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衡

武衡，地質學家、科學管理學家。早年從事抗日救亡與國防科學之宣傳教育。長期從事中華人民共和國科學技術事業的領導、組織與管理，對於中國科學院若干機構之籌創、制度之建立有很大貢獻。他對國家海洋局的設定、南極科學考察活動的開展，發明與專利制度的實施，以及若干大型的系統工具書、叢書的編纂等更有突出的貢獻。

基本介紹

• 中文名：武衡
• 國籍：中國
• 民族：漢
• 出生地：江蘇徐州
• 出生日期：1914 03.18
• 逝世日期：1999 01.15
• 職業：地質學家、科學管理學家
• 畢業院校：清華大學

簡介

武衡(1914 03.18 - 1999 01.15) 地質學家，信息學家。江蘇徐州人，1934年清華大學地質系學習。參加“12·9”運動。1936年任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總隊部委員，平津流亡同學會宣傳部長。1936年入黨。延安，任中央青委宣傳科長，聯絡處長，陝甘寧邊區學聯主席，延安中山圖書館主任和延安自然科學院(今北京理工大學)地礦系教員。解放戰爭時期，任嫩江省工業廳廳長。1949年任東北科學研究所所長。建國後，任中國科學院東北分院秘書長。1955年任中國科學院黨組成員，副秘書長，地學部委員(院士)。1957年任國務院科學規劃委員會副秘書長。1958年－1966年任國家科學技術委員會常務副主任，黨組副書記。1972年後任中國科學院黨組副書記。1977年任國家科委常務副主任，黨組副書記。1983年任國家科委顧問。1984年任中國科學院學部主席團執行主席。後任名譽主席(正部級)，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全國地層委員會主任，《國家大地圖集》編委員會主任，《當代中國》叢書主編，《中國大百科全書》總編輯委員會副主任，中國國際文化交流中心副理事長，國家南極考察委員會主任，國家科委發明評選委員會主任，自然科學獎勵委員會主任，全國科學技術情報學會理事長，中科院地學部常委，中國科技情報學會1－3屆理事長，中國發明協會會長。5屆全國政協委員。6屆全國人大常委。中共8大大代表，12、13屆中顧委委員。1999年在北京逝世。

武衡1950年長春

大事記

1914年3月18日 生於江蘇省徐州市。1934年 考入北平清華大學地學系。

1937-1939年 在北平、天津、濟南、徐州、廣州、武漢、長沙、桂林、重慶、西安等地從事抗日救亡工作。

1939年3月 到延安，任中共中央青年工作委員會宣傳部宣傳科長、聯絡處長。

1940年 任陝甘寧邊區自然科學研究會幹事。

1941年 任延安中山圖書館主任。兼任延安自然科學院地礦系教員。

1945年 去東北解放區工作。

1948年 任黑龍江省工業廳長。

1949年 任東北科學研究所所長。

1952年 任中國科學院東北分院秘書長。

1954年 任中國科學院副秘書長。

1955年 任中國科學院生物地學學部委員。

1958年 任國家科學技術委員會副主任。

1979年 任全國地層委員會主任。

1981年 任國家南極考察委員會主任，兼任國家大地圖集編輯委員會主任委員。

1983年 任中國科學技術情報學會理事長。

1984年 任中國國際文化中心副理事長。

1985年 任全國發明協會會長。

1992年 任中國科學院學部主席團名譽主席。

1998年 任中國科學院資深院士。

1999年1月5日 病逝於北京。

生平

武衡，曾用名武仁惠，1914年3月18日出生在江蘇省徐州市一個小商家庭。其父武朗軒經營小糕點鋪。兄弟姐妹7人，他最大，有4個弟弟，兩個妹妹。他在徐州城上國小，1927年因戰亂學校停課上了兩年私塾。1929年考入江蘇省立南京中學，因反對校長剋扣學生一伙食而被記大過一次。1931年考入江蘇省立揚州中學高中。他在整箇中學時期不僅學習成績優秀，而且思想活躍、開朗，愛看進步書刊，如魯迅編的《語絲》，丁玲、郁達夫、蔣光慈的小說等。他反對國民黨的專制獨裁和腐敗黑暗。

