權力與貨幣:圖書信息,作者簡介,譯者前言,目錄,

為什麼十月革命後建立起來的是一個過渡社會，而不是全面超越資本主義的新型社會形態？為什麼有組織的工人運動迄今不可避免地出現官僚化？為什麼馬克思主義不等於烏托邦、不等於“通往奴役之路”？在蘇東巨變後，社會主義還有沒有前途？……作者曼德爾通過分析工人階級民眾組織的官僚化、工人國家的官僚化、資產階級國家的官僚化和私人大公司的官僚化，揭示了工人官僚集團產生的經濟根源和制度根源，對20世紀社會主義的歷史作了批判性的總結。

基本介紹

書名：權力與貨幣
作者：[比利時]曼德爾
譯者：孟捷李民騏
出版社：中央編譯出版社
出版時間：2002-1-1

圖書信息,作者簡介,譯者前言,目錄,

圖書信息

書名：權力與貨幣——馬克思主義的官僚理論

出版時間：2002-1-1

版次：1

印刷時間：2002-1-1

頁數：308

字數：230000

包裝：平裝

定價：￥19.80

I S B N： 9787801094254

作者簡介

厄內斯特·曼德爾（Ernest Mandel, 1923-95）是世界著名的馬克思主義者，在經濟學方面有卓越貢獻，同時也是有五十多年經驗的實際運動者。十五歲起參加托洛茨基主義運動，在比利時礦工中從事組織工作，希特勒入侵後從事反法西斯活動。戰後他長期擔任比利時總工會經濟顧問，又是第四國際（統一書記處派）的主要領導人。著述宏豐，主要有：《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晚近資本主義》，《資本主義發展的長波——馬克思主義的解釋》，《權力與貨幣——馬克思主義的官僚理論》等。他的著作被譯成30多種文字出版。曼德爾被認為是20世紀下半葉國際上最重要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和政治學家之一。

譯者前言

《權力與貨幣：馬克思主義的官僚理論》於1992年由倫敦新左派書店出版。作者歐內斯特·曼德爾（1923～1995）是20世紀下半葉在馬克思主義研究方面最重要的經濟學家和政治學家之一，生前曾為布魯塞爾自由大學教授。1939年開始參加社會主義運動，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積極參加反納粹的鬥爭，曾兩次被捕，被送到德國監禁。1946年以後，長期擔任托派“第四國際”的領導人。

曼德爾著作宏富，能以法、德、英等多種文字寫作，他的著作被譯成三十多種文字出版，其中不少重要作品先後譯介到中國，包括《論馬克思主義經濟學》，《關於過渡社會的理論》，《資本主義發展的長波》等。有的著作還有不止一個中文本。

曼德爾被認為是戰後世界最重要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之一。1999年，倫敦新左派書店再版了他的巨著《晚近資本主義》（Late Capitalism），稱該書是迄今為止把馬克思關於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一般運動規律與20世紀資本主義具體歷史相結合的唯一系統的嘗試。

曼德爾在蘇東劇變後出版的《權力與貨幣：馬克思主義的官僚理論》，從托派的立場出發，對20世紀社會主義的歷史作了批判性的總結。該書共有五章，其中前三章論述了前蘇聯社會的社會性質和歷史成因；第四章論述了資本主義社會官僚的成長；第五章為生產者自治的社會作了新的申辯。為什麼十月革命後建立起來的是一個過渡社會，而不是全面超越資本主義的新型社會形態？為什麼有組織的工人運動迄今不可避免地出現官僚化？為什麼馬克思主義不等於烏托邦、不等於“通往奴役之路”？在蘇東巨變後，社會主義還有沒有前途？這些是通貫全書的幾個主題。

當前，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實踐方興未艾。為了便於大家了解域外思潮，我們譯介了此書。對於書中的觀點，相信大家會以辯證的態度來鑑別。

1. 關於前蘇聯社會性質的基本觀點

曼德爾在本書的“導論”中寫道：“東歐官僚主義政權的覆亡以及蘇聯的解體，以最尖銳的方式提出了這樣一個問題：這些政權的社會性質以及它們在歷史上的地位到底是怎樣的？”曼德爾認為，“這個問題在很大程度上也就是官僚政治在這些社會裡面所具有的特殊性質的問題。”

