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 書名：決策與較量:看國民黨如何敗亡大陸
- 出版社：世界知識出版社
- 頁數：267頁
- 開本：16
- 品牌：世界知識出版社發行部
- 作者：王家聲 等
- 出版日期：2012年5月1日
- 語種：簡體中文
- ISBN：7501242372, 9787501242375
內容簡介,圖書目錄,文摘,
內容簡介
《決策與較量:看國民黨如何敗亡大陸》從人物、事件、社會背景等多方面深刻剖析國共在治國理念、軍隊建設、外交政策、金融手段等方面的異同，從而分析國共較量時期，中共取得最終勝利地原因。史料翔實、內容豐富，分析透徹、觀點新穎、言語犀利。作者多為史學、國政界名家，如： 沈志華、楊奎松、楊天石、陸茂清、劉波等。
圖書目錄
朱、毛為何沒有做“第二個石達開” 劉波
聯德還是聯英美？——抗戰時期中國外交的重要抉擇 楊天石
一寸山河一寸血——你不知道的“一・二八”抗戰 劉波
“共軍”在戰場上為何打“瘋”了 楊奎松
1947年的蔣介石與毛澤東 金沖及
且看蔣介石如何反腐敗 楊天石
金圓券風潮與國民黨的沉淪 范泓
抗戰勝利後知識分子的輿論幅度 程巢父
1949：毛澤東拒絕“南北朝” 陸茂清
共產黨“趕考”與國民黨“搬家” 劉統
蔣介石在日記中如何反省 楊天石
國民黨為何失去大陸 劉統
史達林的“反覆無常”與國共戰局的起伏 沈志華
1950：大上海的國共較量 劉統
1950：韓戰是如何發生的 沈志華
中蘇朝：一場戰爭與三角同盟——重看中俄解密檔案 沈志華
1955：第一次台海危機內幕 劉統
1958：反軍事教條主義的歷史真相 劉統
1963：刺殺劉少奇案始末 盧荻
U-2飛機背後的中美較量 鐘兆雲
聯德還是聯英美？——抗戰時期中國外交的重要抉擇 楊天石
一寸山河一寸血——你不知道的“一・二八”抗戰 劉波
“共軍”在戰場上為何打“瘋”了 楊奎松
1947年的蔣介石與毛澤東 金沖及
且看蔣介石如何反腐敗 楊天石
金圓券風潮與國民黨的沉淪 范泓
抗戰勝利後知識分子的輿論幅度 程巢父
1949：毛澤東拒絕“南北朝” 陸茂清
共產黨“趕考”與國民黨“搬家” 劉統
蔣介石在日記中如何反省 楊天石
國民黨為何失去大陸 劉統
史達林的“反覆無常”與國共戰局的起伏 沈志華
1950：大上海的國共較量 劉統
1950：韓戰是如何發生的 沈志華
中蘇朝：一場戰爭與三角同盟——重看中俄解密檔案 沈志華
1955：第一次台海危機內幕 劉統
1958：反軍事教條主義的歷史真相 劉統
1963：刺殺劉少奇案始末 盧荻
U-2飛機背後的中美較量 鐘兆雲
文摘
1948年底國共大決戰勝負已分，南京政府精銳喪盡，人民解放軍已飲馬長江北岸。四面楚歌的蔣介石被迫願和談下野，意欲通過談判爭取時間整頓兵馬，捲土重來。“代總統”李宗仁也要求與中共談判，希望談出一個“劃江而治”的局面，坐穩江南半壁江山。
此時此勢，毛澤東是“宜將剩勇追窮寇”打到江南去解放全中國，還是“沽名學霸王”滿足於“南北朝”？他堅定不移地選擇了“將革命進行到底”。
……
——《1949：毛澤東拒絕“南北朝”》 陸茂清
蔣介石日記中常見很多反省，自稱：所造罪孽，不能怨天尤人，只能待罪補過，以求自贖。反省之一，是外交失敗。反省之二，是軍事崩潰。反省之三，是黨內分裂，紀律掃地，組織鬆懈。反省之四，是經濟、金融政策的失敗，蔣認為這是軍事崩潰的“總因”。
