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 中文名：楊扶青
- 國籍：中國
- 出生地：河北樂亭
- 出生日期：1891年5月10日
人物生平,人物評價,
人物生平
楊扶青，名永興，字扶青（輔卿）。1891年生子樂亭縣三合莊鄉楊崗子村一個富有之家。受父親振彩樂善好施、仗義疏財的影響，扶青早年即產生為國為民 之信念。他于樂亭縣官立高等學校畢業後，考入灤州師範學校，未入學即復考入天津水產專科學校。1917年，因學習成績優異，被選送日本東京水產講習所公費 留學。當時正是祖國內憂外患的嚴重關頭，出於為國家為民族爭氣之目的，挾青聯合留日學生李峰等人於東京建立進步團體“新中學會”，以聯絡感情．砥礪品行， 闡明學術，運用科學方法刷新中國為宗旨。以“赤心”為會徽，表示赤膽忠心，為國為人民。並與由李大釗發起的“少年中國學會”結為友會。在此期間，扶青認識 了大釗和周恩來同志，思想深得奮發，胸襟日益開闊，為以後的革命實踐奠定了思想基礎。在留學日本4年中，他看到日本實業發達。國家富強，認識到我國貧弱受 欺的原因之一是實業不振，於是決心帶頭振興中華實業。1920年回國後。先後集資20萬元，與學友張子綸（樂亭蓮花池人）在盛產水果、海昧的昌黎，創力了 一家罐頭食品公司，得到大釗和周恩來同志的贊同和支持，扶青任經理兼技師，張子綸任副經理。新中學會”也加入了若干公股，因此將公司命名為“新中罐頭公 司”。在天津、瀋陽、長春、哈爾濱、營口等處也設有分公司。
扶青由衷同情革命，對大釗同志從事革命活動非常關注。1924年大釗受北洋軍閥 政府的通緝，化裝來昌黎縣五峰山避難不久，接到黨中央通知，由他任中共首席代表，率代表團赴蘇聯莫斯科出席共產國際第五次代表大會。當時北方黨組織活動經 費很困難，為赴蘇代表團籌措經費無著，經和黨組織研究，決定請扶青的“新中公司”予以資助。大釗在赴哈爾濱途中，於昌黎下車，向扶青說明情況，扶青立即親 筆寫信給新中公司哈爾濱分莊（分公司），請付銀元五百元。當時風聲非常緊張，昌黎縣城也一反常態，警特密布，扶青冒著極大危險親自掩護大釗同志登上開往哈 爾濱的火車。1927年，當扶青得知大釗在京遭搜捕時，竟冒險到其秘密住處看望。大釗被捕後，出錢出力設法營救。
“九·一 八”事變後，日本侵略軍開始向關內推進，昌黎新中罐頭公司被迫停業。為了工廠不被敵人利用，公司將全部機器拆卸運往北京。1936年，扶青受紅十字會會長 的邀請，在北京接辦了熊希齡所主辦的香山慈幼院附設的“慈型機器廠”，任經理。該廠規模很大，有機械、紡織、地毯、紐扣、泥人等11個分廠。1937年 “七·七事變”後，扶青將該廠交與宋化如、王向辰主持，南下參加抗戰。他四處奔走，勸募財物，將托鄒韜奮所主辦的《上海生活同刊》社轉交東北義勇軍、支援 了愛國志士們的抗日鬥爭。在抗戰期間，為克服物資和武器短缺的困難，他主張採用合作社方式，動員後方人力物力，從事工業品和簡單的武器生產，支持游擊戰 爭。1938年在武漢成立“中國工業協會”、宋慶齡擔任名譽理事長。該協會是在扶青積極協助下成立的，符合當時抗戰的需要。得到中共地下黨和周恩來的關 懷。1939年，扶青和黃炎培、楊衛玉等在桂林成立“職業介紹所”，以解決從淪陷區逃難的學生和教職員工的就業和生活問題。1940年，他又受委託組組領 導“傷兵之友社”，以解決從前線退回的傷兵的生活問題，並以“中華營造廠”名義捐款300元給予資助。同時又在桂林辦“難民招待所”。扶青為救濟難民，由 “中華營造廠”撥出一部分救濟金，作為招待所的糧食款。又從總公司撥出1000元為難民蓋棚房和製做棉衣、棉被。1943年扶青任中國工業合作協會理事、 組辦培黎學校，培養青年徒工，先後培養出六七百名中等技術人員。
