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瓦拉困境

“格瓦拉困境”泛指一定歷史階段、特定社會形態與特殊政治活動基礎上形成的思維方式和價值觀念，由於主客觀原因，這種思維和價值觀走向固化，甚至僵化，即使時代發生再大變化，都執著而不調適或更易。大多情況下跳出困境需要外力推動，只有個別通過自覺。由於後者少之又少，故稱為“格瓦拉困境。

基本介紹

• 中文名：格瓦拉困境
• 國家：外國
• 認識：打破歷史周期律，穩定政局
• 類別：歷史時期

相關理論背景

由來

“格瓦拉困境”源自格瓦拉主義。

格瓦拉主義的創始人之—埃內斯托·“切”·格瓦拉是古巴無產階級革命家。這位理想主義和浪漫主義者，在1955年輔助卡斯楚完成古巴革命，在古巴革命政府建立後，懷著共產主義的偉大理想，放棄古巴共產黨和政府高級領導人的職位，進入剛果（金）、玻利維亞叢林打游擊，試圖在那裡發動新的共產主義運動，最後格瓦拉犧牲在自己的理想中。在古巴革命勝利之後,他發表過大量的文章,論述了關於游擊戰爭的戰略戰術以及有關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方面的理論,其中有影響的著作是:《古巴革命戰事回憶錄》、《告世界人民書》、《給三大洲的信》、《游擊戰》等等,其中以《游擊戰》的影響最大。

格瓦拉主義的內容十分廣泛,包括政治、經濟、軍事、外交等各個方面,其中影響最大,最主要的有:拉丁美洲的“社會主義革命論”、“大陸革命論”、“游擊中心論”、“革命輸出論”。

思想傾向

右傾是指認識落後於實際，不能隨變化了的客觀情況變化、前進，甚至違背客觀發展規律的傾向。左傾與右傾相對，是指政治上追求進步、同情勞動人民的傾向。但當“左”帶上了引號，就轉變為政治思想上超越客觀，脫離社會現實條件，陷入空想、盲動和冒險的傾向。

“左”傾錯誤及右傾錯誤本質是相同的，都是以主觀和客觀相分裂，以認識和實踐相脫離為特徵的。

歷史周期律

“歷史周期律”是指中國歷史上的政權經歷興衰治亂，往復循環呈現出的周期性現象。極端的不公導致社會的崩潰，從而達到新的相對公平，周而復始。在中國，極端的貧富懸殊是歷史周期律的推手。

1947，黃炎培到延安考察，談到“其興也浡焉，其亡也忽焉”，稱歷朝歷代都沒有能跳出興亡周期律。毛澤東表示：“我們已經找到新路，我們能跳出這周期律。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鬆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

思想意義

格瓦拉思想代表的是職業革命家的一個共同特徵：思維方式、思想方法、價值判斷皆集於革命活動，革命既是過程也是目的，離開了革命，激情不再燃燒，精神走向虛無，甚至無法為自己的靈魂找到安放之所。在革命年代的巴西，格瓦拉思想的確能夠激勵大眾投身於解放運動中，但具體適用有其時間、環境的獨特性。在一定意義上講,格瓦拉思想是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拉丁美洲各種社會矛盾不斷激化的反映,對這些地區的民族民主運動和共產主義運動產生了嚴重的影響,一度造成了廣大革命者和工農民眾的思想混亂。

按照馬克思主義評價政治思潮和政治人物的原則,必須以歷史唯物主義的態度,實事求是地、全面地進行分析、研究。只有把這種思潮和代表人物放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進行剖析,才能作出比較客觀的、正確的結論。格瓦拉等人提出反對美帝國主義,堅持武裝斗事的政治綱領,在客觀上是反映了人民民眾的要求,因此得到了廣泛的支持和擁護,但是,在革命理論和革命實踐等一系列根本問題上背離了馬克思主義,逐漸脫離了人民民眾,並且把拉丁美洲的人民革命引向歧途。