反省之五，是抗戰勝利後，選擇實行民主憲政制度，以及國民代表大會選舉等，都動搖“剿匪之基本”，與“剿匪對共政策”背道而馳。反省之六，是本身的驕矜、憤懣、自恃、忙迫，不能澹敬虛心，全憑主觀行事。反省之七，是幹部制度不立，幹部腐化自私……
……
——《蔣介石在日記中如何反省》 楊天石
史達林不想與美國直接對陣。他在私下可以提供任何幫助，要槍給槍要炮給炮，但就是不能出面。但金日成頂不住美軍的攻擊怎么辦？答案只有一個，請中國出兵。
違背史達林的意願，中蘇關係就會走向解體，《中蘇友好互助同盟條約》就會變成一紙空文，這是毛澤東不願意看到的結果。因此，中國出兵朝鮮，也就不難理解了。
……
——《1950：韓戰是如何發生的》 沈志華
中共士兵是作戰勇敢，還是被逼送死？與其籠統地談論林彪的戰術如何“殘忍”，不如換一個角度，深入探討一下林彪的軍官和士兵為什麼會心甘情願地聽從那些“殘忍”的命令，一上戰場就“瘋了”？
……
——《“共軍”在戰場上為何打“瘋”了》 楊奎松
朱、毛為何沒有做“第二個石達開"
劉 波
長征中強渡大渡河是中央紅軍生死攸關的戰略節點，這關鍵的一仗，就是在大渡河上的瀘定橋展開的。美國前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布熱津斯基曾說：“瀘定橋一戰，在長征史上意義巨大。如果這次戰鬥失敗，如果紅軍在炮火面前畏縮不前，或者，如果國民黨炸斷了鐵索橋，那么中國隨後的歷史可能就不同了。”
能否渡過大渡河，關係到中央紅軍是否會成為“石達開第二”。1863年，石達開兵敗大渡河，3萬多太平軍在此覆滅。蔣介石南昌行營秘書長楊永泰曾多次預言朱、毛將成為“石達開第二”。他還解釋說，朱毛紅軍與石達開部隊有幾個相似之處：第一是西進路線大體一致，戰術相同，到了西昌城下，石達開也是繞道而過；第二，人川的年辰屬相也相同，都是豬年，都是5月江河漲水的季節，渡河十分困難；第三，兵力相同，均為三四萬“疲憊之師”，而清軍與蔣介石的追剿部隊的數量也大體相同。蔣介石聽了很高興，也期望“讓朱毛做第二個石達開”。
其實中央紅軍同70多年前的太平軍相比，形勢更加嚴峻。紅軍到達這裡的時間比太平軍晚半個月，當時已是洪水期，河面寬達300多米，搶渡很困難。而且從安順場的上游瀘定橋至下游渡口數百公里，國民黨軍沿河陳兵、布防嚴密，並提前將所有船隻、糧食和其他一切可利用的物資器材統統搜走。
為什麼中央紅軍處境更為險惡卻能絕處逢生？只是依靠好運氣嗎？將兩軍作一歷史比較，也許會給我們一些啟發。
誰的戰略方針更符合民眾願望
1856年9月，“天京事變”後，在懷疑和猜忌中，石達開萌生去意。石的心腹謀士、元宰（元宰是石達開出走後新設的官職）張遂謀向他進言：“王得軍心，何鬱郁受制於人？中原不易圖，曷不人蜀作玄德鼎足之業？”石言聽計從。1857年5月，石率部避禍離京，前往安慶，之後行程數萬里，歷時6年到達四川腹地。而清軍正是摸清了石達開的意圖，設下口袋陣，致使石部全軍覆滅。
紅軍長征的戰略方針是“北上抗日”。中國共產黨在著名的《八一宣言》中提出：“我國家我民族已處在千鈞一髮的生死關頭。抗日則生，不抗日則死，抗日救國，已成為每個同胞的神聖天職！”實事求是地說，“北上抗日”在長征初期只是一個政治口號，紅軍一直處於蔣介石大軍的圍追堵截中，當務之急是解決生存問題，即轉移到適合生存發展的新的根據地去。這種地方應該是什麼樣的呢？按照周恩來在兩河口會議上提出的建議，新的根據地應該滿足三個條件：第一，區域較大，便於機動；第二，人口較多，有較好的民眾基礎；第三，有較好的經濟條件。