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長辦公室的那個人:一項民族志研究》內容簡介：在我國，對中國小校長的工作職責和素質結構所做的研究比較多，而對這個群體真正地在做什麼、怎樣做和為什麼這樣做的研究還很少；對中國小校長的研究，思辨性的和探討性的比較多，而真正的現場描述和行為分析的研究還幾乎沒有。 作為一部享譽國際學術界的對校長做民族志考察的經典，《校長辦公室的那個人:一項民族志研究》則通過田野調查的方法，從文化的角度描述並分析一位校長的日常生活，有選擇性地記錄其行為的特定層面，並對校長——這一特定個體(或群體)的行為進行解釋。 因此，《校長辦公室的那個人:一項民族志研究》中文版的出版，對於我國教育及社會科學的研究者來說，有兩個方面的重要意義： 1.《校長辦公室的那個人:一項民族志研究》將給我們提供一種考察中國小校長群體和個體行為的新角度。 2.作為民族志研究的經典範本，《校長辦公室的那個人:一項民族志研究》對我們認識和學習使用這種方法將大有裨益。
基本介紹
- 書名：校長辦公室的那個人:一項民族志研究
- 譯者：楊海燕
- 出版日期：2009年11月1日
- 語種：簡體中文
- ISBN：9787562448808
- 作者：哈里•F.沃爾科特(Wolcott.H.F.)
- 出版社：重慶大學出版社
- 頁數：280頁
- 開本：16
- 品牌：重慶大學出版社
基本介紹,內容簡介,作者簡介,圖書目錄,文摘,後記,序言,
基本介紹
內容簡介
《校長辦公室的那個人:一項民族志研究》是對一位校長的工作與生活所做的民族志考察，通過生動、豐富的日常生活的現場描述和行為分析，使我們進一步理解校長們真正地在做什麼、怎樣做，以及為什麼這樣做。因此，《校長辦公室的那個人:一項民族志研究》的出版不但為我們理解校長提供了新的視角，同時，也為我們學習使用民族志研究方法提供了一個很好的範本。
作者簡介
作者：(美國)哈里·F.沃爾科特(Wolcott.H.F.) 譯者：楊海燕
哈里·F.沃爾科特，1964年在史丹福大學取得博士學位。他的博士論文是研究加拿大不列顛哥倫比亞阿勒特海灣地區維內吉島的夸扣特爾人和他曾在那裡任教的一所學校，那所學校只有一間屋子，之後，在博士論文的基礎上，出版著作《夸扣特爾村莊和學校》(Holt，Rinehart&Winston，1967)。
在他攻讀博士學位期間，俄勒岡大學經授權成立了一個由聯邦資金支持的研究中心——教育管理研究中心，沃爾科特為了完成博士學業而成為了這個研究中心的一名助理教授，並開始從事教育管理方面的研究。《校長辦公室的那個人》就是沃爾科特在這個研究中心獨立從事的第一項研究。
沃爾科特終身在俄勒岡大學教育與人類學系任教。隨著對民族志研究興趣的增加，沃爾科特將注意力集中於從不同的角度研究民族志方法，他的成果包括《質性資料的轉換》(Sage，1994)；《田野研究的藝術》(AltaMim，1995)；《民族志：視覺方法》(AltaMira，1999)；《質性研究的寫作》(Sage，1990&2001)等。
譯者簡介：
楊海燕，中國人民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育研究所，副教授，管理學博士，碩士生導師，主要研究方向為教育發展戰略、教育管理與政策等。於《中國教育報》《教育研究》等刊物上發表學術論文三十餘篇，多篇論文被中國人民大學書報資料複印中心全文轉載。出版專著（合著或合譯）作品有：《城市化進程中職業教育發展研究》《走向校長專業化》《副校長——有效學校領導的關鍵要素》。現主持全國教育科學規劃項目“超大規模高中的辦學效益及其適度規模研究”、中I$1A．民大學青年項目“專業化背景下中國小校長激勵與約束機制研究”。曾圍繞“校長專業化及校長管理制度”“學校發展規劃”“校長領導力及學校溝通”等主題，為全國各地的中國小校長培訓班做專題報告。
電子郵件：yanghy2599@126．corn
哈里·F.沃爾科特，1964年在史丹福大學取得博士學位。他的博士論文是研究加拿大不列顛哥倫比亞阿勒特海灣地區維內吉島的夸扣特爾人和他曾在那裡任教的一所學校，那所學校只有一間屋子，之後，在博士論文的基礎上，出版著作《夸扣特爾村莊和學校》(Holt，Rinehart&Winston，1967)。
