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 中文名：水川伊夫
- 國籍：日本
- 出生地：日本岡山縣
- 出生日期：1905
- 逝世日期：1985
- 職業：警察
- 畢業院校：東京帝國大學
- 主要成就：官階正六品
- 重要事件：1940年3月,被傅作義將軍率部重創，而後回日本
傳統說法,水川非日軍中將,水川未死在五原,水川不是皇族,結論,
傳統說法
1940年3月,傅作義將軍率部重創盤踞綏西五原之敵軍,取得大捷。事後我方報刊宣傳稱/擊斃敵酋水川中將。20世紀80年代後國內出版的回憶錄、學術論著及報刊登載的文章皆稱擊斃日軍中將水川伊夫，一些新聞報導還稱水川為/日本皇族。如大公報謂:綏西我軍,自二十日開始向敵進攻以來,鏖戰三日,迭克西北重鎮五原及要點西山嘴等地,殲敵三千四百餘人。僅少數殘敵由綏西警備司令水川中將率領,自五原舊城突圍潰逃。二十二日晚竄抵二騾溝時,復經我軍圍攻,殘敵仍事頑抗,狼奔豕突企圖逃竄。卒以我戰勝之師,勇敢無匹,激戰四小時,殘敵全部被殲。敵酋水川當場被擊斃,我軍遂完成光榮壯烈之大殲滅戰。1982年,張漢三發表5擊斃水川伊夫中將親歷記，張漢三時任傅作義軍二驢灣子游擊區第一支隊第二團第一連連長,因為擊斃水川有功,於1940年8月被提升為團長。1987年王龍勝著文稱/擊斃日軍中將水川伊夫。2005年,王蒸艱祝主龍勝再發論文,稱擊斃敵綏西警備軍司令、蒙疆政府治安部次長水川伊夫。他雖不再強調水川依夫為日軍中將,但仍堅持水川伊夫被擊斃。2005年出版的傅作義傳中寫道,擊斃水川是繼八路軍於1939年11月在河北淶源擊斃日本所謂-名將之花.阿部規秀之後的第二個中將。2005年9月5人民日報上發表的一篇文章,在聲稱擊斃日軍中將水川伊夫的同時,特別寫到：有研究者考證,水川伊夫其實是個著名的地質專家。他來中國,主要的任務並不是打仗,而是勘察內蒙古的地礦資源,準備進行掠奪性開採,達到日本-以戰養戰.的目的。和水川伊夫一起來中國在-五原戰役.中被擊斃的還有二百多日本軍人,其中不少人雖然肩扛-大佐、少佐.之類的肩牌,但實際上都是日本的地質專家、技術員和鑽探工人。他們組成了-蒙疆地礦勘探研究所.,為了活動方便,對外稱-綏西警備隊，因此,擊斃水川伊夫及其隨從,不僅是一場軍事戰鬥的勝利,更是保護我國資源主權的一次勝利。2005年,內蒙古匙祝五原縣(當年的戰場)決定修復1942年由原綏遠省政府修建的抗日烈士公墓,擴建為/五原縣抗日烈士陵園。新陵園於2007年4月3日舉行了揭幕儀式。第二天的報紙作了報導,內容有擊斃日本皇族水川伊夫中將等內容。陵園祝求探內的紀念牆上鐫刻的介紹五原戰役的內容中也有擊斃日本皇族水川伊夫中將等字樣。以上觀點可以說是我國學界及社會上的主流認識,雖有國內學者對此提出質疑，但受資料限制,拿不出有力證據。
與中國學界及社會上的主流認識、質疑及網友的炒作相比,日本似無人關注此事。日本學者大概認為這早有定論,即水川依夫不屬於舊日本陸軍系統,不是陸軍將校，故無須研究。婆套阿
水川非日軍中將