武衡

1934年，武衡高中畢業後，考入北平清華大學地學系。當時正值抗日救亡高潮在全國掀起，武衡積極參加進步活動，特別是1935年12月9日中共地下黨領導的，要求“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示威大遊行（即“一二·九運動”），受到很大鍛鍊。1936年2月，“中國抗日民族解放先鋒隊”（簡稱“民先”）成立，他是首批隊員。他同時被推選為學生會幹事會幹事，管理食堂、消費合作社、進城班車等服務工作。同年秋，他又當選為學生會幹事會副主席，在“民先”隊部領導下，參與“清華大學實用科學研究會”的工作。他們利用改組派的報紙《北平新報》開闢了若干專欄，武衡任《新科學》副刊的主編，在清華大學編撰稿件後送到城裡報社，沒有任何報酬。當時國民黨當局不準談國防，他們就以“實用科學”的名義喚起人民的國防意識。他親自撰寫《怎樣防毒》、《綏東戰爭與中國科學界》、《怎樣利用寒假》、《長盧鹽》等文章。此刊直到1937年“七七事變”後出版到7月27日才被迫停止。

1936年底，“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後，大多數進步學生與少數右派學生因為喊“中華民族解放萬歲”和“中華民國萬歲”的口號發生爭執，演成鬥毆，武衡作為學生會副主席前去勸阻，遭到扭打。事後學校當局反而將武衡等11人通令記大過2次。次日學生會召開談話會，與會代表認為處理不公，簽名請校長重新考慮對學生的處分，此事在北平《世界日報》披露，得到社會廣泛同情。地學系也召開系務會議，系主任馮景蘭、教授袁復禮、涂長望等仗義執言，同情抗日救國的正義活動。會上通過決議，對武衡遭受不公正處分表示慰問，系務會議記錄貼在系的布告欄里，武衡感到莫大的溫馨和鼓勵。

1937年7月底，北平論陷以後，武衡化裝乘難民車到天津，又坐中國小海輪到山東龍口港，再經濰坊到濟南。他在濟南組織“平津流亡同學會”，又在“民先”山東省隊部工作，輸送大批革命青年去山西臨汾、陝西延安。他們還在濟南《民國日報》開闢了《衝鋒號》副刊，鼓勵抗日救國。武衡在濟南工作了三個月，直到濟南淪陷，後到泰安，由中共山東省委書記黎玉介紹入黨。然後他去了山西臨汾，又到武漢，再回到徐州前線，成立“民先”第五戰區辦事處，該戰區司令長官李宗仁讓他們公開活動，誠意合作。1938年5月，徐州突圍後，武衡到了廣州，後又去長沙見到葉劍英同志。不久，國民黨當局火燒長沙城，他連夜逃出，去桂林。最後到重慶，任川東特委巡視員，聯絡中共地下黨員。1939年初，他奉調去延安，於是經西安乘八路軍軍車前往。

武衡到延安後，任中共中央青年工作委員會宣傳部宣傳科長，以後又任聯絡處長，分管延安的大學生工作，又管國統區青年團體的統戰工作。

1940年初，在毛澤東同志直接指示下，由武衡與于光遠、屈伯傳等同志負責籌備組織了邊區自然科學研究會。2月5日，研究會舉行成立大會，武衡是大會主席團委員之一，並當選為研究會幹事。毛澤東、陳雲、李富春、吳玉章、徐特立等同志光臨成立大會並講了話。此研究會成立時即有會員320人。可以說，全邊區的科學技術幹部都先後參加了此研究會。研究會組織了邊區科學理論的探討和自然辯證法的研究工作。

1940年5月，為紀念“五四青年節”，舉辦“青年運動成就展覽會”。武衡由中央青委副書記馮文彬引薦，請毛澤東主席題詞，毛主席揮筆寫就“困難二字是我們所不知道的”12個剛勁有力的大字，並簽了名。後來武衡一直珍藏著並將其作為自己的座右銘。