這三條理由固然不錯，但其實還有兩點沒有點透：其一，在兩至三省的交界處，處於軍閥割據的“三不管”地帶；其二，離蘇聯近，便於取得共產國際的援助。中央紅軍長征的落腳點從最初的湘西（與紅二、六軍團會師），變為黎平會議後的川黔邊地區，遵義會議變為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南渡烏江後改為川西，兩河口會議改為川陝甘地區，俄界會議改為與蘇聯接近的地方，榜羅鎮會議改為陝北。經過6次變化，終於鎖定陝北，並且只有到達陝北，有了一個較好的落腳點後，才能騰出手談抗日問題。儘管如此，“北上抗日”方針對長征的勝利還是起到了莫大的作用。
紅軍“北上抗日”的主張，順應時代需要，深合民眾願望。這個主張，把紅軍的長征和全國的抗日救亡運動匯合起來，成為長征勝利的政治基礎，意義非凡。很大程度上可以說，正是“北上抗日”的旗幟，促使紅軍由第五次反“圍剿”的戰略退卻，變為向抗日前線的勝利進軍。更重要的是，“北上抗日”對各派軍閥明白無誤地傳達了一個信息：紅軍只是借路通過，不是同你搶地盤來的。這就有效地分化瓦解了各派軍閥，利於上層統戰工作的開展。
誰的戰術指揮更靈活機動
石達開作為太平軍中的傑出將領，“翼王”絕非浪得虛名，實乃戰功所至。他的作戰指揮水平相當高，這一點連他的對手曾國藩都非常佩服。但在大渡河邊，石達開犯了三個致命錯誤：
一是選錯地形。石達開在大渡河邊駐軍的紫打地屬於圯地、圍地、死地“三絕”之地。石達開深諳兵法，卻選在如此險惡的絕地駐紮下來，實在令人費解。
二是指揮僵硬。石達開沒有及時搶占鐵索橋，渡過松林河，往西北方向奪取瀘定，也沒有趁大渡河北岸沒有清兵時迅速渡河。打了半個月才開始向東突圍，至利濟堡時，僅剩6000多人——突圍已晚。
三是放棄突圍和抵抗。石達開對敵人抱有幻想，他向清朝四川總督駱秉章寫信，表示願以自己為人質，換六千部下的生命。這種“捨命全三軍”的英雄情懷，確實令人感動！但放棄了最後突圍的嘗試，無疑是戰略戰術上的一大失策。
《孫子兵法》云：“兵之情主速，乘人之不及。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也。”熟知歷史的毛澤東、劉伯承吸取了石達開的教訓，靈活機動而又快速高效地應對敵情。1935年5月21日，當中央紅軍到達冕寧，從地下黨那裡得到涼山地區的民情敵情後，中革軍委決定在瀘沽兵分兩路，主力為左翼，經冕寧、拖烏、大橋的彝族走廊，前往安順場渡口，強渡大渡河；紅5團為右翼，在左權、劉亞樓指揮下經越西前往大樹堡，偽裝大部隊實施佯動，以吸引河對岸富林國民黨重兵的注意力。這是避實擊虛的策略，也是“雙保險”式的布陣。
5月26日，紅軍主力部隊在小葉丹指引下，到達安順場。在安順場，中革軍委決定再次兵分兩路：紅一師和幹部團為右縱隊，由劉伯承、聶榮臻指揮，在這裡渡河，沿河東岸朝北前進；中央紅軍主力為左縱隊，沿大渡河西岸前進。兩岸部隊互相策應，夾河而上，奪取瀘定橋，最後在瀘定會師。這種戰略戰術，可以說是又一個進退靈活的“雙保險”。毛澤東特別指出：只有奪取瀘定橋，紅軍才能避免石達開的命運。假如兩路不能會合，被分割了，劉、聶率部隊單獨走，到川西搞個局面出來。
此時此勢，毛澤東是“宜將剩勇追窮寇”打到江南去解放全中國，還是“沽名學霸王”滿足於“南北朝”？他堅定不移地選擇了“將革命進行到底”。
……
——《1949：毛澤東拒絕“南北朝”》 陸茂清