事實上,水川依夫不是日軍中將,而是綏鑽定犁西戰役後臨時倉促編成、由偽蒙疆政府日系和現地系警察組成的綏西警備軍司令官。該警備軍未採用軍銜制,其成員各自沿用過去的警銜,依次為警監、警正、警佐、警尉、警尉補、警長、警士?,擔任綏西警備軍司令官的水川依夫當時為偽蒙疆政府治安部代理次長,領警監驗漿組警銜。綏西戰役後日軍雖然占領了五原,但五原在日軍大本營規定的作戰控制線之外?,所以戰後日軍必須回防,由日軍直接控制五原無望。
為此在遵守大本營規定的作戰限制線的同時,為達到控制五原的目的,日本駐蒙軍參謀長田中新一少將計畫依靠駐蒙軍所屬包頭騎兵集團的機動支援,由偽蒙軍及王英的綏西聯軍擔當該地區的防務,由此達到將五原附近控制在日本勢力下之目的。為協助偽蒙古軍、王英的綏西聯軍防守五原,田中還計畫向五原派出由日本警察擔任指揮的警察部隊。偽蒙疆政府日本最高顧問金井章次按照田中參謀長的旨意,指示偽蒙疆政府治安部以所管政廳、盟的直屬警察隊為基幹,選拔其中有戰鬥經驗者編成一個小隊,在此基礎上編成/綏西警備軍，於1940年3月初開始由偽蒙疆各地抽調日系、現地系警察陸續赴包頭集中。
因此,駐蒙軍主力於1940年3月1日撤離五原後,按田中的意圖在五原設立了特務機關,由桑原荒一郎中佐任機關長,統一指揮偽蒙古軍、王英的綏西聯軍及從偽蒙疆各地臨時抽調警察編成的綏西警備軍擔任防務。綏西警備軍由4個大隊及司令部構成,司令部下設4科及副官部,司令官由偽蒙疆政府治安部代理次長水川依夫警監擔任。
水川依夫,日本岡山縣人,1905年10月府祖拜蒸出生，舊制第六高等學校畢業後考入東京帝國大學法科,1928年高等文官行政科考試合格,1929年畢業後進入日本內務省。1933年後歷任島根縣警視課長、岐阜縣保全警務課長、長野縣工場課長,偽蒙疆政府保全部理事官、警監。1939年9月1日偽蒙古聯合自治政府成立後任治安部代理次長。從他的履歷可知,他從未在日本軍中任職,更不是日軍中將。
水川未死在五原
水川1985年死於橫濱。前述回憶錄、論著和報刊文章皆稱,五原戰役時水川在逃跑途中被擊斃於五原縣境內,其實這是誤說。事實上水川當時未被擊斃於五原,而是先逃至安北(今內蒙古烏拉特前旗大佘太),後被日軍接至包頭,不久調回日本內地,於1985年死於日本。
戰役進行時五原城及附近有偽蒙軍3個師(約3000人)、綏西聯軍約1000人、綏西警備軍1500餘人(其中日系警察約310人)。偽蒙軍兩個師駐防新城郊外擔任外圍警戒,一個師駐守五原新城;綏西警備軍駐防舊城,特務機關亦設在舊城;中間為王英的綏西聯軍。
1940年3月20日夜,傅作義軍開始進攻五原城。當夜戰鬥激烈,迫擊炮彈在綏西警備軍司令部屋頂上爆炸,死傷者眾多。21日晨,傅軍集中兵力猛攻特務機關和王英的司令部。桑原荒一郎指揮特務機關人員拚死抵抗,企圖等待日軍救援。午後,桑原登上屋頂指揮,被從前方射來的流彈擊中腹部斃命。王英的綏西聯軍毫無戰意,開戰後便四散逃亡。新城外圍的偽蒙軍抵抗至21日晚開始騎馬而逃。à21日下午2時30分,日軍飛機空襲五原。趁此時機水川依夫命令撤退,向安北方向逃竄。23日清晨,水川等被日軍搜尋隊發現,進入安北,當夜被送往包頭。