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德堡號是瑞典東印度公司的商船，於1745年在瑞典哥德堡港外大約900米處沉沒。
1745年，滿載東方商品的瑞典東印度公司商船“歌德堡號”在瑞典哥德堡港外大約900米處沉沒。“歌德堡號”的失事，不但給人帶來遺憾也帶來疑問。人們多迷惑於這艘商船失事的原因。但當年“歌德堡號”把廣州作為停靠、貿易和返航地點，原因何在？中國有漫長的海岸線，不乏優良的港灣，論港口綜合條件，廣州未必最佳，但“歌德堡號”同當時其他許多西方國家商船一樣，不往別處，偏偏要到廣州，在這背後有一些值得人們記住的往事。
四口通商
也許有人會認為，“歌德堡號”停靠廣州是統治中國的清王朝的規定。其實不然。在“歌德堡號”來華的時候，中國有四個港口可以接待西方商人，他們分布在廣東、福建、浙江和江蘇四省。所謂“一口通商”是“歌德堡號”沉沒十多年之後才有的規定。
清朝初年，海外貿易政策幾經變化。
明末清初，滿清統治者趁農民起義軍推翻明朝之機，闖入關內，並在一系列角逐中逐漸占據上風，進而問鼎中國。作為少數民族政權，清朝對廣大漢族地區人民的反抗異常憂懼。為對付占據東南沿海的南明反清勢力，迫使據守台灣的鄭成功就範，從1655年起清朝改變“通商裕國”政策，多次發布命令，實行禁海遷界，規定“片板不許下海，粒貨不許越疆”，還迫使沿海百姓內遷30－50里。一時間，沿海民眾老弱轉死溝壑，壯者流離四方，“濱海數千里，無復人煙”。
此時，福建、廣東分別由藩王耿繼茂和尚可喜及其家族管轄。他們曾為清朝得天下建立戰功，因而居功自傲、專橫跋扈、擁兵自重，對朝廷的命令並不完全理會。禁海遷界時期，他們打造海船，私通外洋，大獲其利，因此廣州和廈門的海外貿易並未完全中斷。
1681年，清朝贏得一場歷時八年、波及十多個省份的平息“三藩之亂”的戰爭，坐大福建、廣東的耿繼茂和尚可喜勢力相繼滅亡。1683年，清朝收復台灣。東南沿海廣大地區再無可以挑戰清朝的政治軍事勢力。翌年，在廣東等地官員的要求下，清朝解除海禁，在江、浙、閩、粵四省設定江海關、浙海關、閩海關和粵海關，對外通商貿易。清朝歷史上的四口通商時期由此開始。
此時，四個港口都可以依據自身優勢進行貿易競爭。開始時，西方商人對浙海關的舟山(港口在定海)、閩海關的廈門和粵海關的廣州都充滿興趣。舟山位於絲綢的產地，並且比較接近消費毛織品較多的北部地區。絲綢是西方商人熱切希望得到的中國商品；毛織品是西方商人極力在東方推銷的商品。清朝初年，廈門因與台灣關係密切，中西貿易頗為繁盛。爭取到廣州貿易的英國、荷蘭等國商人，一再受到企圖獨占貿易的澳門葡萄牙人的阻梗，但廣州一直是他們“未能忘懷”的地方。在1700年，英國東印度公司派往中國的五艘商船中，有兩艘開往舟山，其中“薩拉號”攜帶的資金是五艘商船中最多的；“海王星號”攜帶資金居第二位，前往廈門；另外兩艘商船往廣州。
但清朝開海貿易在二三十年內，西方商人逐漸把貿易重心移至廣州。
西方商人首先離開的是舟山。從英國人當時的記錄看，主要原因有三條，第一，由於商船一般只能停泊在定海，而海關官員卻在寧波，商船抵港與海關官員到來之間往往要經過一個令人心煩意亂的等待。1700年，兩艘英國商船因為海關監督的耽擱而延誤了航期。第二，貿易方面的困難重重。舟山只是個小市場，西方商人要同寧波商人打交道，而寧波“商人行會勢力很大”，“是全國中最強的”。因此寧波商人剛性有餘，彈性不足，西方商人談判中討價還價的餘地很小，大部分西方產品在舟山很難售出。第三，地方當局和地方官員過度勒索，令他們不能忍受。英國東印度公司商人向其董事部的報告稱：他們“沒有一天不受官吏或商人的侮辱、勒索和壓制。”約在18世紀初年，英國商人得到這樣的認識：“廣州比廈門好，而以上兩處則比舟山好”。廈門的情況與舟山稍有不同，但有兩點是相似的：貿易方面的困難，以及官員“沉重的勒索和騷擾”。不久，西方商人也離開了廈門。在1816年以前，西方商人對華貿易已集中於廣州。