在他攻讀博士學位期間，俄勒岡大學經授權成立了一個由聯邦資金支持的研究中心——教育管理研究中心，沃爾科特為了完成博士學業而成為了這個研究中心的一名助理教授，並開始從事教育管理方面的研究。《校長辦公室的那個人》就是沃爾科特在這個研究中心獨立從事的第一項研究。
沃爾科特終身在俄勒岡大學教育與人類學系任教。隨著對民族志研究興趣的增加，沃爾科特將注意力集中於從不同的角度研究民族志方法，他的成果包括《質性資料的轉換》(Sage，1994)；《田野研究的藝術》(AltaMim，1995)；《民族志：視覺方法》(AltaMira，1999)；《質性研究的寫作》(Sage，1990&2001)等。
譯者簡介：
楊海燕，中國人民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育研究所，副教授，管理學博士，碩士生導師，主要研究方向為教育發展戰略、教育管理與政策等。於《中國教育報》《教育研究》等刊物上發表學術論文三十餘篇，多篇論文被中國人民大學書報資料複印中心全文轉載。出版專著（合著或合譯）作品有：《城市化進程中職業教育發展研究》《走向校長專業化》《副校長——有效學校領導的關鍵要素》。現主持全國教育科學規劃項目“超大規模高中的辦學效益及其適度規模研究”、中I$1A．民大學青年項目“專業化背景下中國小校長激勵與約束機制研究”。曾圍繞“校長專業化及校長管理制度”“學校發展規劃”“校長領導力及學校溝通”等主題，為全國各地的中國小校長培訓班做專題報告。
電子郵件：yanghy2599@126．corn
圖書目錄
1 主要研究者和研究對象
2 生活中的一天
3 校長是個平常人
4 學校和社區
5 校長在做什麼：正式的接觸
6 校長在做什麼：非正式接觸與日常事務
7 校長工作的年度循環
8 系統維持：校長的社會化過程
9 系統維持：校長對他人社會化的影響
10 許多面具背後
11 耐心與謹慎
後記
參考文獻
2 生活中的一天
3 校長是個平常人
4 學校和社區
5 校長在做什麼：正式的接觸
6 校長在做什麼：非正式接觸與日常事務
7 校長工作的年度循環
8 系統維持：校長的社會化過程
9 系統維持：校長對他人社會化的影響
10 許多面具背後
11 耐心與謹慎
後記
參考文獻
文摘
插圖：
1．蒐集各種日常通知。和一般的教職員工一樣，我在學校的辦公室也有一個信箱。我可以收到來自學區主管部門及校方的例行通知。同樣，跟艾德出席會議時，多數情況下我也能拿到一份多出來的議程或其他資料，即使我缺席，艾德也常常替我保留一份。
2．蒐集學校的記錄、報告及信件的複印資料。學校秘書會將日常工作報告及信件的副本給我。有時在檔案用過後，我可以得到原件。例如，六月份時艾德允許我保留整學年教職員工的記錄本，上面記載了一些書面的意見及公告。對學校來說，記錄本的內容沒有什麼價值，但卻可以為我提供年度資料，使我得以對學校信息進行充分的分析。艾德也送我一個小記事本，記錄了幾星期內學校經常發生的一些問題。
3．以兩個小時為一單位，每隔60秒記錄下那位校長的行為和社交活動。這一過程中，我要記下艾德與誰、在哪裡、什麼時間進行了互動，以及發起互動的人是誰、誰發表了意見、參與的人數。幾個星期內。我分類來記錄這些互動。如果以兩個禮拜為一個周期，本研究主要是在連續10個上學日內，以2小時為一個單位記錄12個時間單位內經仔細取樣出的校長的行為。
4．收集學生的印象。我要求所有五、六年級的學生簡要地寫出他們對校長的印象。我告訴他們我和校長正在進行一個研究，而我會閱讀他們的書面報告，每一學生都可以自行決定是否在報告上署名。我自己則進行指導語的說明、拼寫的協助、報告的回收及分析。我總共收了142份報告。
5．使用錄音機錄音。如我最初預測的一樣，在這個研究中錄音機會擔負起大部分的記錄工作，而我負責簡單的記錄工作。我並不知道如何很好地處理這樣一份龐雜的記錄（即使可能的話）。但是不管如何，我使用錄音機的頻率遠比預期的要低。我的確在一些會議、少數的特殊情形下使用它。最重要的是我用它記錄了關於15位塔夫特國小教職人員的系統訪談。