1941年，武衡任延安最大的圖書館——中山圖書館主任，他積極與邊區外聯繫，利用各種渠道徵集、購買圖書。當時作為邊區政府主席的林伯渠同志兼任中山圖書館館長，武衡常向他匯報工作。由於林伯渠是國民參政會參政員，常往返於延安與重慶之間，因此也在各地為該館募集書刊。中山圖書館經常收到許多郵寄來的書報雜誌，有的來自重慶，有的來自香港、法國巴黎等地，多半是海外僑胞捐贈的。該館當時藏圖書數萬冊，報刊100 多種，成為全延安的圖書閱覽中心、文獻情報中心，為提高幹部的馬列主義理論水平和科學文化知識起到了重大作用。

1941年，武衡兼任了延安自然科學院地礦系的教員，在院長徐特立等領導下，在極艱苦條件下辦學，為邊區培養了地質礦業方面的人才。他還參加了邊區的地質調查，又任延安《解放日報》、《科學園地》副刊主編。

1945年，抗日戰爭勝利後，武衡奉派去東北解放區工作。他先後擔任過中共吉林省委研究室副主任、黑龍江省杜爾伯特旗旗長、吉林省扶餘縣縣長、嫩江省企業局局長。1948年初任黑龍江省工業廳廳長。這期間，他一方面從事農村土地改革工作，發動民眾，支援解放戰爭，同時又領導工人迅速恢復與發展生產，支援前線，為解放戰爭的完全徹底勝利作出貢獻。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武衡走上了科技管理領導崗位。

籌建機構

武衡由於武衡在東北卓有成效的工作，於1954年1月被調到北京，任中國科學院副秘書長。他拜會郭沫若院長時，郭對東北分院的工作倍加讚賞，希望把他們的經驗推廣到全國。他剛到任，就協助郭沫若院長起草了《關於中國科學院的基本情況和今後工作任務的報告》。此報告於1月28日經政務院批准，成為中國科學院以後多年的指導方針和行動綱領。

武衡個人自傳

按此報告精神，中國科學院成立了學術秘書處並籌組4個學部（後增至5個）。武衡負責學術秘書處的日常工作。當時中國科學院共有36個研究機構，專業研究人員1725人，其中副研究員以上的347人。面對這樣一個機構龐雜、全國著名學者薈萃而且舉世矚目的工作集體，任務是十分複雜艱巨的。學術秘書處參與制定了兩項具戰略意義的決策。一是建立研究生制度。1955 年8月5日國務院全體會議通過了《研究生暫行條例》，由周恩來總理簽署命令公布實施。這是中國第一次有了培養高級科研人員的法令。與此同時，通過並發布了《中國科學院科學獎金暫行條例》，這是全國最高的學術獎勵。培養高級科技人才，建立研究生制度，對有重大成就的科學研究工作或成果論著給予獎勵，是發展科學事業的重大戰略決策，並有深遠的歷史意義。由於“左”的路線干擾破壞，科學獎勵制度不久就夭折了。研究生制度在“文化大革命”中也被迫中斷，這對中國科學事業的發展造成了難以彌補的損失。

武衡在學術秘書處參與的另一項重要工作是新建及調整研究機構，使其地區布局更加合理。1955年底，中國科學院研究機構共45個，研究人員占人員總數的28.9%。各產業部門和高等院校的研究機構也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不少的成果，為第一個國民經濟五年計畫的實施做出了重要貢獻。1953年中國科學院作為國家最高學術機構的思想逐漸被廣大科學家和領導幹部所接受。為了加強學術領導，按學科分類，成立學部，設學部委員。學部只管學術領導，不管行政事務。經過一年多緊張籌備，從31個學科中共選233位學部委員，1955 年6月1日召開了學部成立大會。武衡自始至終參加了學部的籌創，並當選為生物地學部學部委員。

1955年9月15日，中國科學院第39次院常務會議通過了“關於制訂中國科學院15年發展遠景規劃的指示”，這就要求學術秘書處去研究15年發展的總布局。武衡率全處人員，根據各學部提出的草案進行綜合平衡，徵求有關科學家意見後報院常務會議。這個規劃後來縮為12年，規劃的方針經反覆研究，最後確定按“任務帶學科”來制定。1956年在北京召開了中國科學技術發展12年遠景規劃的會議，提出了57項任務，下分為6169 個研究課題。規劃還包括建立科研機構、培養幹部與國際合作等內容。此規劃是較全面的、高水平的，對中國社會主義建設和科學技術發展具有重大意義。