後來的某些年度，西方商人還曾一再前往舟山和廈門，兩地官員也表示歡迎西方商人前去。但幾次嘗試均以失敗告終，主要原因仍然是交易和與官員打交道的困難。由於市場規模和成熟度有限，兩地商人素質、市場吞吐量、交貨時間、價格、付款方式等諸多方面都不能與廣州相比。
顯然，四口通商時期，廣州是競爭中的優勝者。廣州成功靠的是什麼？
地理環境
廣州地處珠江三角洲北部邊緣，珠江水系的北江、西江和東江等幾條河流由此匯聚並注入南海。廣州南面煙波浩淼的南海，在古代一直是連線中國和海外國家最重要的海上通道，是中國國際貿易的生命之海。
“地理大發現”以前，通過海路與中國聯繫的國家絕大多數分布在東南亞、南亞、西亞和北非。來自上述地區的遠洋船舶抵達南海後，最便利的停靠港口就是廣州港。廣州作為中國歷史最為悠久的海外貿易港口，主要取決於她的地理位置。歌德堡號當年也是經由南海抵達中國，最便利的停靠港口當然也是廣州。
此時中國向西方商船開放的四個港口中，廣州是遠洋航船最容易抵達的港口，其次是廈門。但與廣州相比，廈門的內陸交通條件不夠好，經濟腹地也不夠大。進入廣州的商品除了可以利用沿海航線外，還可以藉助北江、西江和東江將商貨輸往運往江西、湖南，再通過長江及其支流運往全國各地。出口商品可以用同樣的途徑聚攏到廣州。作為貿易大港，除了南來北往的貨流外，還有滾滾人流，其中有巨商稗販、有擔任翻譯的“通事”、有修造船舶的工匠、有其他各類專業人員和普通勞工，還有大批來自國內國外的冒險家。日用品的消費量是個驚人的數字。在這個時期，珠江三角洲及其附近地區已經發展起堪稱發達而富有特色的農業、水產養殖業和手工業，能為廣州提供豐富多彩的生活資料和享樂資源，對進出口商品也有一定的供應和消費能力。
另外在大帆船時代，遠洋航船本身沒有動力，完全依靠季風穿梭於各大洋之間。按照慣例，商船在每年的五六月以後乘東南季風到達中國，交易結束後，於當年底或下年初乘西北季風離開中國。西方商人希望留下一些人在中國過冬，處理尚未了結的商務，而清朝卻不允許。此時澳門被葡萄牙人占據，西方商人留下過冬的願望可以在此實現。因此，澳門的存在使廣州在港口競爭中容易取勝。
商業文化
在18世紀中葉歌德堡號到來的時候，廣州對外經濟貿易的歷史已有2000年左右。這個聞名中外的商業都會，早已創造出自己成熟的商業文化。
根據《英國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記載，1699年，英國商人在廣州遇到一位名叫洪順官的商人。這位商人和他們商談業務，提出包購船貨，供給前所未有的最好的商品，出最高的買價，索最低的賣價。洪順官還答應勸說海關“減低要索”。還有一個令英國商人高興的情況是，雙方能用葡萄牙語交談，不必藉助“通事”進行翻譯。
廣州的商人很多，人品素質差異極大，但洪順官的行為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他的行為表現出一種在其他港口比較少見的互利合作精神，這是廣州商業文化的特色和成熟性的反映。例如，在舟山，英國人帶來的商品除了“白銀和鉛”之外，很難出售，因為商人們“什麼都不喜歡”。在同時期的廣州，西方毛織品的交易卻一直在進行。精明的廣州商人認識到貿易應該是互利合作、雙方都有利可圖的，為了更大的商業利益在某些時候必須做好退讓和蝕本的準備；在推銷毛織品中賠了錢，可以通過銷售絲茶等出口商品把錢賺回來。另外，廣州商人的溝通能力和專業素養，也在洪順官身上體現了出來。
