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聲和（1920—1950），1920年出生於北京，1939年從北平第五中學畢業後，考入國民黨與德國漢莎合辦的航空公司——“歐亞”，成為一名機械員。1942年8月，“歐亞”新增重慶、成都和蘭州3個航線無線電通訊區，汪聲和升任駐蘭州的無線電技師。1943年3月，國民黨在“歐亞”的基礎上組建“中央航空公司”，汪聲和派駐成都站，仍做無線電技師。同年，汪聲和考入已遷至四川華西壩的齊魯大學經濟系。他一邊學習，一邊繼續在航空公司工作。據他在齊大的同學蘇良沛回憶，汪聲和在華西壩很活躍，他關心同學，樂於助人，還接濟困難學生，其中就包括蘇良沛本人。
1943年，經董必武直接領導的地下老黨員陳寶珊、陳富梓的介紹，汪聲和加入了共產黨，幫助陳甫子從事黨的地下工作。1945年，汪聲和被選為學生自治會主席，在一個有81年歷史的著名的教會大學第一次為進步勢力奪取了學生自治會的領導權。共產黨通過學生自治會領導的校內各類進步活動十分活躍，進步社團相繼成立，學生民眾積極參加各次革命活動。
1946年夏，齊魯大學返回濟南，汪聲和轉華西大學借讀。為了黨的工作需要，1947年8月，他到上海，進入國民黨民航局任電台台長。上海解放前夕，黨派他到台灣去工作，他毅然偕夫人裴俊同去。不幸的是，到台灣不久，汪聲和夫婦就一起被捕。臨難時，他視死如歸，從容自若，頻頻向夫人點頭致意 ，一同英勇就義。
基本介紹
- 中文名：汪聲和
- 國籍：中國
- 民族：漢族
- 出生地：北京
- 出生日期：1920年
- 逝世日期：1950年
- 職業：特工
- 畢業院校：齊魯大學
- 信仰：共產主義
人物事跡,事件背景,他人回憶,
人物事跡
華西壩的進步學生
2006年12月6日，是冬日成都少有的晴天，為了寫作學術史隨筆《華西壩》，我去西郊採訪成都市委離休幹部蘇良沛先生。蘇老畢業於華西壩的齊魯大學，抗戰中先後有金陵大學、金陵女子文理學院、齊魯大學和燕京大學遷到華西壩的華西協和大學，史稱“華西壩五大學”時期。蘇老給我提供幾張照片，其中一張是1944年齊魯大學幾個同學的合影。他指著其中一個清俊面影說，他叫汪聲和，在華西壩就是地下黨員。後來黨派到台灣去，被國民黨以“蘇聯間諜罪”殺害了。
我意識到這是一段鮮為人知的重要史實，開始詳細探問汪聲和的情況。時代久遠，留在蘇先生心中的記憶已有些模糊：
汪聲和與我同級，也是1943年進的齊魯，讀政治經濟系。他還有個弟弟叫汪聲鳴，那時也在華西壩的金陵大學讀書。
汪聲和一邊讀書，一邊在中央航空公司工作。他不住在華西壩齊魯學生宿舍，住在成都商業街“援華美軍招待所”。他關心同學，樂於助人。他經濟情況也比較好，還接濟過我。我曾找他幫我侄子補習功課。
他在華西壩很活躍，當過齊魯大學的學生自治會主席。1944年，“民協”擴大了，要發展，我動員他參加。以他的政治態度論，他自然應該參加。可他很誠懇地對我說，我已有組織關係了，有了別的工作。至於什麼工作，他不說，我也不便問。但有一次，我向他要《英美之聲》，那是“民盟”編輯的一種半公開的宣傳資料。他領我走到陝西街的一家公館前，讓我等在外面。一會兒他從裡面提了一捆《英美之聲》出來。那裡是張志和先生的公館，張曾是川軍的師長，到過延安，是民盟的主要負責人。因此憑我的直感他當時大概是在搞地下黨的統戰工作。
