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 中文名：歐羅巴國記
- 作者：徐時進
歷史背景,作者介紹,文獻內容,
歷史背景
《歐羅巴國記》不僅保存了關於利瑪竇在南京活動的一些資料，而且有的內容還可以在利瑪竇自己的著述中找到印證，甚至補充了利瑪竇的記載。
義大利來華傳教士利瑪竇(Matteo Ricci，1552-1610年)是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偉人，在過去的一百多年中，國內外學者對利瑪竇進行了多視角的研究。①不過，如果翻閱近年出版的一些專著②以及每年近百篇的論文，就可以知道，在這個學術高度上，如果沒有新史料的發現，就很難取得進一步的突破。其實，在中國典籍中還有許多史料尚待發掘。例如，不久前，劉明強等人就在《劉氏族譜》中找到了明代廣東韶州府同知劉承范所寫的《利瑪竇傳》。③近來，我們在明人徐時進的《鳩茲集》中又發現了一篇題為《歐羅巴國記》的文章。這是一篇關於利瑪竇在華早期活動的重要文章，展示了許多前所未知的史實，無疑有助於推動對利瑪竇及明代中西關係史的深入研究。
作者介紹
徐時進，字見可，號九瀛，是明代浙江省寧波府鄞縣人(鄞縣現已改名為寧波市鄞州區，而徐時棟所居住的“柴巷”，④位於寧波府城內，現屬寧波市海曙區)。⑤在寧波地方史志以及寧波天一閣博物館所藏《萬曆二十三年乙未科進士履歷便覽》、《徐氏宗譜》等文獻中，都有關於徐時進的生平介紹。特別是在明代戴澳所著的《杜曲集》中，有作於崇禎十年(1637)的《明正議大夫資治尹大理寺卿九瀛徐公暨沈氏淑人合葬墓志銘》，⑥比較詳細地敘述了徐時進的一生。下面以這篇墓志銘為基礎，結合其他資料，對徐時進的生平作一概述。
徐時進出生於嘉靖二十八年(1549)十月，萬曆七年(1579)舉人。萬曆二十三年(乙未，1595年)進士，被任命為南京工部主事。徐時進自己說，他到南京後“不越月”，就被派到蕪湖關去負責收稅。⑦此後2年，徐進時都在蕪湖工作。梅鼎祚在《贈徐屯田榷滿還南司空序》中對此有記載：“萬曆丙申、丁酉間，而屯曹九瀛徐公來主榷務。”⑧丙申即萬曆二十四年(1596)，丁酉為萬曆二十五年(1597)。接著，徐時進被調到南京兵部職方清吏司任員外郎，很快晉升為郎中。沈懋孝在《與徐九瀛職方》一文中曾祝願道：“願先生勒勛旗竹，青史亡窮。”⑨萬曆二十八年(1600)，徐時進出任岳州知府。陳邦瞻為此寫過《送徐見可太守之岳陽》一詩。⑩不過，岳州的地方志錯誤地把他的名字寫成“徐進達”。(11)萬曆三十年(1602)，徐時進調任荊州知府。(12)萬曆三十二年(1604)農曆二月，(13)徐時進的父親去世，他只得離職回家守孝。萬曆三十六年(1608)，任廣東惠州知府。(14)第二年(1609)，升任廣東按察司副使，兼嶺東分守道。(15)廣東地方志在介紹博羅縣的“寧濟橋”時寫道：“自江東至白沙堆，凡九橋，明萬曆三十七年嶺東道徐時進駕石為之。”(16)徐時進於萬曆三十八年(1610)到北京給神宗皇帝祝壽後，(17)不知什麼原因，決意辭官。次年(萬曆三十九年，1611)獲準回家。天啟元年(1621)，新登基的明朝皇帝熹宗(朱由校)非常器重徐時進，起用他為“南光祿少卿，尋改太僕少卿，皆不就。特加大理卿，致仕”。崇禎五年(1632)六月，徐時進在家去世，享年84虛歲，埋葬於鄞縣西三十里孫家灣。(18)
