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歲月回眸》就如何充分認識文物保護的重要性，如何把握全局、精心規劃，做到在保護中利用、在利用中發展等問題作了充分的闡釋。文物的事，既是一種工作，但其實更是一種事業，而且是一種傳之後人、藏之名山的重要事業。越中是一處文物匯萃的寶地，《歲月回眸》的作者，曾任紹興市文物局長的高軍先生，全心全意把事業放在文物工作中。《歲月回眸》所記錄的，就是在世紀工作中的貫徹實施。其中既有理論層面的探討分析，也有操作層面的經驗總結。作者能膺此重任，而且在天時地利人和方面也能略逢佳境，得以顯其身手。
基本介紹
- 書名：歲月回眸
- 作者：高軍
- 出版日期：2013年9月1日
- 語種：簡體中文
- ISBN：7552003685
- 外文名：Reminiscences of the Past
- 出版社：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
- 頁數：245頁
- 開本：16
內容簡介,作者簡介,媒體推薦,圖書目錄,後記,序言,
內容簡介
《歲月回眸》由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出版
作者簡介
高軍，男，1963年10月生於浙江紹興，中共黨員，文博研究館員，紹興文理學院客座教授。1981年10月參加工作，1989年7月畢業於上海復旦大學歷史系文博專業。歷任紹興市文物管理處副主任、紹興博物館館長、紹興市文物管理處主任、紹興市文物管理局局長等職，現任紹興市文物管理局副調研員。曾榮獲“第三屆紹興市優秀青年”、首屆“紹興青年五四獎章”、“紹興市優秀共產黨員”等稱號。先後主持周恩來祖居、蔡元培故居、魯迅祖居、大通學堂、古越藏書樓、泗龍橋、范文瀾故居、秋瑾故居等文保單位的修復工程以及紹興博物館、周恩來紀念館、蔡元培紀念館、越王台、陸游紀念館、賀秘監祠、大通學堂、秋瑾故居、青藤書屋等陳列布展工作；參與主持魯迅故里保護工程，主持紹興魯迅紀念館新館工程建設、陳列布展工作。主持籌備第十六、十七、十八屆中國蘭亭書法節以及“文化遺產保護國際會議”。著有《守望者說》、《紹興古戲台》（合著）等，主編有《蘭亭》、《紹興市考古學會論文集》、《紹興文物精華》（上、下卷）、《歷史名家臨蘭亭序》、《越中名人遺墨》、《越中名人譜》、《魯迅墨跡精選》、《徐生翁作品精選》、《王羲之與蘭亭》、《魯迅故里》、《紹興文物志》等，參與編撰《紹興市志》、《越國文化》等。在國家、省、市級報刊發表文博專業論文、文章百餘篇。兼任中國古都學會理事，浙江省越國文化研究會副會長，紹興市考古學會副會長，紹興市錢幣學會副會長，紹興市蔡元培研究會副會長，紹興市酒文化研究會副會長。政協紹興市第三、第四屆委員，政協浙江省第九屆委員。
媒體推薦
文物的事，既是一種工作，但其實更是一種事業，而且是一種傳之後人、藏之名山的重要事業。越中是一處文物匯萃的寶地，我很為作者能膺此重任，而且在天時地利人和方面也能略逢佳境。得以顯其身手。人生幾何？我確為作者感到欣慰。
——陳橋驛
——陳橋驛
圖書目錄
源於生活，高於生活，依於生活
向後看，更是為了向前走
回憶父親
知行的實踐與記錄
文化遺產本體價值的認識與意義
由紹興魯迅紀念館陳列改版所想到的
歷史中間物的責任
學者本是平常人
三十年，彈指一揮間
一脈相承的“質樸”
話說車馬神仙畫像鏡
筆精墨妙人書俱老
力農小記
象玄堂記
重建安康寺記
篳路藍縷玉汝於成
宋代名園——沈園兼及陸游書法淺識
澳、新之行
保護·利用·發展
送曉敏赴任
文精墨妙珠聯璧合
風流藝海看今朝
新政治、新經濟、新文化
悠悠富春水綿綿春竹情
文化遺產合理利用的態度
魯迅書法——無意於佳乃佳
書法之鄉的傳承人——沈偉
遺墨千古飄幽香
珍惜城市歷史的厚度
心香一瓣寄遐思
八百年的沈園一段情
經典範本“王字”風
文物保護任重道遠
訪美見聞
訪德觀感
紹興古戲台的文化建構
對紹興博物館事業發展及其對策的思考
精神物化與承前啟後
越國青銅劍
太羹有味是詩書
“難忘一刻”
永樂·青花大盤
稽山毓秀鑒水流芳
訪王金髮故居
愛我紹興
做足蘭亭文章
水鄉橋都紹興城
謁王充墓
話說應天塔
紹興吼山·東堡窯址調查
附錄
東廂房裡的守望者
積雪凝寒香溢奇特
古城“珍寶”的守望者
後記
向後看，更是為了向前走
回憶父親
知行的實踐與記錄
文化遺產本體價值的認識與意義
由紹興魯迅紀念館陳列改版所想到的
歷史中間物的責任
學者本是平常人
三十年，彈指一揮間
一脈相承的“質樸”
話說車馬神仙畫像鏡
筆精墨妙人書俱老
力農小記
象玄堂記
重建安康寺記
篳路藍縷玉汝於成
宋代名園——沈園兼及陸游書法淺識
澳、新之行
保護·利用·發展
送曉敏赴任
文精墨妙珠聯璧合
風流藝海看今朝
新政治、新經濟、新文化
悠悠富春水綿綿春竹情
文化遺產合理利用的態度
魯迅書法——無意於佳乃佳
書法之鄉的傳承人——沈偉
遺墨千古飄幽香
珍惜城市歷史的厚度
心香一瓣寄遐思
八百年的沈園一段情
經典範本“王字”風
文物保護任重道遠
訪美見聞
訪德觀感
紹興古戲台的文化建構
對紹興博物館事業發展及其對策的思考
精神物化與承前啟後
越國青銅劍
太羹有味是詩書
“難忘一刻”
永樂·青花大盤
稽山毓秀鑒水流芳
