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孚禮

汪孚禮，紡織技術專家。畢生從事紡織技術管理革新，善於革新，推翻封建工頭制，建立技術人員責任制。他深入一大批紡織企業調查研究，促成紡織業與金融業的相互合作。他曾參與設計製造新農式小型紡紗機，在抗日戰爭時期發揮一定作用。

基本介紹

• 中文名：汪孚禮
• 國籍：中國
• 民族：漢族
• 出生地：湖南沅江新塘口
• 職業：紡織技術專家
• 畢業院校：湖南省立第二師範學堂

生平簡介

汪孚禮，名康，又名樹磬，湖南沅江新塘口人。1907年畢業於湖南省立第二師範學堂，後任國小教師3年。當時他目睹洋布大量進口，充斥市場，戚然憂之，決心為發展中國紡織工業而奮鬥。1912年他自費東渡日本，次年考入東京高等工業學校攻讀紡織專業，被補為留日官費生，併入福田明治紡績會社實習。

1919年汪孚禮學成回國，任上海恆豐紡織新局技師，兩年後被新建的大中華紗廠聘為總工程師。在職期間，他積極推行科學管理制度，實施標準工作法，產質量不斷提高，16英支紗每錠日產量由362．9克（0．8磅）增加到557．9克（1．23磅），大中華被譽為紡織業模範廠，汪孚禮的技術造詣與敬業精神也為紡織界所讚賞。

1923年汪孚禮因母喪返回湖南，省教育廳堅留他主持省立第二甲種工業學校教務。在他的親自授業與嚴格要求下，帶出不少後來頗有名望的紡織技術骨幹。

1925年他受申新紡織公司總經理榮宗敬之聘，出任無錫申新第三紡織廠總工程師。該廠的生產技術原由外籍人任顧問，廠內大小工頭把持管理，產量低，質量差，成本高，管理混亂，廣大工人飽受欺凌壓榨。汪孚禮進廠後，堅持啟用學校出身的技術人員，因此受到封建工頭勢力的誹謗與暴力排擠。後經廠方調停，幾經商談，終於將技術人員責任制堅持下來，逐步走上正軌。從此，這一管理制度被許多紗廠陸續採用實行。

汪孚禮隨後調任上海申新第二紡織廠廠長，並任恆大紗廠協理。此後，汪又為許多紗廠延聘，任鼎新、大通、永安、大生、豫豐、豫康、中一、廣益、仁豐、雍裕、晉華等多家廠商顧問，充分反映出當時紡織界對汪孚禮的信賴與推崇。

在廣泛深入調查研究以及在技術管理中努力實踐的基礎上，汪孚禮在20年代與30年代發表大量文章，探討技術理論，總結技術心得，揭露管理弊端，提出革新倡議，受到廣大讀者的高度重視與熱烈歡迎。

1934年，汪孚禮受全國經濟委員會棉業統制委員會之聘，任技術專員。次年，又由中國銀行總管理處聘為業務稽核，並任中國棉業公司副總經理兼紡織部經理。汪以銀行業務稽核及紡織技術專家身份，先後深入各地許多紡織廠考察，寫出調查報告，以克服紡織業的不景氣狀況。

汪孚禮在從事紡織工商事業的同時，還熱心參加紡織學術活動。他是1930年創建的中國紡織學會的創始人之一，歷任學會第一至第六屆執行委員及第八屆理事，多次在學會作學術報告，積極在學會刊物上發表文章。

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汪孚禮工作過及有過工作關係的許多紡織廠，或是受到嚴重毀損，或是淪入日本侵略軍手中，如無錫申新三廠遭轟炸與搶掠，損失慘重。汪孚禮由此抑鬱成疾，體力日漸衰弱。當時，他與一些知名的紡織技術人士創辦新友鐵工廠，由他任董事長。為了支援抗日戰爭，克服生產困難，他與有關技術專家反覆研究設計，由新友鐵工廠製造出新農式小型紡紗機，以適應大後方及淪陷區農村發展紡織生產，緩解紗布供應。