軍隊退休幹部甘克俊當年和他同系同級，她記得一件百思不得其解的往事。1946年1月10日，政治協商會議召開僅一個月，美、英、蘇三國於2月11日同時披露了秘密簽訂的《雅爾達協定》，內中有損害我國利益的條款。當時，蘇聯紅軍正從東北撤退，據說有拆遷工礦設備、把機器作為戰利品搬回國的事，還發生過打死接收撫順煤礦的礦冶專家張莘夫的行為，引起了一些青年學生的不滿。一些城市還發生反蘇遊行，喊出情緒偏激的口號，如“打倒赤色帝國主義”，“俄國佬滾出東三省”等。成都的部分學生也進行了反蘇遊行。中共地下黨則通過“民協”等外圍組織，動員進步學生，勸阻和制止這次遊行。
據甘克俊老師回憶：我和妹妹甘克超(時在華西壩讀金陵女大家政系)正走在順城街口，反蘇遊行的隊伍迎面走來，人群中我一下子看到汪聲和。我很驚異，按說他平時都很進步，怎么會參加這種遊行？這件事我在心裡擱了幾十年，最近我問過同學郎新康，郎新康告訴我，他也參加了那次遊行，那是一種保護色。上級指示，要保存實力。
汪聲和1920年生於北京，1939年從北平第五中學畢業後，隨躲避戰亂的流浪潮南下昆明，考入“歐亞”。“歐亞”是1931年國民政府交通部與德國漢莎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合辦的航空公司。二戰爆發，中德斷交，中方接管了德方股份，改為國營。21歲的汪聲和算是“歐亞”的“老人”。他原是機械員，1942年8月，“歐亞”新增重慶、成都和蘭州3個航線無線電通訊區，汪聲和由原來的機械員升任駐蘭州的無線電技師。(《上海民用航空志》第十三章，通信導航)1943年3月，國民政府交通部與航空委員會在“歐亞”的基礎上組建中央航空公司，汪聲和派駐成都站，仍做無線電技師。
這年夏天，他胸前別上一枚“齊魯大學”的校徽。
我遍覽山東大學(齊魯大學後來部分併入)和華西大學(後來汪借讀該校並在該校畢業)校史、四川暨成都的黨史，找不到關於汪聲和的隻言片語。我求助知情者蘇良沛先生，他告訴我，有一本《朝明學術研究社革命鬥爭史稿》上面有記。我終於找到那本由一批老同志自費編印的小書。書的前言寫道：
——這本“朝明社鬥爭史”，……反映了40年代中期，在中共地下黨領導下，在國民黨反動統治心臟地區——成都的一群富有革命理想的大學生和青年職工沸騰的鬥爭生活。現作為內部史稿，敬獻給在鬥爭中壯烈犧牲的朝明社烈士們，並紀念朝明學術研究社成立四十周年——
書中一篇重要文章是《悼念我們親密的戰友汪聲和烈士》，文中寫道：
l943年他考入齊魯大學經濟系，一面工作，一面上學。同時從事學生運動，進行革命活動。1943年經董必武同志直接領導的地下老黨員陳甫子(陳寶珊、陳富梓)的介紹，加入了共產黨，以後他一直幫助陳甫子同志從事黨的地下工作。
陳甫子的事功，載於上海市地方志辦公室編印的《上海民用航空志》一章：
在上海民用航空業中，……抗日戰爭期間，……歐亞航空公司(簡稱“歐亞”)、中央航空公司(簡稱“央航”)內有地下黨員陳甫子(陳寶珊)、金鏗(金漢明)、馮謙(後退黨)。
汪聲和或許就是在陳甫子直接領導下的一位與中共單線聯繫的黨員。
汪聲和同志是朝明學術研究社最早的成員和籌備人之一。……在朝明社從事的學生運動，領導同學對國民黨反動派的鬥爭中，他起了很好的影響和骨幹作用。……在齊魯大學學習期間，積極選修朝明社指導彭迪先、黃憲章等進步教授的課程，對經典著作愛不釋手。經常和同志一塊研琢。他和當時在金陵大學讀書的弟弟汪聲鳴都有電器方面的技術知識。由於家鄉淪陷，生活窮困，二人靠勤工儉學讀書，利用節假日、星期日為學校及同學修理電器，以微薄收入補助學習費用。