訪王金髮故居
愛我紹興
做足蘭亭文章
水鄉橋都紹興城
謁王充墓
話說應天塔
紹興吼山·東堡窯址調查
附錄
東廂房裡的守望者
積雪凝寒香溢奇特
古城“珍寶”的守望者
後記
後記
《歲月回眸》收錄了我參加工作以來所寫的一部分文字。這些文字都是我在不同時期的所見、所聞、所思，其中的許多文字如以今天的認識來看，未免幼稚和膚淺。但對這些文字我還是不作任何修改，將它原封不動地按時間順序編入，用文物工作的話來說，是“保持原狀，整舊如舊”，只為最大程度地真實記錄我的心路歷程。
一般來說，歲月回眸會有兩種情狀：一種是人到暮年的回憶，多發思古之幽情；另一種是人在經歷了某些特殊的日子後，作一次人生旅程的階段性小結，從而引發承前啟後的思考。
光陰荏苒，不知不覺我已到了“知天命”之年。但老實說，我確實不知道“天命”到底是什麼意思。如果說“天命之謂性”，那么，我的理解是：人，總得聽憑內心世界的呼喚，並努力地去做自己認定的有價值的事。你努力了，也就無愧於這一回的生命。至於結果，正如古人所說，“只問耕耘，不問收穫。”世間許多事，最後的結果都是由不得自己的。
三十多年來，我一直在文物部門工作，生命經歷極其單一。因單一，我的行為，於世情、於世相總是格格不入。從十八歲參加工作到如今，這半輩子幾乎只與文物打交道、結緣分，日積月累中與那些文化遺產建立了一種難以言說的情感。產生這種情感的同時，幾乎使我失去了其餘的生存本領，以致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常常會有許多自討苦吃的體驗與經歷。面對當今的滾滾商潮，他人可以遊刃有餘，於我則是毫無感覺。幾度迎面而來的“轉型”機遇，都讓我有意無意地放棄了。為此，許多親朋好友都為我可惜。在今天這樣一個“唯物主義”的時風面前，我確實自愧無能，但我還是甘于堅守清苦的文博園地而無怨無悔。這或許就是命吧！既然命運里有這樣的暗力，那就認了這個命。我對自己說，儘管年屆天命，今後依然老老實實地朝著這條自己選擇的路走下去，有關文化遺產保護的這碗飯，總得有人吃吧！
近六七年時間裡，我相繼主持編纂出版了《徐生翁先生作品精選》、《文明的記憶——紹興歷史圖說》、《文物春秋·紹興文物工作三十年文集》等；紹興文化遺產叢書——《石橋卷》、《館藏書畫卷》、《遺址·墓葬卷》、《陶瓷卷》也是在這個時段里完成的，時間在與古人的對話中，悄無聲息地過去。雖然上述書籍耗去了我許多的精力，但正是因為靜下心來做著一些自以為有意義的事，所以心裡感到莫大的欣慰，所有的疲憊和委屈也就都被拋在腦後了。
前些日子，我懷著惴惴不安的心情，捧著書稿去杭州拜訪陳橋驛先生，希望他能為我的書作序。當我向他提出我的要求時，他毫不猶豫地答應了我。最讓我感動的是，不到一個星期，我就接到了陳先生的電話，說序已寫好，讓我去取。當我取回陳先生的序言，再看我的書稿時，令我大吃一驚，書稿里有許多陳先生所畫的條條槓槓，還給我改正了文中的一個錯字，並附上小紙條，指明這個字的出處。原來陳先生竟然認真地審讀了我所有的文字。對此，我是既感動又不安，陳先生已九十高齡有餘，在酷暑里我還向他提出要求，實在於心不忍。我心裡很明白，以我的文字，離陳先生的要求差距是極遠的，但陳先生或許更認可的是我的工作，是我微不足道的工作業績得到了陳先生的首肯。從陳先生所撰序言的背後，我看到了一位越鄉巨賢對故鄉真摯的愛和對晚輩的深情厚望。讀著這些溫暖的文字，我更加堅定了自己的選擇。
感謝我的老領導，浙江省文化廳巡視員、浙江省書法家協會主席鮑賢倫先生多年來對我關愛有加，在盛夏酷暑里為本書揮毫題簽；感謝我的夫人，紹興市文物管理局研究館員蔣明明同志一直來默默無聞，幾乎承擔了全部的家務瑣事，使我得以在工作之餘進行一些膚淺的思考和寫作，同時為我整理、列印了全部文稿；感謝所有關心、支持、幫助本書出版的朋友們，正是大家共同的努力，才使此書得以問世。
需要指出的是，這本集子裡收錄的文章，時間跨度長達三十年，有些內容難免超越了我的專業範疇，同時還因我對文物工作的過於熱愛，有些文字不免帶有個人的偏愛，敬請方家指正。
高軍
2013年立秋於紹興市文物局
一般來說，歲月回眸會有兩種情狀：一種是人到暮年的回憶，多發思古之幽情；另一種是人在經歷了某些特殊的日子後，作一次人生旅程的階段性小結，從而引發承前啟後的思考。
光陰荏苒，不知不覺我已到了“知天命”之年。但老實說，我確實不知道“天命”到底是什麼意思。如果說“天命之謂性”，那么，我的理解是：人，總得聽憑內心世界的呼喚，並努力地去做自己認定的有價值的事。你努力了，也就無愧於這一回的生命。至於結果，正如古人所說，“只問耕耘，不問收穫。”世間許多事，最後的結果都是由不得自己的。
三十多年來，我一直在文物部門工作，生命經歷極其單一。因單一，我的行為，於世情、於世相總是格格不入。從十八歲參加工作到如今，這半輩子幾乎只與文物打交道、結緣分，日積月累中與那些文化遺產建立了一種難以言說的情感。產生這種情感的同時，幾乎使我失去了其餘的生存本領，以致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常常會有許多自討苦吃的體驗與經歷。面對當今的滾滾商潮，他人可以遊刃有餘，於我則是毫無感覺。幾度迎面而來的“轉型”機遇，都讓我有意無意地放棄了。為此，許多親朋好友都為我可惜。在今天這樣一個“唯物主義”的時風面前，我確實自愧無能，但我還是甘于堅守清苦的文博園地而無怨無悔。這或許就是命吧！既然命運里有這樣的暗力，那就認了這個命。我對自己說，儘管年屆天命，今後依然老老實實地朝著這條自己選擇的路走下去，有關文化遺產保護的這碗飯，總得有人吃吧！