“格瓦拉困境”廣泛存在於革命戰爭年代走過來的那一代共產黨人，存在於社會主義國家，存在於整個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以中國為例，中國共產黨在領導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的道路上就多次陷入“格瓦拉困境”，給中國革命帶來了慘痛教訓。大革命時期以陳獨秀為代表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導致轟轟烈烈的大革命失敗，土地革命時期的三次“左”傾錯誤以及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都是革命黨人在實踐中的血的教訓。只有客觀分析中國政治史上的“格瓦拉事件”及解決的方法，才能總結歷史的經驗教訓，以史為鑑，以史為鏡，從經驗中提取精華，提升理論。同時，再次深化對毛澤東思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認識，在新的歷史時期，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旗幟，從理論上指導當代和未來中國社會主義的發展，特別是在新世紀新階段，我國站在了新的歷史起點上，在這樣一個發展的關鍵時期，一個機遇與挑戰、希望與風險並存的時期。

國內影響

《周易·繫辭下》中有“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一言，其基本含義是：事物發展到了極點，就要發生變化，發生變化，才會使事物的發展不受阻塞，事物才能不斷的發展。說明在面臨不能發展的局面時，必須改變現狀，進行變革和革命。這就是我們平時說的“變通”。本文對中國共產黨在歷史領導過程中的“左右搖擺”錯誤及進行了分析，透析中國是如何破解政治、理論上的“格瓦拉困境”的。

大革命時期

大革命時期以陳獨秀為代表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

1924年1月國民黨一大的成功召開標誌著第一次國共合作的正式形成，隨後1926年開展的的北伐戰爭，在政治上基本推翻了北伐軍閥的統治，給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以沉重的打擊，但與此同時，國民黨背信棄約，開始排擠甚至大肆迫害共產黨人與進步人士，而後又發動了震驚中外的“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和“七一五”反革命政變，至此國共合作全面破裂，轟轟烈烈的大革命也就此失敗。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漢口召開了著名的“八七會議”，會議的一項主要內容是糾正了陳獨秀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

從主觀方面看，大革命失敗主要是因為，中央領導機關在大革命的後期犯了以陳獨秀為代表的右傾機會主義的錯誤，否定了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和原則錯誤地分析政治形勢，在革命鬥爭中過高估計敵人力量，過低估計革命力量，不敢積極發動和組織民眾進行鬥爭，放棄了無產階級對於農民民眾、城市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的領導權。這種錯誤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方面，當時的中國共產黨還處在幼年時期，沒有經驗，對於中國社會與革命的基本問題缺乏深刻的認識，以至於思想上出現偏差。另一方面，當時的黨在一定程度上脫離了民眾基礎，無法充分了解工農階層的利益訴求，也無法在受到迫害時組織民眾及時反擊。

土地革命時期

1927年的八七會議，初步清算了過去幾年內黨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基本正確地指明了下階段革命鬥爭的主要任務和鬥爭的方式，但也為以後若干年內的“左”傾盲動主義、教條主義的產生埋下了伏筆。

（1）在“左”傾錯誤的指導下，以瞿秋白為代表的中共中央，把主要精力放在實現全國總暴動這個總政策上，在許多地區發動了工農階級的暴動和起義運動，但由於敵我力量懸殊，先後都失敗了，這使得本就有限的革命力量進一步蒙受了重大損失。

（2）不久中共中央又通過了李三立起草的《新的革命高潮與一省或幾省的首先勝利》的決議，認為“中國新的革命高潮已經逼近到我們面前了”，只要在產業區域或政治中心突然爆發一個偉大的工人鬥爭，就可以立即通過武裝起義實現一省或幾省的首先勝利，建立全國性的革命政權，進而奪取全國所有省區的勝利。由於革命計畫過於冒進，敵我力量過分懸殊，導致黨的革命事業遭受嚴重的損失。