3月26日,水川就敗退經過向駐蒙軍包頭戰鬥司令所(駐蒙軍司令部設在張家口,駐蒙軍包頭戰鬥司令所是五原戰役時的日軍前線指揮部)的稻垣正次參謀做了匯報。水川講:“當時感到形勢險惡,將隊伍分成三大隊,配置於新城東西南正面防禦時,突然受到攻擊。城內留守者約300餘人,200)300人配置於城外的各個分哨擔任警戒。各個方面都進行了頑強的抵抗,由於王英屬下的歸順部隊反叛,城內大亂,各個方面聯絡中斷。特務機關方面槍聲漸稀,認為特務機關已經撤退,所以21日中午決定撤退。乘15時我軍飛機轟炸,敵軍射擊暫時停止之間隙,搭乘汽車向南方退去。途中汽車拋錨,遂丟掉汽車徒步向西山嘴方向進發。遭石玉山部隊追擊,不得已向西北方向退去。途中受土民匪賊追擊,在烏鎮南方烏加河右岸,分成數個小隊,最後到達安北。水川最後對稻垣講：現在說什麼都沒用,今後更重要的是如何做好善後工作。偽蒙疆政府內日系人員認為綏西警備軍的潰敗與水川在指揮上的失誤有直接關係,所以當時非難水川在五原撤退時指揮不當的說法廣為流傳。水川受到指責,被迫辭去治安部代理次長職務,被調回日本內地,暫時脫離警界,任福岡縣商工課長,1942年10月後任沖繩縣警察部長。1945年10月27日,水川由和歌山縣經濟第一部長調任農林省開拓局第一部長，1946年7月9日被任命為東海北陸地方行政事務局次長，1949年任三洋漁業社長，後任總理府失業對策審議會事務局長，1952年3月,兼任總理府失業對策審議會專門調查員。後辭職賦閒在家。1985年1月28日死於日本神奈川縣橫濱市，終年79歲。張漢三擊斃水川伊夫中將親歷記一文中講,當時曾從一個被擊斃的日本人身上搜到刻有水川伊夫字樣的印章,由此斷定該人是水川伊夫。這裡簡單介紹一下日本人使用印章的習慣。日本人的印章使用頻繁,且種類繁多。略有身份的日本人可能同時擁有三枚以上印章,即個人實印、銀行印、便印,不同的場合使用不同的印章。政府機關、公司等也是如此。如公司有公司實印、銀行印、公司角印等。日本社會的公務交往、文牘往來、命令頒發等習慣是在加蓋公章的同時,由發文機構負責人簽名或加蓋其個人印章,以示明確責任。各個機構負責人的印章亦可能由其下屬持有,以便在必要時加蓋。如前所述,綏西警備軍司令部設有副官部,負責處理日常事務。該部由日系警察4人組成,第一責任者為長沼一郎警佐,水川依夫的個人印章可能就是他保管的。被張漢三等擊斃的應該是長沼一郎警佐,因為他是五原戰役中副官部唯一被擊斃者。除此外,日本印章用字有隸書、篆書、行書、楷書及日本獨特的古印體、印相體等6種極其複雜,因此當時的人極有可能將繳獲的水川依夫印章上的依字誤辨為伊或信字。因為日本人名中,叫某某伊夫、某某信夫的較多,稱某某依夫者鮮見。這可能是將水川依夫訛傳為水川伊夫、水川信夫的原因所在。
水川不是皇族
最後談談水川依夫的皇族身份問題。前述人民日報發表的《在烏梁素海邊》一文中講,在繳獲被擊斃者印章的同時還繳獲了其戰刀,戰刀上鑲有純銀的日本皇族標誌梅花圖案(日本天皇家的家徽為16瓣8重表菊紋),刻著天皇御賜字樣,由此判定被擊斃者為日本皇族。
