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曾是後袁世凱時代眾望所歸的北洋領袖，也曾是謗滿天下舉國側目的“歪鼻子”；他有時是焰勢滔天、言出法隨的“段厲公”，有時是令不出門、眾叛親離的“段哀公”；有時沉靜謙虛、有時善怒有威，一個虎性佛心的複雜之人。他是民國歷史無法繞開、有著三造共和之功的段祺瑞。自敘中，看段氏自剖柙中受困。
基本介紹
- 書名：民國總統自敘:段祺瑞·三造共和的籠中虎
- 出版社：江蘇鳳凰文藝出版社
- 頁數：249頁
- 開本：32
- 品牌：江蘇文藝出版社
- 作者：劉春子 殷向飛
- 出版日期：2014年9月1日
- 語種：簡體中文
- ISBN：9787539975924
內容簡介,圖書目錄,後記,序言,
內容簡介
“民國總統自敘”叢書首選袁世凱（1859-1916）、黎元洪（1864-1928）、徐世昌（1855-1939）、段祺瑞（1865-1936）四位民國大總統作為“自敘”者，通過編者整理、輯錄的總統密電、書信、手札及家書等第一手材料，梳理總統生涯之浮沉，意為自敘。如此形式，希求儘量還原一個直觀的歷史現場，各位讀者在窺探當日社會政治經濟狀態和史實的真切情境之外，也能夠對歷史人物作為獨立個體的性情與命運之間的關係，進行更加清晰地印證。
民國何在，總統何為？
家書，手札，密電，日記，詩文……
在總統自敘中回到歷史“現場”
窺探民國
民國何在，總統何為？
家書，手札，密電，日記，詩文……
在總統自敘中回到歷史“現場”
窺探民國
圖書目錄
總序：總統何為
前言：虎性佛心段祺瑞
第一編治軍
練兵
餉章
訓練總說
訓將要言
訓哨弁要言
訓兵要言
辛亥革命之際鎮壓南陽亂兵
查禁購置外商軍器並停發此項護照
關於向捷成洋行訂購炮彈呈稿
報告會商“白郎起義軍辦法密電稿”
第二編治亂
辛亥革命：通電倡言共和
反對洪憲帝制
收拾殘局
以國事為重
反對張勛復辟
馬廠討逆
段與黎元洪之成見
“改造”國會
徐州會議
武力統一
呼籲北洋團結
相爭
段祺瑞呈徐世昌請拿辦曹吳呈文
呈請查辦曹錕、吳佩孚
兵敗乞和
北京政變
馮段同時下野
段黎相爭，負氣離京
段馮鬥爭
對德絕交
第三編執政
執政大政
致電孫、黎
致唐紹儀、章炳麟、岑春煊電
段並電致各省區法團
善後會議
美國外交官的記錄
段祺瑞通電主張簽字巴黎和約
國慶日通令
增設國務院
開徵教育特稅
三一八慘案
查辦案由、擬定撫恤章程
以手鋦杯
外交
第四編臧否
人情
段祺瑞為保護袁世凱遺產致蔣介石手札
對吳佩孚身懷怨念
治國之道
安福之壞
斥學生為匪
第五編詩文
因雪記
先賢詠
伯行枉詩且有頌不忘規之語次韻奉答
策國篇
內感篇
聖賢英雄異同論
外感篇
產猴記
挽孫中山聯
遺言
第六編耳聞
辛亥革命漢口之戰
參戰軍軍士教導團開學典禮上的講話
從嚴治軍
反對帝制
收拾殘局
禁止殺害辮子軍俘虜
段吳之爭
芝泉亦不當總理
負氣辭職
論北洋團結
與日交涉
三不遺訓
大罵張作霖
揭穿曹汝霖
附錄：段祺瑞年譜
後記
前言：虎性佛心段祺瑞
第一編治軍
練兵
餉章
訓練總說
訓將要言
訓哨弁要言
訓兵要言
辛亥革命之際鎮壓南陽亂兵
查禁購置外商軍器並停發此項護照
關於向捷成洋行訂購炮彈呈稿
報告會商“白郎起義軍辦法密電稿”
第二編治亂
辛亥革命：通電倡言共和
反對洪憲帝制
收拾殘局
以國事為重
反對張勛復辟
馬廠討逆
段與黎元洪之成見
“改造”國會
徐州會議
武力統一
呼籲北洋團結
相爭
段祺瑞呈徐世昌請拿辦曹吳呈文
呈請查辦曹錕、吳佩孚
兵敗乞和
北京政變
馮段同時下野
段黎相爭，負氣離京
段馮鬥爭
對德絕交
第三編執政
執政大政
致電孫、黎
致唐紹儀、章炳麟、岑春煊電
段並電致各省區法團
善後會議
美國外交官的記錄
段祺瑞通電主張簽字巴黎和約
國慶日通令
增設國務院
開徵教育特稅
三一八慘案
查辦案由、擬定撫恤章程
以手鋦杯
外交
第四編臧否
人情
段祺瑞為保護袁世凱遺產致蔣介石手札
對吳佩孚身懷怨念
治國之道