近六七年時間裡，我相繼主持編纂出版了《徐生翁先生作品精選》、《文明的記憶——紹興歷史圖說》、《文物春秋·紹興文物工作三十年文集》等；紹興文化遺產叢書——《石橋卷》、《館藏書畫卷》、《遺址·墓葬卷》、《陶瓷卷》也是在這個時段里完成的，時間在與古人的對話中，悄無聲息地過去。雖然上述書籍耗去了我許多的精力，但正是因為靜下心來做著一些自以為有意義的事，所以心裡感到莫大的欣慰，所有的疲憊和委屈也就都被拋在腦後了。
前些日子，我懷著惴惴不安的心情，捧著書稿去杭州拜訪陳橋驛先生，希望他能為我的書作序。當我向他提出我的要求時，他毫不猶豫地答應了我。最讓我感動的是，不到一個星期，我就接到了陳先生的電話，說序已寫好，讓我去取。當我取回陳先生的序言，再看我的書稿時，令我大吃一驚，書稿里有許多陳先生所畫的條條槓槓，還給我改正了文中的一個錯字，並附上小紙條，指明這個字的出處。原來陳先生竟然認真地審讀了我所有的文字。對此，我是既感動又不安，陳先生已九十高齡有餘，在酷暑里我還向他提出要求，實在於心不忍。我心裡很明白，以我的文字，離陳先生的要求差距是極遠的，但陳先生或許更認可的是我的工作，是我微不足道的工作業績得到了陳先生的首肯。從陳先生所撰序言的背後，我看到了一位越鄉巨賢對故鄉真摯的愛和對晚輩的深情厚望。讀著這些溫暖的文字，我更加堅定了自己的選擇。
感謝我的老領導，浙江省文化廳巡視員、浙江省書法家協會主席鮑賢倫先生多年來對我關愛有加，在盛夏酷暑里為本書揮毫題簽；感謝我的夫人，紹興市文物管理局研究館員蔣明明同志一直來默默無聞，幾乎承擔了全部的家務瑣事，使我得以在工作之餘進行一些膚淺的思考和寫作，同時為我整理、列印了全部文稿；感謝所有關心、支持、幫助本書出版的朋友們，正是大家共同的努力，才使此書得以問世。
需要指出的是，這本集子裡收錄的文章，時間跨度長達三十年，有些內容難免超越了我的專業範疇，同時還因我對文物工作的過於熱愛，有些文字不免帶有個人的偏愛，敬請方家指正。
高軍
2013年立秋於紹興市文物局
序言
高軍先生是我的老朋友了。讀了他的書，確實讓我這個年逾九旬的“老紹興”溯昔撫今，百感交集。高軍先生為紹興的文物事業作出了重大貢獻，而我雖然是喝紹興水、吃紹興飯、受紹興教育而長大的，卻畢生漂蕩在外，沒有對生養我、哺育我的家鄉作出什麼貢獻。現在已經到了“行將就火”之年，如《左傳·昭公二十一年》所說的“悔無及也”。
作者自謙，把書名題作《歲月回眸》，當然有其寓意，而且書名理應尊重作者自己的旨意。但是對我這個得見書稿的最早讀者之一，卻認為或許還可以有一個副標題：“越中文物札記及其他”。當然，學者著書立說，書名從來都是自己說了算，我無非是節外生枝，在此饒舌罷了。
文物的事，既是一種工作，但其實更是一種事業，而且是一種傳之後人、藏之名山的重要事業。越中是一處文物匯萃的寶地，作者能膺此重任，而且在天時地利人和方面也能略逢佳境，得以顯其身手。人生幾何？我確為作者感到欣慰。
我對文物是門外漢，但因生長在這個文物之邑，不僅見過不少文物，而且在這些年頭中，也目睹和耳聞越中文物破壞與復興的過程，同時也看到不少文物工作者冒著風險而堅持這項工作。我對越中文物素所自豪，所以對年輕時習見的文物受到破壞而深感痛惜，而對於從事這個行業的女士們和先生們則愈益尊敬。
我在紹興熟悉的第一位文物工作者是方傑先生。方先生是江蘇常熟人，但他畢生的主要時間和精力，都落實在越中的文物事業上。可惜他雖然鞠躬盡瘁，但很有一段時間，消磨在生不逢時之中。我們很早就已認識，而且彼此在思想言語上也很投機。在當時的政府編制上，似乎還沒有文物局這個機構。他或許是量才錄用，名義上主持一個都昌坊口附近的一條稱為禹跡寺前街上的“文管會”里。大概是1962年吧，我為了杭州大學地理系高年級學生經濟地理和城市地理田野實習的課題，反覆多次地在佑聖觀前一帶尋覓明會稽太守戴琥的《水則碑》原碑。最終發現此碑已經被夯人一堵紹興人稱為泥牆的牆內。我掇拾附近的碎瓦片盡力括擦，終於微見碑形。於是立刻奔走相告，方先生也對此非常興奮，隨即僱工把這塊立於明成化十二年(1476)的《水則碑》取出，並修補泥牆。即此一端，已經花了他這個機構的全部財力。但他不僅因這項收穫而無比快慰，而且一再感謝我在這方面的“功勞”。大概也是這一年，經他的介紹並陪同，我在火珠巷胡宅梵先生家中讀到《山陰都圖地名細號畝分額南米科則》及《會稽都圖地名細號畝分額南米科則》的傳鈔本各一冊。二書內載有山陰、會稽二縣地名各一千餘處，對地理學中的聚落地理研究至關重要。我以後所寫有關這方面的論文，都是方、胡二位為我提供了重要數據。
可能也在這些年代，我考慮如能為家鄉作點貢獻，則把我已經積累了多年的紹興地方文獻完稿成書頗有必要。但其中尚有幾種文獻必須與金湯侯先生商量一番。我向方先生提及此事，他立刻主動地陪同我去到蕙蘭橋他所熟知的金湯侯先生寓所，暢談頗久，獲益不淺。當年，方先生與我確實相當莫逆，我對他提出的要求，只要他力所能及，莫不全力以赴。可惜當時正是一個“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時代，我們的工作不僅都不能名正言順地站在這個“綱”上，而且還有不少“階級鬥爭”的忠實奉行者頻加干擾。方先生曾經告訴我，他對紹興的許多破壞文物和環境的蠢貨，例如填塞城內河流，破壞橋樑等，實在深惡痛疾。但這輩人的凶滔惡毒，並有極高的後台，所以他何敢啟齒。
