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塔亞那

桑塔亞那

參見詞條“喬治·桑塔亞納”。喬治.桑塔亞那(George Santayana 1863~1952)是美國批判實在論的倡導者。他原籍西班牙,幼年時移居美國,年輕時在哈佛大學學習,獲博士學位,並在該校任教。後返回歐洲,先後在西班牙、英國、法國和義大利等地居住,1952年逝世於羅馬。他的主要哲學著作除與他人合著的《批判實在論論文集》(1920)外,還有《懷疑主義和動物信仰》(1923)、《存在的領域》(1927~1940)等。桑塔亞那的哲學思想從懷疑論出發,主張懷疑一切,甚至懷疑笛卡兒的“我思”。但是他認為,只有兩種東西無可懷疑,那就是人們知覺中的“直接材料”(感性材料)和“本質”(抽象的概念或形式)。他舉例說:人們仰觀新月,有人把它看成是“天火”、有人把它看成是“仙女”、有人則把它看作是“衛星”,等等。儘管各人所見不同,但是它們都是由具體的直接材料和抽象的本質(如天火、仙女、衛星等等的形式)這兩者構成,都是清楚明白,無可懷疑的。他從此出發,反對新實在論的“直接呈現說”。他斷言:認識的內容與認識對象並不如新實在論者所認為那樣是一個東西,而認識的過程也不是外在客體直接進入人腦的“直接呈現”過程,而是認識主體通過“本質”(抽象概念)的中介認識客體的過程,由於中介的歪曲,人的認識不僅有可能產生錯誤,而且根本不可能獲得客體的真相,從而陷入了不可知論。

基本介紹

  • 中文名:桑塔亞那
  • 國籍:美國
  • 出生日期:1863
  • 逝世日期:1952
簡介,主要著作,

簡介

在本體論方面,桑塔亞那肯定“本質”(即脫離具體事實的抽象的概念或形式)的客觀存在,從而把“本質”本體論化,即認為除了存在著客觀的物質世界之外,還存在著客觀的抽象的“本質世界”,因此人們稱他的這種批判實在論為“本質的實在論”。他並在此基礎上提出了關於四個“存在領域”的學說,斷言宇宙間有四個存在領域:本質領域、物質領域、真理領域和精神領域。
桑塔亞那斷言:“本質領域”是最高的實在領域,它是各種抽象的本質的統一,它永恆地存在於時間空間之外。不言而喻,這是柏拉圖的理念論的說教。
桑塔亞那所說的“物質領域”就是現實的物理世界。他認為,作為物理世界的物質領域依存於本質領域,因為沒有本質或形式,物質就無法呈現。他斷言物質領域處於時間和空間之中,它是偶然、無常和易逝的。它獨立於人的意識之外,是不可知的。因為意識對物質的認識必須通過“本質”的中介,而“本質”是認識物質本來面目的屏障。他肯定物質的客觀存在,但是又斷言這僅是一種“動物的信仰”。因而他說:“我不想了解什麼是物質自身。”
塔亞那的第三個存在領域是“真理領域”。他宣稱真理就是關於物質或存在事物的真理。他宣稱真理獨立於存在之外,因為即使世界上沒有任何事物存在過,“過去確實沒有任何事物存在過”這一點仍然是真理。他斷言由於真理獨立於存在之外,因而它沒有時間性,並不隨信仰轉移。
桑塔亞那的第四個存在領域是“精神領域”。他斷言精神就是一種“純粹先驗的意識”。他否認人的主觀能動性,認為精神在對物質的自然界的關係上是完全被動的。他斷言精神的惟一功能是直覺,而直覺可以直接認識“本質”。
桑塔亞那把他所說的對“本質”的直覺的認識,同對物理對象的科學的認識對立起來。他認為科學僅僅是一種“語言”或“符號”,它並不反映事物的客觀性質,而只是表現人類想像力的豐富性。因而他妄言科學和宗教信仰在本質上是同一的,它們都不過是“語言”和“神話”;而不同之處僅在於:在某種條件下,科學符號在使用上比較方便、實用。
桑塔亞那十分重視倫理學的研究。他說倫理哲學“是我的特選的研究對象”。他斷言他的倫理哲學是他的“非宗教性的宗教”、“獲得自由和幸福的藝術”和“使自己及其周圍環境趨於和諧的方法”。他要求人們追求“真正的善”,而認為“真正的善”就是人的本性的表達。
桑塔亞那露骨地宣揚唯心史觀。他認為社會發展的根源是人的自衛本能和追求財富的欲望;戰爭以及強者對弱者的統治,是人的生物本性的表現;“最出類拔萃的人物”是符合社會穩定和發展的保證;國家是“調和”社會的矛盾和衝突的工具等等。
桑塔亞那公開反對民主政治,攻擊社會主義共產主義。他吹捧義大利法西斯頭子墨索里尼,並自稱他是“十分讚賞墨索里尼的人”。

主要著作

《美感》(1896),是他的一部重要的美學文獻,認為判定事物的美“實質上是建立一種理想“
《理性生活》(1905~1906),分為5卷,分別為:《常識中的理性》、《社會中的理性》、《宗教中 的理性》、《藝術中的理性》和《科學中的理性》
《有生氣的信仰》(1923)
《存在的領域》(1927~1940),包括4卷,分別為:《本質領域》、《物質領域》、《真理領域》、《精神領域》
《統治和權利》(1951)
《詩和宗教的說明》(1900)
《三個哲學詩人:盧克萊修、但丁和歌德》(1910)
《美國人的哲學見解》(1918)
《柏拉圖主義與精神生活》(1927)
《最後的清教徒》(1935)
自傳《人和地》(1944~1953)共三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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