安福之壞
斥學生為匪
第五編詩文
因雪記
先賢詠
伯行枉詩且有頌不忘規之語次韻奉答
策國篇
內感篇
聖賢英雄異同論
外感篇
產猴記
挽孫中山聯
遺言
第六編耳聞
辛亥革命漢口之戰
參戰軍軍士教導團開學典禮上的講話
從嚴治軍
反對帝制
收拾殘局
禁止殺害辮子軍俘虜
段吳之爭
芝泉亦不當總理
負氣辭職
論北洋團結
與日交涉
三不遺訓
大罵張作霖
揭穿曹汝霖
附錄：段祺瑞年譜
後記
後記
傅斯年有句名言，“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意為“凡能直接研究材料，便進步。凡間接研究前人所研究或前人所創造之系統，而不繁豐細密的參照所包含的事實，便退步。凡一種學問能擴張他研究的材料便進步，不能的便退步。……材料愈擴充，學問愈進步。……凡一種學問能擴充他作研究時套用的工具的，則進步，不能的，則退步。”從民國時期沃丘仲子《段祺瑞傳》開始，有關段氏的文字常見於報端；段氏晚年也與王揖唐合作，將早年詩文以《正道居感世集》為名刊布。只是，段祺瑞長於練兵而拙於文字，“言之無文行而不遠”，其詩文並未廣為人知。加之段氏身後蕭條，日軍侵華時，其故居被賣於日本人。由於日本人催著騰房子，段祺瑞孫子段昌世帶著僕人們搬家，竟指揮著把宅內多年集存的公文檔案、公私函件，乃至宗族家譜統統付之一炬。所以，段祺瑞的自述文章，傳世之作東鱗西爪，蒐集整理非易。餖訂編綴多日，搜得文字若干，分為“治軍”、“治亂”、“執政”、“臧否”、“詩文”、“耳聞”幾編，以“說明”交代前因後果，對所涉及歷史人物以注釋稍作鋪陳。
限於學力與資料，段祺瑞所作自敘文章掛一漏萬在所難免，舛誤之處，尚祈方家指正。
限於學力與資料，段祺瑞所作自敘文章掛一漏萬在所難免，舛誤之處，尚祈方家指正。
序言
“韃虜易驅，民國難建。”
此非但史家之高論，亦乃殘酷之事實。
辛亥革命最響亮的口號是：驅除韃虜，建立民國。前四字言破壞，鎖定革命對象；後四字言建設，標示革命前景。“驅除韃虜”，說白了就是去驅滿清專制統治者，而非世俗所云殺盡滿人，然其變政治革命為民族革命，擴大了統戰陣線，縮小了打擊目標，立即成為“全國一致信服的意志”，令廣大民眾的積憤找到了噴射口。終是滿清王朝氣數已盡，西太后與光緒帝相攜入土後，清廷只剩幾個孤兒寡母和昏聵糊塗的大臣，守制無方，改革無量。1911年武昌起義一聲槍響，未經摧枯拉朽之力，它就土崩瓦解。雖說是千年之帝制一朝改弦易轍，並未大動干戈，塗炭生靈。皇室得優待而和平退位，較之此前此後以人頭換王位都來得文明，故日“韃虜易驅”。
那么民國呢？
辛亥革命與民國成立至今皆逾百年，從1912年到1928年為北洋時代，前後換了13任總統（包括臨時總統，臨時執政，攝政內閣，大元帥等）。從1928年到1949年為蔣氏時代，到1975年去世，蔣介石做的是終身總統。蔣經國接任到1987年7月14日宣布解除黨禁報禁，幾經努力才創建了個“台灣模式”。百年滄桑，“民國”建成了么？史家的答案是：四不像！
民國何似？
孫中山是民國的總設計師。辛亥革命剛有點眉目，實力優於威望的黎元洪與威望高於實力的黃興在排座次上鬧了兩個星期的啞劇，讓孫中山從美國打工場兼程趕到上海碼頭。史家有雲，黎、黃二帥得一即可安天下，不幸兩人相持不下，孫中山即以絕對優勢，當選了民國第一任臨時大總統，時年46歲。一向與孫中山不睦的章太炎說，這位置“論功應屬黃興，論才應屬宋教仁，論德應屬汪精衛”。言下之意，無論如何也輪不到他孫中山。然而章瘋子忘了“論革命歷史，論海內外聲望，論建國學理，則應屬孫文”。孫中山憑此三條當選。當選之後對民國影響至大的自然是他的“建國學理”。孫初抵上海時，革命軍糧草俱乏，時人風傳他帶回巨款，足解燃眉之急。當中外記者以此相詢，孫答：“予不名一錢也，所帶回者革命精神耳！”此革命精神即是金不換的“建國學理”。有別千年帝制的“民國”無有學理，焉能建成？