1957年初，衡調任國務院科學規劃委員會副秘書長。該委員會是掌管全國科學事業方針、政策、計畫和重大措施的領導機關，並對中國科學院、產業部門、高等院校三大系統的研究事業進行協調。該委員會與國家技術委員會於1958年底合併，成立國家科學技術委員會，聶榮臻為主任，武衡與范長江、韓光等被任命為副主任。這標誌著中國科技事業有了統一的領導，開始了新的階段。

1956年初，中國科學院副院長張稼夫與武衡向周恩來總理匯報工作時，談到對國際科學技術發展了解甚少，周總理當即指示要儘快建立科技情治單位。武衡積極參與籌劃，從中國科學院各所抽調人員，於同年10月正式成立中國科學院情報研究所，袁翰青任代所長。後擴大為中國科學技術情報研究所，附設科學技術資料館。為了解決科研的條件問題，搞好後勤服務工作，中國科學院經大量調查研究，提出了《全國圖書協調方案》、《改進檔案資料工作方案》、《改進科學儀器生產修配和供應方案》、《改進化學試劑工作方案》四個草案，上報國務院，於1957年9月6日得到批准。科學規劃委員會下設圖書、資料、儀器、化學試劑4個小組，分別負責組織實施。武衡分管這方面的工作。

圖書組按規定在北京和上海建立第一和第二“全國中心圖書館”。北京圖書館應成為全國圖書館的核心和圖書業務輔導中心。同時還要建立地區性的中心圖書館。為了有計畫地大量收集、進口國外科技圖書資料，根據陳毅外長的意見，將原來國際書店進口圖書的任務由國家科委接管。武衡具體承辦，1963年正式成立了中國外文書店（1973年改名為中國圖書進口公司，1981年改為中國圖書進出口總公司）。檔案資料組提出建立統一的檔案與資料工作制度，建立系統完整的科學技術檔案是一項開創性的工作，對科學技術的發展和社會主義建設具有重大意義。

儀器設備與物資器材組的工作是為了協調、改進科學儀器生產、修配和供應。在與有關部門疏通好的情況下，武衡請聶榮臻副總理向國家的計畫、物資部門正式提出要求。1962年批准在北京成立中國科學器材公司，由國家科委直接領導。1964年又經國務院批准，在天津、遼寧、湖北、四川成立4箇中國科學器材公司的分公司，初步形成了全國科學技術服務網。化學試劑組的工作是要求北京、上海發展成為化學試劑生產基地，同時充分發揮天津、大連、瀋陽、成都、哈爾濱等地現有試劑廠的生產能力。後來，北京、上海等9個城市建成全國化學試劑供應網，按通用試劑（1600-2000種）目錄供應全國用戶。上述4個小組的辦事機構分別設在各主要負責單位，所以，在短短時間內科學研究工作條件顯著改善。

武衡在“文化大革命”中雖然遭到衝擊，但他始終不渝地忠於黨的事業。1971年，他重回中國科學院工作。1972年任黨組副書記，1978年重又擔任國家科委副主任，黨組副書記。他極力主張要在“四五”期間搞點振奮人心的課題，扭轉當時科學技術停滯不前的局面。他還認為，科學院應該研究新興的科學技術問題，要儘快將新的研究成果交給工業部門。武衡與中國科學院其他領導一起，又抓了機構的重建，為了恢復學術領導，1973年1月決定成立科研工作組；2月恢復了中國科協工作；3月成立了科學出版社領導小組，經過半年多的工作，中國科學院的領導體制、機構設定基本就緒。武衡等主持中國科學院日常工作後，把工作重點由原來主管全國各地方、各部門之組織協調工作轉到抓該院各研究所的具體研究工作中去，具體地說是抓科學研究成果，抓經費條件，抓標準工作。