徐時進的主要著作有《鳩茲集》、《啜墨亭集》和《逸我堂余稿》。其中刊刻於萬曆四十七年(1619)的《啜墨亭集》，(19)在清朝因被政府認為有“詆斥字句”而列為禁毀書。(20)《逸我堂余稿》在清初黃虞稷(1629-1691)所編《千頃堂書目》中有著錄，(21)但可能早已失傳，所以雍正《寧波府志》將其誤作《逸我堂余編》，(22)民國《鄞縣通志》也不能肯定哪個書名是正確的。(23)
文獻內容
本文要討論的《歐羅巴國記》，收錄在《鳩茲集》中。徐時進的仕途是從蕪湖開始的，蕪湖“為古鳩茲地”，(24)故徐時進以“鳩茲”命名自己的文集。在浙江圖書館所藏《鳩茲集》抄本(共8卷)中，《歐羅巴國記》收錄在第一卷。在徐時進於萬曆四十五年(1617)改定的《鳩茲集》(共15卷)刻本中，該文收錄在第六卷。此外，在寧波天一閣博物館所藏《徐氏宗譜》中，也收有此文。由於浙江圖書館所藏《鳩茲集》抄本以及《徐氏宗譜》中的《歐羅巴國記》都有一些脫漏與訛誤，因而本文以天津圖書館所藏萬曆四十五年徐時進補刪本為依據。(25)
為了解徐時進《歐羅巴國記》的產生背景，必須先考察利瑪竇在中國的行程。
1582年，利瑪竇從印度果阿來到澳門。第二年，他隨同另一個義大利傳教士羅明堅(Michele Ruggleri，1543-1607)移居廣東肇慶。1589年，利瑪竇被新任兩廣總督劉繼文逐出肇慶，來到韶州生活。(26)1595年4月，利瑪竇離開韶州，於5月31日首次來到南京。(27)由於無法獲準居住，利瑪竇只得離開南京，並於6月28日來到南昌生活。(28)1598年6月25日，(29)利瑪竇離開南昌，7月5日或6日第二次來到南京；7月16日，(30)繼續北上，於9月7日首次抵達北京，(31)逗留2個月後，啟程南下，於1599年2月6日第三次來到南京，(32)並且定居下來。1600年5月18日，利瑪竇離開南京北行，1601年1月24日第二次進入北京。(33)此後，利瑪竇一直在北京，直到1610年5月11日去世。
萬曆二十三年三月二十二日(1595年5月1日)，(34)神宗皇帝欽定進士名次，徐時進名列第二甲第19名。(35)所以，當利瑪竇於1595年5月31日第一次來到南京時，沉浸在及第喜悅中的徐時進還在北京等待分配官職。在此後的2年中，利瑪竇居住在南昌，徐時進在蕪湖負責收稅，兩人未曾謀面。從1598年開始，徐時進在南京兵部職方清吏司先後任員外郎、郎中。也就是在這一年的7月初，利瑪竇第二次來到南京，但行程匆匆，即使與徐時進見過面，也不會有什麼深交。利瑪竇與徐時進的交往，應當是在1599年2月利瑪竇從北京返回南京之後。到了1600年，徐時進出任岳州知府，利瑪竇則再次北上，兩人各奔前程。從現有文獻來看，此後徐時進與利瑪竇再也沒有見過面，但保持著通信聯繫。《歐羅巴國記》後面附有一篇《利瑪竇本國刻數不同說》的短文，徐時進註明是“此萬曆甲辰秋七月從京邸寄來者”。萬曆甲辰，即萬曆三十二年(1604)。此時利瑪竇已在北京生活了近4年，但依然寫信給遠在浙江守孝的徐時進，以說明中國與歐洲在計時方法上的差異。需要指出的是，《利瑪竇本國刻數不同說》是一篇尚未為人所知的利瑪竇佚文。
徐時進的《歐羅巴國記》作於“萬曆庚子四月浴佛日”，即1600年5月20日，正是利瑪竇離開南京後的2天。徐時進在文末有過這樣的說明：“利生已挾所有往北，期得上貢，而余鄉人來，以不及見，征之餘，因記之。”由此可見，徐時進撰寫這篇文章的直接原因是，一個寧波人到了南京想見利瑪竇，正巧利瑪竇剛剛離開南京去北京“上貢”，於是徐時進就寫下了這篇文章。