孫中山建國學理之精髓在“三民主義”：民生、民族、民權。在驅除韃虜時，民族主義為首選；救民於水火之中，則民生主義為當務之急；而建立民國確立國體，則以民權為立國之本，以民權主義內保民生，外爭民族地位。民權歸根到底是民治，是法治，是三權（行政、立法、司法）分立，再加考試、監察五權獨立，同時又有四權（選舉、罷免、創製、複決由人民掌握）制約的憲政。
凡此種種，皆緣孫氏以美為師：“美利堅合眾國之制，當為我國他日之模範。”亦即林肯所謂“民有、民治、民享”是也。
近代中國既無先進的生產力，也無先進的文化，它是以落後挨打的身份起步現代化的。如果說魏源之“師夷之長技以制夷”，張之洞之“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云云，啟動的是“洋務”，是科技的“四個現代化”；那么孫中山追求的共和制，給力的是“政務”，是“第五個現代化”：政治的現代化。沒有“第五個現代化”，“四個現代化”就難以實現，即使實現了也會變成一攤爛泥。可見孫中山的憲政設計與嘗試是何等重要。其“建國學理”並非一次完成，也非一成不變，然其初衷大抵如上所述。秉此初衷，1912年元旦，孫中山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時，有誓詞：
傾覆滿洲專制政府，鞏固中華民國，圖謀民生幸福，此國民之公意，文實遵之，以忠於國，為眾服務，至專制政府既倒，國內無變亂，民國卓立於世界，為列邦公認，斯時文當解臨時大總統之職，謹以此誓於國民。中華民國元年元旦。
此誓詞之精義有三：其一，民國乃有別滿洲專制政府，是以民、民意為旨歸的民治政府；其二，臨時總統制天職是為國為民服務，既非終生制，也非一黨專利，完成使命即可解職；其三，令滿清王朝徹底退位，令民國卓立於世界之林，非辛亥革命一蹴而就，還得藉助外力。
而那外力是宰相當國權傾一時的袁世凱。早在孫中山未歸之前黃興就以戰時總司令的名義致信袁世凱，勸他反戈一擊，“以拿破崙、華盛頓之資格，出而建拿破崙、華盛頓之事功。”孫中山當選臨時大總統的當天即電告袁世凱，自己只是“暫時承乏，而虛位以待”之。袁世凱果然以和平手段逼清宮退位，他也剪辮告別清廷；孫中山果然解職讓位於袁世凱。此兩者為中國歷史上千古未有之盛事，僅此即足令孫、袁名垂青史。
孫中山奮鬥三十年，十次起義前赴後繼，結果只做了45天I臨時大總統（1912年元旦就職，2月24日辭職），到4月1日正式解職，實際擔當政務也只三個月。他的解職讓位在革命黨內部引起軒然大波，甚至有人自殺以表抗議。為安撫人心，孫中山慨然致電報章，公布自己的心聲：
文等所求者，傾覆滿洲專制政府，創立中華民國也。清帝退位，民國統一，繼此建設之事，自宜讓熟有政治經驗之人。項城以和平手段達到目的。功績如是，何不可推誠？且總統不過國民公僕，當守憲法，從輿論。文前茲所誓於國民者，項城亦不能改。若在吾黨，不必身攬政權，亦自有其天職，更不以名位而為本党進位之徵。
此電內容豐富，最精彩的是給總統定位為“國民公僕”，其在法下而非法上；在法上者無法無天，在法下者則“當守憲法”且受輿論監督。這大概是中國有史以來第一次給最高行政長官定位。
“當守憲法”，那么憲法何在？
孫中山受過西方科學訓練，深知法律對國家之生存、發展至關重要。他有道：“立國於大地，不可無法也。”“共和之根本在法律，而法律之命脈在國會。”在諸法中，他尤其重視憲法，認為“政治上的憲法就是支配人事的大機器，也是調和自由和專制的大機器”。憲法是“人民公意之表示”，是“國家之構成法，亦即人民權利之保障書”。基於此，孫中山就職伊始就主持將武昌革命軍中央政府之《中華民國臨時政府組織大綱》修訂成《中華民國臨時約法》，共七章五十六條，除現代民主共和國所應有的主權、人權、政權、治權、疆土、法院，以及模仿美制上下兩院的國會等條文外，最引人注目的便是臨時政府模式由原定美國式的總統制，改成法國式的內閣制。約法規定，內閣總理直接向國會負責，變大總統為虛位元首。大致體現了分權制衡這一憲政精髓。此即近代中國第一部憲法，史稱《民元約法》，1912年3月11日由臨時大總統孫中山頒布。