海洋調查

武衡中國早期海洋科學事業最初作了全國海岸帶調查、海洋科學綜合普查、中越聯合北部灣調查等，並成立了山東海洋學院。國家科委海洋組1963年3月在青島召開會議，制訂了中國十年海洋科學發展規劃（草案）。由於中國過去海洋工作基礎薄弱，解放後雖做了不少工作，取得了一些海況資料，但隨著工作的深入，越感到與國際水平差距大。特別是沒有一個專管機構，工作分散，資料不集中，人員、器材、船隻各搞一套，很多困難、問題無法解決。為改變這種狀況，建議在國務院下成立國家海洋局，全面負責中國海洋事業之各項任務。經過醞釀協商，武衡代表科委於1964年1月寫信給中央書記處，建議成立國家海洋局。2月11日，黨中央批准在國務院下設國家海洋局，由海軍代管。7月22日全國人大常委會124次會議批准成立國家海洋局。

1977年5月，國家海洋局黨委常委擴大會議提出“查清中國海，進軍三大洋，登上南極洲”的奮鬥目標。1978年10月10 日，國家海洋局向國務院提出“關於開展南極考察”的請示報告得到批准。從此開始了南極科學考察的準備工作，1981年5月經國務院批准成立了國家南極考察委員會，武衡為主任，該委員會設辦公室作為日常辦事機構。最初的工作是派遣科學家參與友好國家的南極考察工作，開展國際交流與合作，為自己組隊考察及建站作準備，並爭取參加“南極條約”及“南極研究科學委員會”。1984年，武衡率團出訪，先去紐西蘭和澳大利亞，訪問了兩國的南極局，參觀了有關科學研究機構，大學和工廠；然後又去日本和美國，訪問參觀了日本文部省及其所屬的國立極地研究所、東京大學海洋研究所及海上防衛廳管轄的“白獺”號破冰船；訪問參觀了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所屬的南極規劃局、若干研究所、研究中心及海岸警備隊的“極海”號破冰船。

中國科學家先後在南極進行科學考察達5年之久，大家認為中國有必要獨立組織南極考察隊，建立南極考察基地和研究機構，開展系統的全面的南極科學考察工作。經科學家的建議，提出了在南設德蘭島建立中國第一個南極考察站的構想。南極委、國家科委、外交部、國家海洋局等於1984年6月聯合提出建議報國務院，得到批准。1984年11月28日，來自全國48個單位的考察隊人員乘國家海洋局“向陽紅10號”考察船、海軍“J121”號打撈救生船，由上海港啟航，經過37天11000餘海里的航行，成功地橫渡太平洋，12月26日安全到達南極洲的喬治王島民防港。12月31日舉行了奠基禮，經過45天的努力奮戰，中國南極長城站於1985年2月15日在喬治王島建成。武衡任代表團長，率團於1985年2月18日到達南極長城站。2月20日，中國南極長城站舉行隆重的落成典禮。此站的建成，填補了中國科學考察事業史上的一項空白，標誌著中國極地考察事業發展到一個新的階段，為中國進一步加強國際科學技術交流與合作、和平利用南極、造福於人類奠定了基礎。

在四化建設的新時期，武衡還從事其他一系列科學活動。1979年11月，他出席並主持了第2屆全國地層會議，當選為全國地層委員會主任。1987年8-9月，他作為第11屆國際石炭紀地層地質大會的主席，主持了這次國際地質界的盛會。1991年9月，他作為中國代表團團長、上屆會議主席，參加了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諾斯艾利斯舉行的第12屆國際石炭紀一二疊紀地層地質大會。武衡在國家科委分工主管資源和能源的科技工作，他積極支持新能源與再生能源的科學研究，他先後領導了沼氣、太陽能、風能、潮汐能的研究與開發。

擔任職務

武衡擔任的其他重要職務還有：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副主任，全國人大常委兼教科文衛委員會委員，國家自然科學獎勵委員會委員，中國圖書館學會顧問，中國檔案學會顧問，中國國際文化交流中心副主任，中國技術市場研究協會顧問，中共中央第12、13屆顧問委員會委員等等。他在中國科學技術事業的領導、組織、管理方面始終發揮著巨大的作用。他對黨和人民的革命事業、科學技術事業忠心耿耿、勤勤懇懇的崇高精神和創下的光輝業績永為人們所學習和讚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