蔣介石日記中常見很多反省，自稱：所造罪孽，不能怨天尤人，只能待罪補過，以求自贖。反省之一，是外交失敗。反省之二，是軍事崩潰。反省之三，是黨內分裂，紀律掃地，組織鬆懈。反省之四，是經濟、金融政策的失敗，蔣認為這是軍事崩潰的“總因”。
反省之五，是抗戰勝利後，選擇實行民主憲政制度，以及國民代表大會選舉等，都動搖“剿匪之基本”，與“剿匪對共政策”背道而馳。反省之六，是本身的驕矜、憤懣、自恃、忙迫，不能澹敬虛心，全憑主觀行事。反省之七，是幹部制度不立，幹部腐化自私……
……
——《蔣介石在日記中如何反省》 楊天石
史達林不想與美國直接對陣。他在私下可以提供任何幫助，要槍給槍要炮給炮，但就是不能出面。但金日成頂不住美軍的攻擊怎么辦？答案只有一個，請中國出兵。
違背史達林的意願，中蘇關係就會走向解體，《中蘇友好互助同盟條約》就會變成一紙空文，這是毛澤東不願意看到的結果。因此，中國出兵朝鮮，也就不難理解了。
……
——《1950：韓戰是如何發生的》 沈志華
中共士兵是作戰勇敢，還是被逼送死？與其籠統地談論林彪的戰術如何“殘忍”，不如換一個角度，深入探討一下林彪的軍官和士兵為什麼會心甘情願地聽從那些“殘忍”的命令，一上戰場就“瘋了”？
……
——《“共軍”在戰場上為何打“瘋”了》 楊奎松
朱、毛為何沒有做“第二個石達開"
劉 波
長征中強渡大渡河是中央紅軍生死攸關的戰略節點，這關鍵的一仗，就是在大渡河上的瀘定橋展開的。美國前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布熱津斯基曾說：“瀘定橋一戰，在長征史上意義巨大。如果這次戰鬥失敗，如果紅軍在炮火面前畏縮不前，或者，如果國民黨炸斷了鐵索橋，那么中國隨後的歷史可能就不同了。”
能否渡過大渡河，關係到中央紅軍是否會成為“石達開第二”。1863年，石達開兵敗大渡河，3萬多太平軍在此覆滅。蔣介石南昌行營秘書長楊永泰曾多次預言朱、毛將成為“石達開第二”。他還解釋說，朱毛紅軍與石達開部隊有幾個相似之處：第一是西進路線大體一致，戰術相同，到了西昌城下，石達開也是繞道而過；第二，人川的年辰屬相也相同，都是豬年，都是5月江河漲水的季節，渡河十分困難；第三，兵力相同，均為三四萬“疲憊之師”，而清軍與蔣介石的追剿部隊的數量也大體相同。蔣介石聽了很高興，也期望“讓朱毛做第二個石達開”。
其實中央紅軍同70多年前的太平軍相比，形勢更加嚴峻。紅軍到達這裡的時間比太平軍晚半個月，當時已是洪水期，河面寬達300多米，搶渡很困難。而且從安順場的上游瀘定橋至下游渡口數百公里，國民黨軍沿河陳兵、布防嚴密，並提前將所有船隻、糧食和其他一切可利用的物資器材統統搜走。
為什麼中央紅軍處境更為險惡卻能絕處逢生？只是依靠好運氣嗎？將兩軍作一歷史比較，也許會給我們一些啟發。
誰的戰略方針更符合民眾願望
1856年9月，“天京事變”後，在懷疑和猜忌中，石達開萌生去意。石的心腹謀士、元宰（元宰是石達開出走後新設的官職）張遂謀向他進言：“王得軍心，何鬱郁受制於人？中原不易圖，曷不人蜀作玄德鼎足之業？”石言聽計從。1857年5月，石率部避禍離京，前往安慶，之後行程數萬里，歷時6年到達四川腹地。而清軍正是摸清了石達開的意圖，設下口袋陣，致使石部全軍覆滅。