“當守憲法”之“當”，則見此乃中山及國人之願望。然此後有誰破壞約法，解散國會就不得人心，有誰復辟稱帝則更為國人所不容，就會有人以“約法”為旗幟與之抗爭，甚至宣戰。民初護國、護法之戰皆因之而起。
辛亥革命老人吳玉章有言：“從前皇帝自稱為天子，如果有人說皇帝是強盜，可以打倒，別人一定把他看作瘋子。孫中山就曾經是一個被人家看做瘋子的人。相反，在辛亥革命以後，如果有人想做皇帝或者擁護別人做皇帝，一定也被看做瘋子。”這就是“三千年未有之變局”，這就是辛亥革命的歷史功績，這就是“民元約法”的權威所在。
凝聚著民國志士仁人智慧與鮮血的“民元約法”，雖然沒有阻擋住袁世凱稱帝，也沒有制止紛紜的“府院之爭”，更沒有平息南北干戈對峙……但其至少制約了一些人的行為，成就了一些人的功績，更重要的是標示著中國國體現代化的方向。即使袁世凱悍然稱帝，也僅八十三天就在眾叛親離中宣布取消帝制，不久含恨而亡，臨終託孤，其念念不忘的也是“約法”，遺書則期待“看中國再造共和”，並不像有的人真的是帶著花崗岩頭腦進棺材。爾後的總統其功過則皆以“再造共和”為見證。
遺憾的是“第二次革命”失敗以後，孫中山自己的建國學理由以美為師轉向以俄為師，從以法治國轉向了以黨治國。其所謂的以黨治國實則一黨（即國民黨）治國，非兩黨制或多黨制；而且要全黨附從他一人，說是“再舉革命，非我不行”，“除我之外無革命之導師”，甚至連“附從總理”、“附從領袖”的提法都被否定。雖然他手訂《中華革命黨總章》也規定其黨“以掃除專制政治、建設完全民國為目的”，也設計了“軍政”、“訓政”、“憲政”的日程，承諾終將還政於民，而其全過程都由國民黨單獨完成，說是“革命未成功時，要以黨為生命；成功後，仍絕對用黨來維持”。如此這般，孫中山自己就有違初衷，背離約法。於是“從前是約法無上，此後將是黨權至上；從前談法理，此後將談黨紀；從前談‘護法’，此後將談‘護黨’；從前爭‘法統’，此後將爭‘黨統’了”。所幸孫中山始終是個理想家，設計家，在野的批判家，不是實行家，只當過兩任短暫的臨時大總統、非常大總統，並未真正執政。如果他的革命方略付之實踐也可能是如他所言“徒有民國之名，毫無民國之實”。當初民國的設計是要走向共和，實行憲政的，而任何形式的集權都不能稱之為憲政。晚年走向以黨治國，領袖至上的孫中山當與稱帝的袁世凱有異曲同工之糟。誠如西哲所云：“不受限制的權力本身就是一個糟糕而危險的東西……無論它被稱為人民還是國王，無論它被稱為貴族政體還是民主政體，無論它被稱為君主國還是共和國，我都會說，他播下了暴政的種子。”蔣介石接過這顆種子，經營了南京政府，終因“搞民主無量，搞獨裁無膽”而敗走台灣。孫中山未及料到和看到這種結局。1925年3月12日勞頓不堪的孫中山與世長辭，留下的是“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的遺訓，為“民國難建”作了註腳。
民國難建，原因太多，而朝野尤其是最高行政長官對國體模式的選擇與實行關係尤大。就民國而言，其有多種選擇，或歐美式之民治（法制）、或蘇俄式之黨治、或日本式之君主立憲制。凡此種種，民國都不同程度地嘗試過，民國總統也不同程度地為振興中華做過努力，也各自有過不可抹煞的政績。但民國嘗試的種種外來國體模式都是焊接在中國三千年帝制傳統模式的軀體上，都受到其嚴重侵染。“百代猶行秦法政。”毛澤東氏一言以蔽之，君主專制傳統勢力何其強大。民國以推翻帝制為宗旨，卻免不了為之污染。不說別的，僅於總統之前加一個“大”字，即使是臨時的或非常的也未倖免，就是世界奇聞，就是大中華臉譜的寫照，這一中國特色何嘗沒有帝王意識潛伏其中。民國是啥模式都有點啥模式都不徹底，故日“四不像”。不過其主色調是中國特色與蘇俄特色的混合體，尤其是南京政府，儘管蔣介石對蘇聯政權早有異議。
