柔性城市是“本地化經濟”與“區域經濟復興”的產物[Michael，S，1997]。 80年代早期，社會學家試圖解釋全球化同時某些生產活動出現的明顯的區域化趨勢。此時，戰後經濟秩序正在崩潰，大生產的組織模型出現了轉變；同時就業與產出的部門組成由製造業向服務業轉變，在製造業內部向高技術生產轉變。
第一種柔性城市的理論是交易成本經濟學的延伸，這個模型發展了科斯和威廉士的理論，認為交易費用和生產成本決定如何組織生產，這既包括企業內部也包括企業外部網路關係。現代生產的勞動分工與生產區位相互影響，一旦生產區位的接近可以有效地降低交易費用，企業就會將更多的關係外部化，因而出現不同的組織模式。80年代國外城市增長的復興顯示出城市是新興產業（生產者服務業和高技術產業）實現集聚經濟的地域，這些產業需要外部性以達到柔性。
城市就是這些複雜的、不確定的、高成本和柔性化的公司之間投入產出關係的結點；柔性城市的經濟基礎是由這些需要通過集聚來獲取柔性的產業構成的，這些產業不是傳統的大生產部門，而是建立在與之不同的組織模式上的，因此存在一個柔性的城市經濟。
第二種柔性城市理論與第一種相似，但是沒有進行部門分析，而是提出了城市不是一個相互交叉的部門集聚的地域，是一個統一的巨型的“柔性綜合體”（flexible pool）系統，裡面的要素和子系統相互作用與聯繫，組成一個柔性投入與產出的地域。
第三種柔性城市理論與新工業區理論有關。70年代以來，世界經濟的變化導致一些經濟發展分析家們開始討論本地的網路化的企業正在代替垂直一體化的公司成為經濟變化的主要現象（ Hatch， 1988； Piore& Sable，1984）。工業區的理論家們強調工業組織結構方面的相互聯繫的轉變：社會（從大規模生產到柔性專業化）、空間（區域工業區的出現成為世界經濟動力的中心）、制度（現代企業制度對城市的影響）以及政治（地區發展的主動性）（Sable，1989）。一個城市隨時都有衰落的可能。對於原先生產某種產品的城市來說，一旦其他城市對這個城市進口的產品採取替代策略，城市就面臨著更大的競爭；而績效好的本地企業在建立好共生的城市網路後，往往開始將他們的某些活動移植到遠距離的地方；只有城市持續的改進以保持相當的柔性，才能保證城市不被逆工業化。對於某些被支配的城市地域而言，他們依賴於自己所不能控制的入駐企業，面臨著增長但是並未發展的困境；要想成功在這些外植的產業基礎上建立內生的本地經濟，宿主就必須構築自己具有代表性和多樣性的生產基礎，逐步使整個城市變得更加柔性。因此，處於不同發展環境的城市都同樣需要柔性化。
第四種對柔性城市的理解是，在城市的郊區擴張中，人們必須衡量擴散的優劣處，在保持財富和郊區自由發展的同時遏制其壞效應。郊區的擴展可以說是城鎮內居民和城鎮本身為獲取效應最大化而忽視了整個地區發展的結果。新區域主義者們認為區域才是參與全球經濟的競爭單元。但在目前的狀況中，一些郊區的繁榮完全是建立在與之毗鄰的其他郊區和中心區的衰落上的，這樣一種缺乏區域整體性概念的發展必然導致城市在進一步的競爭中失利。只有“柔性城市”——就是在地理上有擴張的能力、能夠抓住郊區的財富的城市——才能夠解決內城貧困等等問題[Fred，199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