大學革命
在齊魯大學發生的幾次革命鬥爭中，如反對國民黨反動派發動學生參加青年軍、反對國民黨校長湯吉禾、爭取學生自治會領導權和《齊魯文摘》事件等，在黨的領導下，汪聲和同志都站在鬥爭的前列。由於鬥爭的勝利，他在學生中也享有較高的威信，1945年被選為學生自治會主席。在一個有81年歷史的著名的教會大學第一次為進步勢力奪取了學生自治會的領導權。黨通過學生自治會領導的校內各類進步活動十分活躍，進步社團相繼成立，學生民眾積極參加各次革命活動。因此引起了反動勢力的恐慌。他們組織反動勢力，進行了對汪聲和和陳嘉勛(陳旗海)同志的激烈圍攻。說他們“為共產黨宣傳”，是“赤色帝國主義分子”，要汪下台。但汪、陳等在黨的領導下，在全校進步同學和華西壩各大學進步力量的聲援下，進行堅決鬥爭，反動勢力的陰謀終未得逞。
我注意到兩點，一是文中汪聲和勇立潮頭的大無畏精神與那時黨的白區工作紀律不盡吻合。成都自1940年的“搶米事件”發生後，中共川西特委遭到很大的破壞，中共中央發出《關於成都搶米事件對南方黨工作的指示》中，要求南方局實行“隱蔽精幹，積蓄力量；長期埋伏，以待時機”的方針。文中是不是有過當之處？其二他當年的住地——商業街美軍招待所也是蘇聯援華飛行員及其他外事人員聚會的場所(後來是“勵志社”舊址，現在是四川省委大院。——作者注)，反動勢力說他是“赤色帝國主義分子”，究竟是無中生有，還是他與蘇聯共產黨也有某種聯繫？
1946年夏，齊魯大學復員回濟南，汪聲和轉華西大學借讀。由於他熱愛戲劇，作為特約演員參加成都太平街中國藝術劇團的開台戲《清官外史》的演出，後又參加了華西壩各大學組織的《雷雨》、《日出》及郭沫若早期作品《湘壘》的演出。他參加演出從不挑選角色，態度嚴肅認真，深得導演肖錫荃的讚許。
甘克俊的講述也證實了汪聲和熱愛表演藝術。1945年下半年華西壩演出了曹禺先生的《雷雨》，演員幾乎全是齊魯大學的學生，她清楚地記得飾繁漪的是劉璣昌，飾周萍的是郎新康，汪聲和飾演魯貴……她還參加過對台詞：
我和汪聲和是認識較早的同學，高中會考，我數學不及格。上了大學還得補考。這事汪聲和幫了我的忙。後來，他給我寫過信，寫過好多封不記得了。但最後我都全部退還他了。那時我還沒開竅，給他的回信是抄的一些名著上的句子，大意是該趁著年輕多學些本事。他對此感到沮喪，此後我們就只是一般的同系同班同學。
那時，救亡和讀書、革命和戀愛是壩上的多聲部合唱。
在此期間，汪聲和結識了成都藝術劇團的基本演員裴俊(裴哲鏡)，後來他們結了婚。
他大學畢業後，偕夫人到了武漢，1947年8月到上海。為了黨的工作需要，他進入國民黨民航局任電台台長。上海解放前夕，黨派他到台灣去工作。雖然任務艱巨，環境險惡，但他毫不動搖，毅然偕同夫人裴俊同志一起去了台灣(《悼念我們親密的戰友汪聲和烈士》)。
按說，中國革命的勝利，已是東方地平線一抹紅霓。但就在黎明初曙時，他們又臨危渡海，潛入台灣，肩負著重大使命。
台灣赴刑就義
在國民黨倉惶逃到台灣之初，對進步勢力進行了嚴密的監控和血腥的鎮壓。汪聲和和夫人不久一起被捕。在臨難時，他視死如歸，從容自若，頻頻向其夫人點頭致意，一同英勇就義。
後經陳甫子同志向黨匯報，組織上追認他為烈士。(《朝明學術研究社革命鬥爭史稿》，1987年，北京)
這段敘述過分簡略，且汪聲和夫婦刑場就義的敘述，很可能是依據小說或電影情節的推想。當時台北的恐怖刑場，誰又可能身臨其境？