民國歷史證明，選擇（選舉）總統固然重要，而調教總統則尤不可等閒視之，可是調教總統又談何容易。中國傳統意識往往將“成王敗寇”延伸為“政治地位有多高水平就有多高”之定式。貴為總統，乃先知先覺，乃大徹大悟，乃真理化身，甚至被宗教神化，誰能調教，誰敢調教！除法律、時局、戰爭之外，古有王者師、言臣，今亦有諍友、諍臣如胡適。二十世紀30年代胡適反覆呼籲，國民黨廢除黨治，實行法治；拋棄專制，實行憲政，斷定“今日黨治的腐敗，大半是由於沒有合法的政敵的監督”，而“樹立一個或多個競爭的政黨正是改良國民黨自身的最好方法”。指出國家領導人“必須是一國的領袖而不是一黨一派的領袖”，“他的眼光必須超出黨的利益之外，必須看到整個國家的利益。不能如此，決不夠資格做一國的領袖”。作為一個“守法護憲的領袖”，他必須具備以下條件：
最高領袖是“處高位”，他的任務是自居於無知，而以眾人之所知為知；自處於無能，而以眾人之所能為能；自安於無為，而以眾人之所為為為。凡察察以為明，瑣瑣以為能，都不是做最高領袖之道。
胡適1932年11月在漢口第一次見到蔣介石，就鄭重送上倡導無為哲學的《淮南王書》，算是對“小事不能糊塗”的蔣介石的應時良藥，結果卻無異對牛彈琴。
總統不可調教，因而只能指望其自身的素質、教養與覺悟。民國總統之基本素質如何？總統素質令其在總統位上有何作為？且帶來何種結局？其實有多種民國史與總統傳記在論說著，奈何後見之明的種種著述或有為另種意識形態改寫、注水以至失真之嫌。天下何處有信史！
我們不妨換一個角度，看看總統們是怎么自說白話的。於是就有了這套《民國總統自敘叢書》。叢書首選了袁世凱（1859—1916）、黎元洪（1864—1928）、徐世昌（1855一1939）、段祺瑞（1865—1936），這四位故事較多而被研究較少的總統。他們四位都曾是前清之能臣，思想較為進步且多有作為。黎元洪、段祺瑞都是在張之洞、袁世凱以西法編練新軍時嶄露頭角的軍事人才，徐世昌雖為文人，也曾在小站新軍中擔任過要職。也就是說袁氏之外的三位總統，皆與他有千絲萬縷的聯繫，將之編為一套叢書，分則自成體系，合則有似民國編年實錄。這四位前清能臣都當上了民國總統，本就有傳奇色彩；而他們間分分合合的糾葛中插入南北對峙情節就更可觀；此四位總統都屬北洋，到1927年北伐戰爭則淪為“革命”對象，除袁世凱沒有趕上此一幕，其他三位都是特殊“看客”，他們的觀點當別有另一番滋味……
與我此前策劃的《民國現場報導叢書》（出版時稱為“可觸摸的民國．現場”版）一樣，請了四位少帥操刀，他們忙乎了一個暑假。今年暑假燥熱無比，每部書又都是汗水泡出來的。尤其是徐世昌、段祺瑞之日記難以獲讀，無文獻你無法代總統去自敘，其難度遠超過當初的預想。不過，只要讀者愛讀且能從中獲得有益的歷史啟示，我們也就樂在其中了，而且儘可能將民國人物自敘系列叢書次第進行下去，以饗讀者諸君。
於此還有句多餘的話要說，凡人皆有虛榮心乃至自戀情結，總統或許更甚。因而別以為讀了總統自敘就真的進入了歷史現場。對總統尤須聽其言，觀其行，千萬別讓總統忽悠了。
2013年國慶於秦淮河畔
此非但史家之高論，亦乃殘酷之事實。
辛亥革命最響亮的口號是：驅除韃虜，建立民國。前四字言破壞，鎖定革命對象；後四字言建設，標示革命前景。“驅除韃虜”，說白了就是去驅滿清專制統治者，而非世俗所云殺盡滿人，然其變政治革命為民族革命，擴大了統戰陣線，縮小了打擊目標，立即成為“全國一致信服的意志”，令廣大民眾的積憤找到了噴射口。終是滿清王朝氣數已盡，西太后與光緒帝相攜入土後，清廷只剩幾個孤兒寡母和昏聵糊塗的大臣，守制無方，改革無量。1911年武昌起義一聲槍響，未經摧枯拉朽之力，它就土崩瓦解。雖說是千年之帝制一朝改弦易轍，並未大動干戈，塗炭生靈。皇室得優待而和平退位，較之此前此後以人頭換王位都來得文明，故日“韃虜易驅”。
那么民國呢？
辛亥革命與民國成立至今皆逾百年，從1912年到1928年為北洋時代，前後換了13任總統（包括臨時總統，臨時執政，攝政內閣，大元帥等）。從1928年到1949年為蔣氏時代，到1975年去世，蔣介石做的是終身總統。蔣經國接任到1987年7月14日宣布解除黨禁報禁，幾經努力才創建了個“台灣模式”。百年滄桑，“民國”建成了么？史家的答案是：四不像！