利瑪竇來到中國後，將自己的原名譯作漢字“利瑪竇”。(36)不過，這一名字有多種寫法，(37)徐時進將其寫成“利馬竇”。徐時進這樣介紹利瑪竇的外貌：“其人目巨而深，色近碧，耳擴而開，濃髭包頷，芃芃而短，鼻中昂而準下垂。中國之貌，遠人為之者，肖其三四。”明代一些見過利瑪竇的人對他的容貌也有描述，例如劉承范說“其貌則突顙深目，蒼顏紫髯”(38)，李日華說他“紫髯碧眼，面色如桃花”(39)。相比之下，徐時進的描述更為詳細。對於利瑪竇的才華與學識，徐時進非常欽佩。他寫道：“利生自聰警，考驗天地坱圠，甚辨”，他本人“獨喜生辨博，駭回耳目，好與抵掌”。在明朝末年，還有不少人和徐時進一樣為利瑪竇的“詞辯扣之不竭”而折服。(40)
徐時進的《歐羅巴國記》，是根據他本人與利瑪竇在南京時的交談而寫成的。全書的內容可以分為以下四個方面：
1.關於利瑪竇在南京活動的記載
利瑪竇從1599年2月開始在南京居住了15個月。南京是明朝的陪都，權貴密聚，學者蜂附，這為利瑪竇拓展在中國高層的活動空間創造了良好的條件。正是在南京，利瑪竇進入了“中央一級的上層主流社會”，原來他只是活躍於“省一級”官員圈子之中。(41)利瑪竇認為，南京就是上帝在夢中告訴他的“歸宿”(42)。利瑪竇在回憶錄中，用了整整六章的篇幅敘述了他在南京的活動。(43)但在中文文獻中，除了一些詩作(44)以及關於利瑪竇世界地圖的零星記載外，(45)目前所知的史料甚少。現代學者關於利瑪竇在南京時期活動的許多著述，實際上只是用不同的方式改寫利瑪竇的信件及回憶錄而已。因此，徐時進的《歐羅巴國記》，就為研究利瑪竇在南京的活動提供了新的史料。
《歐羅巴國記》不僅保存了關於利瑪竇在南京活動的一些資料，而且有的內容還可以在利瑪竇自己的著述中找到印證，甚至補充了利瑪竇的記載。例如，利瑪竇說，他“自進入南京後，所穿的服裝都是地地道道的儒服，這種服裝穿起來使人顯得極其正直”；“登門拜訪的南京權貴便絡繹不絕，與日俱增”。徐時進則說：“利生入中國，即束髮加櫛，即習漢音，能漢言，即攻次仲書”；(46)“其在金陵，多訪視者，接之卑昂得體，出入肩輿隨，童僕冠劍甚都”。浙江圖書館所藏《歐羅巴國記》抄本還有以下文字：“侍兒俱嶺粵構得者。客至，具供諸蜜餌，制精美。”在利瑪竇帶入中國的歐洲器物中，最令中國人感到神奇的是自鳴鐘、鋼琴、三稜鏡、聖母瑪利亞畫像。利瑪竇自己說，當他於1598年初入北京時，在準備獻給皇帝的禮物中，就“有鐘錶和一隻中國人從未見過的羽鍵鋼琴及兩隻三稜鏡和一幅來自西班牙的聖母像”；當他於1599年入居南京時，他所攜帶的“禮物也成了人們的談資……所有人都想見識一下被中國人稱作自鳴鐘的鐘表，以及美麗的聖像、羽鍵鋼琴、三稜鏡和其他東西，這些東西在中國被傳說得神乎其神”(47)。利瑪竇自己於1599年8月從南京給歐洲的神父寫信，請求多寄一些歐洲器物來，“如一些美麗的油畫像、精印的印刷品、威尼斯生產的多彩三稜鏡等，這些在義大利不值幾文，但在中國可謂價值連城，我們可以當禮品呈獻給中國皇帝或要人”(48)。不過，中國文獻對於這些歐洲器物的記載並不多。(49)劉承范簡略提到過聖母像、自鳴鐘(“銅人刻漏”)和三稜鏡(“奇石”)，但語焉不詳。顧起元雖然講過利瑪竇帶入南京的聖母像、自鳴鐘、三稜鏡(“摩尼寶石”)，(50)不過此書是利瑪竇1601年到達北京後寫成的，而且非常簡略。這樣，徐時進的《歐羅巴國記》是最早全面而清晰地介紹這些歐洲器物的中文著作。
徐時進說，利瑪竇帶來的鋼琴“廣尺六、七寸，長倍之，乃方函也。啟函，見諸位置彩錯，猶不辨為琴。其弦四十五，皆銅質，細如絲。鼓之，不按弦而按其旁之拍。聲嘹嚦雝喈，萬籟相宣出絲間，市人至，皆謂之琴矣”。對於聖母像，徐時進這樣描述說：“有像，描於玻璃板，宣色奇艷，如天際虹霓，國人絕貴。草工如寫帝以端重，猶計寡韻不得趣。並寫帝母，而抱帝於衿帶間，氣態如生，閃閃爍爍，可愛可畏。圖尺許耳，雲在國，直亦十金。”歐洲所制三稜鏡，更令徐時進感到神奇，他寫道：“又有一石，長數寸，似水晶，以橫於目，仰視之，地面上物盡倒懸，而色鮮麗絕奇：憑高俯曠，睹逾遠，逾奇。”