作為托派的主要理論家，長期以來，曼德爾在不同的著作中宣稱：前蘇聯社會並不是像資本主義或封建主義那樣的有著自身特殊運動規律的社會形態，而是一個過渡社會。《權力與貨幣》中寫道：“從馬克思主義的觀點看，在蘇聯及其類似的社會中，商品生產的部分存在以及官僚主義國家機器的過度膨脹，決定性地證明了在這些社會不存在社會主義經濟或社會主義社會，不存在生產資料的完全社會化，以及生產過程和勞動過程的完全社會化。”曼德爾認為，這樣一個過渡社會內在地具有不穩定性，既可能復辟資本主義，也可能向真正的社會主義突進。

與蘇聯及其類似社會的過渡性質相適應，工人官僚具有兩面性和矛盾性。曼德爾認為，官僚集團的統治主要不是藉助於掌握了貨幣財富，而是藉助於對政治權力的壟斷，這一點決定了它的非資本主義性質；另一方面，它的非社會主義性質則體現於，它無法使自己擺脫貨幣財富的影響。曼德爾反對把官僚集團看做新階級，認為它並不具備一個統治階級所具備的社會經濟基礎，也不行使其經濟職能。根據他的定義，“官僚集團是將原由民眾自己行使的行政職能據為己有的一個新的社會階層。”其權力的歷史基礎是獨立的工人運動的衰落和消失。

上述關於過渡社會的理論，和曼德爾一貫鼓吹的一國不能建成社會主義的觀點是相互聯繫的。托派認為，1924年以後，以史達林為代表的蘇聯領導集團突然放棄了一國不能建成社會主義的理論，這一理論轉向是蘇聯官僚集團出現並攫取了權力的表征。

一國建成社會主義的思想，其實在列寧那裡就可以見到端倪。譬如，在寫於1923年的《論我國革命》中，針對那些強調“俄國生產力還沒有發展到可以實行社會主義的高度”的論點，列寧質問道：持這種論點的人“誰也沒有想到問一問自己：面對第一次帝國主義大戰所造成的那種革命形勢的人民，在毫無出路的處境逼迫下，難道他們就不能奮起鬥爭，以求至少獲得某種機會去為自己爭得進一步發展文明的並不尋常的條件嗎？”“既然建立社會主義需要有一定的文化水平，我們為什麼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達到這個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後在工農政權和蘇維埃制度的基礎上趕上別國人民呢?”這些話應該說體現了列寧主義的精髓。

曼德爾的上述理論觀點有時是自相矛盾的。他一方面認為革命後官僚集團僭取了工人的權力，另一方面又承認蘇聯型的過渡社會也存在著向真正的社會主義突進的可能性，他在這兩種觀點之間搖擺。譬如本書中寫道：“對革命的馬克思主義來說，蘇維埃國家有著部分的積極意義，因為它畢竟是工人國家，儘管是極端官僚化的工人國家。至於其非無產階級的方面，一切與官僚集團作為一個社會階層片面利益和特殊利益相聯繫的方面——它對工人階級的敵視、它對一部分剩餘產品的占有、它在國際上的保守作用——則都是極端反動的。”

2. 馬克思主義=“通往奴役之路”嗎？

蘇東劇變後，新自由主義的代表人物哈耶克攻訐社會主義的觀點，在知識界迅速流行開來。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等書一版再版。一些人誤認為，哈耶克的理論是對蘇東劇變的唯一可能的解釋。在此背景下，對《權力與貨幣》一書的譯介，有助於我們認識新自由主義的消極影響。曼德爾在該書的最後一章，辟出相當篇幅與新自由主義的“歷史終結論”論戰，為“另一個世界”的可能性而聲辯。

哈耶克認為，現實存在的社會主義發生了目的和手段的乖離，並把這一點作為批判社會主義的契機。在哈耶克看來，自由主義者與社會主義者論爭的並非後者想要實現的目標，而是實現這一目標的手段。社會主義的目標要為每個人確保經濟自由，而手段意味著消滅資本主義私有制、實施中央計畫經濟。在《通往奴役之路》一書中，他區分了作為目標的社會主義與作為手段的社會主義，將後者歸為所謂的團隊精神。團隊精神危害了哈耶克所稱的自由。因為團隊精神經濟計畫犧牲了個人選擇的自由權力。

哈耶克進而把自由這個社會主義的基本價值歸結為平等，他寫道：社會主義對自由的允諾，“實際上指的是，不同的人在選擇餘地上現存的巨大懸殊將被消除。因此，對這種新自由的要求，不過是對平均分配財富舊要求的代名詞而已”。這樣一來，不僅社會主義的方法既錯誤又不可能，它的目標也成了問題；自由作為高於平等的價值，在自由主義那裡才得到了確當的理解。在哈耶克看來，惟有自由處置私有財產的競爭制度才是自由的保障。脫離這一制度談論自由，只能使自由淪為烏托邦式的幻想。因此，不僅史達林主義等於“通往奴役之路”，馬克思主義由於烏托邦式地理解自由，在理論上也為此作了鋪墊。