1990年代初，台灣的部分檔案開始解禁，這件事的真相逐漸浮出。在台灣公布的情治單位編印的《歷年破獲匪黨組織叛亂案編錄》、李敖審定的台灣當局《歷年辦理匪案彙編》、王歡結集的《烈火的青春―――50年代白色恐怖證言》等書中，都記載了“蘇俄國家政治保全部潛台間諜汪聲和李朋等外患叛亂”案及其歷史背景。其中在沈懷玉撰寫的《蘇聯間諜案》(《台灣歷史辭典》“蘇聯間諜案”；台灣《安全局機密檔案歷年辦理匪案彙編》第二集，1991年)一文中這樣寫道：蘇聯間諜案汪聲和，北平人，齊魯大學畢業，原擔任航空公司無線電報務員，受蘇聯國家政治保全部(GPU)吸收，1949年2月與其妻裴俊(28歲，四川人)來台，聯絡李朋(32歲，天津人，西南聯大歷史系畢業，美軍翻譯，紐約時報記者，來台後任省政府新聞處秘書)。1949年5月情治單位偵破汪聲和與蘇聯通訊，1950年3月在台北市廈門街逮捕汪聲和夫婦後，循供逮捕李朋，因此案牽連者有黃珏、黃正姊妹等共16人。1950年8月12日判決，李朋、汪聲和、裴俊、廖鳳娥等4人判處死刑；潘申慶、廖乾元、李光國、黃珏、黃正等5人判刑10年；郝侃曾等5人各判7年、2年徒刑；李寶謙、莊漢江交付感訓。
被捕經過
汪聲和夫婦被捕的經過，在上個世紀末魏大銘寫的一本回憶錄《無形戰爭》中，曾有詳細的記載。魏是戴笠手下的紅人，是掌控電訊情報部門的頭目，抗戰情報戰中曾起過作用。1949年7月，撤到台灣後，魏大銘是台灣國防部技術實驗室主任，是蔣經國麾下的“政治行動委員會”委員。他在書中寫道：
1950年2月，他所轄的台灣情治部門從電訊監察上查獲，台北廈門街133巷9號附近，有一電波很強的秘密電台。遂下令日夜埋伏監控，終於以電訊測向交集點下，鎖定二三戶日式住宅為目標。他們以分區停電、查戶口、修理水電、防空演習等藉口入室查看，並無所獲。最後魏大銘親自出馬，重點搜查其中一戶。他們從天花板、牆壁、地板，一一搜查，竟沒看出半點疑竇，就在要走出大門時，魏大銘再回頭掃視，突然發覺小客廳中一小圓桌的柱腳特別粗大，與一般家具不成比例。當即下令打開，裡面是套強力收發報機。
這正是汪聲和的家，原來，汪聲和直接受命蘇聯海參崴第三國際(按：魏大銘原文如此，但第三國際已於1943年解散，疑指其後繼機構共產黨情報局)。
1949年，汪聲和奉命先赴香港，會合裴俊，假民航局人員撤台之便，混進台灣，亦建立了秘密電台，直接向海參崴和赤塔通報，甚至與中共大陸都沒有聯繫。那時，第三國際類似全世界共產黨的總指揮部，各方情報匯集，直接供給莫斯科中心。史達林對美國在遠東的軍事力量疑懼極深，深恐與美國直接衝突，引起大戰，所以任何有關台灣的情報都極有價值。這一電台被破獲，頓時切斷了第三國際與台灣惟一的情報來源。
當時台灣保全司令部喜出望外，擬即刻披露案件，以耀其功。魏大銘急急阻止，對外不露聲色。他安排繼續和海參崴方面保持通訊，抓住機會全力灌輸美軍已經在台的假相。這樣保持通訊達6個月之久，真真假假，使蘇聯疑懼不定……(黃惟峰：《軍史回眸―――台灣如何度過1950年危機》)
諜報人員，一輩子都生活在陰影中，以上轉述魏大銘書里的內容，自然難判虛實，只好姑妄言之，姑妄聽之。
事件背景
1950年代初，台灣的國民黨政權既要應對大陸軍隊的進攻態勢，又得整治幾乎失控的社會秩序，全島一片風聲鶴唳。他們以“反共復國”、“固守台灣”為中心，加強軍事防務；同時整合特務機關，對武裝部隊實施政治控制，對台灣中共地下党進行破壞，對當地原住民實行高壓。據《戰後台灣及國府重要記事》披露，1950年上半年間，罹難的政治犯就有：1月10日“人民導報”社長宋斐如的妻子區嚴華被以參加共產黨罪名槍決；
