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薩（斯）爾》研究，是國際蒙古學、藏學中最引人注目的課題。自從公元一七七六年由俄國學者、旅行家P·帕拉斯首次向俄國人介紹北京蒙文木刻版《格斯爾傳》（一七一六年出版，全稱是《十方聖主格斯爾可汗傳》（以下用簡稱）。在過去的二百多年間，全世界著名蒙古學家和藏學家都不同程度地論述過有關蒙文與藏文《格斯（薩）爾》中的各種有趣的問題。從時間上講，這一研究的開端要比蒙古史詩《江格爾》研究早三十年，比《蒙古秘史》研究早九十年。
基本介紹
- 書名：格斯爾的故事【上下】【蒙文】
- 類別：國際蒙古學、藏學
- 頁數：534
- 定價：2.21
- 出版社：內蒙古人民出版社
- 出版時間：1956-4-1
- 裝幀：平裝
- 統一書號：233-1
寫作目的,文章內容,價值與影響,
寫作目的
筆者在導師哈·丹碧扎拉桑先生的親切指導下，採用比較文學研究和民間故事類型、母題分析法，對北京版《格斯爾傳》進行專題研究，用蒙文試寫了一篇約有四萬字的論文——北京版《格斯爾傳》初探。現將論文提要譯成漢文發表，以求專家、學者們指教。
此論文的旨趣，乃是通過研究這部具有跨民族、跨國度性質的英雄史詩原始版本，探索蒙古民族民間文學發展的內在規律和蒙、藏民族民間文學之互相影響，其重點在乾揭示北京版《格斯爾傳》產生和發展的社會歷史因素以及它對蒙古古典文學傳統的繼承與革新問題。
鑒於蒙古民族的歷史、文化和宗教研究中的一系列問題還沒有定論，蒙、藏民族之交往史尚未搞清楚，筆者認為就蒙、藏文《格斯（薩）爾》的互相關係問題，目前還不能急於下結論。所以，這裡只是敘述研究北京版《格斯爾傳》的論文提要。
文章內容
論文以四章十一小節構成。第一章簡述國內外學者研究《格斯（薩）爾》的得失，對有重大影響的論著所涉及的一些具體問題，發表了不同見解。
蒙古族著名學者策·達木丁蘇倫，於一九五0年撰寫了副博士論文《〈格斯爾傳〉的歷史淵源》。其中明確提出嶺·格斯爾即是《宋史·吐蕃傳》中的歷史人物唃廝羅（998年－1065年），蒙文《嶺·格斯爾傳》的作者是格斯爾時代的喇嘛詩人諾爾布·卻博巴。筆者認為達氏的論斷缺乏科學性。他信以為真，並且作為第一手資料的蒙文《嶺·格斯爾傳》，根本不是基於吐蕃時期西藏歷史事件的歷史小說，也不是《格斯（薩）爾傳》的古典版本，而是由近代喇嘛作家編譯的擬史詩。經研究我們不難斷定它的前一部分屬於傳統的史詩《格斯（薩）爾》之《英雄誕生之部》與《霍嶺大戰之部》的編譯，而最後一章（即二十九章）則是一篇地地道道的喇嘛教經文式作品。在寫作方法上，它草擬了《國下遺訓》、《蓮花生大師全傳》等藏文著作或它們的蒙譯作品。作為蒙文《嶺·格斯爾傳》結尾部分的這一章，名日“格斯（薩）爾吉祥的頌詞”，實為假託格斯爾完戍下凡“抑強扶弱，拯救黎民”的使命之後，把王位傳給侄兒奧得嘎爾·詹禪，並且準備返回天國時留下一系列遺囑的故事情節，大肆宣揚了喇嘛教思想。其中還影射了十三世紀至十七世紀三四十年代以及十八世紀初，蒙古人幾次發兵侵入青海、西藏，並在那裡維持長期統治的歷史。作者敘述的主要是嶺國格斯（薩）爾蘭與霍爾兄弟三王之間的鬥爭。可是結尾中把“霍爾”這個詞一律改換成“蒙古”，而且清清楚楚地寫道：“……蛆蟲從長有三角的蒙古地方來了……”、“蒙古白帳王”、“蒙古黑帳王”、“蒙古黃帳王”、“讓蒙古奪走夫人布日格莫（珠姆）姐姐的是嶺國八大勇士”、“摧毀西北部蒙古部落的時候……”等等。這不是筆誤，而是有意識編譯的結果。從“摧毀西北部蒙古部落”這一類詞句來看，似乎指十七世紀三四十年代，蒙古固始汗（1582－1654年）、林丹汗（1592－1634年）和卻圖汗（1581－1637年）等先後進軍青海、西藏或公元一七一七年蒙古準噶爾部噶爾丹（1644－1697年）的侄子策旺拉布坦派兵襲擾西藏，殺死拉臧汗（達賴汗之子）的歷史背景。