此外，根據徐時進的記敘，利瑪竇帶到南京的自鳴鐘實際上有大、小兩座，他所親見的小自鳴鐘，“鐘懸以亭，亭制稍匾，高八寸，廣六寸，鐘有鳴刻者，有鳴時者。”利瑪竇屬於耶穌會，耶穌會通過多種經濟活動，為利瑪竇等傳教士在中國的活動提供了源源不斷的經費。(51)不過，當時的中國人並不清楚利瑪竇的資金來源，誤以為利瑪竇掌握了某種神秘的鍊金術。對利瑪竇產生過重要影響的瞿如夔，(52)最初就是因為想學習“這項超人的技術”而找到利瑪竇的。(53)利瑪竇於1599年來到南京後，人們同樣有此疑問。徐時進為此還專門問過利瑪竇，利瑪竇回答說，他的資金是通過葡萄牙人(“佛郎機”)從廣東寄來的。徐時進在《歐羅巴國記》中講述道：“去國既久，橐應垂，又恭謹無旁，人疑有黃白術取充，而瞰室中無爐鼎。余問之，雲其國人多游佛郎機，佛郎機時有往來粵東者，從彼卻寄。”這樣的記載，在其他著述中尚沒出現過。
2.關於歐洲社會的敘述
中國與歐洲雖然遠隔萬水千山，但在漢晉時期，中國人就已獲悉歐洲。《後漢書·西域傳》等文獻所說的“大秦”，顯然是指羅馬帝國本土。(54)隋唐史書中的“拂菻”指的是東羅馬帝國、(55)元代文獻中的“拂郎”指的是歐洲，(56)這也是學術界的共識。不過，自漢晉到明末歐洲傳教士來華之前，除了宋代趙汝適在《諸蕃志》中介紹過“斯加里野國”(西西里島)外，(57)在中文文獻中尚未找到專門敘述歐洲的文章。
利瑪竇來到中國後，自稱“大西洋人”，1601年還以此名向明朝政府提出申請在北京居住。(58)此外，從1584年開始，利瑪竇通過繪製中文世界地圖，不斷向中國人介紹整個世界。他將歐洲譯成為“歐邏巴”，並且在地圖上寫下了近150個字的注文。(59)除此之外，沒有發現過利瑪竇關於歐洲的中文著述。此後，雖然歐洲傳教士陸續進入中國，但也沒有留下介紹歐洲的中文著作。直到另一個義大利傳教士艾儒略(Giulios Aleni，1582-1649)來到中國後，才撰寫了一些專門介紹歐洲的作品，特別是1623年刊行的《職方外紀》，被譽為是“繼利瑪竇世界地圖之後第一部系統介紹世界人文地理的著述”(60)。徐時進的《歐羅巴國記》作於1600年5月，比《職方外紀》早了20多年。劉承范的《利瑪竇傳》雖然早於徐時進的《歐羅巴國記》，但文中並無關於歐洲的內容。因此，徐時進的《歐羅巴國記》，可以說是中國古代文獻中第一篇介紹歐洲的文章，當然，其資料來源是利瑪竇的口述。
徐時進採用了利瑪竇的譯法，把歐洲寫作“歐邏巴”，此外還有“歐羅巴”及“毆羅”的異寫。不過，徐時進錯誤地把“歐羅巴”說成是“大西洋所屬三十國之一”。當然，明末將“歐羅巴”當作一個國家的並非徐時進一人。與他同時代的顧起元也認為利瑪竇是“歐邏巴國人”(61)，沈德符則說：“利瑪竇自云：其國名歐邏巴。”(62)其實，利瑪竇在他的《坤輿萬國全圖》上清楚地告訴人們，“歐邏巴州有三十餘國”。
徐時進在《歐羅巴國記》中，多方面介紹了歐洲。該文一開頭，先點明這個“歐羅巴國”的位置：“國在中國西陬，取陸為近，而其國人利馬竇取海，從嶺粵入中國，途八萬里而遙。”文中記述了歐洲的自然環境及物產：“國之陵藪原隰，多產材，而築室貴石，宇磚楣以壘層台，其最高處乃構木。地饒，梨栗有，桑繁，黍、麥、牟兼種秔，羊、豕、駝、犢、雁、鶩、諸用物，多與中土埒，獨無漆、茶。釀以葡桃，桃絕大，聚數斛巨瓮中蹂之，經月成酒，無需麴櫱，味甚濃，酌時和以湯。”文章指出，歐洲在宗教信仰上的特點是“俗無儒、佛教，所崇祀為上帝”。古代中國的官宦富人家庭流行多妻制，因此，歐洲社會的一夫一妻制，使徐時進備感新奇，他這樣寫道：“國人多不娶，貲數百金以上，度可以給子女三兩室，乃娶。