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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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經歷
經邦濟世一英才
楊經才,字英才,鄞縣人,1906年出生於寧波江北岸職員家庭。楊唯讀了五年私塾,便學徒幫工,雖未進過現代學堂,但學識見解高出同齡人。遵從寧波人傳統,遠赴上海學徒,到美興保險行作練習生,雖出身寒微,生活清苦,但他“窮且益堅,不墜青雲之志”,不消沉,不怨天尤人,不放棄自己的理想追求。年歲漸長略窺招攬保險及查勘理賠門徑,從此踏上保險職業之路。為提高商務技能,他自學英文,練習打字,精研保險業務,年紀輕輕就成為能講解外文保險條款的“法師”。他謙言恭行,恪盡職守,二十多歲即擢升美興保險行經理。
掛美商招牌的“美興保險行”,實為美商保險之代理商。楊雖資淺卻有幹才,很受資方器重。儘管洋行職員薪水遠較華商店員為高,但中國殖民地化的空前危機讓他對服務外商職業之價值產生了懷疑,尷尬的身份,難言的況味,使他苦悶彷徨,思謀解脫之策,這成為他後來發起組建洋行華員愛國團體的最初誘因。1935年,美興保險行脫離美屬關係,員工及業務都合併到寧波幫天一保險公司門下,回歸民族保險懷抱。
楊先生胸懷大志,加盟天一保險與太平保險,憑藉豐富的實務經驗和深厚理論功底,拓展業務,創新險種,助力民族保險品牌的崛起。
楊深知中國保險業“導源歐美”,“所有一切章程單據,大率皆以英文為主”。由於中外經營理念與習慣迥異,英文保險條款往往脫離中國實際,而保險契約專業性強,即便精通英文者,也很難完全領會保險條款精義,凡遇利權爭執均以洋文為準,讓中國人吃盡苦頭。所以楊積極參與王效文、魏文翰等商事法專家發起的修訂保險法規大討論,贊成改用中文保單以及用國幣投保之主張,協助將外文條款翻譯成中文,形成保險行業函件、契約、契約等通行規範格式。他主張用現代管理理念消弭內耗低效,諸如採用改良中式賬簿,建立新會計制度,嚴管保險經紀人,限制保費折扣的舉措,都摸準了華商保險公司的經絡命門。
他對外商濫跌保價,濫放回佣之伎倆十分明瞭,對挽回利權杜絕漏卮之必要有著深切感悟。他力主要擺脫外商保險勢力的打壓,需先解除對外商的依賴,他與志同道合者守正創新,謀求聯建再保險來打破外商壟斷,期望抱團壯大力量,讓民族保險業在逆境中贏得些許尊嚴。他力倡向華商公司投保,實業救國,現身說法不願再為洋商經理保險,以行業自覺表達利益訴求以及家國情懷。
“民主幹城”,共襄國難的責任擔當
楊經才勇立潮頭,成為上海民主救國事業著名領袖,為把抗日救亡推向全國做出了貢獻。
“九一八”後,楊經才與虞心炎、盧馥等洋行華員,以“鑒於亡國之前車,願為先驅,共赴國難,殲此暴敵,以雪國恥”為宗旨,發起組織了“上海洋行華員抗日救國會”,楊是創會理事長,會員最多時達1900人,骨幹成員有200多人。
1932年“一、二八”淞滬抗戰爆發,中國駐軍奮起抵抗,屢挫敵鋒,軍民同仇敵愾,楊協助文藝團隊進行抗戰宣傳,籌募捐款及軍需物資,救助傷兵,慰恤難民;舉辦日商洋行華員退職登記,幫其介紹新職業,為的是不讓愛國人士蒙受經濟損失;這些戰地服務,既支援了前線,救助了飽受戰火荼毒的同胞,又讓會員們在鬥爭中經受了鍛鍊,提高了覺悟。
5月31日,馬相伯、宋慶齡、何香凝、沈鈞儒等在上海倡議成立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凡遇重大事件紀念日都會盛大遊行,發表演說,發動社會各界“有錢出錢,有力出力”,掀起抗日救國示威高潮。楊先生是積極支持者和後勤保障者,連救國會領導人聚集謀劃場所也選在美興保險行經理室。