民國何似？
孫中山是民國的總設計師。辛亥革命剛有點眉目，實力優於威望的黎元洪與威望高於實力的黃興在排座次上鬧了兩個星期的啞劇，讓孫中山從美國打工場兼程趕到上海碼頭。史家有雲，黎、黃二帥得一即可安天下，不幸兩人相持不下，孫中山即以絕對優勢，當選了民國第一任臨時大總統，時年46歲。一向與孫中山不睦的章太炎說，這位置“論功應屬黃興，論才應屬宋教仁，論德應屬汪精衛”。言下之意，無論如何也輪不到他孫中山。然而章瘋子忘了“論革命歷史，論海內外聲望，論建國學理，則應屬孫文”。孫中山憑此三條當選。當選之後對民國影響至大的自然是他的“建國學理”。孫初抵上海時，革命軍糧草俱乏，時人風傳他帶回巨款，足解燃眉之急。當中外記者以此相詢，孫答：“予不名一錢也，所帶回者革命精神耳！”此革命精神即是金不換的“建國學理”。有別千年帝制的“民國”無有學理，焉能建成？
孫中山建國學理之精髓在“三民主義”：民生、民族、民權。在驅除韃虜時，民族主義為首選；救民於水火之中，則民生主義為當務之急；而建立民國確立國體，則以民權為立國之本，以民權主義內保民生，外爭民族地位。民權歸根到底是民治，是法治，是三權（行政、立法、司法）分立，再加考試、監察五權獨立，同時又有四權（選舉、罷免、創製、複決由人民掌握）制約的憲政。
凡此種種，皆緣孫氏以美為師：“美利堅合眾國之制，當為我國他日之模範。”亦即林肯所謂“民有、民治、民享”是也。
近代中國既無先進的生產力，也無先進的文化，它是以落後挨打的身份起步現代化的。如果說魏源之“師夷之長技以制夷”，張之洞之“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云云，啟動的是“洋務”，是科技的“四個現代化”；那么孫中山追求的共和制，給力的是“政務”，是“第五個現代化”：政治的現代化。沒有“第五個現代化”，“四個現代化”就難以實現，即使實現了也會變成一攤爛泥。可見孫中山的憲政設計與嘗試是何等重要。其“建國學理”並非一次完成，也非一成不變，然其初衷大抵如上所述。秉此初衷，1912年元旦，孫中山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時，有誓詞：
傾覆滿洲專制政府，鞏固中華民國，圖謀民生幸福，此國民之公意，文實遵之，以忠於國，為眾服務，至專制政府既倒，國內無變亂，民國卓立於世界，為列邦公認，斯時文當解臨時大總統之職，謹以此誓於國民。中華民國元年元旦。
此誓詞之精義有三：其一，民國乃有別滿洲專制政府，是以民、民意為旨歸的民治政府；其二，臨時總統制天職是為國為民服務，既非終生制，也非一黨專利，完成使命即可解職；其三，令滿清王朝徹底退位，令民國卓立於世界之林，非辛亥革命一蹴而就，還得藉助外力。
而那外力是宰相當國權傾一時的袁世凱。早在孫中山未歸之前黃興就以戰時總司令的名義致信袁世凱，勸他反戈一擊，“以拿破崙、華盛頓之資格，出而建拿破崙、華盛頓之事功。”孫中山當選臨時大總統的當天即電告袁世凱，自己只是“暫時承乏，而虛位以待”之。袁世凱果然以和平手段逼清宮退位，他也剪辮告別清廷；孫中山果然解職讓位於袁世凱。此兩者為中國歷史上千古未有之盛事，僅此即足令孫、袁名垂青史。
孫中山奮鬥三十年，十次起義前赴後繼，結果只做了45天I臨時大總統（1912年元旦就職，2月24日辭職），到4月1日正式解職，實際擔當政務也只三個月。他的解職讓位在革命黨內部引起軒然大波，甚至有人自殺以表抗議。為安撫人心，孫中山慨然致電報章，公布自己的心聲：
文等所求者，傾覆滿洲專制政府，創立中華民國也。清帝退位，民國統一，繼此建設之事，自宜讓熟有政治經驗之人。項城以和平手段達到目的。功績如是，何不可推誠？且總統不過國民公僕，當守憲法，從輿論。文前茲所誓於國民者，項城亦不能改。若在吾黨，不必身攬政權，亦自有其天職，更不以名位而為本党進位之徵。
此電內容豐富，最精彩的是給總統定位為“國民公僕”，其在法下而非法上；在法上者無法無天，在法下者則“當守憲法”且受輿論監督。這大概是中國有史以來第一次給最高行政長官定位。
