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百全

人物簡介

樊百全（1897-1960），原名浚源，字伯泉，

人物自傳

我於一八九六年①（清光緒二十三年）陰曆四月二十五日，生於河南密縣城東五十五里與新鄭交界的關口集。乳名浚源，與伯泉，又名百全，現年五十六歲。從八歲起，在家庭及新鄭土橋寨舅父家讀私塾七年，四書與經書（《詩經》、《易經》、《書經》、《鑒略妥注》等）以及初小國文、算術、修身等均讀講完畢，《左傳》也讀講了四分之三。當時家中約有旱地二百八十畝，是地主成份。但於三十年前已賣掉大部，僅剩二十九畝多。土改後有九畝多地。我家現有老妻、媳、女、孫各一，子二，（另有女二人均出嫁）共七口人。我早前的家庭是極其腐化污濁的。如吸鴉片煙、調唆詞訟、毆打女人，壓迫佃戶，自幼已屬司空見慣。即如興訟一端吧，從我不記事的幼年時候起，我家中的官司就接連不斷地打了二十六年，公庭對質的人有四輩（曾祖母、兩位祖母、父輩兄弟四人及我這一輩許多人），總計田地耗雲數百畝②。我的村莊共百多戶人家，內中多系土豪劣紳、光棍、地痞、騙子、土匪，及吸鴉片煙的、遊手好閒、坐享清福的老少掌柜等。至於其他的勞動生產分子，不是佃戶，就是僱工，再不然就是很貧窮的很少土地的自耕農及小商、小販。人性非常強悍、狡詐。此村又處於縣之極東南角，故多官司，連年不絕，外號稱之為“小梁山”。我幼年時，以為我舅父的家庭是往興盛的路上走的，但是對於他家的一切虛偽習氣（見面作揖、問候，過年磕頭、有病問好、女人擦粉、裹腳、打牌……）及商人剝削行為，卻深惡痛絕。十八歲時吧，我曾在他的錢鋪中當過多半年徒弟。我是十六歲娶妻。當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國對德宣戰時，我感到封建家庭束縛，社會黑暗，就想擺脫這些，報效國家。於是在正月十九日，由家動身赴鄭，擬應募參加當時北洋政府所號召的對德參戰軍。不料因遲到一天而未能入伍。到二十二歲吧，考入縣立師範，畢業後，在大隗鎮初國小校（即該保的“義學”）教書。有學生十二名，雖膳食不夠維持，但由家裡補助，還能對付，勉強教至臘月底才放學。一九二三年春，因感於政治腐敗，土劣（王滋靖等）橫行，在鄉村教書不易進步，於是毅然決然隻身赴滬，找曹逸飛，想半工半讀，以求進步。但我對於基本課程如英、算太差，而賦性遲鈍，經濟又無接濟，到滬後舉目無親，大感恐慌。曾在敏體尼蔭路南陽橋國語學校暫時安身（上課）。我對當時在滬出刊的《民國日報》之《覺悟》欄及《民國旬刊》等頗喜閱讀。對於曹逸飛、王世穎等所創辦的合作星期學校，也數往聽講，熱心研究。旋以經濟斷絕，且家中訟事又起，遂倉促返里。總計在滬不過八十多天。一九二四年春，同張書印（字信符，密縣人，當時他在開封商業中學上學）③互相聯合互應。我在關口張小寨一帶任國民國小教員。在二十里之範圍內，極窮困中，創辦平民教育（辦法及課本等，均由張書印在汴供給）。在眾志成城之下，努力奮鬥一年，平民學生畢業者有三百人之多，初小學生受教育者，約有二百人。總計員工薪資、大會費用等一切開支均計在內，全年不過三百元。事後回思，感為奇蹟。一九二五年受土劣壓迫，雖欲不取束修，由盡義務在外教書，亦不可得。無已，退至家中教自己子女讀書，兼作農事勞動。由閱報得知孫中山先生逝世，大受震驚。不久“五卅”事起，舉國震動。