給我扣了一個帽子，說我挑撥離間。李慎之當時在國際部，跑來外文部給我提意見！我獨自一個人，有口難辯。”
危難關頭，是外文部主任陳適五幫助沈容度過了精神危機。陳適五武裝自己連同部下的精神武器，卻是在魯迅筆下被活靈活現的阿Q式的精神勝利法：“別哭，沒什麼了不起。延安整風的時候，開了兩千人的大會斗我。怎么樣，還不是過來了。”
在東柏坡的新華社臨時總社裡，沈容還聽到一件“難以理解的事”：“就是關於兩女士的婚姻大事。……在延安的時候，有兩位蘇聯專家或聯絡員，他們提出要在延安給他們找兩位‘臨時夫人’，言明回蘇聯時不帶回。這二位被挑中了。蘇聯人走時給他們留下一筆錢。我從來認為戀愛、結婚是神聖的，自由的，怎么可以由組織分配，而且還是臨時的？……後來我還聽說，日本共產黨的領導岡野進在延安也娶了一位臨時夫人。”
在談到陳布雷的共產黨員女兒陳璉和女婿袁永熙在北京被捕的事件時，沈容寫道：“陳璉被解到南京後，由她父親即蔣介石的秘書陳布雷保釋出獄，但在文革時，她不堪屈辱而自殺。國民黨沒殺陳璉，自己人卻要了她的命。”
文化大革命中的一天，造反派來到中共中南局辦公大樓揪斗宣傳部副部長葛震，就在葛震隔壁的辦公室里上班的文藝處長蕭殷和副處長沈容，不是挺身而出保護黨的領導人，而是比當年在國民黨統治區從事地下工作時表現得更加恐懼：“我們出了門，像小偷一樣輕手輕腳一步一步挪到樓梯口。……一到樓下，我們就飛奔回家。”
《紅色記憶》中最為有趣也最有價值的歷史記錄，應該是李普、沈容夫婦1974年調到北京以後，在月壇北街與毛澤東的生活秘書葉子龍和張玉鳳做鄰居時的所見所聞。由於出版過程中刪除了最為真實的歷史故事，這部分內容就顯得有些破碎殘缺。在不便補充相關事實的情況下，筆者只好不予引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