1月29日刑警隊破獲中共地下組織，幹部2人被處死；
2月18日，國防部參謀次長吳石因匪諜案被捕，共10人，6人死刑；
3月11日，國府宣布偵破台中地區工委會張伯哲等叛亂案，被捕63人，7人死刑；4月25日，中共台灣省工委會台中武裝工委會簡吉、林瑞昌案(11死、10刑)；4月27日，台灣工委會中部山地林祿山案(2死、13刑)；5月8日，中共中央社會部蘇藝林案。國防部中校參謀蘇藝林等30人被捕，18人死刑；5月13日，國府宣布，偵破中共台灣省工委會秘密組織，逮捕蔡孝乾等21人。同日，台灣工委會鐵路工人組織案，台北機務段共有25人被捕，5人死刑；……7月17日，《中央日報》社論稱，“台灣是反共抗俄的基地。凡是食息於台灣的人，不論男女老幼，都應該一面有死守台灣的決心，另一面有打回大陸的決心……假如喪心病狂，竟與奸匪相勾結，……那就真正死有餘辜。”
三天后，汪聲和及妻裴俊、李朋及妻廖鳳娥被判處死刑；9月6日，4人在馬場町被公開槍決。台灣當天的《中央日報》刊發了新聞。
對那場血腥的白色恐怖，台灣作家江南曾有過分析：
當局如是血腥遍野、肆無忌憚的原因：報復主義為其一，大陸丟了，他們又想腐蝕台灣，把這些人作為發泄情緒的對象；肅清主義為其二，只要行動可疑，經人檢舉，一概列入危險分子，格殺不論；報銷主義為其三，彭孟緝領導的保全司令部保全處游查組，以抓人破案為升官發財的階梯，持著經國的尚方寶劍，只達目的不擇手段。因而寧可錯殺三千，絕不留情一個……(江南：《蔣經國傳》，第235頁，中國友誼出版公司，1994)
其實，台島的國民黨政權除了“安內”，還有一個亟待“攘外”的重要原因。
二戰結束，美蘇兩國都趁機擴大勢力範圍，自始就尖銳對立。美國1947年3月發表“杜魯門主義”，依靠原子武器對共產主義國家實行“圍堵政策”。蘇聯則以“共產黨及勞動者情報局”予以對抗。這就是自1945年戰後一直繼續到1960年初的“冷戰”的開始。原來以宣揚民主、維護人權為理念的世界機構――“聯合國”，已成為美蘇兩超級大國進行“冷戰”的國際角逐場。
美國總統杜魯門最初認為，國民黨政權在大陸的敗退是腐敗無能所致。美國國務院在1949年8月5日發表的“對華白皮書”中指出蔣家政權的腐敗無能，並重申將不再介入國共內戰並終止對蔣援助。1950年1月5日，杜魯門為了闡明政府的基本方針，對新聞記者發表了“台灣不干涉聲明”……
就在民主黨的杜魯門政權決定放棄台灣的同時，美國共和黨在國會積極策動麥卡錫主義。1949年12月7日，美國參議院議員法加遜回國途中，在夏威夷發表談話：“無論如何，美國必須防止中共占領台灣。……若是容許中共占領台灣，整個太平洋防衛線將趨崩潰。美國應該像對蘇聯封鎖柏林時採取空中輸送那樣，竭力確保台灣才是。”(日本《讀賣新聞》1949年12月9日)為爭取國會的多數支持，確保民主黨在大選中繼續執政，杜魯門不得不採取妥協政策，繼續對台灣的蔣政權給予經濟援助。
1950年2月14日，中蘇兩國發表《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宣布結盟後將在“國際上有更大的政治資本去對付帝國主義國家”。面對中蘇結盟，杜魯門開始重新審視台灣的戰略地位。這年6月2日，國務卿艾奇遜強調定要防止共產主義在國際上的伸張時，強調美國有必要確保台灣。杜魯門改變對台政策，為防止中共的進侵而決定加強台灣防衛。
這種背景下，台灣於1950年9月在聯合國會議上公布的所謂“蘇俄間諜汪聲和、李朋案”，並由此拋出的“控蘇案”，便成了國民黨政權投報美國，打壓蘇聯的武器。
