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日記

基本信息

在與最高領袖發生“雅量之爭”那年，即1953年的最後一天，梁漱溟以這樣的文字為當天的日記收尾：“你這一輩子作過什麼好事？”

梁漱溟自早年起即有記日記的習慣，但因各種原因迭有散失，比如20歲前後傾心出世閉門研讀佛典時期的《楞嚴精舍日記》，在抗戰時期留存於北京故居，被人當廢品賣掉了；“文革”抄家更是致使6年的日記全部丟失，4年日記嚴重殘損。不過即便如此，劫後餘生的日記仍有近80萬字，始於1932年，終於1981年，前後跨越50年。2014年8月，這些日記經重新校勘，首次以全本單行的形式由世紀文景出版。

梁漱溟的日記為個人備忘之用，詳細記錄了數十年的個人行止，因其原始、真實而具有不可替代的價值。1950年代初，著者暫居於頤和園，常與三五友人聚談，爬山、划船次數之多連著者家人都極為驚訝；為撰寫書稿，著者多次前往北京圖書館查閱資料，常於凌晨早起寫稿，除夕、春節節日亦筆耕不輟；晚年為與衰老作鬥爭，“力行不搭車之決定”，外出多賴步行，每日堅持練太極拳；諸如此類生活細節，在日記中都有記錄。梁漱溟被後人冠以“最後的儒家”“現代新儒家三聖之一”等桂冠，而他本人則說其前生是個和尚。在著者日記中常有茹素、抄寫佛經、閉關習靜的記載；“文革”抄家後著者被罰掃街，歸後寫下偈語“一聲佛號觀世音，聲聲喚醒自家心……”，夫人陳樹棻去世後，連續數日為之誦《地藏經》，日記的記載可證著者確有佛徒之一面。

“獨立思考，表里如一”不僅是梁漱溟的自我評判，也為後人所公認，其率真無偽、反躬自省之誠在日記中多有表露。梁漱溟多次公開表示負有“為往聖繼絕學”的歷史使命，在日記中也常見這樣的自我期許：“我於當前中國建國問題及世界文化轉變問題，自覺有其責任，更無第二人代得”，“對於此一時代我所負的任務或使命（即作中西之間或資本主義社會到社會主義社會之間作思想學術的橋樑）尤為一生心事所在”，“念及余所負歷史使命之重大”，“又念東方古人（佛法、儒學）所明不為今人所曉，有能以曉之者，今日非我乎？自解放以來，國事已上軌道，我無所用其力，而時會恰好安排我用其力於此一任務，豈可玩忽？”為此，著者不時勉勵自己“以如此菲材，值如此運會，不可免地有其艱難險阻，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要當目不旁視，心不旁用，好好負起歷史使命而行”；日記中時見梁漱溟所作的自我反省：“浮誇不實，多所等待，……與可憐的世俗蠢人無異”，“自欺自昧，騙人騙己。……終日在自己所謂責任（其實是意氣承當）及一些世俗趣味上混日子”，“夜醒後思年來俗念盈胸，沒出息到家”，“我一生得力在處處‘有自己’，然而今日最大病痛亦正在脫不掉個人主義，‘不能沒有自己’”，“有人糾正，思之不能釋然，小氣極矣”。由此可以理解，著者甘冒生命危險，堅持巡視抗戰敵後游擊區八個月之久；在常被稱為荒廢了特殊歲月中，卻撰就了《人心與人生》《東方學術概觀》等傳世之作；遭全國性大批判，而能傲然宣稱“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此類所謂傳奇，於梁漱溟自身而言，不過是其踐履篤實的生活常態。

梁漱溟日記也是20世紀中國諸多重大事件的見證。1939年，梁漱溟深入華北敵後游擊區，親見民眾生活之苦，及國共兩黨的摩擦日劇，萌生組織調停兩黨衝突共同抗敵的組織，這在日記中有清晰的記錄。新中國成立後的土地改革、過渡時期總路線、“文革”抄家批鬥、紅衛兵遊行、“外調”、“批林批孔”、新憲法的討論等等，著者多曾親歷或有見聞，有的甚至是事件的中心人物，日記中對此或詳或略或直接或間接都有述及。為便於讀者了解日記的背景，編者特意撰寫了提要與解說性質的文字若干，並附有同年國內或國際大事舉例，刊於當年日記之前；編者修訂及增補的600餘條注釋，及新編制的近2000條主要人名索引，使書稿的閱讀更為便利。值得一提的是，全新單行的《梁漱溟日記》附有數十幅首次公開的梁漱溟私家照片，其中不乏著者早年各地講演“東西文化及其哲學”，考察山西村政，1949年迎接北碚解放，1973年參觀毛澤東故居等等珍貴的歷史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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