在此，我們不妨把哈耶克與第二國際的社會主義者鮑威爾作一個比較。關於哈耶克所說的目的和手段的乖離，鮑威爾也曾有過評論，他寫道：“專制的無產階級專政之所以需要，是為了在短期內毫不留情地打擊享有特權者的種種反抗，使人人在財產和收入方面彼此趨於均等。原始的平均共產主義導致無產階級專政。”“俄國的無產階級專政並不像布爾什維主義理論所說的那樣，是俄羅斯國家最後的、最終的形式，將一直存在到國家完全‘消亡’為上。相反，俄國的無產階級專政是俄國發展中的一個過渡階段，這個階段至多將維持到俄國人民民眾在文化上成熟到足以建立一個民主國家的時候為止。”在鮑威爾眼中，雖然專制的、平均的社會主義暫時不可避免，隨著無產階級在文化上的成熟，對自由的渴望會引導工人作為成熟而富於個性的個人走向真正的社會主義，這一點構成了“社會主義的倫理基礎”。

社會主義的終極目標是讓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成為一切人發展的條件。在《權力與貨幣》中，曼德爾正是著眼於此，為他構想的新的社會主義提出了兩個必要的物質條件——豐裕和縮短工作日。

3. “另一個世界”是怎樣可能的——豐裕和縮短工作日

曼德爾認為：工人運動和工人國家“官僚化的過程是以工人階級喪失對它自己的組織和對工人國家的控制為前提的。同樣的，官僚政治的消亡也要以團結在一起的藍領和白領的勞動者的自主活動和自治組織的極大增長為前提，以勞動者有能力在物質財富比較豐裕的條件下將社會的再組織掌握在自己手中為前提。這不是憑空臆測的問題，而是必須根據實際歷史發展所提供的經驗證據來加以回答的問題。”曼德爾承認：只是在特殊的歷史時刻，通過民眾性的動員和勞動者自主活動的極大增長，工人運動的官僚化傾向受到了極大的挑戰；但是，迄今為止，勞動者還不能夠長時間地防止這種官僚化。

為了解釋這個經驗事實，曼德爾引用了《反杜林論》里的下述觀點：

“當人的勞動生產率還非常低，除了必要生活資料只能提供很少的剩餘的時候，生產力的提高、交往的擴大、國家和法的發展、藝術和科學的創立，都只有通過更大的分工才有可能，這種分工的基礎是從事單純體力勞動的民眾同管理勞動、經營商業和管理國事以及後來從事藝術和科學的少數特權分子之間的大分工。”

類似的思想還見諸於《德意志意識形態》，在那裡，青年馬克思和恩格斯認識到：共產主義的前提是生產力充分發展，因為如果沒有這種發展，那就只會有貧窮的普遍化；而在極端貧困的情況下，就必須重新開始爭取必需品的鬥爭，也就是說，全部陳腐的東西又要死灰復燃。

把物質資料的豐裕看作揚棄勞動者的社會分工的條件，是《權力與貨幣》一書的核心觀點之一。為了闡發這個觀點，曼德爾進一步在方法論上釐清了豐裕概念。

在《〈哥達綱領〉批判》中，馬克思曾經把“豐裕”規定為“各盡所能，各取所需”。這個不太完善的規定常常引起各種誤解和庸人的幻想。曼德爾就此寫道：“‘豐裕’完全可以界定為不受限制地獲取無限多產品和服務這樣一種體制。我們曾屢次指出，這種觀念是荒謬的，它體現在史達林有關人民民眾‘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的講話中。如果大家每時每刻都在‘消費’產品和服務，這不啻於一場噩夢。”

曼德爾在波蘭經濟學家蘭格的基礎上，論證了“就逐個產品界定豐裕”的方法。他認為：“豐裕在理論上的正確定義是指需求的飽和。當某一產品的需求的邊際彈性大約為零或在零以下，這時該產品可以說是豐裕的——應予注意的是，在這個水平上，對該產品實行免費分配，較之以不斷下挫的‘實際’價格繼續出售該產品，在經濟上要更有效率，因為產品的分配成本會大大降低。長期的統計數據，尤其是西歐的數據，提供了壓倒一切的證據：大量產品在較為富裕的國家可以劃歸這類範疇——這不僅對於百萬富翁是如此，對大部分人口同樣如此。”