縣中留汴諸友好，如侯清華、張書印、蔡德安等回縣宣傳，我也加入，奔走呼號。當時對於孫中山先生所號召的三大政策，深信無疑。對於共產黨所出的《嚮導》及《中國青年》也看了許多。一九二六年農曆正月，在縣城組織密縣青年學社，在汴留省學會，出《密縣青年》一厚冊。和縣中一切封建腐朽惡劣勢力作堅決的反抗搏鬥，革命旗幟鮮明，陣容亦為擴大鞏固，相激相礪，而反動封建的貪污土劣集團，亦反抗愈凶。一九二七年土劣愈施壓迫，同志（李秀起、丁書堂）被押，我即逃亡在外，和一班當時的革命志士如張之朴、郭安宇、袁強齋、孫萬楨、郭靜宇、周同海、周幼宋、王子明等，在豫西分別聯絡廟道會、紅槍會及雜牌軍隊，回響北伐軍，推翻曹、吳軍閥，麥前導引馮玉祥西北軍東進。秋後我到鄭州入陝甘農村組織訓練處愛訓。當受訓開始，曾在數百人大會上，提出我祖父輩壓迫佃戶之情形，因而遭到馬伯援（多天之後，才知道他是襄陽一帶的大地主和基督教徒）之駁斥。（馬硬公開說，中國社會僅系大貧和小貧，不能製造階級鬥爭。）因此我屢被認為有“赤化”嫌疑，幾被禁閉。蓋當時我的腦筋實不知“國”“共”應分為兩家，覺得都是革命的。（但對西山會議派，則極感不滿。）在受訓期間，在需全體均參加國民黨，我亦參加。（據我所知，當時尉氏縣人石文卓等也都參加了。）就在這一期間，許多共產黨人（如薄化人汪賡遠等）多數被捕或逃跑。一九二八年春，我被任為密縣新農村指導員，貪官關鴻庭、徐德銓、土劣王滋靖等聯合將國民黨密縣常委張書印鐐押開封。我奔走寧豫，拚命搭救，張於臘月底才脫囹圄。一九二九年正月，我因救張書印有功，被選為國民黨密縣縣委（自此直至一九三九年八月被捕，才為離開）。曾與張書印合謀聘請張之朴谷效顏（系夫婦，張於日本投降後，被惡霸王殿臣槍殺於嵩山，當時張任我方豫西義勇軍總司令。谷於解放後任開封市婦聯會常委，才病故）、李子純、楊春芙（亦系夫婦。李後來被國民黨反動派殺害，楊任開封救濟院院長，四九年春還見過面）、劉芳亭、胡殿生、楚潤之（時均系共產黨）、李乾僧、鄭粹明、陳春藤、趙幼甫、張順卿等到縣中各機關各學校任職，繼續與貪劣進行鬥爭。到了秋季，貪劣聯合，將我左腿用槍擊傷，又送押縣府。同時張書印也被押於開封，年底才又出獄。就在這一年吧，為對抗陳立夫的兇橫，被農村訓練處同學杜振（？）介紹加入國民黨改組派。當這人時間，一方面在表面上作了些改良社會的工作，如興辦教育（學校發展了約九倍，共四百多處）、禁止煙毒、放足、架電話、修公路、組訓農工青年、創辦合作社……以俟反蔣時機到來，即為大舉，另一方面仍和貪劣搏鬥。至一九三〇年吧，張書印被暗殺，隨後孫萬征又離去，我才被推出繼任應付表面的“演員”⑤。後於某年又被郭安宇拉入忠義會（該會是蔣方的藍衣社的外圍組織。當時改組派已解散，仍是為了與陳立夫CC派對抗，故加入。此種辦法，當時張之朴同志亦深為贊同）。當時曾決心離開這反動污濁的密縣及反動政權的旋渦。但占有全縣農民戶數三分之一強的，已有組織的兩萬餘戶的農工大人，因我在縣尚有保護其利益的消極作用，經友人商議，決定不遽離開，而自己也不忍遽為捨去。從一九二八年至“九一八”那幾年，每年差不多都有一次領導中農（內中自然也有些地主、富農）及窮苦人民大眾，向封建富戶土劣作激烈的鬥爭。