即富，而子多亦不盡受室。其俗好游，游不必返首丘。或以此，其諸國君公率有配止一，自富室而上至君公，無二室者。君公之女，必字與君公，其世相為姻者數國。一時君公女多而無可適，則以合中老。”此外，徐時進告訴我們，歐洲人藉助於一種可以順風、側風航行(“所向兼正傍”)的帆船，正在全球範圍內開展大航海活動，並且將地理新發現記載下來：“國人性好游，以其嘗歷志里，有質驗；其以航浮溟渤來也千餘日，航所受千餘人，所經國二百許；某國貪剽取貨，某國暴噬人，嚮導者皆前覘得習知，以利帆越度之；某國無虐，則艤航，備餱糗，或為更航，航凡數更抵此；航每七帆，紉以布，所向兼正傍；其通往於光天下，率以海，率有里志，並寫所經見。”
中世紀西歐的一個主要特點是教權與王權的分立，而且羅馬教皇的教權要凌駕於封建君主的王權之上，國王要得到教皇的承認，教皇甚至可以廢黜或更換國王。教皇本人則又是選舉產生的。這樣的權力制度，對於長期生活在君主專制體制之下的中國人來說，是完全陌生的。在徐時進的筆下，教皇被描寫成類似於中國“天子”的最高統治者，教皇選舉制度被理解成類似於中國上古傳說中的“禪讓”制。他寫道：大西洋“三十國有統受令者，如中國天子，名教王國，自有書，能講解規俗、躬蹈無盭者，得為官。王或倦勤，或殂落，則於官之中舉而代，蓋世世禪也。王皆無嫡嗣，其始得為宣教之官者，皆不娶者也。”既然教皇是至高無上的“天子”，那么，他對世俗國家的干涉，在徐時進的心目中就成了最高統治者對下屬封國首領的直接任免：“國有疵政無道，則王使人讓之；不聽，則選其宗賢者以更置；無可選，則立他宗。王業有令，則通國人與左右皆不附，如今有司被黜，不可居位，故不必以戈矛去暴。”這樣，西歐中世紀教權與王權分立的社會結構，就變成了中國人理想的“仁政”了。由於徐時進的《歐羅巴國記》源自與利瑪竇的交談，因此，很可能首先是利瑪竇把西歐中世紀教權與王權的分立比喻成中國式的“天子”與封國之間的關係，以便中國人能夠理解。而對西歐社會一無所知的徐時進，則從中國本身的歷史文化傳統出發，進一步發揮並強化了這種錯誤的理解。不過，利瑪竇對徐時進所講述的“國有疵政無道，則王使人讓之”，實際上是昔日教皇權力鼎盛時期的情況。在利瑪竇時代，隨著宗教改革運動的開展和民族國家的興起，教皇已經不再擁有對世俗政權的絕對權力了。而且，當時無論是在利瑪竇的故鄉義大利，還是整個歐洲，都處於分裂和動盪之中，根本不是像利瑪竇所說的“不必以戈矛去暴”。利瑪竇這種美化西歐社會的“選擇性”介紹，根本目的是為了使中國能夠皈依天主教。如果天主教一統天下的“歐羅巴”也是動亂不已的話，那么，中國人怎么會接受天主教呢？
在《歐羅巴國記》中，有些內容是《職方外紀》所沒有的。例如關於醫生的職業制度：“猶貴醫，有青囊線縫之術，業此者，試於官，授札子乃得為閭族所延，所全活左驗如乾人，乃得受餼，隸無且籍。”關於用鵝毛管書寫字母文字的方法：“作字以鵝羽管，類吾稚孩所畫，千億相類，而渠讀之，各有辨。”關於家庭中的黑奴：“俗甚恥為人廝養，無鬻弟子者。又於黑人國市役之黑人，寓國所產，稍見馴，可任使。”這些敘述，無疑有助於我們更加全面地了解利瑪竇所介紹的歐洲。
3.關於西方天文學理論的介紹
古代中國天文地理學的基本觀念是“天圓地方”。利瑪竇來華時，中國民間通俗日用類書上表示“天圓如倚蓋”、“地方如棋局”的圖畫，(63)就形象地反映了這樣的觀念。相反，從公元前6世紀後期開始，歐洲人就認為人類所居住的世界是個球體。(64)到了中世紀，在古希臘亞里斯多德同心宇宙學說的基礎上，通過結合基督教神學理論，形成了水晶球宇宙體系理念，認為地球靜止地居於宇宙的中心，“從里至外，依次分布著層層鑲嵌、晶瑩剔透的同心多重天球”(65)。利瑪竇來到中國後，一直致力於介紹這樣的天文學理論。