據文獻載,沙千里牽頭與楊經才、王紀華等在浦東同鄉會先後三次開會,決定組織上海職業界救亡協會,9月12日成立時有團體會員28個,洋行華員俱樂部、銀錢業業餘聯誼會、保險業業餘聯誼會、蟻社、海關華員俱樂部、租界工部局華員俱樂部、精武體育會、中國職業婦女俱樂部、益友社、立信會計同學會,其他還有煤業職員聯誼會、中華商務生活書店職員會、百貨業、絲廠業、雜糧業、新藥業等多個團體,輻射的會眾有幾萬人,聲勢浩大。楊經才與沈鈞儒、沙千里、潘仰堯、李文杰一樣,同為上海職救會實際負責人,擔負著全國救國會執行委員之重任。
1936年夏秋之際,中共地下黨決定改變鬥爭策略,推動各行各業成立民眾性聯誼團體,在中共黨員石志昂、王明揚的鼓勵下,楊經才與楊延修一起,推動原“洋行華員救國會”創辦人虞心炎、盧馥等出面,發起籌組“上海洋行華員聯誼會”,舉辦時局形勢報告、社會科學及哲學問題講座、還有各種慈善募捐、文體娛樂活動,組織部分進步分子參加義勇軍訓練(到1938年4月,更名為“上海市華聯同樂會”)。
1936年11月,上海七家日商紗廠工人舉行大罷工,救國會迅即成立“後援會”,楊先生印發募捐簿組織各團體將捐款換成米票(每張可向米店兌取1斗大米),通過罷工機構分發給工人以維持家計,鼎助罷工。為此,楊先生傾其所有,還以“無國哪有家”“亡國更無家”的道理說服妻子俞秀蘭,將私蓄存摺和陪嫁壓箱的800銀元拿出來,購入雷士德學堂附近米店米票,托人分發給工人,勉勵大家堅持到底。
紮根大後方,開拓保險市場
11月上海淪陷,早列日寇黑名單的楊經才被日特緝捕,僥倖從曬台經鄰居家逃脫,上海無處安身,撤往大後方。事出突然,家人陷於驚懼不安和憂憤痛苦中。他隱姓換名搭船去香港,轉赴武漢,在漢口的幾個月里,他與救國會領導人相聚一起籌劃統一戰線事宜,有幸與周恩來鄧穎超相識,過從甚密,在武漢淪陷前撤往重慶。
特殊的戰爭環境,改變了大後方的保險生態:人命不值錢,經營壽險的公司只有五家,業務量萎縮,而貨物遇險較多,商家多願投保,財險市場興旺,險種繁多,短時間裡財險公司增至20多家。楊經才初到重慶,被利昌公司委以要職,數月後為丁雪農知悉,他說“保險界的有數人才,不能任他外流”,囑請楊來太平保險,聘任楊為重慶分公司副經理。當時利昌還不肯相讓,兩家關係為此搞得很僵。等在太平公司安頓下身心,棄家逃亡的妻兒千里迢迢追隨,顛沛流離抵達山城,全家先在太平宿舍里蝸居。
為協調同業,化解糾紛,謀求發展,1938年底,重慶保險行業同人籌組保險同業公會,楊經才是積極發起人,1939年2月1日,經重慶市社會局批准成立,主任委員金遜庵(太平保險重慶公司經理),楊經才與陳曉鐘當選常務委員,實際負責會務,會址設在道門口49號,公會內設費率委員會,下分火險、運輸險、壽險各組,全面協調各險種費率,解決各會員公司之間的分保及攤賠糾紛難題,楊是主要業務顧問。
立穩腳跟,楊經才同重慶各界名流有了較多交往,像沈鈞儒、沙千里、史良、章乃器、胡子嬰、羅叔章等民主人士經常在他位於老君洞寓所里聚會,鬧中取靜,議論國事,史良還一度搬到楊宅來與女兒楊良芳同住,讓女兒叫她寄爹,直到老君洞為日寇飛機炸毀,才被迫搬遷到南岸黃角埡山上。
1942年3月8日,楊經才與談峻聲等發起創建中興保險公司,親任總經理,董事長為湯筱齋,設址第一模範市場28號,資本總額300萬元,經營財險,公司規模雖不大,分支機構遍及大後方多個省份,為開拓民族保險市場付出了努力。在中興保險公司任總經理時,楊經才曾經感慨:“中國的再保險,一直操在洋商保險公司手裡,中國的保險公司,充其量不過是洋商公司的經紀而已。”
參與廣大華行改組,發起成立民安保險