現能記憶者，如：一派“飛機捐”，堅決主張派給三至五個大戶，其他戶都不出；二鼓動團隊包圍縣府，擬將貪官沈述仁鐐解鄭州；三組織民眾，將縣長的岳父綁送至城內團部；四領導侯溝燒瓦盆的窮苦弟兄，向勒增稅捐的賈介眉示威反抗；五率領學生和人民⑥請願，驅逐縣保全團隊隊長丁中一，後又利用各種關係，把丁中一槍斃；六荒年發動饑民數千人向富戶強制借糧，富戶武裝反抗⑦；七領導全縣小攤販向大商人開展鬥爭，爭取稅捐的合理攤派。蔣政府曾有兩三次派兵到縣來剿辦我們，均以利用各種關係，設法消弭，人民才免被燒殺。這樣一來，窮富鬥爭愈演愈烈，而我就被貪污豪紳視為眼中釘，常欲除之以為快。我之參加各種反動組織，其出發點均非欲危害人民，而是為借其招牌，保護人民利益。這些並非捏造，至今不少同志多有知者，並有很多事實可以查證。“九一八”後，鑒於亡國之禍，迫於眉睫，知自己此生責任之重大，更努力於地方事業的加強，積極準備抗日。“七七”戰起，更決心犧牲一切財產和家口，以冀報答人民和國家。當時我兼任密縣自衛團副司令及河南省臨時參議員。深覺非實行統一戰線，將全國人民團結起來，實不足以應付這空前大難。當時（即一九三八年）除授意張致遠⑧、劉福、牛國治、王九令、尚寅賓、司樹森（後化名陳鑒，現任東北軍區後勤獸醫處科長）等多人，前往陝北及確山受訓，或加入共產黨外，又聯合趙吉甫⑨、陳伯瑾、陳瑞圖（上三人均長葛縣人）、趙藝文（洧川人）、陳芝山（曾任秦皇島玻璃廠軍事代表）、張葆和、胡劍華、劉瑞符（上四人均新鄭人）、李泰安（?）（登封縣人）、劉瀟然（當時任重慶警備司令部參謀長，當時是登封縣國民黨區長），又在登封縣組織五縣（即長葛、新鄭、密縣、洧川、登封）聯防，準備日寇到豫中時，與之作游擊戰，並聘請及設法聯繫蕭子平、吳熙武（現任浙江省人民政府秘書主任）、馮汝為（現服務於重慶西南交通部計畫處）、鄒勵賢、郭嵐、季方、陳春藤、南西光等多人，至密縣作抗日準備工作。（以上情況均未向國民黨方面透露過一個字）。並又利用國民黨縣長陸建堂掩護工作，以便深入擴大地搞下去。當時全縣人民，均被發動，抗戰情緒，異常高漲。一九三九年，蔣介石又積極反共，本縣形勢隨之突為逆轉。至八月二日，因共產黨由洛陽向確山竹溝運書一擔，路經密縣牛店，不慎被反動派發覺扣押。於是全縣同志（如司樹森、郭嵐、張民權等），多被逮捕弄訊。這事是國民黨縣長孟祥霖與中統特務王壽山勾結起來搞的。我在縣中，從大革命時代到該時的十幾年中，與豪紳（如李家、胡家、牛家……）結有深仇大怨，他們都結合起來，乘機報復，向我攻擊。當時王、孟把我的勤務兵張合全交給他們審訊。張合全是二十多年我方鄭州市的常委，因當時組織被破壞，領導人被殺害，剩下了他，後來一直跟我好多年，無論如何，我也不能把他交給特務和貪官們去殺害。因此形勢緊急，我就出走鄭州，擬先見國民黨黨務專員張雨生（一怕他吃醋，說我不先見他，再則看他有什麼意見）。不料張雨生留我住在專署。後於九月初一，張合全偷來看我，他們一發現即鳴槍捕捉，張合全逃脫，我被送押於鄭州國民黨行政專員公署獄內。後於十月初又被他們押離鄭州，途經新鄭、許昌、葉縣、方城、南陽各縣監獄，解至鎮平縣國民黨省黨部調統室，因該室主任李敬齋，恨我以前在汴大選時不選他，而選蕭灑，故又把我押至鎮平縣監獄內。至此我才知道王壽山、孟祥霖是以“包庇共黨”、書寫“摧毀各級政府組織綱領”來陷害我的（關於“綱領”問題，是我當時痛恨蔣政權專橫獨裁，急於實行民主而寫的。因我出走，他們在我家查獲的。至今僅記得有一條是：“聯合甲長，反擊保長；聯合保長，反擊聯保主任；聯合聯保主任，反擊區長；聯合區長，反擊縣長，反擊省府”）。