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內容
在
桐城城北,龍眠山口的外方,求雨頂的對面,有一座小小的山巒,東西長不過二百公尺,中間高不過四五層樓,兩頭漸低。從正面看,宛如一彎新月臥在
長渠北岸,這就是月山。又因上有方氏祖墳,所以常稱方家月山。山雖小,名氣卻很大,因為它作為桐城縣明清兩代族旺丁繁的大姓“桂林方”的發祥地,而留名於史傳之中。桐城方氏有桂林、魯 、會宮之分。後兩族以聚居之地而得名,唯獨“桂林方”別有來歷。據馬通伯先生的《桐城耆舊傳》所載,桂林方氏早先從休寧遷池口,宋末始遷桐城。至明初,第五代出了四川都指揮使司斷事方法。他因不滿成祖殺侄自立,不肯署表歸降,而被逮投江。時當十五世紀初年,方法長子方懋字自勉,與里人金騰高、史仲宏結為莫逆之交。史會看風水,他相中月山這塊“吉壤”,既不敢私有,也不肯明珠暗投,便先後來到金、方二家察看其子孫德行好壞。到金家,只見人聲喧嚷,孩子們有的在猜拳行令,有的在吆五喝六地賭博,便搖頭默退。而到了方家,只聽東邊紡績聲,西邊讀書聲。兩家氣氛迥異。便興奮地告訴自勉說:“將來你的子孫必定富貴”,於是便把月山這塊“寶地”指給他,並說這是上天的意旨,誰也不能違背。於是月山就成了方家祖墳山。
本文無意於宣揚風水迷信,不過方自勉的後嗣興盛,名賢繼踵也是事實,這主要是因其家教得法,子孫勤懇和刻苦學習,並且使良好的家風世代相傳所致。
得名來源
方自勉計有五個兒子,五子皆賢,時人有“五龍”之譽。因為老三方佑成進士,老五方瓘中舉人,於是吏科給事中、望江縣人王瑞題“桂林”二字於其門。古稱科舉及第為“蟾宮折桂”,這“桂林”二字既是讚辭,也是祝福,因此也就理所當然地成了該族的光榮標誌,大概這就是“桂林方”的來歷吧。
評價
自勉五子中,除老二廷瑞的後嗣因缺乏記載無可查考外,其餘四房均堪稱人才輩出。特別是長子方琳(字廷獻)的後代“中一房”和五子方瓘(字廷璋)的後代,或為當朝碩輔,或為一代名儒,在桐城明清兩代的人文活動中,“桂林方”有其難以磨滅的史績。
“中一房”中,方琳之子方印為成化舉人,授天台令。官不大,上任半年即病亡。他愛民如子,疾惡如仇。死時囊橐空空,依*吏民助棺,才能入斂,更值得稱道的是他的曾孫方學漸。學漸字達卿,大約生於嘉靖後期。先後以里中宿儒何省齋和縣教諭漢陽人張緒為師。何、張二人都崇奉理學,所以學漸自然也以性善之學為宗。他終生不試,後與鄒守益、呂坤、馮從吾、顧憲成、高攀龍等名士交遊。高攀龍曾把他和顧憲成並稱,享有崇高的聲望,以布衣身份主壇席者長達二十餘年,在重功名的科舉時代,這是極為罕見的。他寫了不少闡明性善之旨的書,如《心學宗》、《性善繹》等和解經著作多種。死後,學者私謚“明善先生”。明善先生的學術活動影響很深、很遠,這是因為:一、他創立了桐川會館,從此縣人有了專供講習、研討學問的地方;二、從他開始,縣中讀書人紛紛集會、結社,開始了講學之風,這對推動全縣的封建文化教育,無疑起了促進作用;三、他一生從事教育,以理學為其教育內容,師弟承傳,使大多數讀書人都自覺不自覺地繼承了程、朱衣缽;直至清末的一些文人也未能脫其窠臼。為什麼桐城文人多為封建正統文人?為什麼桐城過去封建倫理觀念特別濃厚?我想,這是一個歷史淵源吧。