由於積勞與憂抑，汪孚禮罹病不起，於1940年12月2日在上海逝世。

職業成就

建立技術人員責任制

紡織科學技術是一門複雜的套用技術，也是一項集生產、供應、銷售、管理各門科學的系統工程，技術管理人員必須在積累相當學識的基礎上，再竭數年之實踐與研究，才能得心應手，充分發揮工作效能。汪孚禮於1925年任無錫申新第三紡織廠總工程師，目睹廠中一些既無學識又無技術實際能力的大小工頭，與社會上的封建黑勢力勾結，拉幫結派，把持工廠車間的實際權力，廠方也奈何他們不得。企業的機械設備長時間得不到維修保養，生產工藝沒有制度規範，管理混亂，產品數量與質量日益下降。為此，汪孚禮決心啟用技術學校畢業的知識分子擔任各車間工段的管理人員，明確規定職責範圍，實行技術人員責任制，將大小工頭調到各工段參加保全及運轉勞動，得到廠方的支持。這些工頭受到約束，心懷不滿，結成一股反對技術人員的勢力，終於釀成軒然大波。一些技術人員被毆打，汪孚禮因帶領部分職員去上海日商紗廠學習參觀，得以倖免。工頭們散發傳單，污衊汪是弄垮大中華紗廠的“流氓”。後經榮宗敬出面，邀集地方紳商與工人洽談，進行調解，反覆強調工廠改革的好處，勢在必行，不然工廠就會倒閉；並說明汪在大中華廠作出了很大成績，技術高超，待人誠懇。經過多次調停，風潮終得平息。在汪孚禮的運籌與切實努力下，無錫申新三廠的管理走上正軌，生產很快有了起色，技術人員責任制從此樹立起來。在中國紡織工業的技術管理史上，20年代的這場風波是一個重大轉折，汪孚禮的開拓精神也因此受到人們的讚揚。

撰寫技術與管理文章

汪孚禮從1920年起，陸續發表不少技術與管理文章。《華商紗廠聯合會季刊》刊載了他的《紗廠改良工務策》、《論細紗房管理法》、《紗廠實習須知》、《華商紗廠與日廠之比較》等8篇文章，資料豐富翔實，論析透澈明確，是他早期從事調查研究而總結出的心得體會，得到紡織界的良好評價。以後他通過技術管理實踐，積累大量第一手資料，經過縷析論證，於1931年寫出《中國紗廠未上軌道之實例》、《紡織人才問題》等文章在《紡織周刊》發表。在前一文章中，他通過實際事例，列舉當時紗廠的十大問題為：

（1）、重商而輕工；

（2）、組織之複雜；

（3）、紡紗無定支；

（4）、用棉不規則；

（5）、技術少專家；

（6）、工人無訓練；

（7）、設備不完全；

（8）、物料不考究；

（9）、用人無定額；

（10）、出數無定量。在後一文章中，他詳析人才缺乏的原因以及技術人員、廠長各自應承擔的責任。他的這些文章，都是從當時紡織業的重大實際問題出發加以剖析，起到振聾發聵的作用，反響強烈。廣大紡織界人士認為文章切中時弊，縷析精闢，並據以指導工廠的改革實踐。

那時他還發表《立在技師地位上對於用棉的要求》，這是中國早期對於棉花性質分析以及進行改良套用的科技文章，洋洋萬餘言，被《紡織周刊》的編者特別推薦，受到讀者歡迎。

汪孚禮學識淵博，又勤於實踐，勤于思考，勤於寫作，他發表的許多有份量的文章，為中國近代紡織工業的改革與發展起到很大的作用。

發展民族紡織工業

1935年，汪孚禮受銀行之聘擔任業務稽核，以一個技術專家的身份幫助紡織企業改善技術管理，提高水平。那時，中國民族紡織工業受外來經濟的排擠與壓迫，處於嚴峻的不景氣狀態，大都需要金融業的支持；同樣，金融業也需通過信貸投資求得實業的發展與銀行自身的發展。中國銀行的數千萬元工業貸款中，棉紡織業占到63%；上海銀行的360萬元工業貸款中，紡織業占53%；金城銀行1937年集中對10家紡織企業貸款即達1135萬元；1934年申新各廠資金為6898萬元，負債則達6375萬元。為此，金融業對於紡織業的生產和經營情況，不僅要有清晰的了解，而且要及時提出建議，幫助企業改善技術管理與經營管理。汪孚禮在一年多時間中奔走于山西、河北、河南、山東、江蘇、湖北、江西等省，深入到70多家紡織廠作調查研究，與各廠有關人員對企業的生產、技術、經營以及資金情況進行討論，審閱有關資料檔案，然後提出關於技術與管理方面的建議，使工廠與銀行取得合作。例如，山西的晉華、晉生、益晉三紡織廠負中國銀行債務達500餘萬元，汪孚禮在提出改善辦法同時，代為向銀行斡旋，使廠家免於倒閉。通過考察，汪孚禮寫出共10餘萬字的調查報告。這項調查研究，既有利於紡織業改善管理，也有助於銀行業推進信貸業務，使中國民族紡織工業擺脫外來經濟的侵蝕。