我對這個綱領，只承認是為反對“日”“汪”政權而寫，堅決不承認是為反蔣而作。因此李雅先，李敬齋對我無法問罪，但又不願放我。於是又用“危害民國”的罪名，把我解押洛陽第一戰區長官司令部。至洛陽，得悉我縣十二位同志（即司樹森等），被長官司令部宣判無罪，釋放回家。至陰曆臘月我也被宣判無罪，回至家中。一九四〇年正月十二日，天快明時，又審被貪劣派大批團隊，包圍了我的住宅，槍起四起，槍殺我二十三歲長子樊浩。並聲言我思想“謬誤”，應即勒送洛陽勞動營受訓，當時我拒不開門，死守屋中，聲言：“沒有保人決不出屋，即令燒房，也不出去”。相持一天至多半夜，保人陳鹿秋、楊傑臣由城到來，我的生命有了保障，才開門出來，被押送洛陽勞動營受訓。初到營中，谷效顏同志曾冒極大危險，到營中來探望我。張之朴同志也曾竭力奔走營救。後來又聽谷同志談，齊子久同志（當時任中委）曾叫袁胖子送給我一百元錢（？）因袁叛變，錢未送到，但我聞此卻很受感動。在營中所接近的進步人士有：魯桐、劉江凌、周南上、李林黛夫婦、王乃諾、劉回、黃河旋（後三人均系華僑）。在營中住了半年，因洛營改制（成了轉送機關），又把我和全營的人轉送西安勞動營。在營中經過許多曲折，我看“公開脫險”形式很難爭取，便毅然決然於臘月某日晨，溜出勞動營，至城內南四府街二十四號（？）我的姨甥王學曾處（王現住西安北關東新巷三十號菜園），丟掉拄了十多年的拐棍，帶起行李，坐上洋車，跑出西安，直奔秦都。這才算脫離了殘害進步分子、愛國志士，訓練人們消極抗日、積極反共的萬惡深淵——西安勞動營。去到距西安西南約二十五里的郭杜鎮，國民黨某補充訓練團，找到前密縣國民黨縣委蔡德安，暫求掩護安身。至次年（一九四一年）正月初，聞日寇西來，又微服東返，擬與周旋，不料至洛陽後，忽聞日寇停止西進，便想進城去找張之朴同志，因自己是逃犯，恐被人識破，不敢進城。又跑到嵩山北邊張的聖水煤礦找張。走到水車圓（？），聞知張不在礦上，無奈，才往許昌石固，投入蕭灑所辦的游擊實習第二團內潛伏。不久，隨該團至陝西華州，因該團被編散，我又潛回洛陽、許昌、長葛、新鄭、禹縣一帶，常和陳春藤、南西光、陳伯瑾、趙瑞符、胡建華、周悅然、王國鈞、蔡鴻業、鄭瑞生、鄭建中（小名成勛）等來往聯繫，直至一九四二年末（當時大旱災已形成）。一九四三年春，大旱災情嚴重，甚之形成人吃人。我既系逃犯，無處藏身，又無處吃飯，無奈，跑到魯山縣避難就食於楊式灝家中。楊被暗殺後，我又到魯山城北十八里段店開煤礦，藉以掩護同志和民眾（王乃斌、李星五、羅晗成）。後托原改組派趙守枝⑩與國民黨河南省主委鄧飛黃關說，潛入該黨部合作社供職，兼辦煤礦事業。這一階段，和谷效顏、趙宜人兩同志均過從頻密。一九四四年春，日寇至魯山，隨國民黨省黨部逃至內鄉縣赤眉城⑾。至秋季，討得國民黨省黨部及三青團河南支部的任命，和趙吉甫東返。（當時一切公務人員，多不敢去淪陷區，故我才能討得這種任命）。至滎陽、鄭縣、密縣、禹縣一帶，和挺進軍王國然聯合乾游擊隊。（當時和鄭建中密謀，先在王國然部下成立二十支隊——我們又名之為“雙十軍”，由任新治擔任隊長，然後再和皮定均同志的部隊聯合。）我和王拉到密縣南山後，又和王決定向國民黨省府方面要個大名義，並領取大批款項、子彈，以便東返後公開拉歸共產黨方面，於冬至日動身往赤眉城。一九四五年正月至赤眉城。結果王既沒討到大名義，也沒弄到大批款項，子彈也弄得太少。