（3）之後，這種錯誤以另一種形式更加嚴重地表現出來，這就是王明的“左”傾教條主義錯誤。王明“左”傾主義路線的支配下，對外因政治上打擊面過寬，樹敵太多，結果孤立了自己；對內肅反工作擴大化，懷疑一切，殘酷鬥爭，導致了黨內重大損失。抗日戰爭初期在“只要聯合，不要鬥爭”、“一切通過統一戰線”的思想指導下，把抗日領導權交給蔣介石，嚴重影響了江南新四軍的發展。

這三次“左”傾錯誤都是由於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解不夠透徹和深入，不善於結合中國的實際情況，將馬克思主義教條化，將十月革命的經驗模式化，生搬硬套，使得在完全不同的條件下發動的革命處處碰壁，將中國革命一次次推向困境。另一方面，在這個過程中形成了偉大的毛澤東思想。在毛澤東思想的指引下，中國革命破解了一個個困境，最終走向了勝利。

毛澤東思想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普遍原理和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的產物，把中國長期革命和建設實踐中的一系列獨創性經驗作了理論概括而形成的適合中國情況的科學的指導思想。它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的運用和發展，是被實踐證明了的適合中國革命和建設的正確的理論原則和經驗總結，是中國共產黨集體智慧的結晶。

毛澤東思想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即毛澤東思想的活的靈魂是實事求是、民眾路線、獨立自主和自力更生。它的精髓是人民至上，人民的利益高於一切。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是中國共產黨人的最終目的。

文革時期

文化大革命是"左傾"錯誤發展到以階級鬥爭為綱導致的惡果

1965年11月10日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的發表點燃了文化大革命的導火索。1966年5月16日《五一六通知》的發布標誌著文化大革命的正式開始。文化大革命是一場浩劫，政治上，民主法治被肆意踐踏；經濟上國民經濟遭到巨大的損失；文化上，科學文化教育事業被嚴重的摧殘歷史文化遺蹟遭到巨大的破壞；給中華民族帶來嚴重災難。

文化大革命後，經過周恩來的全面整頓及鄧小平的改革開放，中國走出十年浩劫並進入了快速發展的新紀元。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就是在這個時期出現的。中國共產黨人在以後的發展實踐中不斷總結經驗教訓，開拓進取，銳意創新，領導人民實現了中國的迅速發展。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就是包括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學發展觀等重大戰略思想在內的科學理論體系。它們之間既一脈相承又與時俱進，既有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一共同主題，又科學地回答了不同時期不同階段所面臨的新矛盾和新問題，是一個相互銜接、相互貫通的科學理論體系。

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科學內涵：（1）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就是運用馬克思主義解決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的實際問題。（2）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就是把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的實踐經驗和歷史經驗提升為理論。（3）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就是把馬克思主義植根於中國的優秀文化之中。

如何破解

（一）正確認識客觀形勢

具體問題具體分析是馬克思主義的一條重要原則，馬克思主義活的靈魂。是要求人們在做事、想問題時，要根據事情的不同情況採取不同措施。不能一概而論。只有從實際出發，具體地分析矛盾的特殊性，才有可能區分事物，認識事物發展的特殊規律，把握事物的特殊性，才能找到解決矛盾的正確方法。在當今經濟發展迅速、社會面臨重大轉型的特殊時期，黨和政府要認清客觀的形勢，從實際出發，尋找我國經濟、社會、文化、生態發展的突破口，打破“格瓦拉困境”，實現跨越式發展。