資本主義一方面造就了物質生產的潛在豐裕，另一方面又使物質匱乏制度化；一方面民眾的許多基本需要尚未得到滿足，另一方面又直接或間接地強迫他人生產以滿足個別人的奢侈需要。可是，正如曼德爾指出的那樣，“不可更新的地球資源所面臨的威脅、人類文明和人類生活的自然環境所面臨的威脅，意味著對物質產品和服務的消費不可能以無限制的方式增長。需求和消費的飽和不僅是可能的，而且對於人類的生存是絕對必須的。”

如果像曼德爾這樣定義，豐裕的確不復是一個遙不可及的目標。有趣的是，對這一點，富於革新精神的英國經濟學家凱恩斯也曾予以承認。凱恩斯在30年代寫道：“（人類的）需求可以分成兩類：一類是絕對的，意思是說，不管與我們同處的別人的情況怎樣，這種需求總是存在的；還有一類是相對的，意思是說，只有當這種需求的滿足，會使我們感到凌駕於同處的別人之上的一種優越感時，我們才會感到這種需求。上述第二類屬於滿足優越感的那種需求，也許的確是無止境、的確是永遠不會滿足的，因為一般的水準有了提高時，這方面的需求也會跟著進一步提高。但關於絕對的需求，情況卻不是這樣，某一程度也許不久就可以達到，實現的時期也許比我們大家所預計的還要早些，當達到了這一點，需求有了在這一程度上的滿足時，我們將改變意圖，將以更多的活動專門用於非經濟的目的上。”

在一個基本物質需要得到滿足、貪婪和自利動機逐漸衰退的社會中，從事創造性活動和享有儘可能豐富的社會關係，將代替對於物質產品的需要而占據首要地位。曼德爾在本書中寫道：“把彈鋼琴、繪畫、製作花瓶、運動、登山、做愛、漫步於公園或森林、賞鳥、飼養動物、與友人聊天、教育兒童、贍養老人、看護患者、著書立說之類當作消費至少是很不合適的。像這樣‘真正具有人性的’實踐的繁盛，恰恰需要減少用於物質產品及服務的獲取和消費上的時間。實現這一點要以豐裕程度和閒暇時間的增加為前提。”

在凱恩斯與馬克思主義者之間表面的相似背後，潛藏著深刻的分歧。凱恩斯顯然相信，實現豐裕是純粹的“經濟問題”，可以實現於資本主義制度的既定框架內；而在曼德爾看來，這種純粹的“經濟問題”根本就不存在，實現豐裕的最大障礙，並非生產力發展的絕對水平，而是建立在私有制和競爭基礎上的資本主義制度。凱恩斯期望，一俟人類的經濟問題得到解決，社會應當把經濟問題交由經濟專家來處理，就像患者找牙醫就診一樣；而在曼德爾看來，資本家、官僚或專家治國論者對權力的壟斷，應該讓位於生產者的自治，民眾應該掌握決定資源配置優先目標的決策權。“豐裕的制度前提是資本家階級、官僚和國家的消亡。”

在曼德爾眼中，真正的社會主義包括以下標準：聯合起來的生產者自己占有生產資料；他們有計畫地使用生產資料，生產不是為了利潤，而是為了滿足需要；資源配置目標的優先次序必須經過民主程式、由多數裁定；迅速減少由市場因素造成的不平等；官僚和國家機器的消亡；大大縮減工作日。大大縮減工作日是其中最關鍵的一條，舍此其他一切將淪為空談。曼德爾這樣寫道：“倘若每個人一天在工作上花費十小時（包括從家裡到工作場所的往返時間）……他們就既無時間也不情願再花上四小時出席會議或從事管理勞動。即便不考慮政黨、政治家或冥頑的官僚有任何‘不良圖謀’，自治也基本上流於形式或虛構。……為此我們必須把大規模發展自治的理想條件設定為四小時即半天工作日，或一周工作二十小時。”

蘇東劇變後，處於困境中的社會主義運動要恢復生命力，迫切需要找到新的突破點。曼德爾贊同法國社會思想家高茲（A·Gorz）的意見，主張把縮短工作日，而不是增加實際工資，作為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工會的主要鬥爭目標。曼德爾認為，如果一個大國未來的社會主義政府推行半天工作日，其影響將比十月革命更為深遠，全世界的僱傭勞動者也將為之無比振奮。