東返至禹縣後，見王這勢力日小，不惟丁營、王光亮支隊以及趙營等都叛變了他，或被解決，而荊乃桐支隊也拉走了。同時岳狗頭（名德功）也坐大，不聽王的指揮，而任新治的二十支隊，又公開拉歸共產黨方面，王的基本人所剩無幾（只有幾十人）。於是王以事不可為，決定回豫北。而我對當時形勢認識不夠，估計錯誤，以為不帶武力，而公開跑往共黨方面也貢獻不大。同時看著漢奸、反動團隊勢力還大，不易戰勝，於是沒有再和鄭建中、趙吉甫等取得聯繫，就在禹、鄭、寶、臨各縣潛伏並聯絡活動，以備後舉。（後悉，當時趙吉甫任共產黨滎陽縣長，鄭建中任密縣南縣長，任新治任密縣北縣長。）夏天又到盧氏縣朱陽關國民黨省黨部，復被派至西坪鎮至丁河一帶，擔任服務團名義，辦理設茶水站工作，僅一月又回朱陽關。不多天，日寇就投降，我一心爭著單獨東返，先到鄭州。當時國民黨省黨部代主委劉錫五，以我一人來往淪陷區，不無微勞，不好意思不給我以應付，故特給我以鄭州市黨部第三特派員名義（第一特派員是王壽山，系我們的直接對頭，沒到差；第二特派員安國鈞也是中統，負專責）。我當時不惟不能見到被他們所疑指為共產黨的名冊，連漢奸的名冊也不能見。且我的特派員名義，既不對外，連勤務員也呼喚不動。乾有兩三個月，即被調到開封省黨部文書科供職。一九四六年夏，被該省黨部載退，即到鄭州開煤廠。於一九四七年後季起，就又積極工作，受趙宜人同志的領導，和王國然進行“鄭州起義”事情。至一九四八年第一次解放開封時，王曾放槍起義（當時曾蒙唐亮司令員口頭誇獎），無奈，因岳得功索要大名義（如給孔從周同志那末大的軍職名義）未遂，私自逃跑，王又受其牽扯，同為逃出，以致未能與組織取得密切信任的聯繫。後來王雖拉歸我方，但“鄭州起義”終未表現出來。在鄭州這一段時間，我掩護過的同志，有鄭建中（是共產黨方面原密縣縣長，密縣人，是我培養起來的，被人槍殺於平漢路官亭車站附近）、鄭宜亭（密縣人，現任我縣超化區區長）、吳緘三（密縣人，現任開封省立婦女幹部會計學校教導主任）、張合全（他目下大約仍在新鄭西南柳莊）、申良、李末、張順卿等。多年以來，由我在密縣所領導的同志及民眾，被殺害的約有數百人，這也是我此生常引以為憤恨難忘的一件心事。一九四八年鄭州解放後，我仍在鄭州公安總局作秘密工作。至冬季，中原軍區運輸司令部設鄭州，李靜宜、谷效顏等同志陸續到鄭，多勸我從軍。我於一九四九年春，南下到舒城趕上李靜宜同志，即正式參加解放軍。旋即隨軍至南京，在南京交通接管委員會任秘書。後於約六月至南京公安部二外鼓樓站擔任外勤，至十月又到二野駐寧辦事處招待股任股長。於一九五〇年春隨軍來渝，經西南軍區分配我到招商局工作。約於九月，往交通職工消費合作社城區分社任負責人。一九五一年春，又回招商局，嗣後招商局被合併於重慶航務局，我就於四、五月間又擔任航務局合作社副主任兼經理到今天。一九五二年元月一日，航務局合作社擴大為航運合作社，我擔任主任兼經理。六月底，本航運社被合併於民族路合作社，我被調到那裡服務，但未到職。我的自傳暫寫至此為止。至於較詳細的歷史材料，在航務局，在重慶市聯社，都寫有數千字的材料，特此附明。一九五二年六月三十日，樊百全親筆書於重慶航運合作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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