製造新農式紡紗機

抗日戰爭時期，中國紡織業遭受很大破壞，紗布供應奇缺。為適應抗戰後方及淪陷區農村發展紡織生產的需要，緩解人民衣被困難，經申新第二紡織廠經理榮爾仁倡議，汪孚禮同紡織技術專家張方佐、李向雲等以及申新廠有關技術人員研究、實驗，設計出一種新農式小型紡紗機，由汪孚禮擔任董事長的新友鐵工廠製造生產。

這種紡紗機採用小型短流程超大牽伸工藝，取消粗紗機，用棉條直接紡成細紗。其特點是各工序設備體積小，占地省，便於戰爭時期搬運，全套紡紗機用兩輛卡車即可運輸，在山洞也能安排生產。當時，小型簡易紡紗機的型號甚多，但大多產量低、質量差，發展不快。新農式紡紗機屬於近代紡紗機的組合簡單化與機器的小型化，採用了一些當時的新技術，有一定的先進性。如在細紗牽伸部分加裝一根羅拉，增加一個牽伸區，大鐵輥改為皮輥，採用槓桿加壓，牽伸控制在40倍。產品的產質量與大型機比較接近，為此當時頗受好評，得到較大面積的推廣，以致紡紗機供不應求。

在設計、實驗及製造過程中，汪孚禮因病住院，於1940年底去世。他雖然未能參加製造新農式紡紗機的全過程，但在他和有關人士倡議下研究設計的這種紡紗機，傾注了他一生最後幾年的心血。1941年日軍侵入上海租界，新友鐵工廠停產。其後該廠在廣西桂林建立新友鐵工廠分廠繼續製造生產，供應西南地區。抗日戰爭勝利後，上海新友鐵工廠恢復生產新農式紡紗機，曾向泰國供應。抗美援朝期間，新農式的小型梳棉機曾運往朝鮮山洞內加工製造藥棉。這些都是汪孚禮留給後人的遺產。

個人簡歷

1886年出生於湖南沅江新塘口。

1907年畢業於湖南省立第二師範學堂。

1908—1911年任國小教師。

1912—1918年在日本高等工業學校紡織科學習並畢業，同時在福田明治紡績會社實習。

1919—1921年任上海恆豐紡織新局技師。

19211923年任上海大中華紗廠總工程師。

19231925年任湖南省立第二甲種工業學校教務長。

1925—1926年任無錫申新第三紡織廠總工程師。

19271933年任上海申新第二紡織廠廠長，並任多家紡織廠顧問。

1934年任全國經濟委員會棉業統制委員會技術專員。

1935—1936年任中國銀行總管理處業務稽核，並任中國棉業公司副總經理兼紡織部經理。

1936—1937年任上海恆豐紡織新局協理兼總工程師。

1937—1940年任上海新友鐵工廠、鴻新染織廠、永大企業公司董事長。

1940年12月2日病逝於上海。

主要論著

1汪樹磐．中國紡織業之前途及其當前大敵．全國紗廠聯合會季刊，1920，1（2）．

2汪樹磐．紗廠改良工務策．全國紗廠聯合會季刊，1920，1（4）．

3汪樹磐．紗廠工銀計算法．全國紗廠聯合會季刊，1920，1（4）．

4汪樹磬．論細紗房管理法．全國紗廠聯合會季刊，1921，2（2）．

5汪樹磐．華商紗廠與日廠之比較．全國紗廠聯合會季刊，1922，3（1）．

6汪樹磐．紗廠運轉部監工員之規約．全國紗廠聯合會季刊，1926，6（3）．

7汪孚禮．詳述紗廠和花方法及其比較．紡織年刊，1931：67—76．

8汪孚禮．論輕重紗之調節法．紡織年刊，1931．

9汪孚禮．中國紗廠未上軌道之實例．紡織周刊，1931，1（19）：476480．

10汪孚禮．紡織人才問題．紡織周刊，1931，1（24）：610621．

11汪孚禮．立在技師地位上對於用棉的要求．紡織周刊，1931，1（29）：758768．

12汪孚禮．促借錠早日成功說．紡織周刊，1932，2（1）：16—18．

13汪孚禮．申新紡織公司過去的回顧和今後應取的方針．紡織周刊，1932，2（10）：248—253．

14汪孚禮．最近日本紗廠革新之趨勢——在紡織學會的演講．紡織周刊，1935，5（9）：251—254．

15汪孚禮．一年來之棉紡織業．紡織染工程，1939，1（4）：9—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