達氏錯誤地認為蒙文《嶺·格斯爾傳》和它的藍本，即彼得堡手稿很象一部歷史小說，並強調說它的特點是現實地即歷史主義地描寫了生活。他還根據史詩中提到的人名和地名，推斷它的產生年代必定在十四世紀以前。據達氏說，蒙文《嶺·格斯爾傳》中沒有提及八思巴（1235－1280年）、宗喀巴（1357－1419年）和達賴喇嘛等佛教界的著名活動家。然而，我們可以看到蒙文《嶺·格斯爾傳》的二0四頁中寫有“黃宗喀巴”，書中還反覆強調嶺國為“黃嶺”。這分明是黃教喇嘛使用的修飾語。再聯繫所謂“格斯爾吉祥的頌詞”里宣揚恭敬“三寶”的說教，我們完全可以肯定蒙文《嶺·格斯爾傳》是歪曲史詩英雄格斯（薩）爾的藝術形象，試圖把民間文學作品納入佛教文學體系的偽作。策·達木了蘇倫沒有認識該作品的可疑性，所以提出了上述錯誤觀點。至於諾爾布·卻博巴是《格斯（薩）爾傳》文稿的第一個作者一說，達氏沒有提供可靠的依據，只是把蒙文《嶺·格斯爾傳》的附加成份“格斯爾吉祥的頌詞”里提到的那位詩人視為整個史詩的創作者。
達氏在其專著中本來成功地論證《格斯（薩）爾傳》的人民性，徹底否定了那種認為格斯爾是成吉思汗、格斯爾是關帝或者格斯爾是羅馬大帝愷撒的東方語形式的觀點。但是達氏自己卻過於相信有關格斯（薩）爾的各種傳說和蒙、藏文獻中一些含混不清的記載，一開始就把格斯爾看作是歷史人物，並且推斷他在世的大概年代，然後著手從歷史文獻里尋找與格斯爾經歷相近的人物，結果認定唃廝羅就是格斯爾。其實，早在一九四四年，我國民族學家任乃強先生就提出了格斯（薩）爾即是唃廝羅的觀點。他也是從格薩爾的傳說中得到啟發，最後拿《宋史·吐蕃傳》來論證自己推論的。任氏與達氏的觀點不謀而合，恰好說明他們研究《格斯爾》的思維線路和考證方法基本相同，而且都是以“歷史主義”思想指導史詩研究的。現在堅持這種單一的研究方法的學者和研究人員還很多，只是支持任、達觀點的人越來越少了。
價值與影響
實踐證明，研究北京版《格斯爾傳》，必須對現已發現的各種刻版或手抄本蒙文《格斯爾傳》進行分析，尋出它們與北京版《格斯爾傳》到底有什麼區別。這也是整個《格斯（薩）爾》研究中的一項最艱苦的工作。筆者在研究中發現，已故蒙古族著名學者貝·仁欽對諾木齊哈屯本《格斯爾傳》的鑑定，有明顯的差錯。策·達木丁蘇倫曾經尖銳地指出過他的錯誤就是把翻譯諾木齊哈屯本《格斯爾傳》末尾的附加成份，即所謂《達賴喇嘛與格斯爾可汗相會之經》的人，當成了整個史詩的譯者，並把這篇經文裡提到的翻譯年代說成是翻譯《格斯爾傳》的年代。遺憾的是達氏沒有進一步研究這篇經文。筆者支持達氏的這種觀點，將諾木齊哈屯本《格斯爾傳》與鄂爾多斯本《格斯爾傳》進行了比較研究。結論是：二者的抄寫年代都遲於北京版《格斯爾傳》，而且都是由喇嘛作家根據北京版《格斯爾傳》或其它散見的《格斯爾傳》手抄本，進一步加工整理出來的類似蒙文《嶺·格斯爾傳》的擬史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