實際上，儘管他這樣謹慎從事，還是有些中毒極深之輩，在改革開放時代，仍念念不忘他在“破四舊”中的絆腳石行徑。記得在上世紀80年代中期，我剛從西安以西的“丈八溝行宮”開會回杭，即得通知參加省內文物工作者的職稱評審會議(因為我是評審)。我當然首先翻閱紹興的材料，因為按規定各地是要送上全部評審原件的。在紹興的材料中，方傑先生的副高職稱申報，競被當地否決。我實在非常氣憤，作為評審，我必須忠實責守。我就提出：我剛從豪華的陝西“丈八溝行宮”開會回來。這二十多年中，行宮別墅各地皆有，如杭州的劉莊(今國賓館)之類。現在有不少已經開放為高級公用場所，“丈八溝”即是其例。但對於歷代相傳的名勝古蹟，不僅任其破損，有的還作為“破四舊”的對象而加以消滅。例如紹興蘭亭，這不僅是紹興一地的名勝古蹟，而且也為全國甚至世界有識之士所共知。但二十多年來一直讓它破落敗壞。改革開放以後，修復蘭亭當然是越中要務。此事，論責任還該屬於方傑，但他實在是心有餘而力不足，不僅經費短缺，人員調配也困難重重。在這樣的情況下，他毅然自己背起鋪蓋，住宿到蘭亭，指揮有限的工人，從事修復工程。終於讓這個已經破敗不堪的著名古蹟，恢復得稍具規模(固然不能與當前相比)。像這樣一位勤於職守，在十分困難的處境下，自己帶鋪蓋住宿到名勝地指揮修復的人，竟被當地排斥在副高職稱之外，這是很不公正的。所以我提出建議，按評審章程，當地不通過，但省評審有權通過。方傑應該得到副高職稱。我所說的這一席話，獲得幾乎全體評審的贊同。所以方傑的副高職稱，是省評審會否決了紹興的原議而由省里通過的。這以後，我和方先生仍多次見面，我當然不會把此事的過程告訴他。
我在家鄉熟悉的第二位文物工作者，就是本書的作者，曾任紹興市文物局長的高軍先生。與方傑先生一樣，他也是全心全意把事業放在文物工作中的。只是他的機遇遠遠地超過了方傑先生。方先生是在“逆境”時代承擔這種工作的，到“順境”來到不久，就因年齡而退休了。當然，這裡說的“逆境”和“順境”，是一種時代概念。在“逆境”時代，不僅是做文物工作的，其他許多文化人，也都面臨了各種厄運。如我在《水經注校證》卷首“代序”中所說的：“原來從上世紀五十年代以來，我們曾經經歷過一個讀書有罪、讀書人有罪的時代。”高先生的成就，其一是他與方先生完全不同的方面，因為畢竟年輕了一個檔次，沒有趟上方先生的“逆境”時代。其二是他與方先生相同的方面，就是他有文物工作的深厚功底，並且還是一位科班出身的文博專家。而對於越中的文物工作，他有高度的事業心。他能投入紹興的這項事業，應該說是越人之幸。文物工作，做的大都是古人的、死人的事。他在其大作中的一個題目：《向後看，更是為了向前走》，這個在當前讓大家都不勝欽佩的題目及所記敘的內容，實在是用最精煉的語言，表達了他的功底和抱負。但這些東西假使在“逆境”時代拋出來，那還得了！當年，我們國家的文學領導，曾任人民文學出版社社長的韋君宜，在她晚年恍悟以後所寫的《思痛錄》中就說：“原來如此，一切文化不是封建文化就是資產階級文化，新的是修正主義文化。”在她的書中，有《記周揚》篇，寫到當年的宣傳領導到晚年也恍悟了。他當面對韋君宜說：“你犯的小錯誤，我犯的大錯誤嘛。”周也是要寫書“思痛”的，可惜當韋君宜出書時，他已經臥床不起了。
為此，對於“順境”之中的高軍先生，我不僅為他本人慶幸，而且更為家鄉的文物事業慶幸。我在前面所說的“越人之幸”，絕非言不由衷。我完全贊同妙華居士在此書附錄《積雪凝寒香溢奇特》中所說的“高軍乃是紹興古城文物保護與恢復的守望者”，這實在也是我想說的話。妙華居士當然是一位文物高手，而我則是一個文物的門外漢。但在這個觀點上，我儘管不想抬高自己，而事實上是“英雄所見略同”了。
當年，我的研究生們把《紹興文物志》和《文明的記憶——紹興歷史圖說》稱為紹興的“雙絕”。這些早期的研究生們，有的是河南、山東人，有的現在已經定居國外，但他(她)們一直把紹興看成是中國的一個了不起的地方。“雙絕”對他(她)們的印象已經極深。但現在，紹興的文物事業，已經從“雙絕”到“八佾舞大夏了”。《紹興文化遺產叢書》的八大類，一卷又一捲地出來，只能用一句話可以表達：“嘆為觀止”！這些都是“會稽天下本無儔”的最過得硬的物證。
高軍先生是把已定好《歲月回眸》書名的這本書稿當面交給我的。書名對他自己確實寓意很深，而且我在前面已經說過書名應該尊重作者旨意的話了。但儘管他在此書封面上沒有“文物”的影跡，但只要隨手一翻，就會看到他露出的“馬腳”來的。且不論前面我在一個文題《向後看，更是為了向前走》上說過他的“功底與抱負”的話，再翻幾頁，又可看到《永樂·青花大盤》一篇，無非是一隻青花瓷盤，卻能寫出這樣一篇內容精細、考證翔實的文章。最後下了結論：“有別於宣德瓷器的特點，故確定其為明代永樂年問的產品諒無疑問。”