“間諜案”再追蹤
1950年代初，中共台灣地下黨的活動如火如荼。據台灣學者徐宗懋在一篇文章中寫道：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後，中共中央派台籍幹部蔡孝乾為台灣省工作委員會書記。……1946年4月，首批幹部先由張志忠率領由滬搭船潛入基隆、台北開始活動。蔡孝乾則遲至7月始進入台灣，並正式成立“台灣省工作委員會”，由蔡本人任書記，直接領導“台灣學生工委會”、“台北市工委會”、“台灣省山地工委會”、“基隆市工委會”、“台灣郵電職工工委會”、“蘭陽地區工委會”、“北峰地區工委會”等……
“二·二八事件”使得國民黨政府失去民心，中共在台黨員人數激增一倍，近九百人左右。(徐宗懋：《台灣共產黨組織瓦解全過程》)
此刻，中共台灣地下黨最急需的是秘密電台。據台灣情治單位編印的內部教學材料“歷年破獲匪黨組織叛亂案編錄”記載，在一份檔案文號“44901－444048”的“蔡孝乾案”中寫道：
“……台共與共匪中央，缺乏直接聯繫，與匪華東局聯繫，亦時斷時續，迄‘台省工委會’破獲時(即1950年7月――作者注)止，其電台尚未建立……”
汪聲和夫婦蒞台，並沒有立即與中共台灣地下組織接上關係；或許，也沒有與大陸共產黨有過聯繫。上引那篇悼念汪聲和的文章稱，汪聲和犧牲“後經陳甫子同志向黨匯報，組織上追認他為烈士”。
聽汪聲和的大學同學蘇良沛先生說，他曾向在外交部工作的同學郎新康先生問起汪聲和的身份，郎說，“汪聲和參加的是國際共產黨”，―――這或許就是前面魏大銘所述，他基本上與中共沒有直接聯繫的原因。
他架設的電台，自然也沒與中共有過呼應。因此，台灣情報部門起訴他服務蘇共情治單位的可能性或許也是有的。他會不會早在成都華西壩讀齊魯大學就與蘇共有了某種聯繫？
他人回憶
倖存者說
這個所謂“國際案件”中，如果說汪聲和夫婦是殺身成仁捨生取義，眾多的同案犯則是無辜受累。當年的國民黨海軍軍校學生宋炯在回憶文章中披露：
那年……有三位同學因與廖鳳娥(是李朋的密友)通過信而被牽涉到國際間諜及電台李朋、汪聲和案，分別被軍法判了刑。但是承辦該案之保全司令部人員曾告訴這三位同學，“你們海軍學生都很純潔，不是匪諜，但為了擴大向國際宣傳破獲了蘇俄電台，所以將你們也算了進去”。他們三人在監獄中很受優待，起先坐辦公室，後來派他們管理福利社(如洗衣部等)及紗廠，經常可以出來辦事。……(宋炯：《對46園地近期各方大作之補充說明》，北美洲海軍聯誼會)
受牽連的案犯還有原華西壩金陵女大的學生黃珏、黃正姊妹。黃家姊妹在度過十年的鐵窗生涯後，總算有個平靜的晚年。回首過去，黃珏仍心有餘悸：
我是國民政府在大陸的最後一批大學畢業生。……
我的妹妹黃正在民國三十八年六月先到台灣來。她來有她的目的，她想進台灣大學繼續就學；結果她到台灣沒多久就到孫立人將軍處擔任秘書的工作。
有天我在廣州收到她一封電報：“陸親部要辦女青年工作大隊，裡頭有社會工作。我向孫將軍提到你是學社會學的，孫將軍希望你能來幫忙。”妹妹的電報譯錯，“陸訓部”寫成“陸親部”，我當時看了也不知道是什麼機關，反正當時台灣有很多單位，我想大概是新成立的機關罷。我想我是學社會學的，這樣的服務機會相當難得……我於民國三十八年九月來台，在女青年大隊開始從事訓練工作……我是少校，負責兒童福利組，主要也就是想訓練學員把軍眷和孩童組織起來，該讀幼稚園的讀幼稚園，該上託兒所的上託兒所……