“當守憲法”，那么憲法何在？
孫中山受過西方科學訓練，深知法律對國家之生存、發展至關重要。他有道：“立國於大地，不可無法也。”“共和之根本在法律，而法律之命脈在國會。”在諸法中，他尤其重視憲法，認為“政治上的憲法就是支配人事的大機器，也是調和自由和專制的大機器”。憲法是“人民公意之表示”，是“國家之構成法，亦即人民權利之保障書”。基於此，孫中山就職伊始就主持將武昌革命軍中央政府之《中華民國臨時政府組織大綱》修訂成《中華民國臨時約法》，共七章五十六條，除現代民主共和國所應有的主權、人權、政權、治權、疆土、法院，以及模仿美制上下兩院的國會等條文外，最引人注目的便是臨時政府模式由原定美國式的總統制，改成法國式的內閣制。約法規定，內閣總理直接向國會負責，變大總統為虛位元首。大致體現了分權制衡這一憲政精髓。此即近代中國第一部憲法，史稱《民元約法》，1912年3月11日由臨時大總統孫中山頒布。
“當守憲法”之“當”，則見此乃中山及國人之願望。然此後有誰破壞約法，解散國會就不得人心，有誰復辟稱帝則更為國人所不容，就會有人以“約法”為旗幟與之抗爭，甚至宣戰。民初護國、護法之戰皆因之而起。
辛亥革命老人吳玉章有言：“從前皇帝自稱為天子，如果有人說皇帝是強盜，可以打倒，別人一定把他看作瘋子。孫中山就曾經是一個被人家看做瘋子的人。相反，在辛亥革命以後，如果有人想做皇帝或者擁護別人做皇帝，一定也被看做瘋子。”這就是“三千年未有之變局”，這就是辛亥革命的歷史功績，這就是“民元約法”的權威所在。
凝聚著民國志士仁人智慧與鮮血的“民元約法”，雖然沒有阻擋住袁世凱稱帝，也沒有制止紛紜的“府院之爭”，更沒有平息南北干戈對峙……但其至少制約了一些人的行為，成就了一些人的功績，更重要的是標示著中國國體現代化的方向。即使袁世凱悍然稱帝，也僅八十三天就在眾叛親離中宣布取消帝制，不久含恨而亡，臨終託孤，其念念不忘的也是“約法”，遺書則期待“看中國再造共和”，並不像有的人真的是帶著花崗岩頭腦進棺材。爾後的總統其功過則皆以“再造共和”為見證。
遺憾的是“第二次革命”失敗以後，孫中山自己的建國學理由以美為師轉向以俄為師，從以法治國轉向了以黨治國。其所謂的以黨治國實則一黨（即國民黨）治國，非兩黨制或多黨制；而且要全黨附從他一人，說是“再舉革命，非我不行”，“除我之外無革命之導師”，甚至連“附從總理”、“附從領袖”的提法都被否定。雖然他手訂《中華革命黨總章》也規定其黨“以掃除專制政治、建設完全民國為目的”，也設計了“軍政”、“訓政”、“憲政”的日程，承諾終將還政於民，而其全過程都由國民黨單獨完成，說是“革命未成功時，要以黨為生命；成功後，仍絕對用黨來維持”。如此這般，孫中山自己就有違初衷，背離約法。於是“從前是約法無上，此後將是黨權至上；從前談法理，此後將談黨紀；從前談‘護法’，此後將談‘護黨’；從前爭‘法統’，此後將爭‘黨統’了”。所幸孫中山始終是個理想家，設計家，在野的批判家，不是實行家，只當過兩任短暫的臨時大總統、非常大總統，並未真正執政。如果他的革命方略付之實踐也可能是如他所言“徒有民國之名，毫無民國之實”。當初民國的設計是要走向共和，實行憲政的，而任何形式的集權都不能稱之為憲政。晚年走向以黨治國，領袖至上的孫中山當與稱帝的袁世凱有異曲同工之糟。誠如西哲所云：“不受限制的權力本身就是一個糟糕而危險的東西……無論它被稱為人民還是國王，無論它被稱為貴族政體還是民主政體，無論它被稱為君主國還是共和國，我都會說，他播下了暴政的種子。”蔣介石接過這顆種子，經營了南京政府，終因“搞民主無量，搞獨裁無膽”而敗走台灣。孫中山未及料到和看到這種結局。1925年3月12日勞頓不堪的孫中山與世長辭，留下的是“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的遺訓，為“民國難建”作了註腳。