這一篇，不禁讓我回憶起，當“順境”剛剛來到之時，由於二十多年來的閉關鎖國，一旦開放，大量外國學者蜂擁而來，其中就有日本東京大學名譽教授、國際有名的陶瓷專家三上次男先生。他曾在埃及福斯塔特遺蹟出土的六七十萬片陶瓷碎片中，親手觸摸，選出了中國陶瓷一萬二千片，從而撰寫了《陶瓷之路一東西文明接觸點的探索》這本名著。由於“開放”剛剛開始，人境的手續還很複雜，審查也很嚴格，而且入境的第一站必須是北京。因知道這七八人的代表團都是學者，多數都能說英語，省里又到杭州大學找我接待，見面之下，三上先生立刻發現我夫人的日語也說得很流利，於是隨即取出他的這本名著，簽上名送給我夫人。當時，此書已經出到第十一版，各國多有譯本。但中國和日本雖然一衣帶水，卻還是第一次看到。儘管他沒有提出此書能有中譯本的話，但實際上是深抱這種希望的。正值當時我的一位朋友，陳布雷先生的小兒子陳礫先生擔任天津人民出版社的社長，知道我正在從事外文書的翻譯工作，所以常常求我有譯著讓他們出版。這次獲悉三上先生的這本名著，立刻專程趕到杭州，請她從速譯出來由天津出版。三上先生則從天津方面了解到此事，立刻寄來了《中譯本序》和不少增補的照片。《中譯本序》文字不長，但最重要的一句是“希望中國諸君的指教”。
1985年，我應聘在日本國立大阪大學擔任客座教授，三上先生知道我們夫婦都在大阪，為了答謝我夫人的翻譯，請大阪大學中我們的熟友斯波義信教授陪同，到東京去參觀他所經營的“出光美術館”，並宴請我們。他在日本是一位資力雄厚的學者，“出光美術館”是一座氣派非凡的四層大樓，每層都陳列著各利-陶瓷器，而中國陶瓷獨占了一層。在整整一天的聚會中，他主要是要求我們對他的這本著作和館中收藏的中國陶瓷器提出意見。他是很謙虛誠懇的，可惜我們夫婦都是“陶瓷盲”，除了說“佩服”和“好”以外，實在無詞可對。現在讀了高先生的《永樂·青花大盤》一篇，才知道陶瓷之中有這許多學問。可惜三上先生已經走了多年了，當年他如能讀到《歲月回眸》中的這篇大作，必然會邀請高先生到東京去的。
我在前面曾經提出我個人隨意慮及的意見，說到此書，最好附帶著一個《越中文物札記及其他》的副標題。“越中文物札記”不必解釋了，對於“及其他”一語，這是因為全書中確有好幾篇與文物無關的文章，但卻是發人深省的。為了節約文字，我只舉兩個例子。第一篇是《回憶父親》。因為此文讓我回憶起一件往事。那是我在省立紹興中學念初秋二的這年，由於杭州淪陷，紹興已成前線，不少教師遠走高飛了。紹中校長沈金相先生是一位上任不久就讓此校在全省會考(當時的制度是畢業班要進行省教育廳的統一考試，稱為“會考”)中獲得第一名的著名校長。我們夫婦在香港還與當年的紹興會考狀元胡鴻烈大律師合影留念過。但他面對這樣的局面，也感到束手無策。我們初秋二就安排不出國文教師，結果是請了一位陳建功先生的堂房侄子陳介先生前來代課，他畢業於無錫國學專修學校。但由於沈校長聘請教師非常嚴格，陳先生雖然年近不惑，但還以代課教師名義來校。紹中的多數課程是用教科書的，他按課本一篇篇地講授，同學也比較滿意。這一天，他進課堂，翻開課本，先說一句：今天講朱自清的《背影》，隨即掩面而泣。同學們都感到十分吃驚，從來沒有看到一位教師在課堂上掩面哭泣的事。接著邊泣邊說，他在別校講課，都是避開這一篇的。但省立紹中是名牌學校，儘管這一篇對他有切膚之痛，但他還得照講不誤。當時幸虧有一位較年長的同學站起來說，我們在一年級時，國文教師也並不是逐篇講授的，反正我們都看得懂，陳先生就不必講這一篇了。
《背影》確是當時的名篇，也是篇回憶父親的文章。所以我們雖然不了解他邊泣邊說的“切膚之痛”是什麼，但必然是回憶父親的事。在中國文學界，回憶慈母的文章確實不少，如“慈母手中線，遊子身上衣”之類，大家都很熟悉，但回憶父親的文章確實很少。《背影》能成為一代名篇，或許也有此因素在內。所以我很欣賞作者在其文集中收入這一篇。特別是其中提及的“父愛是山”。當年陳介先生假使能看到這一篇，領受“父愛是山”的深意，不知能否緩解他的“切膚之痛”，現在當然無法追憶。但無論如何，我認為作者能寫這一篇，實在是意義深遠的。
另外一篇是《愛我紹興》。這或許是因為我也是紹興人的緣故，但我認為此文對一切熱愛家鄉的人都有重要意義。記得1982年，我應邀到南美巴西講學。晚上十點以後了，由於聖保羅大學的一位教授熱誠邀請，在該市一座高級酒店的屋頂花園邊吃邊談。巴西的國語是葡萄牙語，但英語也很流行。我不諳葡語，所以雙方用英語交談。我告訴這位教授，中國的面積比巴西要大，而我的家鄉是全國富庶中心的一個歷史名城紹興。卻想不到我的話音剛落，鄰座幾位用葡語熱烈交談的先生們中，有一位突然過來，緊緊地握住我的手，並且熱淚盈眶地用英語說：“今天終於見到同鄉人了，真是上帝的恩賜！”一邊立刻要服務員添上茶點。他告訴我，他也應算紹興人，是他祖父做“油紙扇”(這三字他用中文發音，其實就是褶扇)生意從紹興到葡萄牙的，他父親才從葡萄牙移民來到巴西。他們在巴西很發達，但畢生引為莫大遺感的是，父子二人都沒有去過中國紹興。他非常誠懇地要我與這位教授當晚住到他們聖保羅郊區的莊園中去，讓他父母也能與同鄉人談談(估計母親是葡萄牙人)。這一點我只好婉謝，因為次日一早我要坐飛機到首都巴西利亞大學講學。時間已過十一時，我們要走，他送我下電梯到酒店大門口，熱烈地擁抱我，並向我發誓：畢生一定要到紹興去一次。