事實上,二戰前日本天皇向軍人下賜的物品,主要以香菸為主,此外還有軍刀、手槍、銀制鐘表等,凡天皇御賜的物品都帶有皇族標誌。天皇也不僅僅限於向皇族御賜軍刀。戰前日本陸軍大學、海軍大學優秀畢業生都可獲得御賜軍刀。如在岡部直三郎之後任駐蒙軍司令官的山脅正隆中將,1914年在陸軍大學畢業時,曾因成績優秀獲天皇賞賜的軍刀。所以,僅憑從被擊斃者身上繳獲的天皇御賜軍刀,並不能斷定該人就是日本皇族。
那么水川依夫是否為日本皇族?我們只需對日本皇室、皇族、皇族宮家制度加以簡單介紹,問題自然明了。日本皇室是以天皇為中心的一族,即天皇家。1889年制定的明治皇室典範規定皇族為: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后、皇太子太子妃、皇太孫皇太孫妃、親王親王妃、內親王、王、王妃。1947年5皇室典範規定:皇后、太皇太后、皇太后、親王、親王妃、內親王、王、王妃以及女王為皇族。日本皇室由天皇及皇族成員構成,分居於內廷者和居於內廷之外的宮家皇族兩部分。居於內廷者有天皇、皇后、皇太子一家共5人。作為宮家的皇族有秋筱宮(現天皇次子)、常陸宮(現天皇之弟)、三笠宮、寬仁親王一家、桂宮(三笠宮次子)、高円宮(三笠宮三子,2002年死亡,其妻為戶主)等5宮家共18人。天皇及皇族有名無姓。日本在明治維新以前,一般平民不準有姓,只有貴族統治者以其被封賜的家號、稱號、官職、爵位等為姓。因為天皇曆來被尊為神,所以天皇以及皇族也都沒有姓,只有名。明治維新以後,日本政府實施戶籍法。為了登記戶口,編造戶籍,才準許平民有姓。但是作為神的天皇及皇族只受皇室典範約束,不在戶籍法的管轄範圍內,所以至今依然無姓。
1875年,日本制定5皇子女降誕諸式,規定皇室男子名/某仁,女子稱/某子,延續至今。如大正天皇名嘉仁,昭和天皇名裕仁,其三個弟弟分別名雍仁、宣仁、崇仁,昭和天皇的長女名(照宮)成子,現平成天皇名明仁,皇長子名德仁,皇次子名文仁,2006年9月6日出生的皇長孫名悠仁(文仁之子)。明治皇室典範規定:從皇子到皇玄孫男子為親王,女子為內親王。五世以下男子稱王,女子稱女王。即五世以下皇族所有的男子都稱王,女子都稱女王,制定了永世皇族的原則。1947年制定的5皇室典範規定:嫡出的皇子及嫡男系嫡出的皇孫,男子為親王,女子為內親王,三世以下的嫡男系嫡出的子孫,男子稱王,女子稱女王。皇族的範圍雖然一定程度上繼承了舊典範,但親王、內親王限定於皇子及皇孫(或皇孫女)。戰前的5皇室典範6關於皇族的婚嫁規定:皇族婚嫁限於同族或經敕旨特許後限於華族,如昭和天皇的長女照宮成子內親王嫁東久邇宮盛厚王后改稱東久邇成子。1947年皇室典範規定:天皇的女性子孫與天皇或皇族
以外者結婚,出嫁後即脫離皇籍,隨夫家稱號或改隨夫姓。如現平成天皇之女原稱紀宮清子內親王,2005年與東京都廳職員黑田慶樹結婚後,改稱黑田清子,稱慶樹夫人。天皇的男性子孫成年或成婚後,除被立為皇太子者外,其他均被封賜為宮家,即稱宮的皇族之意。稱某某宮某某親王或/某某宮某某王。如1931)1940年任陸軍參謀本部參謀總長的元帥閒院宮載仁親王;1939年7月到過諾門罕戰場的關東軍炮兵中隊長東久邇宮盛厚王;侵華戰爭期間曾任上海派遣軍司令官,指揮日軍進攻南京、上海的中將朝香宮鳩彥王;日本戰後第一任首相東久邇宮稔彥王(盛厚王之父)等。