扶青對女子教育和職工教育事業十分熱心。他一向反對“女子無才便是德”的封 建思想。民國初年，他在家中自建校舍，聘請教師創辦一個女子私塾。1935年正式命名為“懿賢女子學校”。他對私人辦學非常支持、為昌黎匯文中學捐助資 金，並任該校董事會主席。還擔任樂亭縣汀流河〈劉家〉尚義女中的校董。為了提高職工文化和思想水平以及解決職工子弟入學問題，在興辦“新中公司”的同時， 興辦“新中國小”和職工業餘學校，招收職工子弟和附近居民兒童免費人學。1924年，扶青參加了黃炎培聯合當時教育界、實業界有志之士創立的“中華職業教 育社”，以後任該社常務理事。該社於1924年組建“中國民主政團同盟”，1945年創建“民主建國會”。扶青都積極參加其組建活動，還參加了反蔣的“同 濟”組織。在抗戰時期．他隨同黃炎培、江問漁等遠涉西南後方，經過實地調查研究，決定在桂林設立“中華職業教育社”分社，他擔任分社社會服務部的負責人。 “職教社”所提出的“使無業者有業．有業者樂業”、“為國家效用”的主張深得人心，對推動愛國民主運動，促進社會進步，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1945年日本投降後。 扶青任華北接收水產物資專員。1946年任天津墾業農場副場長。1948年任上海管理處專員兼高雄廠務籌備處主任，曾到台灣高雄考察漁業生產情況，但看到 台灣局勢緊張，事不可為，乃搭乘台灣開出的最後一批船隻回歸大陸。到上海後，貧困交加，無力北上，周恩來得知後立即派人接他到北平。1949年新中國誕生 後，扶青任中央政務院參事室參事。1950年兼任河北省水產局局長、農業廳和商業廳副廳長。1960年任水產部副部長。曾當選為第五屆政協全國委員會委 員，河北省人民政府委員，河北省人民委員會委員，河北省第二屆人民代表，第二屆、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中國民主建國會中央委員及民建河北工作委員 會副主任委員。
1978年2月22日，扶青於北京友誼醫院逝世，享年87歲。
扶青由衷同情革命，對大釗同志從事革命活動非常關注。1924年大釗受北洋軍閥 政府的通緝，化裝來昌黎縣五峰山避難不久，接到黨中央通知，由他任中共首席代表，率代表團赴蘇聯莫斯科出席共產國際第五次代表大會。當時北方黨組織活動經 費很困難，為赴蘇代表團籌措經費無著，經和黨組織研究，決定請扶青的“新中公司”予以資助。大釗在赴哈爾濱途中，於昌黎下車，向扶青說明情況，扶青立即親 筆寫信給新中公司哈爾濱分莊（分公司），請付銀元五百元。當時風聲非常緊張，昌黎縣城也一反常態，警特密布，扶青冒著極大危險親自掩護大釗同志登上開往哈 爾濱的火車。1927年，當扶青得知大釗在京遭搜捕時，竟冒險到其秘密住處看望。大釗被捕後，出錢出力設法營救。
“九·一 八”事變後，日本侵略軍開始向關內推進，昌黎新中罐頭公司被迫停業。為了工廠不被敵人利用，公司將全部機器拆卸運往北京。1936年，扶青受紅十字會會長 的邀請，在北京接辦了熊希齡所主辦的香山慈幼院附設的“慈型機器廠”，任經理。該廠規模很大，有機械、紡織、地毯、紐扣、泥人等11個分廠。1937年 “七·七事變”後，扶青將該廠交與宋化如、王向辰主持，南下參加抗戰。他四處奔走，勸募財物，將托鄒韜奮所主辦的《上海生活同刊》社轉交東北義勇軍、支援 了愛國志士們的抗日鬥爭。在抗戰期間，為克服物資和武器短缺的困難，他主張採用合作社方式，動員後方人力物力，從事工業品和簡單的武器生產，支持游擊戰 爭。1938年在武漢成立“中國工業協會”、宋慶齡擔任名譽理事長。該協會是在扶青積極協助下成立的，符合當時抗戰的需要。