在《歐羅巴國記》中，徐時進說，利瑪竇把天體和地球都比喻成圓瓜：“天地形皆圜如瓜，無所謂四旁上下，地在天中，水介地中”；“天包乎地”，共有九層，每一層“體明而無色，通透如琉璃水晶”；地球和天球都可以分為360度，太陽每晝夜繞地球轉一圈，按照中國十二時辰來計算，那么一個時辰間的距離正好差30度(“日輪一日一周，每辰行三十度，兩處相違並差一辰”)；由於地球南北兩極受到陽光照射較少，所以氣候非常寒冷(“地之受光各以近遠為差，故南北之極皆大寒”)。這些看來是最基本的常識，在明代中國學者看來，卻是“中國千古以來未聞之說”(66)。
徐時進在《歐羅巴國記》中寫道，根據利瑪竇的說法，“地之厚二萬八千六百三十六里奇三十六丈”，地球上每一個經度(或緯度)的距離相當於中國的250里(“每路子二百五十里”)。這是一組很重要的數據。利瑪竇於1595-1598年在南昌期間，曾認為地球厚度(直徑)為22 908里，每個經度或緯度的長度相當於200里；1600年，利瑪竇在南京繪製世界地圖時，已經改變了原先的說法，進而認為地球的厚度為28 600餘里，每個經度或緯度的長度相當於250里。(67)徐時進《歐羅巴國記》的發現，證明了我們的這一結論。利瑪竇在南京提出的關於地球大小的觀點，直到他去世之前沒有改變過。此外，在南昌期間，利瑪竇估計他從歐洲到中國的路程約為6萬里。李日華在贈給利瑪竇的詩作中，據此寫道：“西來六萬里，東泛一孤槎。”(68)1599年來到南京後，利瑪竇認為地球厚度比他原先在南昌時期所估計的要大，所以隨之增大了關於自己從歐洲到中國的航行距離，認為有8萬里。因此，徐時進在《歐羅巴國記》中說，利瑪竇“途八萬里而遙”，由海路入中國。
利瑪竇告訴徐時進，人類所生活的世界其實是個圓形球體，“周遭皆人”。這就意味著，相對於中國而言，地球上許多居民實際上是斜行、橫站甚至倒立於地球上的。明末清初的中國學者對此深感困惑，難以認同。徐時進也一樣，在《歐羅巴國記》中，就有這樣的文字：“余笑謂：地周遭皆人，假令吾當圜處，吾所墊得無憂側乎？城郭宮室得無憂圯乎？”儘管徐時進記錄下了利瑪竇對此問題所作的解釋，但還是坦承無法理解：“余雅於天文無了，不能準驗其說。”
4.徐時進本人對於西方文化的態度
明清之際，利瑪竇等歐洲來華傳教士所介紹的西方文化知識，被統稱為“西學”。“西學”輸入後，引起了中國知識界的強烈反應，“驟聞而駭之者甚眾”。(69)除了徐光啟、李之藻等少數知識精英接受了西學外，更多的人在根本不了解西方科學的背景下，從正統的儒家理論出發，武斷地將其斥為“邪說”，並且認為利瑪竇等來華傳教士“誣上誣民，罪可勝誅”(70)。那么，徐時進是如何看待利瑪竇所介紹的“西學”的呢？
在《歐羅巴國記》中，徐時進說過這樣一句話：對於利瑪竇所講述的內容，“盡信之，似為喜經奇荒唐悠謬；不信，又似蟬不知雪，為遠人嗤。而可信為近，人亦願謹無譥者”。這句話可以說就是徐時進對利瑪竇所傳“西學”的態度：部分相信，部分不信，但總體上相信。這裡，徐時進明確說，他相信利瑪竇的原因主要有兩個。第一是由於自己知識不足，無法否定利瑪竇的說法。第二是由於利瑪竇“願謹無警”的人格魅力，使他相信利瑪竇不可能說謊騙人。我們知道，在徐時進同時代的中國學者中，徐光啟和李之藻是因為真正了解利瑪竇所傳播的科學知識而信從利瑪竇，楊廷筠是因為在精神上認同利瑪竇所介紹的天主教而追隨利瑪竇。(71)徐時進則是另一種類型，他對西方科學並不了解，對天主教也沒有多少興趣。除了利瑪竇人格的吸引力外，徐時進是由於深感自己知識之不足而相信利瑪竇的。由於感到自己的知識不足以完全否定利瑪竇所介紹的“西學”，所以他相信了利瑪竇的一些說法，以免被人視為生命短暫的夏蟬。同樣，由於感到自己的知識不足以完全證實利瑪竇所介紹的“西學”，所以他認為應當有所保留，以免被別人看成是一個喜好“經奇荒唐悠謬”的浮誇之徒。因此，徐時進相信與不相信利瑪竇的原因，都是由於擔心自己知識之缺乏。這反映了徐時進虛心好學、謙虛嚴謹的求知精神。