馬克思是對縮短工作日的必要性、可能性和現實性進行了全面理論論證的僅有的經濟學家。《資本論》里曾經提出，工作日的縮短是實現共產主義的根本條件。馬克思繼承偉大的古典經濟學家的思想，把勞動時間作為衡量財富的尺度，這個理論在他的經濟學裡起到了奇妙的作用。建立在相對剩餘價值生產基礎上的必要勞動時間的永恆遞減，為經濟世界在人的生活世界中所占地位的下降創造了可能性。即使不廢除資本主義，單憑工作日的大大縮短，資本的統治就其範圍和影響而言還是會降低到無足輕重的地步。哈耶克所談論的經濟自由，以既定不變的工作日為前提，是在經濟世界以內的自由；而馬克思所展望的，不僅是這一必然王國內的自由，更是建立在縮短工作日和豐裕基礎之上的經濟世界本身的揚棄。縮短工作日和豐裕將為創造性實踐的繁盛、為揚棄勞動的社會分工奠立真正的社會經濟基礎。古代思想家亞里士多德，把操持閒暇看作全部生活的目的。實施半天工作日，生產者在半天內把勞動交由他人支配，另一個半天便能“操持閒暇”。這種閒暇時間包括“個人受教育的時間，發展智力的時間，履行社會職能的時間，進行社交活動的時間，自由運用體力和智力的時間”。生產者的自主活動也不為既定不變的形式所束縛，逐步接近於：“上午打獵，下午捕魚，傍晚從事畜牧，晚飯後從事批判，這樣就不會使我老是一個獵人、漁夫、牧人、批判者。”個人潛能的更充分的發揮，自由而完整的個性在民眾中的普及，會進一步決定社會按何種主導方向發展。實現社會主義的主觀條件和客觀條件、倫理基礎和經濟基礎有可能相伴而生，不再相互脫節。

工作日的大大縮短和基本必需品的豐裕一道，也曾被凱恩斯看作是“人類的經濟問題”最終得到解決的標誌。有趣的是，在他看來，最適當的安排是一天工作三小時，這比曼德爾的構想還要短。自由意味著為每個人的存在確保一個自由的空間，而時間正是人的發展的空間。這一點自由主義者哈耶克大概是難於否認的，因為在他看來，“自由意味著始終存在著一個人按自己的決定和計畫行事的可能性”。而沒有自由時間，這種可能性就等於零。馬克思主義者與自由主義者在這個問題上似乎樂意消弭雙方的分歧——人類社會的變革會由此展現出巨大的前景和動力嗎？

歐內斯特·曼德爾是國際和國內學術界頗有爭議的人物，原因在於他的學術觀點和政治觀點的矛盾性和複雜性。曼德爾集學者和政治活動家於一身。他的著作大致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學術性著作，例如他在《論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資本論〉新英譯本導言》等著作中，對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作了系統的闡發，充分肯定了馬克思勞動價值論、剩餘價值理論、資本積累理論的科學地位；他在《晚近資本主義》、《資本主義發展的長波》等著作中，運用理論、歷史和現實相結合的方法對資本主義的新現象、發展規律和趨勢作了探索性研究，對未來社會做出了預測。這些著作具有較高的學術價值，並受到了學術界的肯定和讚賞。曼德爾的另一類著作是屬於學術性和政治性兼備、甚至政治色彩極其濃厚的著作，如《論歐洲共產主義》、《關於過渡社會的理論》等等。曼德爾在這些著作中，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理論、路線、戰略和策略進行了研究，對“現實社會主義”作了總結和批判。由於作者具有深刻的理論洞察力和對“現實社會主義”某些弊端的特殊政治敏感性，他的理論分析和批判的觀點對我們有一定的啟發意義和參考價值，但是由於作者堅持“世界革命”，堅持“社會主義在一國勝利”的不可能性以及對史達林全盤否定的托派立場，同時還由於他所進行的仍然是脫離實際的書齋式研究，他的理論觀點不可避免地陷入主觀、武斷和失之偏頗，因此他的這些著作的科學價值受到極大限制。本書當屬曼德爾的第二類著作，它的出版對於我們全面了解曼德爾的學術和政治觀點，並對他本人做出客觀的、公正的評價將有所裨益。

本書的導言、第一章和第二章是由李民騏翻譯的，孟捷翻譯了第三章、第四章和第五章，並核問了全書。責任編輯徐元宮為譯文的完善付出了許多勞動，特致謝忱。

孟捷　2001年9月謹識於人民大學青年公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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