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一龍，字應圖，號孟河，明弘治十二年（1499年）生於江蘇溧陽甓橋馬家村。嘉靖七年（1528年）中進士，被選為翰林院庶吉士，又選授南京國子監司業。他才華橫溢，能詩善文，特擅長書法。他的書法功底紮實，雄渾有力，在當時的影響很大。據北京圖書館內珍藏的古籍《馬一龍文集》（共26卷，1460頁）中記載：馬一龍在京城翰林院時被委派參與泰山祭祀，現泰山頂上的“至此始奇”和“岩氣象”二處石刻均為馬一龍所書。他的書法在古人的基礎上不斷創新，與張汝弼、楊秘圖等名流風格相近，形成獨特的流派，並自稱為“梅花體”，對當時全國書壇影響極大。
基本介紹
- 中文名：梅花體
- ：馬一龍
馬一龍與他的“梅花體”
馬一龍的書法，以草書見長，世稱“梅花體”、“龍蛇體”。所謂“梅花體”，是指結字如梅花，有大有小；有開有合；有俯有仰；千姿百態。布局上有疏有密，參差不齊，無行無列，自由自在。這種風格從古有之，唐人張旭、懷素被稱作“顛張狂素”；清人鄭板橋的書法如“亂石鋪街”，世稱板橋體。所謂“龍蛇體”，顧名思義，是指章法靈動，書寫快速，有驚蛇入草之勢。從馬一龍傳世的草書《千字文》石刻、《廣惠庵碑》石刻等來看，馬一龍的草書無疑是師承張旭、懷素，又直追明代前賢祝枝山，且自出新意。其點畫放狂不羈；結體大小懸殊，左顧右盼；章法無行無列，可謂滿章雲煙。表現其粉碎和占有一切空間的強烈願望。狂草之難，誠如當代著名書法家沈鵬先生所言：“需要膽識和才略”。清人康有為曾言：“能移人情，乃書之至極”。書法作品的感染力既取決於作者的創作激情，又體現於觀摩者的視覺感受。當我們欣賞到馬一龍的這些情真意切，毫無作作的草書作品時，確實是一種美的享受。
藝術的創新，總要引起社會的爭論，於是褒貶不一，見仁見智。明嘉靖年間書家豐坊在《書訣》一文中對馬一龍讚許有加；清道光年間著名書法評論家朱和羹在《臨池心解》一文中也對馬一龍的中鋒筆法加以評述。現代書法評論家朱萬章在《扇面書法與明代書壇》一文中寫道：“他的‘行草扇面’受到懷素的薰染，筆走龍蛇，不拘繩墨，論者謂其‘奇怪為書法一大變’，可謂道出其書法之特色。”
對馬一龍書法提出批評的也大有人在，其中較為突出的有明末著名評論家項穆，在《歷代書法論文選》所著的《書法雅言》一文中有這樣一段：“後世庸陋無稽之徒，妄作大小不齊之勢，或以一字而包絡數字，或以一傍而攢簇數形，強合鉤連，相排相紐，點劃混沌，突縮突伸。如楊秘圖、張汝弼、馬一龍之流。且自美其名曰梅花體”。被他抨擊的楊、張、馬三人都是明代活躍在書壇的名流，文章雖以貶言惡語相加，也足以說明馬一龍的書法在當時的影響之大。另一方面，從項穆的批評中，我們可以想像到，明末出現了注重傳統的大書家董其昌，由於官位顯赫，追隨者眾多，項穆也屬其中。對先前50年的創新書風如此批評，完全是情理之中的事。後又因清康熙皇帝的推崇，董體幾乎影響了整個清代，直到清末康有為倡導“揚碑抑貼”，才使董其昌的書法又遭到一落千丈的厄運。這無疑是馬一龍書法藝術漸漸被人遺忘的歷史原因之一。
據史記載，我市城鎮、甓橋、茶亭、胥渚、青龍洞等地都曾留有馬一龍的石刻。筆者所見所知的僅存別橋的《廣惠庵碑》石刻、“石井欄”石刻、溧城鎮的《千字文》石刻。我們認為，馬一龍的草書無論在明代還是今朝，都不失大家風範，尤其是他“橫而不流”的創新意識和敢於嘗試的“梅花”精神將永遠值得後人借鑑與學習。
附屬檔案：
草書《千字文》節選（首次公開發表）
草書扇面“馬一龍自作詩一首”（2005年《書法叢刊》第二期刊登，原件現藏於廣東省博物館）。
扇面詩作釋文：
桃花李花開滿枝，花下逢君一賞之；愁見故人頭髮白，為看明月酒杯遲。蒼生不起謝安石，繡句空傳杜拾遺；莫向東風問訊息，池塘春草正生時。
花下逢長山一首孟河一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