（二）破除慣性思維的約束

可以看到，在右傾以及“左”傾錯誤思想的形成過程中，經驗主義，也就是慣性思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在兩千年封建制度的統治之後，廣大人民給人的普遍印象是愚昧無知，毫無革命性，陳獨秀也因此相對忽視了人民民眾的力量與工農階級的利益訴求，限制工農運動，以民眾運動的退讓來祈求國民黨不要反動。而在大革命的失敗陰影下，中國共產黨內產生了一股可以稱之為過度的反對右傾的思潮，轉而靠“左”來扭轉右的趨勢，並且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進程中，生搬硬套俄國革命的經驗，促成一次比一次“左”的錯誤的發生。誠然，教訓是需要吸取的，經驗是需要借鑑的，但在實踐中若不根據實際情況適度調整，只會被這種慣性思維束縛，越陷越深而不自覺，這是非常值得警惕的。破除慣性思維的約束，跳出條條框框，打破“格瓦拉困境”，才能真正開拓一條光明的道路。

（三）理論與實踐相結合

馬克思主義指導下的俄國十月革命的成功給全世界無產階級指出了一條明路，格瓦拉的古巴起義也帶動了無產階級運動的新高潮，但其經驗套用於其他革命之中時，卻出現了極大的問題，究其原因，並不是因為馬克思主義本身存在著錯誤，而是對於馬克思主義理解不夠深入透徹。黨內“經驗主義”、“教條主義”盛行，許多人將其視為金科玉律，學習之後不加理解就原封不動地用於指導中國革命，絲毫不顧中國變化了的客觀實際和發展了的革命實踐與俄國的巨大差異，失敗應該說是在所難免。脫離實踐的理論是不可取的，但同時，沒有理論指導下的實踐也是盲目的，“我們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糾正脫離實際的本本主義”（毛澤東語），在革命與建設事業中，“必須將馬克思主義與中國的客觀實際結合起來”，推而廣之，在一切的社會活動中，將理論與實踐結合起來都是極其重要的。

民眾路線

民眾路線，就是一切為了民眾，一切依靠民眾，從民眾中來，到民眾中去。民眾路線是毛澤東思想的活的靈魂的三個基本方面之一。把馬克思列寧主義關於人民民眾是歷史的創造者的原理系統地運用在黨的全部活動中，形成黨在一切工作中的民眾路線，這是我們黨長時期在敵我力量懸殊的艱難環境裡，進行革命活動得到的無比寶貴的歷史經驗和總結。毛澤東同志經常強調，只要我們依靠人民；堅決地相信人民的創造力是無窮無盡的，因而信任人民，和人民打成一片，那就任何困難都有可能克服，任何敵人最終都壓不倒我們，而只能被我們所壓倒。

結論

革命真正的動力是人類對自由的渴望，這種渴望催生了革命。然而所有的革命都有缺陷，我們衡量革命是否成功的主要標誌，是要看它能否創造和擴展人的政治自由空間。不能用打擊來扼殺想法，禁錮思想的發展。格瓦拉主義有其積極的地方，也有思想固化、缺乏變通的弊端。而由此引申出的“格瓦拉困境”則是將其弊端的放大，在過度激進的背景下，它帶來的危害遠大於貢獻。從我國近代史發展歷程看，“格瓦拉困境”嚴重阻礙了我國的社會發展歷程，同時激發了新政治理論的出現。

當今社會形勢下，發展是第一要義，和諧社會要求的是民主法治、公平正義、誠信友愛、充滿活力、安定有序、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局面。中國共產黨做為我國的執政黨，公眾對其的期望不再是簡單的“吃苦在前，享受在後的”奉獻精神，更希望黨作為國家政治、文化的統領人，為經濟發展、社會進步創造理想的環境，引導民眾去探索國家發展、民族富強的出路，完善已有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真正實現中國夢、民族夢。

如何突破

要突破政治領域的“格瓦拉困境”，我們應該借鑑鄧小平的改革開放理論，不糾結於所謂的“路線之爭”、“左”“右”之爭，深化改革開放這一系統工程，開展好這場深刻而全面的社會變革，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理論，尋找適合中國的政治思想理論，推動經濟、社會、文化、生態文明的發展。也只有這樣，黨才能真正實現“權為民所用、利為民所謀、情為民所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