日本皇族的宮家制度始於鎌倉幕府中期,幾經變遷,到明治末年的宮家有伏見宮、有栖川宮、閒院宮、山階宮、小松宮、華頂宮、北白川宮、梨本宮、久邇宮、東伏見宮、竹田宮、賀陽宮、朝香宮、東久邇宮等14家。大政年間,有栖川宮、小松宮、華頂宮由於後繼無嗣廢除,剩11宮家。1922年設秩父宮(雍仁,大政天皇次子)、1913年設高松宮(宣仁,大政天皇三子)、1935年設三笠宮(崇仁,大政天皇四子),又增加到14宮家。1947年,根據新的5皇室典範6,除秩父宮、高松宮、三笠宮外,其餘11宮家均脫離皇籍,其成員降為平民。宮家降為平民後,便去掉宮和王字,以宮名為姓,如上述東久邇宮稔彥之子盛厚,姓名為東久邇盛厚。由以上介紹可知,戰前日本皇族14宮家中,既然不存在水川宮,而且從水川依夫有名有姓(水川為姓,依夫是名),既不帶宮,又不稱王,便可斷定他絕不屬於日本皇族。
結論
通過以上考證、分析可知,五原戰役時水川依夫既不是日軍中將,也非日本皇族,更不是什麼地質專家,而是偽蒙疆政府治安部代理次長,領偽蒙疆警察警監之警銜,一時兼任過短命的綏西警備軍司令。當時他更未被擊斃在五原,而是1985年死於日本橫濱。
抗戰期間,為喚起民眾的抗戰熱情、鼓舞士氣,在情報不十分準確的情況下出現失誤性宣傳報導,是可以理解的。但歷史畢竟是歷史,如果還出於單純的民族感情和義憤,不顧歷史事實和真相,堅持不準確的說法,只會加劇國外史學界對中國史學研究水平的懷疑以及國際間對中國的不信任感。作者丁曉傑,內蒙古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日本九州大學研究生院博士研究生。
為此在遵守大本營規定的作戰限制線的同時,為達到控制五原的目的,日本駐蒙軍參謀長田中新一少將計畫依靠駐蒙軍所屬包頭騎兵集團的機動支援,由偽蒙軍及王英的綏西聯軍擔當該地區的防務,由此達到將五原附近控制在日本勢力下之目的。為協助偽蒙古軍、王英的綏西聯軍防守五原,田中還計畫向五原派出由日本警察擔任指揮的警察部隊。偽蒙疆政府日本最高顧問金井章次按照田中參謀長的旨意,指示偽蒙疆政府治安部以所管政廳、盟的直屬警察隊為基幹,選拔其中有戰鬥經驗者編成一個小隊,在此基礎上編成/綏西警備軍，於1940年3月初開始由偽蒙疆各地抽調日系、現地系警察陸續赴包頭集中。
因此,駐蒙軍主力於1940年3月1日撤離五原後,按田中的意圖在五原設立了特務機關,由桑原荒一郎中佐任機關長,統一指揮偽蒙古軍、王英的綏西聯軍及從偽蒙疆各地臨時抽調警察編成的綏西警備軍擔任防務。綏西警備軍由4個大隊及司令部構成,司令部下設4科及副官部,司令官由偽蒙疆政府治安部代理次長水川依夫警監擔任。
水川依夫,日本岡山縣人,1905年10月出生，舊制第六高等學校畢業後考入東京帝國大學法科,1928年高等文官行政科考試合格,1929年畢業後進入日本內務省。1933年後歷任島根縣警視課長、岐阜縣保全警務課長、長野縣工場課長,偽蒙疆政府保全部理事官、警監。1939年9月1日偽蒙古聯合自治政府成立後任治安部代理次長。從他的履歷可知,他從未在日本軍中任職,更不是日軍中將。