1．蒐集各種日常通知。和一般的教職員工一樣，我在學校的辦公室也有一個信箱。我可以收到來自學區主管部門及校方的例行通知。同樣，跟艾德出席會議時，多數情況下我也能拿到一份多出來的議程或其他資料，即使我缺席，艾德也常常替我保留一份。
2．蒐集學校的記錄、報告及信件的複印資料。學校秘書會將日常工作報告及信件的副本給我。有時在檔案用過後，我可以得到原件。例如，六月份時艾德允許我保留整學年教職員工的記錄本，上面記載了一些書面的意見及公告。對學校來說，記錄本的內容沒有什麼價值，但卻可以為我提供年度資料，使我得以對學校信息進行充分的分析。艾德也送我一個小記事本，記錄了幾星期內學校經常發生的一些問題。
3．以兩個小時為一單位，每隔60秒記錄下那位校長的行為和社交活動。這一過程中，我要記下艾德與誰、在哪裡、什麼時間進行了互動，以及發起互動的人是誰、誰發表了意見、參與的人數。幾個星期內。我分類來記錄這些互動。如果以兩個禮拜為一個周期，本研究主要是在連續10個上學日內，以2小時為一個單位記錄12個時間單位內經仔細取樣出的校長的行為。
4．收集學生的印象。我要求所有五、六年級的學生簡要地寫出他們對校長的印象。我告訴他們我和校長正在進行一個研究，而我會閱讀他們的書面報告，每一學生都可以自行決定是否在報告上署名。我自己則進行指導語的說明、拼寫的協助、報告的回收及分析。我總共收了142份報告。
5．使用錄音機錄音。如我最初預測的一樣，在這個研究中錄音機會擔負起大部分的記錄工作，而我負責簡單的記錄工作。我並不知道如何很好地處理這樣一份龐雜的記錄（即使可能的話）。但是不管如何，我使用錄音機的頻率遠比預期的要低。我的確在一些會議、少數的特殊情形下使用它。最重要的是我用它記錄了關於15位塔夫特國小教職人員的系統訪談。
後記
或許有些讀者很想知道艾德對這本關於他的民族志有什麼反應。在此我將這方面的信息作為本書的重要組成部分獨立放在後記中向各位闡明。同時，在這篇後記里我還將提到我個人對校長工作與校長個體活動的一些反思。描述性章節構成了這項研究的核心。在下文中，我不會討論民族志學者作為觀察者所受的限制，而會談論我對校長工作的很多想法。當然面對教育界與社會科學界的同仁，我不想逃避責任，在此我也將指出我在這一研究中的教訓供大家借鑑，同時提出一些分析及進一步調查的建議。
這份研究報告初稿的主要編輯工作，是我在非洲休假期間完成的。在將初稿列印完成後，我馬上給艾德寄去了一份複印件讓他一睹為快。但我等了幾個月才等到他的回音，必須承認這讓我的工作處於停頓狀態。不過總算是收到了艾德的一封來信。
他的反應很複雜。總的來說，他的反應讓我想到哈克·費恩對馬克·吐溫作品《湯姆歷險記》的簡潔評語：“有些地方是牽強附會了些，不過大體上說的是事實。”艾德認為這個研究是公正的，忠於事實的，儘管他覺得我太過強調某些事情和問題，而看起來它們與短短的一學年時間不太相符。他的意見讓我有個很好的機會來重新審視身為校長和研究校長之間的差異。文化人類學家感興趣的是人們如何解決問題，尤其是那些大眾熟知的問題和那些通過可調適的行為模式解決的問題，這種行為模式是可以相互學習、共同分享的模式。我想知道艾德及其他校長是如何解決這些問題的。現在我知道艾德和我在這方面的想法恰恰相反。他致力於解決問題進而根除問題，如果可能的話，要將這些問題消滅在萌芽狀態；而我則是發現問題並謹記在心，以便描述並了解校長們是如何應對的。
這份研究報告初稿的主要編輯工作，是我在非洲休假期間完成的。在將初稿列印完成後，我馬上給艾德寄去了一份複印件讓他一睹為快。但我等了幾個月才等到他的回音，必須承認這讓我的工作處於停頓狀態。不過總算是收到了艾德的一封來信。
他的反應很複雜。總的來說，他的反應讓我想到哈克·費恩對馬克·吐溫作品《湯姆歷險記》的簡潔評語：“有些地方是牽強附會了些，不過大體上說的是事實。”艾德認為這個研究是公正的，忠於事實的，儘管他覺得我太過強調某些事情和問題，而看起來它們與短短的一學年時間不太相符。他的意見讓我有個很好的機會來重新審視身為校長和研究校長之間的差異。文化人類學家感興趣的是人們如何解決問題，尤其是那些大眾熟知的問題和那些通過可調適的行為模式解決的問題，這種行為模式是可以相互學習、共同分享的模式。我想知道艾德及其他校長是如何解決這些問題的。現在我知道艾德和我在這方面的想法恰恰相反。他致力於解決問題進而根除問題，如果可能的話，要將這些問題消滅在萌芽狀態；而我則是發現問題並謹記在心，以便描述並了解校長們是如何應對的。