明善先生的長子方大鎮,是萬曆前期進士,累遷大理寺少卿。他在學術上起了承前啟後的作用。對上,他要宏揚乃父的性善之學,特地在白鹿山莊的明善祠旁建一個“荷薪”館。(“荷薪”之典出自《左傳·昭公七年》,其義是藉以表示決心繼承父親的道德學問);對下,他悉心培養了巡撫方孔炤和才女方維儀兄妹。維儀孀居六十六年,不惜犧牲自己的終身幸福,來實踐祖父輩所宣揚的道德主張,可謂慘矣!可貴的是在其嫂吳氏早年亡故後,她以非凡的才力,接下了娘家持家教子的重擔。方以智,這位精通多種學科的曠世奇才的成長,是與其姑嘔心瀝血的哺育分不開的。他的道德和學術成就遠勝於他的先人,也不愧為後世大師。方以智的後嗣中,成就最大者為次子方中通,其後,或為官或為文,就少有超過他們先輩的了。
明善先生次子大鉉為萬曆進士,戶部主事,其子方文善詩:三子大欽的後嗣如工部主事方登峰、內閣中書方渥源及方觀承、方維甸等,都是清代前期的幹練名臣。他們的道路與六房廷璋的後嗣相比要幸運多了。
自勉的三子方佑為天順進士,拜監察御史。為人正直不阿,後因得罪宦官,廷杖謫攸縣,雖然政績顯著,但終因對立面多而不能升遷,只做了桂林知府。四子廷實務農,其子方向,孫子方克和七世孫方大任,都是鐵骨錚錚的直臣,《明史》中都有他們的專傳。
自勉第五子廷璋的後代稱“六房”。六房在明只有方大美做過太僕寺少卿。其子孫繁盛時期是在清朝康、雍、乾時代。大美有五子:體乾、承乾、應乾都是恩貢生,未有正式官職,四子象乾為廣州府按察司副使,拱乾為少詹事。
他們的生活年代正當明清更替之際,頭腦中的孔孟之道和程朱理學,使他們不可能馴服地接受異族的統治。方應乾之子方授(字子留),在清兵入關之時,便單獨出走,先後參加過東南沿海的反清起義和英霍山寨的抗清鬥爭,直到身陷囹圄,傾家蕩產也在所不惜。這在當時方氏家族中並不多見。
由於主客觀的種種原因,方大美的後代入清做高官的不多。方象乾的曾孫方苞,憑著譽滿天下的文才,僅得禮部侍郎之職。他們只能在文學藝術上顯露其卓越的才華。而文學藝術畢竟是觀念形態的東西,在那文網密布的年代,自然難免遭到打擊和折磨。發生在順治十四年的江南科場案,使方拱乾父子淒涼地流放北方,康熙後期的《南山集》一案,方氏子孫被株連受懲者更多,就連拱乾長子元成雖然已死,但亦難免倒棺銼骨之悲。應該說,這些多是民族悲劇的表現,是那一歷史時期具有民族主義思想的文人共同命運的寫照。
桂林方氏先人的成就是舉世矚目的,一代大師方以智自不必說,和他同時和比他稍後的方文、方貞觀、方世舉等人的作品也都曾蜚聲文壇,深得當時詩歌評論、鑑賞家施閏章、孫枝蔚、王士禛等人的器重和好評。而方苞更是作為桐城文派的開山祖師記入中國文學史冊中。還有不少人詩書畫刻印皆工。其族著述甚豐,可惜我們今天能見到的已經不多了。其流風餘韻至今不絕,去世未久的台灣大學哲學教授
方東美就是一位中外馳名的桂林方的哲學的後裔。在當今的文化科學教育等領域內,桂林方的後裔有成就的一定還不少,只是未作調查罷了。
總的說來,桂林方的族系以長房和小房最為繁盛。長房盛於明,小房盛於清。盛於明者以官,盛於清者以文。不過,就其思想立場而言,多是道地的封建臣民,為官為文為詩,自然也多半是為封建統治階級服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