得到中共地下黨和周恩來的關 懷。1939年，扶青和黃炎培、楊衛玉等在桂林成立“職業介紹所”，以解決從淪陷區逃難的學生和教職員工的就業和生活問題。1940年，他又受委託組組領 導“傷兵之友社”，以解決從前線退回的傷兵的生活問題，並以“中華營造廠”名義捐款300元給予資助。同時又在桂林辦“難民招待所”。扶青為救濟難民，由 “中華營造廠”撥出一部分救濟金，作為招待所的糧食款。又從總公司撥出1000元為難民蓋棚房和製做棉衣、棉被。1943年扶青任中國工業合作協會理事、 組辦培黎學校，培養青年徒工，先後培養出六七百名中等技術人員。
扶青對女子教育和職工教育事業十分熱心。他一向反對“女子無才便是德”的封 建思想。民國初年，他在家中自建校舍，聘請教師創辦一個女子私塾。1935年正式命名為“懿賢女子學校”。他對私人辦學非常支持、為昌黎匯文中學捐助資 金，並任該校董事會主席。還擔任樂亭縣汀流河〈劉家〉尚義女中的校董。為了提高職工文化和思想水平以及解決職工子弟入學問題，在興辦“新中公司”的同時， 興辦“新中國小”和職工業餘學校，招收職工子弟和附近居民兒童免費人學。1924年，扶青參加了黃炎培聯合當時教育界、實業界有志之士創立的“中華職業教 育社”，以後任該社常務理事。該社於1924年組建“中國民主政團同盟”，1945年創建“民主建國會”。扶青都積極參加其組建活動，還參加了反蔣的“同 濟”組織。在抗戰時期．他隨同黃炎培、江問漁等遠涉西南後方，經過實地調查研究，決定在桂林設立“中華職業教育社”分社，他擔任分社社會服務部的負責人。 “職教社”所提出的“使無業者有業．有業者樂業”、“為國家效用”的主張深得人心，對推動愛國民主運動，促進社會進步，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1945年日本投降後。 扶青任華北接收水產物資專員。1946年任天津墾業農場副場長。1948年任上海管理處專員兼高雄廠務籌備處主任，曾到台灣高雄考察漁業生產情況，但看到 台灣局勢緊張，事不可為，乃搭乘台灣開出的最後一批船隻回歸大陸。到上海後，貧困交加，無力北上，周恩來得知後立即派人接他到北平。1949年新中國誕生 後，扶青任中央政務院參事室參事。1950年兼任河北省水產局局長、農業廳和商業廳副廳長。1960年任水產部副部長。曾當選為第五屆政協全國委員會委 員，河北省人民政府委員，河北省人民委員會委員，河北省第二屆人民代表，第二屆、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中國民主建國會中央委員及民建河北工作委員 會副主任委員。
1978年2月22日，扶青於北京友誼醫院逝世，享年87歲。
人物評價
扶青一生為人慷慨，樂於助人，特別是扶持青年方面更是人所共知。他早在日本留學時，常常用自己的公費幫助私費留學而經濟困難的學友。他對周恩來同志獻身革 命事業尤為欽羨，奉為良師益友，並將自己公費的一半給當時經濟困難的周恩來，以支持其革命活動。他在昌黎“新中公司”時見到學徒中有培養前途者，不論親疏 遠近，是否親友子女，都送到匯文中學去學習。由他資助入學者不計其數。在抗戰期間，於西南大後方，時常通過李公朴、聞一多教授向西南聯大介紹學生，並資助 許多青年報考廣西大學及其他大專院校。扶青引導青年走革命道路，通過他幫助去延安的革命青年有幾十人。有一次，他經過緊張安排，一天就輸送30多人去延 安。他還將遠離家鄉的青年邵銳（樂亭縣三合莊人）從桂林親自送到重慶曾家岩“周公館”，交給了周恩來輾轉送往延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