水川未死在五原
水川1985年死於橫濱。前述回憶錄、論著和報刊文章皆稱,五原戰役時水川在逃跑途中被擊斃於五原縣境內,其實這是誤說。事實上水川當時未被擊斃於五原,而是先逃至安北(今內蒙古烏拉特前旗大佘太),後被日軍接至包頭,不久調回日本內地,於1985年死於日本。
戰役進行時五原城及附近有偽蒙軍3個師(約3000人)、綏西聯軍約1000人、綏西警備軍1500餘人(其中日系警察約310人)。偽蒙軍兩個師駐防新城郊外擔任外圍警戒,一個師駐守五原新城;綏西警備軍駐防舊城,特務機關亦設在舊城;中間為王英的綏西聯軍。
1940年3月20日夜,傅作義軍開始進攻五原城。當夜戰鬥激烈,迫擊炮彈在綏西警備軍司令部屋頂上爆炸,死傷者眾多。21日晨,傅軍集中兵力猛攻特務機關和王英的司令部。桑原荒一郎指揮特務機關人員拚死抵抗,企圖等待日軍救援。午後,桑原登上屋頂指揮,被從前方射來的流彈擊中腹部斃命。王英的綏西聯軍毫無戰意,開戰後便四散逃亡。新城外圍的偽蒙軍抵抗至21日晚開始騎馬而逃。à21日下午2時30分,日軍飛機空襲五原。趁此時機水川依夫命令撤退,向安北方向逃竄。23日清晨,水川等被日軍搜尋隊發現,進入安北,當夜被送往包頭。3月26日,水川就敗退經過向駐蒙軍包頭戰鬥司令所(駐蒙軍司令部設在張家口,駐蒙軍包頭戰鬥司令所是五原戰役時的日軍前線指揮部)的稻垣正次參謀做了匯報。水川講:“當時感到形勢險惡,將隊伍分成三大隊,配置於新城東西南正面防禦時,突然受到攻擊。城內留守者約300餘人,200)300人配置於城外的各個分哨擔任警戒。各個方面都進行了頑強的抵抗,由於王英屬下的歸順部隊反叛,城內大亂,各個方面聯絡中斷。特務機關方面槍聲漸稀,認為特務機關已經撤退,所以21日中午決定撤退。乘15時我軍飛機轟炸,敵軍射擊暫時停止之間隙,搭乘汽車向南方退去。途中汽車拋錨,遂丟掉汽車徒步向西山嘴方向進發。遭石玉山部隊追擊,不得已向西北方向退去。途中受土民匪賊追擊,在烏鎮南方烏加河右岸,分成數個小隊,最後到達安北。水川最後對稻垣講：現在說什麼都沒用,今後更重要的是如何做好善後工作。偽蒙疆政府內日系人員認為綏西警備軍的潰敗與水川在指揮上的失誤有直接關係,所以當時非難水川在五原撤退時指揮不當的說法廣為流傳。水川受到指責,被迫辭去治安部代理次長職務,被調回日本內地,暫時脫離警界,任福岡縣商工課長,1942年10月後任沖繩縣警察部長。1945年10月27日,水川由和歌山縣經濟第一部長調任農林省開拓局第一部長，1946年7月9日被任命為東海北陸地方行政事務局次長，1949年任三洋漁業社長，後任總理府失業對策審議會事務局長，1952年3月,兼任總理府失業對策審議會專門調查員。後辭職賦閒在家。1985年1月28日死於日本神奈川縣橫濱市，終年79歲。張漢三擊斃水川伊夫中將親歷記一文中講,當時曾從一個被擊斃的日本人身上搜到刻有水川伊夫字樣的印章,由此斷定該人是水川伊夫。這裡簡單介紹一下日本人使用印章的習慣。日本人的印章使用頻繁,且種類繁多。略有身份的日本人可能同時擁有三枚以上印章,即個人實印、銀行印、便印,不同的場合使用不同的印章。