紅軍長征的戰略方針是“北上抗日”。中國共產黨在著名的《八一宣言》中提出：“我國家我民族已處在千鈞一髮的生死關頭。抗日則生，不抗日則死，抗日救國，已成為每個同胞的神聖天職！”實事求是地說，“北上抗日”在長征初期只是一個政治口號，紅軍一直處於蔣介石大軍的圍追堵截中，當務之急是解決生存問題，即轉移到適合生存發展的新的根據地去。這種地方應該是什麼樣的呢？按照周恩來在兩河口會議上提出的建議，新的根據地應該滿足三個條件：第一，區域較大，便於機動；第二，人口較多，有較好的民眾基礎；第三，有較好的經濟條件。這三條理由固然不錯，但其實還有兩點沒有點透：其一，在兩至三省的交界處，處於軍閥割據的“三不管”地帶；其二，離蘇聯近，便於取得共產國際的援助。中央紅軍長征的落腳點從最初的湘西（與紅二、六軍團會師），變為黎平會議後的川黔邊地區，遵義會議變為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南渡烏江後改為川西，兩河口會議改為川陝甘地區，俄界會議改為與蘇聯接近的地方，榜羅鎮會議改為陝北。經過6次變化，終於鎖定陝北，並且只有到達陝北，有了一個較好的落腳點後，才能騰出手談抗日問題。儘管如此，“北上抗日”方針對長征的勝利還是起到了莫大的作用。
紅軍“北上抗日”的主張，順應時代需要，深合民眾願望。這個主張，把紅軍的長征和全國的抗日救亡運動匯合起來，成為長征勝利的政治基礎，意義非凡。很大程度上可以說，正是“北上抗日”的旗幟，促使紅軍由第五次反“圍剿”的戰略退卻，變為向抗日前線的勝利進軍。更重要的是，“北上抗日”對各派軍閥明白無誤地傳達了一個信息：紅軍只是借路通過，不是同你搶地盤來的。這就有效地分化瓦解了各派軍閥，利於上層統戰工作的開展。
誰的戰術指揮更靈活機動
石達開作為太平軍中的傑出將領，“翼王”絕非浪得虛名，實乃戰功所至。他的作戰指揮水平相當高，這一點連他的對手曾國藩都非常佩服。但在大渡河邊，石達開犯了三個致命錯誤：
一是選錯地形。石達開在大渡河邊駐軍的紫打地屬於圯地、圍地、死地“三絕”之地。石達開深諳兵法，卻選在如此險惡的絕地駐紮下來，實在令人費解。
二是指揮僵硬。石達開沒有及時搶占鐵索橋，渡過松林河，往西北方向奪取瀘定，也沒有趁大渡河北岸沒有清兵時迅速渡河。打了半個月才開始向東突圍，至利濟堡時，僅剩6000多人——突圍已晚。
三是放棄突圍和抵抗。石達開對敵人抱有幻想，他向清朝四川總督駱秉章寫信，表示願以自己為人質，換六千部下的生命。這種“捨命全三軍”的英雄情懷，確實令人感動！但放棄了最後突圍的嘗試，無疑是戰略戰術上的一大失策。
《孫子兵法》云：“兵之情主速，乘人之不及。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也。”熟知歷史的毛澤東、劉伯承吸取了石達開的教訓，靈活機動而又快速高效地應對敵情。1935年5月21日，當中央紅軍到達冕寧，從地下黨那裡得到涼山地區的民情敵情後，中革軍委決定在瀘沽兵分兩路，主力為左翼，經冕寧、拖烏、大橋的彝族走廊，前往安順場渡口，強渡大渡河；紅5團為右翼，在左權、劉亞樓指揮下經越西前往大樹堡，偽裝大部隊實施佯動，以吸引河對岸富林國民黨重兵的注意力。這是避實擊虛的策略，也是“雙保險”式的布陣。
5月26日，紅軍主力部隊在小葉丹指引下，到達安順場。在安順場，中革軍委決定再次兵分兩路：紅一師和幹部團為右縱隊，由劉伯承、聶榮臻指揮，在這裡渡河，沿河東岸朝北前進；中央紅軍主力為左縱隊，沿大渡河西岸前進。兩岸部隊互相策應，夾河而上，奪取瀘定橋，最後在瀘定會師。這種戰略戰術，可以說是又一個進退靈活的“雙保險”。毛澤東特別指出：只有奪取瀘定橋，紅軍才能避免石達開的命運。假如兩路不能會合，被分割了，劉、聶率部隊單獨走，到川西搞個局面出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