聖保羅是城市人口僅次於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的大城市(墨西哥城當時是三千萬人，聖保羅當時是一千五百萬人)，在那裡當然會有中國人，但恰恰這偶然相逢，是從我們的英語交談中獲悉而邂逅的紹興人，這也是一種難得的機遇。三十年後憶及那晚上這位同鄉人驚喜若狂的樣子，所以對於此書中的《愛我紹興》一文，我不勝感慨。那晚上的這位紹興人，他雖然滿腔愛鄉熱情，但不過是從他祖父和父親口傳的一些，其實並不了解紹興。所以我感到高先生在此文中有兩句話，普天之下的紹興人都值得牢記，一句是“認識紹興，了解紹興”；另一句是“愛我紹興，振興紹興”。現在，省里不是正在提倡“浙商回浙創業”的號召嗎？那天晚上熱誠邀請我去他莊園的紹興人，曾約略告訴我他們莊園的豪華概況，說明他們在巴西的事業確實是很發達的。這樣的紹興人，普天之下實在不少。他們大多都是“愛我紹興”的，就不能號召他們，邀請他們參加“振興紹興”的事業嗎？
為高軍先生的《歲月回眸》作序。除了對此書的讚賞以外，有沒有意見呢？答覆是肯定的：有！什麼意見呢，即是由於此書中有提及關於我的事。我的意見是，對於我，高先生的文章實在是“溢美”。我是紹興人，當然熱愛紹興，但是我感到對不起家鄉的，就是對“振興紹興”的事業毫無作為。這是我長期來耿耿於懷的內疚，但高先生卻對我如此“溢美”，這實在是更增加了我的心理負擔。同鄉朋友，用不著客氣，所以在這篇繁瑣的序言中，最後不得已提出我對此書的意見。
陳橋驛
2013年7月於浙江大學
作者自謙，把書名題作《歲月回眸》，當然有其寓意，而且書名理應尊重作者自己的旨意。但是對我這個得見書稿的最早讀者之一，卻認為或許還可以有一個副標題：“越中文物札記及其他”。當然，學者著書立說，書名從來都是自己說了算，我無非是節外生枝，在此饒舌罷了。
文物的事，既是一種工作，但其實更是一種事業，而且是一種傳之後人、藏之名山的重要事業。越中是一處文物匯萃的寶地，作者能膺此重任，而且在天時地利人和方面也能略逢佳境，得以顯其身手。人生幾何？我確為作者感到欣慰。
我對文物是門外漢，但因生長在這個文物之邑，不僅見過不少文物，而且在這些年頭中，也目睹和耳聞越中文物破壞與復興的過程，同時也看到不少文物工作者冒著風險而堅持這項工作。我對越中文物素所自豪，所以對年輕時習見的文物受到破壞而深感痛惜，而對於從事這個行業的女士們和先生們則愈益尊敬。
我在紹興熟悉的第一位文物工作者是方傑先生。方先生是江蘇常熟人，但他畢生的主要時間和精力，都落實在越中的文物事業上。可惜他雖然鞠躬盡瘁，但很有一段時間，消磨在生不逢時之中。我們很早就已認識，而且彼此在思想言語上也很投機。在當時的政府編制上，似乎還沒有文物局這個機構。他或許是量才錄用，名義上主持一個都昌坊口附近的一條稱為禹跡寺前街上的“文管會”里。大概是1962年吧，我為了杭州大學地理系高年級學生經濟地理和城市地理田野實習的課題，反覆多次地在佑聖觀前一帶尋覓明會稽太守戴琥的《水則碑》原碑。最終發現此碑已經被夯人一堵紹興人稱為泥牆的牆內。我掇拾附近的碎瓦片盡力括擦，終於微見碑形。於是立刻奔走相告，方先生也對此非常興奮，隨即僱工把這塊立於明成化十二年(1476)的《水則碑》取出，並修補泥牆。即此一端，已經花了他這個機構的全部財力。但他不僅因這項收穫而無比快慰，而且一再感謝我在這方面的“功勞”。大概也是這一年，經他的介紹並陪同，我在火珠巷胡宅梵先生家中讀到《山陰都圖地名細號畝分額南米科則》及《會稽都圖地名細號畝分額南米科則》的傳鈔本各一冊。二書內載有山陰、會稽二縣地名各一千餘處，對地理學中的聚落地理研究至關重要。我以後所寫有關這方面的論文，都是方、胡二位為我提供了重要數據。
可能也在這些年代，我考慮如能為家鄉作點貢獻，則把我已經積累了多年的紹興地方文獻完稿成書頗有必要。但其中尚有幾種文獻必須與金湯侯先生商量一番。我向方先生提及此事，他立刻主動地陪同我去到蕙蘭橋他所熟知的金湯侯先生寓所，暢談頗久，獲益不淺。當年，方先生與我確實相當莫逆，我對他提出的要求，只要他力所能及，莫不全力以赴。可惜當時正是一個“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時代，我們的工作不僅都不能名正言順地站在這個“綱”上，而且還有不少“階級鬥爭”的忠實奉行者頻加干擾。方先生曾經告訴我，他對紹興的許多破壞文物和環境的蠢貨，例如填塞城內河流，破壞橋樑等，實在深惡痛疾。但這輩人的凶滔惡毒，並有極高的後台，所以他何敢啟齒。
實際上，儘管他這樣謹慎從事，還是有些中毒極深之輩，在改革開放時代，仍念念不忘他在“破四舊”中的絆腳石行徑。記得在上世紀80年代中期，我剛從西安以西的“丈八溝行宮”開會回杭，即得通知參加省內文物工作者的職稱評審會議(因為我是評審)。我當然首先翻閱紹興的材料，因為按規定各地是要送上全部評審原件的。在紹興的材料中，方傑先生的副高職稱申報，競被當地否決。我實在非常氣憤，作為評審，我必須忠實責守。我就提出：我剛從豪華的陝西“丈八溝行宮”開會回來。這二十多年中，行宮別墅各地皆有，如杭州的劉莊(今國賓館)之類。現在有不少已經開放為高級公用場所，“丈八溝”即是其例。但對於歷代相傳的名勝古蹟，不僅任其破損，有的還作為“破四舊”的對象而加以消滅。例如紹興蘭亭，這不僅是紹興一地的名勝古蹟，而且也為全國甚至世界有識之士所共知。但二十多年來一直讓它破落敗壞。改革開放以後，修復蘭亭當然是越中要務。此事，論責任還該屬於方傑，但他實在是心有餘而力不足，不僅經費短缺，人員調配也困難重重。在這樣的情況下，他毅然自己背起鋪蓋，住宿到蘭亭，指揮有限的工人，從事修復工程。終於讓這個已經破敗不堪的著名古蹟，恢復得稍具規模(固然不能與當前相比)。像這樣一位勤於職守，在十分困難的處境下，自己帶鋪蓋住宿到名勝地指揮修復的人，竟被當地排斥在副高職稱之外，這是很不公正的。所以我提出建議，按評審章程，當地不通過，但省評審有權通過。方傑應該得到副高職稱。我所說的這一席話，獲得幾乎全體評審的贊同。所以方傑的副高職稱，是省評審會否決了紹興的原議而由省里通過的。這以後，我和方先生仍多次見面，我當然不會把此事的過程告訴他。