民國難建，原因太多，而朝野尤其是最高行政長官對國體模式的選擇與實行關係尤大。就民國而言，其有多種選擇，或歐美式之民治（法制）、或蘇俄式之黨治、或日本式之君主立憲制。凡此種種，民國都不同程度地嘗試過，民國總統也不同程度地為振興中華做過努力，也各自有過不可抹煞的政績。但民國嘗試的種種外來國體模式都是焊接在中國三千年帝制傳統模式的軀體上，都受到其嚴重侵染。“百代猶行秦法政。”毛澤東氏一言以蔽之，君主專制傳統勢力何其強大。民國以推翻帝制為宗旨，卻免不了為之污染。不說別的，僅於總統之前加一個“大”字，即使是臨時的或非常的也未倖免，就是世界奇聞，就是大中華臉譜的寫照，這一中國特色何嘗沒有帝王意識潛伏其中。民國是啥模式都有點啥模式都不徹底，故日“四不像”。不過其主色調是中國特色與蘇俄特色的混合體，尤其是南京政府，儘管蔣介石對蘇聯政權早有異議。
民國歷史證明，選擇（選舉）總統固然重要，而調教總統則尤不可等閒視之，可是調教總統又談何容易。中國傳統意識往往將“成王敗寇”延伸為“政治地位有多高水平就有多高”之定式。貴為總統，乃先知先覺，乃大徹大悟，乃真理化身，甚至被宗教神化，誰能調教，誰敢調教！除法律、時局、戰爭之外，古有王者師、言臣，今亦有諍友、諍臣如胡適。二十世紀30年代胡適反覆呼籲，國民黨廢除黨治，實行法治；拋棄專制，實行憲政，斷定“今日黨治的腐敗，大半是由於沒有合法的政敵的監督”，而“樹立一個或多個競爭的政黨正是改良國民黨自身的最好方法”。指出國家領導人“必須是一國的領袖而不是一黨一派的領袖”，“他的眼光必須超出黨的利益之外，必須看到整個國家的利益。不能如此，決不夠資格做一國的領袖”。作為一個“守法護憲的領袖”，他必須具備以下條件：
最高領袖是“處高位”，他的任務是自居於無知，而以眾人之所知為知；自處於無能，而以眾人之所能為能；自安於無為，而以眾人之所為為為。凡察察以為明，瑣瑣以為能，都不是做最高領袖之道。
胡適1932年11月在漢口第一次見到蔣介石，就鄭重送上倡導無為哲學的《淮南王書》，算是對“小事不能糊塗”的蔣介石的應時良藥，結果卻無異對牛彈琴。
總統不可調教，因而只能指望其自身的素質、教養與覺悟。民國總統之基本素質如何？總統素質令其在總統位上有何作為？且帶來何種結局？其實有多種民國史與總統傳記在論說著，奈何後見之明的種種著述或有為另種意識形態改寫、注水以至失真之嫌。天下何處有信史！
我們不妨換一個角度，看看總統們是怎么自說白話的。於是就有了這套《民國總統自敘叢書》。叢書首選了袁世凱（1859—1916）、黎元洪（1864—1928）、徐世昌（1855一1939）、段祺瑞（1865—1936），這四位故事較多而被研究較少的總統。他們四位都曾是前清之能臣，思想較為進步且多有作為。黎元洪、段祺瑞都是在張之洞、袁世凱以西法編練新軍時嶄露頭角的軍事人才，徐世昌雖為文人，也曾在小站新軍中擔任過要職。也就是說袁氏之外的三位總統，皆與他有千絲萬縷的聯繫，將之編為一套叢書，分則自成體系，合則有似民國編年實錄。這四位前清能臣都當上了民國總統，本就有傳奇色彩；而他們間分分合合的糾葛中插入南北對峙情節就更可觀；此四位總統都屬北洋，到1927年北伐戰爭則淪為“革命”對象，除袁世凱沒有趕上此一幕，其他三位都是特殊“看客”，他們的觀點當別有另一番滋味……
與我此前策劃的《民國現場報導叢書》（出版時稱為“可觸摸的民國．現場”版）一樣，請了四位少帥操刀，他們忙乎了一個暑假。今年暑假燥熱無比，每部書又都是汗水泡出來的。尤其是徐世昌、段祺瑞之日記難以獲讀，無文獻你無法代總統去自敘，其難度遠超過當初的預想。不過，只要讀者愛讀且能從中獲得有益的歷史啟示，我們也就樂在其中了，而且儘可能將民國人物自敘系列叢書次第進行下去，以饗讀者諸君。
於此還有句多餘的話要說，凡人皆有虛榮心乃至自戀情結，總統或許更甚。因而別以為讀了總統自敘就真的進入了歷史現場。對總統尤須聽其言，觀其行，千萬別讓總統忽悠了。
2013年國慶於秦淮河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