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思想宣傳隊是“文化大革命”時期通用性很強的一種組織名稱。當時稱為毛澤東思想宣傳隊的，大致可分為兩大類：由一些能歌善舞的人組成，演出的都是表現忠於毛澤東的節目，如唱“語錄歌”、跳“忠字舞”，演“樣板戲”，憶舊社會之苦、思新社會之甜的快板書，等等，一般不注意藝術水平，只強調節目的“戰鬥性”和“革命性”，強調“文藝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這是屬於文藝宣傳性質的一類。另一類只是為了完成某項任務，而由上級機關派遣的隊。這種隊實際上就是過去的工作隊。因為“文化革命”初期工作(組)隊受到批判，名聲不好，故改用“毛澤東思想宣傳隊”的名稱。個別甚至有如廣州民航局“毛澤東思想宣傳隊”的，實際上是林立果用作反革命政變武裝的“戰鬥小分隊”。總之，兩類毛澤東思想宣傳隊，文藝類逐漸不為廣大民眾所歡迎(因為它脫離實際，演出雷同)而後被撤銷;另一類逐漸恢復了與其工作實際內容相符合的隊別名稱。
基本介紹
- 中文名：毛澤東思想宣傳隊
- 建立時間：1968年
- 類別：工宣隊、軍宣隊、農宣隊
成立原因,工人群體,解放軍群體,農民群體,
成立原因
毛澤東思想宣傳隊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化大革命期間於1968年起在各地、各系統成立的派駐教育、文化等單位的組織。其目的主要是控制這些單位的局面，維護基本秩序。其類別分為工宣隊、軍宣隊、農宣隊。
工人群體
“工人毛澤東思想宣傳隊”，簡稱”工宣隊“，是由工人組成的毛澤東思想宣傳隊。”工宣隊“這一簡稱也見諸正式報導，但更接近日常口語。被稱為工人階級管理上層建築的文革“新生事物”。
1968年夏全國大多數省份都完成了“奪權”，成立了革命委員會。但各地兩派的武鬥，仍然影響著政治局面的穩定，妨礙正常社會秩序和經濟生產的恢復。中共中央發布命令，解散武鬥隊，拆除工事、據點、關卡，上繳槍枝彈藥。同時毛澤東向武鬥嚴重的高校及中學派駐工宣隊，以從源頭上制止武鬥，統一、協調學校中兩派紅衛兵組織的關係和衝突。除了組成人員不同外，從形式到內容都與文革初期的工作組一樣，而且它所擁有的權力還更大。
1968年7月26日北京市60多個工廠3萬多名工人組成“首都工人毛澤東思想宣傳隊”，進駐北京各大專院校，接管學校的領導權。8月5日毛澤東將外國來賓贈送的芒果轉贈清華大學工宣隊，8月13日接見了工宣隊代表，8月25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聯合發出《關於派工人宣傳隊進駐學校的通知》，給工宣隊以強大的政治支持。26日《人民日報》發表姚文元署名文章《工人階級必須領導一切》，公布了毛澤東最新指示：“實現無產階級教育革命，必須有工人階級領導……工人宣傳隊要在學校長期留下來，參加學校中全部斗、批、改任務，並且永遠領導學校。在農村，則應由工人階級的最可靠的同盟軍貧下中農管理學校。”派駐工宣隊的工作，在全國範圍內迅速展開。僅9月5日後的一周內，上海市就選調了3.1萬產業工人進駐全市10個區的513所中學、129所國小。
除了學校，他們還被派遣到文聯、作協、新聞出版、劇院、體委、科研院所、醫院等文化、教育、科技、衛生、體育的上層建築單位，城市街道和上述單位的五七幹校。遠離城市、產業工人不多的地方，這一角色則由“農宣隊”（農民毛澤東思想宣傳隊）充任。
要求選派的工宣隊員是產業工人（家庭出身好）、中共黨員、有文化，老中青三結合，沒有派性。在學校以政治領導為主，“不要陷於行政事務”。工資、人事關係仍在原單位。工宣隊進校後，舉辦“毛澤東思想學習班”，幫助對立的兩派民眾組織實現大聯合；拆除武鬥工事，收繳武器。領導開展大批判，清理階級隊伍，建立、調整革委會，整黨等“鬥批改”工作。參加學校黨支部和革委會的工作，領導教育革命，參與備課、教學。由於有工宣隊，方便了1969年開始的廠校掛鈎、開門辦學。
工宣隊進校後，紅衛兵造反派組織迅速衰落，對解決派性衝突、結束混亂局面等一些老大難問題有所幫助。但他們執行的仍然是左傾政治方針和路線，加之對教育工作和進駐單位的業務工作不熟悉，自身文化程度低，無法融入、領導學校工作，成為游離於單位實際的一極權力，又陷入原有矛盾泥潭成為新的矛盾衝突的構成因素和發源地，使混亂以不同形式繼續下去。1970年代以來工宣隊留在所駐單位的人越來越少，到後期已近乎名存實亡。到1976年7月上海市僅有1.27萬名工宣隊員。根據鄧小平1977年9月“工宣隊問題要解決，他們留在學校也不安心”的指示，同年11月6日中共中央轉發教育部黨組報告，各地進駐大、中、國小的工宣隊全部撤出學校。