我在家鄉熟悉的第二位文物工作者，就是本書的作者，曾任紹興市文物局長的高軍先生。與方傑先生一樣，他也是全心全意把事業放在文物工作中的。只是他的機遇遠遠地超過了方傑先生。方先生是在“逆境”時代承擔這種工作的，到“順境”來到不久，就因年齡而退休了。當然，這裡說的“逆境”和“順境”，是一種時代概念。在“逆境”時代，不僅是做文物工作的，其他許多文化人，也都面臨了各種厄運。如我在《水經注校證》卷首“代序”中所說的：“原來從上世紀五十年代以來，我們曾經經歷過一個讀書有罪、讀書人有罪的時代。”高先生的成就，其一是他與方先生完全不同的方面，因為畢竟年輕了一個檔次，沒有趟上方先生的“逆境”時代。其二是他與方先生相同的方面，就是他有文物工作的深厚功底，並且還是一位科班出身的文博專家。而對於越中的文物工作，他有高度的事業心。他能投入紹興的這項事業，應該說是越人之幸。文物工作，做的大都是古人的、死人的事。他在其大作中的一個題目：《向後看，更是為了向前走》，這個在當前讓大家都不勝欽佩的題目及所記敘的內容，實在是用最精煉的語言，表達了他的功底和抱負。但這些東西假使在“逆境”時代拋出來，那還得了！當年，我們國家的文學領導，曾任人民文學出版社社長的韋君宜，在她晚年恍悟以後所寫的《思痛錄》中就說：“原來如此，一切文化不是封建文化就是資產階級文化，新的是修正主義文化。”在她的書中，有《記周揚》篇，寫到當年的宣傳領導到晚年也恍悟了。他當面對韋君宜說：“你犯的小錯誤，我犯的大錯誤嘛。”周也是要寫書“思痛”的，可惜當韋君宜出書時，他已經臥床不起了。
為此，對於“順境”之中的高軍先生，我不僅為他本人慶幸，而且更為家鄉的文物事業慶幸。我在前面所說的“越人之幸”，絕非言不由衷。我完全贊同妙華居士在此書附錄《積雪凝寒香溢奇特》中所說的“高軍乃是紹興古城文物保護與恢復的守望者”，這實在也是我想說的話。妙華居士當然是一位文物高手，而我則是一個文物的門外漢。但在這個觀點上，我儘管不想抬高自己，而事實上是“英雄所見略同”了。
當年，我的研究生們把《紹興文物志》和《文明的記憶——紹興歷史圖說》稱為紹興的“雙絕”。這些早期的研究生們，有的是河南、山東人，有的現在已經定居國外，但他(她)們一直把紹興看成是中國的一個了不起的地方。“雙絕”對他(她)們的印象已經極深。但現在，紹興的文物事業，已經從“雙絕”到“八佾舞大夏了”。《紹興文化遺產叢書》的八大類，一卷又一捲地出來，只能用一句話可以表達：“嘆為觀止”！這些都是“會稽天下本無儔”的最過得硬的物證。
高軍先生是把已定好《歲月回眸》書名的這本書稿當面交給我的。書名對他自己確實寓意很深，而且我在前面已經說過書名應該尊重作者旨意的話了。但儘管他在此書封面上沒有“文物”的影跡，但只要隨手一翻，就會看到他露出的“馬腳”來的。且不論前面我在一個文題《向後看，更是為了向前走》上說過他的“功底與抱負”的話，再翻幾頁，又可看到《永樂·青花大盤》一篇，無非是一隻青花瓷盤，卻能寫出這樣一篇內容精細、考證翔實的文章。最後下了結論：“有別於宣德瓷器的特點，故確定其為明代永樂年問的產品諒無疑問。”
這一篇，不禁讓我回憶起，當“順境”剛剛來到之時，由於二十多年來的閉關鎖國，一旦開放，大量外國學者蜂擁而來，其中就有日本東京大學名譽教授、國際有名的陶瓷專家三上次男先生。他曾在埃及福斯塔特遺蹟出土的六七十萬片陶瓷碎片中，親手觸摸，選出了中國陶瓷一萬二千片，從而撰寫了《陶瓷之路一東西文明接觸點的探索》這本名著。由於“開放”剛剛開始，人境的手續還很複雜，審查也很嚴格，而且入境的第一站必須是北京。因知道這七八人的代表團都是學者，多數都能說英語，省里又到杭州大學找我接待，見面之下，三上先生立刻發現我夫人的日語也說得很流利，於是隨即取出他的這本名著，簽上名送給我夫人。當時，此書已經出到第十一版，各國多有譯本。但中國和日本雖然一衣帶水，卻還是第一次看到。儘管他沒有提出此書能有中譯本的話，但實際上是深抱這種希望的。正值當時我的一位朋友，陳布雷先生的小兒子陳礫先生擔任天津人民出版社的社長，知道我正在從事外文書的翻譯工作，所以常常求我有譯著讓他們出版。這次獲悉三上先生的這本名著，立刻專程趕到杭州，請她從速譯出來由天津出版。三上先生則從天津方面了解到此事，立刻寄來了《中譯本序》和不少增補的照片。《中譯本序》文字不長，但最重要的一句是“希望中國諸君的指教”。
1985年，我應聘在日本國立大阪大學擔任客座教授，三上先生知道我們夫婦都在大阪，為了答謝我夫人的翻譯，請大阪大學中我們的熟友斯波義信教授陪同，到東京去參觀他所經營的“出光美術館”，並宴請我們。他在日本是一位資力雄厚的學者，“出光美術館”是一座氣派非凡的四層大樓，每層都陳列著各利-陶瓷器，而中國陶瓷獨占了一層。在整整一天的聚會中，他主要是要求我們對他的這本著作和館中收藏的中國陶瓷器提出意見。他是很謙虛誠懇的，可惜我們夫婦都是“陶瓷盲”，除了說“佩服”和“好”以外，實在無詞可對。現在讀了高先生的《永樂·青花大盤》一篇，才知道陶瓷之中有這許多學問。可惜三上先生已經走了多年了，當年他如能讀到《歲月回眸》中的這篇大作，必然會邀請高先生到東京去的。