民國三十九年三月一日，老蔣總統復職；三月二十一日開始到南部捉人。我和我妹妹、潘申慶是首批被捉去的人。本來陳良塤也要被捉，但因為他是孫將軍身邊最重要的助手，孫將軍不能一刻沒有他，所以他才沒和我們去。
黃珏的先生徐嗣興醫生補充：李朋原是南京中央社的新聞記者，他和金陵女大吳校長很熟、很要好，黃珏在金陵女大讀書時，因為風頭較健，很容易引人注意；金陵女大有活動時，中央社派記者去採訪，就派這個李朋去，因此他就認識了黃珏。後來黃珏到了廣州也碰到過他。再後來黃珏到了女青年大隊，某日，正巧李朋來參觀，又碰到黃珏，因此聊了起來。新聞記者總是到處跑，東問問、西問問，也沒人懷疑什麼。李朋到女青年大隊也不是衝著黃珏去的，他是中央社的記者，由中央社備有公函給孫總司令，孫總司令交給政治部辦理參觀事宜，他也是到了女青年大隊才發現黃珏在女青年大隊服務。和他同去的還有一位攝影記者金凱，因此幫她照了些照片。後來李朋案一爆發，辦案人員在李朋處發現有幾十個女孩子的照片，都一一找去問話了，如有在海軍服務的、也有和他同居的護士。結果再後來，發現黃珏在孫將軍處做事，這就有文章可做了。先是造成一種氣氛，讓人覺得孫先生周圍有很多匪諜，女秘書是匪諜、女青年大隊職員是匪諜等，而孫先生則是知匪不報，所以要下獄。後來有副總司令段赩因知匪不報，遭到槍斃，也是一種警示作用。保全司令部給黃珏、黃正她們的罪名是“因過失泄露軍機”，判刑十年。其實以我當時是防衛司令部衛生處處長的身分，我都不知道機密在哪裡，她們這些下級單位怎會知道軍機在哪？(據台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所做的“口述史料”1992年11月20日、1993年5月5日《黃珏女士訪問紀錄》)
往事如煙，而今恐怕誰都難以明白，當年那個巨大的“政治氣球”是如何升空的，又造成了多大的冤情？
魂兮歸來
汪聲和重新喚起人們的關注，始於上個世紀末的台灣。
幾十年來，曾受過1950年代初那場白色恐怖迫害的曾梅蘭女士，鍥而不捨地尋找哥哥徐慶蘭的屍骨。徐慶蘭是苗栗客籍人士，因“反政府罪”1952年罹難。1993年5月28日，曾梅蘭終於在台北馬場町六張犁公墓的竹叢里找到哥哥的埋屍處，接著又意外地發現四周還有37個形狀類似的碑石。她打電話給當年同監的難友、“台灣地區政治受難人互助會台北分會”會長林麗鋒。在林的帶動下，互助會全力投入其事，先是找到當年參與下葬的一些老人，然後又尋獲另外兩個埋葬槍決犯的地方。最後，互助會找到了163座政治犯的墳墓，發現了201個白色恐怖受難者的墓碑，其中包括汪聲和(據說，汪聲和的墓是台灣大學歷史系教授王曉波最先發現的)、李朋、廖鳳娥的墳冢。(資料來源：小杉信箱的BLOG《走出六張犁》)
2000年8月，台北市政府設立了馬場町紀念公園，悼念在此被槍殺的所有政治犯。2003年1月11日，六張犁“亂葬崗”正式成為“戒嚴時期政治受難者紀念公園”，對民眾開放。在六張犁公墓入口處，豎立著的黑色大理石燙金銘牌―――“戒嚴時期政治受難者紀念公園”。不遠有座墓誌石，墓誌石後是一座黑色大理石公祭碑，碑上刻的祭文是：
1950年代為追求社會正義及政治改革之熱血志士，在戒嚴時期被逮捕，並在這馬場町土丘一帶槍決死亡。
現為追思死者並紀念這歷史事跡，特為保存馬場町土丘，追悼千萬個在台灣犧牲的英魂，並供後來者憑弔及瞻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