政府機關、公司等也是如此。如公司有公司實印、銀行印、公司角印等。日本社會的公務交往、文牘往來、命令頒發等習慣是在加蓋公章的同時,由發文機構負責人簽名或加蓋其個人印章,以示明確責任。各個機構負責人的印章亦可能由其下屬持有,以便在必要時加蓋。如前所述,綏西警備軍司令部設有副官部,負責處理日常事務。該部由日系警察4人組成,第一責任者為長沼一郎警佐,水川依夫的個人印章可能就是他保管的。被張漢三等擊斃的應該是長沼一郎警佐,因為他是五原戰役中副官部唯一被擊斃者。除此外,日本印章用字有隸書、篆書、行書、楷書及日本獨特的古印體、印相體等6種極其複雜,因此當時的人極有可能將繳獲的水川依夫印章上的依字誤辨為伊或信字。因為日本人名中,叫某某伊夫、某某信夫的較多,稱某某依夫者鮮見。這可能是將水川依夫訛傳為水川伊夫、水川信夫的原因所在。
水川不是皇族
最後談談水川依夫的皇族身份問題。前述人民日報發表的《在烏梁素海邊》一文中講,在繳獲被擊斃者印章的同時還繳獲了其戰刀,戰刀上鑲有純銀的日本皇族標誌梅花圖案(日本天皇家的家徽為16瓣8重表菊紋),刻著天皇御賜字樣,由此判定被擊斃者為日本皇族。
事實上,二戰前日本天皇向軍人下賜的物品,主要以香菸為主,此外還有軍刀、手槍、銀制鐘表等,凡天皇御賜的物品都帶有皇族標誌。天皇也不僅僅限於向皇族御賜軍刀。戰前日本陸軍大學、海軍大學優秀畢業生都可獲得御賜軍刀。如在岡部直三郎之後任駐蒙軍司令官的山脅正隆中將,1914年在陸軍大學畢業時,曾因成績優秀獲天皇賞賜的軍刀。所以,僅憑從被擊斃者身上繳獲的天皇御賜軍刀,並不能斷定該人就是日本皇族。
那么水川依夫是否為日本皇族?我們只需對日本皇室、皇族、皇族宮家制度加以簡單介紹,問題自然明了。日本皇室是以天皇為中心的一族,即天皇家。1889年制定的明治皇室典範規定皇族為: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后、皇太子太子妃、皇太孫皇太孫妃、親王親王妃、內親王、王、王妃。1947年5皇室典範規定:皇后、太皇太后、皇太后、親王、親王妃、內親王、王、王妃以及女王為皇族。日本皇室由天皇及皇族成員構成,分居於內廷者和居於內廷之外的宮家皇族兩部分。居於內廷者有天皇、皇后、皇太子一家共5人。作為宮家的皇族有秋筱宮(現天皇次子)、常陸宮(現天皇之弟)、三笠宮、寬仁親王一家、桂宮(三笠宮次子)、高円宮(三笠宮三子,2002年死亡,其妻為戶主)等5宮家共18人。天皇及皇族有名無姓。日本在明治維新以前,一般平民不準有姓,只有貴族統治者以其被封賜的家號、稱號、官職、爵位等為姓。因為天皇曆來被尊為神,所以天皇以及皇族也都沒有姓,只有名。明治維新以後,日本政府實施戶籍法。為了登記戶口,編造戶籍,才準許平民有姓。但是作為神的天皇及皇族只受皇室典範約束,不在戶籍法的管轄範圍內,所以至今依然無姓。