廣州的商業文化對管理這一帶的官員也有較大的影響。在清初的海禁時期，廣東和東南沿海其他地區經濟遭受重大打擊。當清朝在沿海地區的統治基本穩定之後，廣東地方官員就積極建議朝廷開放海禁。他們清楚地知道對外經濟貿易與本地經濟和社會穩定緊密相關。廣州一些頭腦清醒的官員還認識到“放水養魚”比“竭澤而漁”效果要好；適當的妥協可以帶來更大的經濟利益。因此，他們有時會以相當通融的態度對待中外商人的要求。
當時的英國商人有如下記錄，“1700年，我們在廣州見到一個新的階段，一種較高級發展的制度。海關監督很仁慈地接待“麥士里菲爾德號”，毫無疑問，他是從他聰明的廣州顧問那裡學會對外國商人如何引誘，而不是苛刻地勒索把他們從門口嚇走”。
後來人們總結這段歷史時指出：17世紀時，小規模的通商是在許多地點進行的，但是卻有集中廣州的傾向。這一方面是因為廣州的官吏、商人富有敏銳的商業本能，另一方面是因為外商發現其他城市的官吏和商人只希望在可能的最短時間內得到最多的金雞蛋。因此，自18世紀初葉起，廣州自然而然地成為一個重要的商港。
“歌德堡號”時代的廣州
1732年，“腓特烈國王號”來到廣州，這是瑞典東印度公司第一艘經營對華貿易的商船。1736年，停泊在廣州的“歌德堡號”正進行著它與廣州的首次貿易。當“歌德堡號”最後一次從廣州返航時，曾經到達此地的瑞典船舶已經超過十艘(次)。就對華貿易而言，瑞典東印度公司既是個後來者，同時也是個幸運兒，當她的商船首航中國時，廣州已是毋庸置疑的最佳選擇，可以不必在其他港口耗時費力。
1757年，即“歌德堡號”沉沒十多年後，清朝開始實行“一口通商”，西方商人的港口選擇權被取消，他們只能到廣州貿易，此外別無選擇。清朝把古老的中華帝國像“蝸牛”一樣包裹起來，儘量避免和減少國際貿易、國際交往可能產生的任何影響。此時正是英國等西方國家對華貿易以空前未有的速度和規模發展的時期。在西方商人的推動下，廣州中西貿易額大幅度上升，但浮華的表象掩蓋著深刻的危機。延續八九十年的“一口通商”政策，對中國沿海港口競爭力和國際競爭力的提高，產生了很大的負面作用。中國沿海港口之間競爭力的較量和改進的機會隨著廣州壟斷貿易地位的確立而喪失；廣州的商業文化的活力因貿易特權的存在而難以提升；官員們更加習慣於用行政強制，而不是改善管理提高政績和增加外貿收入；中國失去了主動學習和適應新的國際關係的有利時機。
因此，當年“歌德堡號”到過的廣州，是個依靠優越的自然條件，特別是成熟的商業文明，在中國港口的競爭中取得壓倒性地位的成功者。可以說，“歌德堡號”見證了一個充滿生機活力的開放自信的廣州。
瑞典帆船“歌德堡”號是一艘古帆船，1745年9月12日，在經歷了近兩年的遠洋航行，瑞典商船歌德堡號滿載著來自中國的商品，駛回歌德堡港，但是，歌德堡號在港口附近觸礁沉沒了。
1984年，潛水員在海底發現了它的殘骸，數噸重的中國古代文物被打撈上岸。瑞典人開始考慮能否用傳統工藝再次造出這艘十八世紀的瑞典商船，並駕駛它再次前往中國。
1995年6月，在歌德堡市的特拉諾瓦船塢開始了複製歌德堡號仿古帆船的工作，直到2003年6月，新“歌德堡”號終於成功下水。2005年10月2日，歌德堡市十萬市民目送這艘仿古帆船駛離港口，駛向中國。預計今年7月18日，歌德堡號將到達中國廣州，這也是歷史上它的前身曾到訪過的歷史古港。在那裡將有瑞典國王古斯塔夫16世等船祝賀。預計2006年8月29日，歌德堡號將抵達中國上海。在上海停留期間，上海將以“你好，歌德堡號！——中瑞文化狂歡節”來歡迎仿古帆船的到來。歌德堡號預計2006年12月18日離開上海前往香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