文革後重新認識工宣隊的政治批判中，指責其“把工人階級領導同黨的領導對立起來，把工人階級同知識分子對立起來，把工廠同學校對立起來”，“成了高踞於黨和民眾之上的‘特殊人物’，隨意迫害知識分子，干擾教學及科研工作，毀壞實驗設備，把高等學府變成殘酷斗‘走資派’、整知識分子的‘大本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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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夏全國大多數省份都完成了“奪權”，成立了革命委員會。但各地兩派的武鬥，仍然影響著政治局面的穩定，妨礙正常社會秩序和經濟生產的恢復。中共中央發布命令，解散武鬥隊，拆除工事、據點、關卡，上繳槍枝彈藥。同時毛澤東向武鬥嚴重的高校及中學派駐工宣隊，以從源頭上制止武鬥，統一、協調學校中兩派紅衛兵組織的關係和衝突。除了組成人員不同外，從形式到內容都與文革初期的工作組一樣，而且它所擁有的權力還更大。
1968年7月26日北京市60多個工廠3萬多名工人組成“首都工人毛澤東思想宣傳隊”，進駐北京各大專院校，接管學校的領導權。8月5日毛澤東將外國來賓贈送的芒果轉贈清華大學工宣隊，8月13日接見了工宣隊代表，8月25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聯合發出《關於派工人宣傳隊進駐學校的通知》，給工宣隊以強大的政治支持。26日《人民日報》發表姚文元署名文章《工人階級必須領導一切》，公布了毛澤東最新指示：“實現無產階級教育革命，必須有工人階級領導……工人宣傳隊要在學校長期留下來，參加學校中全部斗、批、改任務，並且永遠領導學校。在農村，則應由工人階級的最可靠的同盟軍貧下中農管理學校。”派駐工宣隊的工作，在全國範圍內迅速展開。僅9月5日後的一周內，上海市就選調了3.1萬產業工人進駐全市10個區的513所中學、129所國小。
除了學校，他們還被派遣到文聯、作協、新聞出版、劇院、體委、科研院所、醫院等文化、教育、科技、衛生、體育的上層建築單位，城市街道和上述單位的五七幹校。遠離城市、產業工人不多的地方，這一角色則由“農宣隊”（農民毛澤東思想宣傳隊）充任。
要求選派的工宣隊員是產業工人（家庭出身好）、中共黨員、有文化，老中青三結合，沒有派性。在學校以政治領導為主，“不要陷於行政事務”。工資、人事關係仍在原單位。工宣隊進校後，舉辦“毛澤東思想學習班”，幫助對立的兩派民眾組織實現大聯合；拆除武鬥工事，收繳武器。領導開展大批判，清理階級隊伍，建立、調整革委會，整黨等“鬥批改”工作。參加學校黨支部和革委會的工作，領導教育革命，參與備課、教學。由於有工宣隊，方便了1969年開始的廠校掛鈎、開門辦學。
工宣隊進校後，紅衛兵造反派組織迅速衰落，對解決派性衝突、結束混亂局面等一些老大難問題有所幫助。但他們執行的仍然是左傾政治方針和路線，加之對教育工作和進駐單位的業務工作不熟悉，自身文化程度低，無法融入、領導學校工作，成為游離於單位實際的一極權力，又陷入原有矛盾泥潭成為新的矛盾衝突的構成因素和發源地，使混亂以不同形式繼續下去。1970年代以來工宣隊留在所駐單位的人越來越少，到後期已近乎名存實亡。到1976年7月上海市僅有1.27萬名工宣隊員。根據鄧小平1977年9月“工宣隊問題要解決，他們留在學校也不安心”的指示，同年11月6日中共中央轉發教育部黨組報告，各地進駐大、中、國小的工宣隊全部撤出學校。
文革後重新認識工宣隊的政治批判中，指責其“把工人階級領導同黨的領導對立起來，把工人階級同知識分子對立起來，把工廠同學校對立起來”，“成了高踞於黨和民眾之上的‘特殊人物’，隨意迫害知識分子，干擾教學及科研工作，毀壞實驗設備，把高等學府變成殘酷斗‘走資派’、整知識分子的‘大本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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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軍群體
解放軍毛澤東思想宣傳隊，簡稱軍宣隊，是由中國人民解放軍部隊組成的毛澤東思想宣傳隊。
農民群體
農民毛澤東思想宣傳隊，簡稱農宣隊，是由人民公社農民組成的毛澤東思想宣傳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