我在前面曾經提出我個人隨意慮及的意見，說到此書，最好附帶著一個《越中文物札記及其他》的副標題。“越中文物札記”不必解釋了，對於“及其他”一語，這是因為全書中確有好幾篇與文物無關的文章，但卻是發人深省的。為了節約文字，我只舉兩個例子。第一篇是《回憶父親》。因為此文讓我回憶起一件往事。那是我在省立紹興中學念初秋二的這年，由於杭州淪陷，紹興已成前線，不少教師遠走高飛了。紹中校長沈金相先生是一位上任不久就讓此校在全省會考(當時的制度是畢業班要進行省教育廳的統一考試，稱為“會考”)中獲得第一名的著名校長。我們夫婦在香港還與當年的紹興會考狀元胡鴻烈大律師合影留念過。但他面對這樣的局面，也感到束手無策。我們初秋二就安排不出國文教師，結果是請了一位陳建功先生的堂房侄子陳介先生前來代課，他畢業於無錫國學專修學校。但由於沈校長聘請教師非常嚴格，陳先生雖然年近不惑，但還以代課教師名義來校。紹中的多數課程是用教科書的，他按課本一篇篇地講授，同學也比較滿意。這一天，他進課堂，翻開課本，先說一句：今天講朱自清的《背影》，隨即掩面而泣。同學們都感到十分吃驚，從來沒有看到一位教師在課堂上掩面哭泣的事。接著邊泣邊說，他在別校講課，都是避開這一篇的。但省立紹中是名牌學校，儘管這一篇對他有切膚之痛，但他還得照講不誤。當時幸虧有一位較年長的同學站起來說，我們在一年級時，國文教師也並不是逐篇講授的，反正我們都看得懂，陳先生就不必講這一篇了。
《背影》確是當時的名篇，也是篇回憶父親的文章。所以我們雖然不了解他邊泣邊說的“切膚之痛”是什麼，但必然是回憶父親的事。在中國文學界，回憶慈母的文章確實不少，如“慈母手中線，遊子身上衣”之類，大家都很熟悉，但回憶父親的文章確實很少。《背影》能成為一代名篇，或許也有此因素在內。所以我很欣賞作者在其文集中收入這一篇。特別是其中提及的“父愛是山”。當年陳介先生假使能看到這一篇，領受“父愛是山”的深意，不知能否緩解他的“切膚之痛”，現在當然無法追憶。但無論如何，我認為作者能寫這一篇，實在是意義深遠的。
另外一篇是《愛我紹興》。這或許是因為我也是紹興人的緣故，但我認為此文對一切熱愛家鄉的人都有重要意義。記得1982年，我應邀到南美巴西講學。晚上十點以後了，由於聖保羅大學的一位教授熱誠邀請，在該市一座高級酒店的屋頂花園邊吃邊談。巴西的國語是葡萄牙語，但英語也很流行。我不諳葡語，所以雙方用英語交談。我告訴這位教授，中國的面積比巴西要大，而我的家鄉是全國富庶中心的一個歷史名城紹興。卻想不到我的話音剛落，鄰座幾位用葡語熱烈交談的先生們中，有一位突然過來，緊緊地握住我的手，並且熱淚盈眶地用英語說：“今天終於見到同鄉人了，真是上帝的恩賜！”一邊立刻要服務員添上茶點。他告訴我，他也應算紹興人，是他祖父做“油紙扇”(這三字他用中文發音，其實就是褶扇)生意從紹興到葡萄牙的，他父親才從葡萄牙移民來到巴西。他們在巴西很發達，但畢生引為莫大遺感的是，父子二人都沒有去過中國紹興。他非常誠懇地要我與這位教授當晚住到他們聖保羅郊區的莊園中去，讓他父母也能與同鄉人談談(估計母親是葡萄牙人)。這一點我只好婉謝，因為次日一早我要坐飛機到首都巴西利亞大學講學。時間已過十一時，我們要走，他送我下電梯到酒店大門口，熱烈地擁抱我，並向我發誓：畢生一定要到紹興去一次。
聖保羅是城市人口僅次於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的大城市(墨西哥城當時是三千萬人，聖保羅當時是一千五百萬人)，在那裡當然會有中國人，但恰恰這偶然相逢，是從我們的英語交談中獲悉而邂逅的紹興人，這也是一種難得的機遇。三十年後憶及那晚上這位同鄉人驚喜若狂的樣子，所以對於此書中的《愛我紹興》一文，我不勝感慨。那晚上的這位紹興人，他雖然滿腔愛鄉熱情，但不過是從他祖父和父親口傳的一些，其實並不了解紹興。所以我感到高先生在此文中有兩句話，普天之下的紹興人都值得牢記，一句是“認識紹興，了解紹興”；另一句是“愛我紹興，振興紹興”。現在，省里不是正在提倡“浙商回浙創業”的號召嗎？那天晚上熱誠邀請我去他莊園的紹興人，曾約略告訴我他們莊園的豪華概況，說明他們在巴西的事業確實是很發達的。這樣的紹興人，普天之下實在不少。他們大多都是“愛我紹興”的，就不能號召他們，邀請他們參加“振興紹興”的事業嗎？
為高軍先生的《歲月回眸》作序。除了對此書的讚賞以外，有沒有意見呢？答覆是肯定的：有！什麼意見呢，即是由於此書中有提及關於我的事。我的意見是，對於我，高先生的文章實在是“溢美”。我是紹興人，當然熱愛紹興，但是我感到對不起家鄉的，就是對“振興紹興”的事業毫無作為。這是我長期來耿耿於懷的內疚，但高先生卻對我如此“溢美”，這實在是更增加了我的心理負擔。同鄉朋友，用不著客氣，所以在這篇繁瑣的序言中，最後不得已提出我對此書的意見。
陳橋驛
2013年7月於浙江大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