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樂廣傳》是唐代房玄齡主編的一篇傳記。
基本介紹
- 作品名稱：樂廣傳
- 創作年代：唐代
- 作品體裁：傳記
- 作者：房玄齡
- 作品出處：《晉書》
作品原文,編者簡介,
作品原文
樂廣傳
樂廣，字彥輔，南陽淯陽人也。父方，參魏徵西將軍夏侯玄軍事。廣時年八歲，玄常見廣在路，因呼與語，還謂方曰：“向見廣神姿郎徹，當為名士。卿家雖貧，可令專學，必能興卿門戶也。”方早卒。廣孤貧，僑居山陽，寒素為業，人無知者。性沖約，有遠識，寡嗜欲，與物無競。尤善談論，每以約言析理，以厭人之心，其所不知，默如也。裴楷嘗引廣共談，自夕申旦，雅相欽挹，嘆曰：“我所不如也。”王戎為荊州刺史，聞廣為夏侯玄所嘗，乃舉為秀才。楷又薦廣於賈充，遂辟太尉掾，轉太子舍人。尚書令衛瓘，朝之耆舊，逮與魏正始中諸名士談論，見廣而奇之，曰：“自昔諸賢既沒，常恐微言將絕，而今乃復聞斯言於君矣。”命諸子造焉，曰：“此人之水鏡，見之瑩然，若披雲霧而睹青天也。”王衍自言：“與人語甚簡至，及見廣，便覺己之煩。”其為識者所嘆美如此。
出補元城令，遷中書侍郎，轉太子中庶子，累遷侍中、河南尹。廣善清言而不長於筆，將讓尹，請潘岳為表。岳曰：“當得君意。”廣乃作二百句語，述己之志。岳因取次比，便成名筆。時人鹹云：“若廣不假岳之筆，岳不取廣之旨，無以成斯美也。”
嘗有親客，久闊不復來，廣問其故，答曰：“前在坐，蒙賜酒，方欲飲，見杯中有蛇，意甚惡之，既飲而疾。”於時河南聽事壁上有角，漆畫作蛇，廣意杯中蛇即角影也。復置酒於前處，謂客曰：“酒中復有所見不？”答曰：“所見如初。”廣乃告其所以，客豁然意解，沈屙頓愈。衛玠總角時，嘗問廣夢，廣雲是想。玠曰：“神形所不接而夢，豈是想邪！”廣曰：“因也。”玠思之經月不得，遂以成疾。廣聞故，命駕為剖析之，玠病即愈。廣嘆曰：“此賢胸中當必無膏肓之疾！”
廣所在為政，無當時功譽，然每去職，遺愛為人所思。凡所論人，必先稱其所長，則所短不言而自見矣。人有過，先盡弘恕，然後善惡自彰矣。廣與王衍俱宅心事外，名重於時。故天下言風流者，謂王、樂為稱首焉。
少與弘農楊準相善。準之二子曰喬曰髦，皆知名於世。準使先詣裴𬱟，𬱟性弘方，愛喬有高韻。謂準曰：“喬當及卿，髦少減也。”又使詣廣，廣性清淳，愛髦有神檢。謂準曰：“喬自及卿，然髦亦清出。”準笑曰：“我二兒之優劣，乃裴、樂之優劣也。”論者以為喬雖有高韻，而神檢不足，樂為得之矣。
是時王澄、胡毋輔之等，皆亦任放為達，或至裸體者。廣聞而笑曰：“名教內自有樂地，何必乃爾！”其居才愛物，動有理中，皆此類也。值世道多虞，朝章紊亂，清己中立，任誠保素而已。時人莫有見其際焉。
先是河南官舍多妖怪，前尹多不敢處正寢，廣居之不疑。嘗外戶自閉，左右皆驚，廣獨自若。顧見牆有孔，使人掘牆，得狸而殺之，其怪亦絕。
湣懷太子之廢也，詔故臣不得辭送，眾官不勝憤嘆，皆冒禁拜辭。司隸校尉滿奮敕河南中部收縛拜者送獄，廣即便解遣。眾人代廣危懼。孫琰說賈謐曰：“前以太子罪惡，有斯廢黜，其臣不懼嚴詔，冒罪而送。今若系之，是彰太子之善，不如釋去。”謐然其言，廣故得不坐。
遷吏部尚書左僕射，後東安王繇當為僕射，轉廣為右僕射，領吏部，代王戎為尚書令，始戎薦廣，而終踐其位，時人美之。
成都王穎，廣之婿也，及與長沙王乂遘難，而廣既處朝望，群小讒謗之。乂以問廣，廣神色不變，徐答曰：“廣豈以五男易一女。”乂猶以為疑，廣竟以憂卒。荀籓聞廣之不免也，為之流涕。三子：凱、肇、謨。
凱字弘緒，大司馬齊王掾，參驃騎軍事。肇字弘茂，太傅東海王掾。洛陽陷，兄弟相攜南渡江。謨字弘范，征虜將軍、吳郡內史。
史臣曰：漢相清靜，見機於曠務；周史清虛，不嫌於尸祿。豈台揆之任，有異於常班者歟！浚沖善發談端，夷甫仰希方外，登槐庭之顯列，顧漆圓而高視。彼既憑虛，朝章已亂。戎則取容於世，旁委貨財；衍則自保其身，甯論宗稷？及三方構亂，六戎藉手，犬羊之侶，鋒鏑如雲。夷甫區區焉，佞彼凶渠，以求容貸，頹牆之隕，猶有禮也。平子肆情傲物，對鏡難堪，終失厥生，自貽伊敗。且夫衣服表容，圭璋范德，聲移宮羽，采照山華，布武有章，立言成訓。澄之箕踞，不已甚矣。若乃解衵登枝，裸形捫鵲，以此為達，謂之高致，輕薄是效，風流詎及。道睽將聖，事乖跰指，操情獨往，自夭其生者焉。昔晏嬰哭莊公之屍，樂令解湣懷之客，豈聞伯夷之風歟，懦夫能立志者也。
贊曰：晉家求士，乃構仙台，陵雲切漢，山叟知材。浚沖居鼎，談優務劣。夷甫兩顧，退求三穴。神亂當年，忠乖曩列。平子陵侮，多於用拙。樂令披雲，高天澄澈。
編者簡介
房玄齡，名喬，字玄齡，齊州臨淄（今山東淄博東北）人，唐代初年名相。他年輕時博覽經史，18歲時中進士，官拜羽騎尉。李淵起兵反隋後，他投奔了李世民，協助李世民經營四方，削平群雄，並參與策劃了玄武門之變．為貞觀之治的到來立下了功勳，李世民稱讚他有“籌謀帷幄，定社稷之功”。李世民即位後，房玄齡被任命為中書令，總領百司，掌管政務達20年，主持制定了唐初的律令、格敕和各種典章制度，並調整政府機構，精簡中央官員，為政府選拔了大量優秀人才。他任職期間善於用人，恪守職責，不自居功，後世把他和杜如晦作為良相的典範，合稱“房、杜”。唐太宗征高旬麗時，他留守京師，貞觀二十二年（公元648年）病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