利瑪竇所介紹的“西學”，與中國正統的儒家學說有很大的差異。明朝末年，許多人就是以儒家學說為武器來抨擊“西學”的。有人這樣寫道：“儒教崇於宇宙也”，“仲尼，日月也”；“吾中國聖賢道脈，志之《經》、《傳》。凡一句一字，皆從心性流溢，豈犬羊所可妄議者？”(72)但徐時進在面對利瑪竇所介紹的“西學”時，卻深深感到儒家經典根本不能反映廣博的宇宙。他在《歐羅巴國記》的最後寫道，這篇文章的一個重要目的，就是為了“志宇宙之寥邈，即《書》、《傳》不能差數載焉”。在反對“西學”的人中，有人主張：“六合之內，有存而不議、議而不論者，恐其亂人觀聽也。”(73)而徐時進卻提出了完全相反的觀點：“六合之外，存而弗論。弗論，可也。論，亦大愉快矣！”只有熱愛知識、追求真理的人，才能享受討論“六合之外”的快樂。而這樣的快樂，是那些反對“西學”的人難以體會到的。
在《歐羅巴國記》中，徐時進根據利瑪竇的口述，以平和的筆調如實介紹了歐洲社會教權與王權的分立、嚴格的一夫一妻制度。可是在另一些中國人看來，利瑪竇將歐洲社會這種野蠻“夷風”介紹給中國人，其實有著不可告人的險惡用心。張廣湉義憤填膺地寫道：歐洲社會教皇(“教化皇帝”)和世俗國王(“治世皇帝”)的分立，實質是“一天而二日，一國而二主”；他斥責說：“何物妖夷，敢以彼國二主之夷風，亂我國一君之統治！”對於利瑪竇所說的歐洲一夫一妻制，張廣湉同樣痛斥說：“何物妖夷，敢以彼國一色之夷風，亂我國至尊之大典！”(74)明末一些反對“西學”的人還提出過這樣的荒謬邏輯：由於漢代張騫在通西域時沒有提到過“大西洋”之類的國家，因此利瑪竇所說的那個“大西洋”一定是不存在的，是利瑪竇憑空捏造出來的。許大受就說：“漢張騫使西域，或傳窮河源抵月宮，況是人間有不到者？”中國古籍“何無一字紀及彼國者”？(75)徐時進也提到了博望侯張騫，但他不是以此來否定利瑪竇所介紹的“大西洋”，而是在敘述歐洲人正在開展的大航海時感嘆道：“竊又怪博望之槎直抵星河，僅僅以機石歸，無他志俟後。”也就是說，在徐時進看來，張騫出使西域雖然遠行到了“星河”，甚至帶回了織女所用的“支機石”，(76)但其歷史意義其實是無法與歐洲人所進行的大航海相比的。可以說，徐時進是第一個從全球史的角度出發，將張騫出使西域與歐洲大航海進行比較的中國人。
徐時進還是第一個試圖對歐洲的地理位置進行考證的中國人。利瑪竇告訴徐時進，歐洲位於中國的西面，有海、陸兩條道路可以入中國，而且陸路要比海路更近(“國在中國西陬，取陸為近”)。徐時進提出兩條理由，推斷歐洲位於比西域大宛稍南的地方。第一條理由是，利瑪竇說過歐洲盛產葡萄酒，而且還有桑樹和秔稻。徐時進認為，司馬遷在《史記》中也說大宛盛產葡萄酒，所以歐洲的地理位置應當與大宛相近；既然歐洲可以種植桑樹、秔稻，那就說明其氣候是比較溫濕的，不會非常乾燥，所以應當位於比大宛更南的地方(“《史記》大宛多葡桃，以為釀。利生自謂國在西北邊虜，豈與西域之宛近與？而其土可桑可秔，則土風當不甚觱栗皸膚，或西而稍折以南也”)。第二條理由是從中國文獻對於“三佛齊”的記載推導出來的。位於印度尼西亞的三佛齊國，早在宋元時代就已被中國人熟知了。明朝末年，中國人將揚帆遠來的葡萄牙人稱為“佛郎機”。