值得濃墨重彩的是,楊先生任廣大華行董事長創建了民安保險公司。
早在抗戰爆發初期,在上海從事西藥醫療器械經銷業務的廣大華行就成為中共地下黨聯絡點,其創辦人盧緒章、楊延修、張平在1937年至1938年間先後加入了中國共產黨。1940年初,黨中央為開闢大後方秘密工作,指派盧緒章去重慶,以經商為掩護,按照“隱蔽精幹,長期埋伏,積蓄力量,以待時機”方針,肩負起“蒐集秘密情報、為從事地下工作的領導同志建立交通安全線、為黨中央籌措經費”三大任務,要求保持極端秘密狀態,不公開參加政治活動,通過商業經營,盡力提高社會地位和聲譽,以備政治形勢惡化,黨的第一線(指八路軍辦事處及《新華日報》社等黨的公開機構)、第二線(指各省市設立的地下黨組織)秘密機構遭到破壞時,能擔負第三線掩護任務。為安全起見,在組織上受南方局和周恩來直接領導,不與地方黨組織發生聯繫,史稱中共第三條秘密戰線。
1941年10月,廣大華行改組,遷渝開業。為解決啟動資本嚴重匱乏困難,盧緒章找到楊經才,希望藉助楊的人脈擴股,籌集到楊經才、盛棣華、汪石清等18戶(以前上海美興保險行的川幫客戶)計105萬元股款,解決了遷渝後的資金瓶頸,趕在1月15日前收齊股銀,實現了擴股計畫。5月24日,新舊股東計29戶在重慶市民權路召開廣大華行改組股東會,修改公司章程,楊經才與盧緒章、楊延修、鄭棟林、盛棣華、談峻聲、陳鶴當選為董事,汪石清、金少雲、盧金璈為監察人,之後在董事會議上經盧緒章提議,公推楊經才為董事長,盧緒章為總經理,楊延修與鄭棟林為協理。
盧作孚既有官場背景,能疏通各方關係,又有在川創辦民族工業的輝煌業績,有強大號召力,且他已是太平保險、興華保險的董事,熟悉保險業運營,故籌備十分順利。經商定由楊經才盧緒章代表廣大華行,盧作孚代表民生實業,各負責籌資50%,股本總額1000萬元。取名“民安”,是因為“該公司之職責應側重於人民物資之安全保障”。
1943年6月,民安保險董事會成立,選舉盧作孚為董事長,聘楊經才為總經理,盧緒章為副總經理。民安保險在福鈺銀行大樓開業,主要經營海上保險、木船貨運、航空運輸、水陸聯運、汽車、郵政包裹保險等業務。
開業伊始,民生實業公司不僅將旗下60餘艘船運輸險業務交給民安,還說服中國糖業公會將製糖廠水火險運輸險交由民安承保,構成民安的主要業務來源。在楊經才盧緒章悉心經營下,市場不斷擴展,在重慶、昆明設分公司,在成都、貴陽、西安、自貢等地設分支代理機構。
精神不死,典範常存
楊先生身兼三家保險公司總經理重任,不敢稍有懈怠,他夙夜在公,忘我工作,同儕輔助,保險業務蓬勃發展,為保障大後方經濟發展人民生活,做出了貢獻。但他的廢寢忘食,超負荷付出拖垮了他的身體,罹患高血壓,兩次中風,健康狀況堪憂。
1944年12月1日,楊經才不幸猝逝,年僅38歲,畢生從事保險業,壯志未酬身先老,在事業的高峰期匆匆離世,中國保險史留下了遺憾。天惜英才天落淚,人哀俊傑人傷心,救國會領導及保險界同仁無不悲慟,商定公祭,並提前在重慶《大公報》上刊登啟事。
追悼會主祭人沈鈞儒,“公祭啟事”云:“今日我國保險業之能粗具規模,多出先生之力”。不請自來送別的業內業外人士無不扼腕潸然,獻花致敬,悲壯激昂,備極哀榮。
楊先生去世後,董事會推盧緒章繼任總經理,廣大華行遷回上海後,對民安保險、民孚公司、民益公司等數十家企業進行了擴股增資。1951年在社會主義改造熱潮中,紅色出身的香港民安保險公司劃歸中國人民保險公司領導,事實上變身為人保的海外公司。
如果楊先生泉下有知的話,肯定會深感欣慰,當年篳路藍縷、勵櫛風沐雨的太平與民安,早已融為一體,他與保險先賢共同成就了馳譽中外的金融品牌——中國太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