序言
當我在四十年前剛開始寫《校長辦公室的那個人》這本書時，它看起來很難成為一部經典之作。實際上，這本書能夠問世也只是犧牲了一個助理教授的薪水，除此之外沒有任何花銷。很難想像在那時會有那么好的教育研究環境，而在當時這種環境卻很容易被忽略。
這項研究是我完成博士論文後的第一項獨立研究。看起來似乎是選對了研究方向，但是它跟我最初想像的情形並不一致，我所期望的是司以自由地選擇我願意研究的主題，或是自由地選擇任何一種直接面對學校的研究。我與史丹福大學教育與人類學教授喬治．斯賓德勒討論了這種研究的可行性。他是我的導師兼終生摯友。我們一直討論做一個班級的民族志研究（包括校內和校外）的可行性。很顯然，要想保證這一研究的可控性就需要尋找一個國小班級作為研究對象。但是，為了完成我的博士學業，我接受了俄勒岡大學新成立的教育管理研究中心的助理教授一職。這就要求我的研究課題必須與教育管理相關。關注一名國小校長比關注一個班級更能符合這一要求，為此，中心允許並鼓勵我從人類學角度（不管它是什麼）開展這項研究。
對我來說，想要僥倖完成這項研究並形成系統的論述，就意味著我的研究範圍僅限於很少的幾位校長，甚至僅限於能保持密切聯繫的一位校長，並對他的實際行為進行研究。在完成研究並最終成書時，我曾經寫道，我幾乎是歪打正著了（Wolcott，2003）。但是，至少在田野調查的那一部分，我堅持做到了人們期望一個人類學家在那個環境中所應該做的事情。那么，實際上我最終的成果到底是什麼呢？當然是民族志。這正如我在為這一成果命名時所期望的那樣，這項研究最初的名字是《關於校長的一部民族志》，後來改為《關於一位校長的民族志》。
那時，民族志在人類學研究領域之外鮮為人知。我確信直到今天依然如此，部分原因是它很容易與所謂的質性研究混為一談。質性研究被廣泛套用於很多領域，但人們很難界定清楚質性研究究竟是什麼。今天，民族志這一概念被愈來愈廣泛的研究領域的學者所使用，他們試圖觀察處於其他群體中的人們在做什麼，或者處於自身所在群體中的人們在做什麼，有時這些研究者也關注自已所做的事情及個人感受。
這項研究是我完成博士論文後的第一項獨立研究。看起來似乎是選對了研究方向，但是它跟我最初想像的情形並不一致，我所期望的是司以自由地選擇我願意研究的主題，或是自由地選擇任何一種直接面對學校的研究。我與史丹福大學教育與人類學教授喬治．斯賓德勒討論了這種研究的可行性。他是我的導師兼終生摯友。我們一直討論做一個班級的民族志研究（包括校內和校外）的可行性。很顯然，要想保證這一研究的可控性就需要尋找一個國小班級作為研究對象。但是，為了完成我的博士學業，我接受了俄勒岡大學新成立的教育管理研究中心的助理教授一職。這就要求我的研究課題必須與教育管理相關。關注一名國小校長比關注一個班級更能符合這一要求，為此，中心允許並鼓勵我從人類學角度（不管它是什麼）開展這項研究。
對我來說，想要僥倖完成這項研究並形成系統的論述，就意味著我的研究範圍僅限於很少的幾位校長，甚至僅限於能保持密切聯繫的一位校長，並對他的實際行為進行研究。在完成研究並最終成書時，我曾經寫道，我幾乎是歪打正著了（Wolcott，2003）。但是，至少在田野調查的那一部分，我堅持做到了人們期望一個人類學家在那個環境中所應該做的事情。那么，實際上我最終的成果到底是什麼呢？當然是民族志。這正如我在為這一成果命名時所期望的那樣，這項研究最初的名字是《關於校長的一部民族志》，後來改為《關於一位校長的民族志》。
那時，民族志在人類學研究領域之外鮮為人知。我確信直到今天依然如此，部分原因是它很容易與所謂的質性研究混為一談。質性研究被廣泛套用於很多領域，但人們很難界定清楚質性研究究竟是什麼。今天，民族志這一概念被愈來愈廣泛的研究領域的學者所使用，他們試圖觀察處於其他群體中的人們在做什麼，或者處於自身所在群體中的人們在做什麼，有時這些研究者也關注自已所做的事情及個人感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