徐時進認為，這個已經入踞澳門的“佛郎機”，其實就是中國文獻所說的三佛齊。而且，徐時進還誤認為，“歐羅巴”與“佛郎機”是兩個獨立的國家。這樣，既然利瑪竇說歐羅巴、佛郎機關係密切，那么，歐羅巴應當離東南亞不遠。他如此寫道：“佛郎機，即《異域志》所謂三佛齊也。國在南海中，為諸番水道綰轂，地產犀璣香藥，而利生亦謂毆邏產珠[王母]琭寶精，諸卷握物自來與佛齊諸國市，則其國自西而稍折為南良是。”徐時進根據農作物來推斷氣候環境，進而推斷地理位置，這樣的思路是正確的。他所得出的歐洲位於大宛之“西而稍折以南也”的結論也是正確的。不過，他認為“佛郎機”就是三佛齊，這無疑是錯誤的。但這是由於文獻資料的極度匱乏而造成的。這裡，我們不得不提及清代的兩件事。明朝末年，被稱為“佛郎機”的葡萄牙人入居澳門後，告訴中國人說他們其實是“大西洋人”。但清朝官方所修的《明史》卻把“佛郎機”與“大西洋”當做兩個獨立的國家，並且認為“大西洋”等國“初奉佛教，後奉天主教”。(77)1842年農曆七月，鴉片戰爭的烈火在中國沿海已經燃燒了兩年、清軍已被英國侵略軍徹底打敗之後，靖逆將軍奕山等重臣興沖沖地向道光皇帝報告：經過“細加採訪”，終於弄清楚“西洋諸國總名為歐邏巴洲，並無天竺國名目”，“又聞天竺一名印度”。(78)對照一下這兩個事例，就可以知道，徐時進在1600年就得出了歐洲位於大宛“西而稍折以南”的結論，這是非常了不起的，而他的研究方法則更是可取。
以上就是徐時進《歐羅巴國記》的主要內容。雖然艾儒略的《大西西泰利先生行跡》和張維樞的《大西利西泰子傳》等利瑪竇傳記資料都沒有提到過徐時進，(79)現代學者也沒有注意到利瑪竇曾有過這樣一位朋友，(80)不過，利瑪竇本人卻是知道徐時進的這篇文章的。根據利瑪竇手稿而譯成的《耶穌會與天主教進入中國史》，有這樣一段話：“在浙江有一位進士，也是一位大官，寫了一本精彩的著作，名為《西洋記》，雖然書中對我們的記述要比別的書詳盡，但關於我們的事情只是他從神父這裡聽來的，或是在我們寓所中親眼得見的，還有的是取材於《坤輿萬國全圖》，他認為他已將自己在這方面所有要說的東西都寫進了書中。”對於《西洋記》一書，譯者有這樣的注文：“這一書名是德禮賢所譯，但該書卻無從考證。”(81)現在，我們終於知道這個浙江進士就是徐時進，所謂的“《西洋記》”其實就是《歐羅巴國記》。翻翻《歐羅巴國記》，可以知道，此書資料來源確實如《耶穌會與天主教進入中國史》所說的那樣，是“從神父這裡聽來的，或是在我們寓所中親眼得見的”。利瑪竇說徐時進的“記述要比別的書詳盡”，這一評價從一個側面反映了《歐羅巴國記》的重要地位。不過，根據新發現的《歐羅巴國記》，此處中譯者將利瑪竇的世界地圖譯成《坤輿萬國全圖》，顯然不當。因為徐時進的《歐羅巴國記》作於1600年，而《坤輿萬國全圖》則是1602年完成的。此外，在不久前發現的《利瑪竇傳》中，劉承范記載說，1589年，在利瑪竇建於韶州的房子中，“所藏皆六經正學，子史諸書，求其手自翻譯者，獨《大瀛全圖》耳”(82)。這就意味著，利瑪竇在廣東期間翻譯繪製的世界地圖，其中文名稱應為《大瀛全圖》。但由於《大瀛全圖》之名僅見於劉承范的《利瑪竇傳》，而劉承范的這篇文章又是在1914年所修的家譜中找到的，所以這一孤證難以使學者們確定《大瀛全圖》之名是否可靠。由於徐時進在《歐羅巴國記》中明確寫道：利瑪竇“以所攜《大瀛全圖》譯而視人”，這就證實了劉承范在《利瑪竇傳》中的記載。看來，利瑪竇在廣東期間所譯繪的中文世界地圖，其中文名應當是《大瀛全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