1875年,日本制定5皇子女降誕諸式,規定皇室男子名/某仁,女子稱/某子,延續至今。如大正天皇名嘉仁,昭和天皇名裕仁,其三個弟弟分別名雍仁、宣仁、崇仁,昭和天皇的長女名(照宮)成子,現平成天皇名明仁,皇長子名德仁,皇次子名文仁,2006年9月6日出生的皇長孫名悠仁(文仁之子)。明治皇室典範規定:從皇子到皇玄孫男子為親王,女子為內親王。五世以下男子稱王,女子稱女王。即五世以下皇族所有的男子都稱王,女子都稱女王,制定了永世皇族的原則。1947年制定的5皇室典範規定:嫡出的皇子及嫡男系嫡出的皇孫,男子為親王,女子為內親王,三世以下的嫡男系嫡出的子孫,男子稱王,女子稱女王。皇族的範圍雖然一定程度上繼承了舊典範,但親王、內親王限定於皇子及皇孫(或皇孫女)。戰前的5皇室典範6關於皇族的婚嫁規定:皇族婚嫁限於同族或經敕旨特許後限於華族,如昭和天皇的長女照宮成子內親王嫁東久邇宮盛厚王后改稱東久邇成子。1947年皇室典範規定:天皇的女性子孫與天皇或皇族
以外者結婚,出嫁後即脫離皇籍,隨夫家稱號或改隨夫姓。如現平成天皇之女原稱紀宮清子內親王,2005年與東京都廳職員黑田慶樹結婚後,改稱黑田清子,稱慶樹夫人。天皇的男性子孫成年或成婚後,除被立為皇太子者外,其他均被封賜為宮家,即稱宮的皇族之意。稱某某宮某某親王或/某某宮某某王。如1931)1940年任陸軍參謀本部參謀總長的元帥閒院宮載仁親王;1939年7月到過諾門罕戰場的關東軍炮兵中隊長東久邇宮盛厚王;侵華戰爭期間曾任上海派遣軍司令官,指揮日軍進攻南京、上海的中將朝香宮鳩彥王;日本戰後第一任首相東久邇宮稔彥王(盛厚王之父)等。日本皇族的宮家制度始於鎌倉幕府中期,幾經變遷,到明治末年的宮家有伏見宮、有栖川宮、閒院宮、山階宮、小松宮、華頂宮、北白川宮、梨本宮、久邇宮、東伏見宮、竹田宮、賀陽宮、朝香宮、東久邇宮等14家。大政年間,有栖川宮、小松宮、華頂宮由於後繼無嗣廢除,剩11宮家。1922年設秩父宮(雍仁,大政天皇次子)、1913年設高松宮(宣仁,大政天皇三子)、1935年設三笠宮(崇仁,大政天皇四子),又增加到14宮家。1947年,根據新的5皇室典範6,除秩父宮、高松宮、三笠宮外,其餘11宮家均脫離皇籍,其成員降為平民。宮家降為平民後,便去掉宮和王字,以宮名為姓,如上述東久邇宮稔彥之子盛厚,姓名為東久邇盛厚。由以上介紹可知,戰前日本皇族14宮家中,既然不存在水川宮,而且從水川依夫有名有姓(水川為姓,依夫是名),既不帶宮,又不稱王,便可斷定他絕不屬於日本皇族。
結論
通過以上考證、分析可知,五原戰役時水川依夫既不是日軍中將,也非日本皇族,更不是什麼地質專家,而是偽蒙疆政府治安部代理次長,領偽蒙疆警察警監之警銜,一時兼任過短命的綏西警備軍司令。當時他更未被擊斃在五原,而是1985年死於日本橫濱。
抗戰期間,為喚起民眾的抗戰熱情、鼓舞士氣,在情報不十分準確的情況下出現失誤性宣傳報導,是可以理解的。但歷史畢竟是歷史,如果還出於單純的民族感情和義憤,不顧歷史事實和真相,堅持不準確的說法,只會加劇國外史學界對中國史學研究水平的懷疑以及國際間對中國的不信任感。作者丁曉傑,內蒙古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日本九州大學研究生院博士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