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江縣誌》，承邀參加了兩次新編松江縣誌的審稿會議，從而對這部新志有了一些粗略認識。現在這部志書即將問世了，特就我所了解到的兩個顯著優點予以揭出，希能獲得讀者的賞識。
基本介紹
- 中文名：松江縣誌
- 地址：松江縣
- 時間：三國至當代
- 類別：歷史文獻
序,凡例,概述,
序
序一
承邀參加了兩次新編松江縣誌的審稿會議，從而對這部新志有了一些粗略認識。現在這部志書即將問世了，特就我所了解到的兩個顯著優點予以揭出，希能獲得讀者的賞識。
優點之一是能夠不沿襲舊志的謬說。例如：松江舊名華亭，華亭一名，明清舊志都說是始於春秋時吳王壽夢建華亭於此，為停留宿會之所。按秦漢時以郡統縣，縣以下設鄉亭，鄉有三老、有秩、嗇夫、游徼，分掌教化、聽訟、賦稅、徼循，亭有亭長，主求捕盜賊。凡有功之臣封侯，功大者食縣，小者食鄉、亭(《漢書·百官公卿表》、《續漢書·百官志》)。東漢末建安二十四年吳陸遜以從呂蒙克蜀公安南郡功，逕進領宜都太守，封華亭侯。未幾又連破蜀兵，斬獲萬計，進封婁侯(《三國志·陸遜傳》)。可見“華亭”是鄉亭之亭，故陸遜初封華亭，進封婁縣。明人已不熟悉秦漢的鄉亭和以鄉亭封侯制度，致誤認為華亭是一個國君在郊野所建的亭館，又妄以始建者托為春秋中葉的吳王壽夢。然此事絕不見於先秦兩漢下至六朝唐宋記載，如何信得?舊方誌的修撰者一般都好將鄉邦事物托始於遠古，初不問其是否確有古文獻依據，故一經《正德松江府志》創為此說，後世府縣諸志遂沿襲不改。直到最近新出的《上海史》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地名詞典上海市》卷，仍然如此。在這部《松江縣誌》里獨與眾不同，在大事記建置沿革等篇中載及華亭，皆斷自建安二十四年陸遜封華亭侯始，摒棄了舊志的壽夢已建亭說。
又如，松江華亭府縣舊志多以唐陸贄為華亭人，根據是陸贄同時人錢起的一首送陸贄擢第還鄉詩：“鄉路歸何早，雲間早擅名，華亭養仙鶴，計日再飛鳴。”錢起因為陸贄是漢晉時陸遜陸抗陸機陸雲一族的後裔，所以在詩中用了二陸故事中的兩個著名地名雲間與華亭，這是用典，不足以說明陸贄當時的鄉貫。《兩唐書》陸贄本傳明載贄乃嘉興人，不應有誤。故《紹熙雲間志》儘管提到了錢起這首詩，仍然不敢將陸贄收入人物篇。明清人修志多好附會，極不嚴肅，陸贄遂被列為松江人物。現在這部新志卻能不為明清舊志所惑，恢復了宋志的嚴肅認真態度，不予收入。
即以上述二事為例，可見這部新志在處理歷史資料時，是經過一番認真的考訂才決定取捨的，其可信程度顯然要比舊志強得多。
優點之二是妥善保存了民國元年撤除松江府以前元明清三代松江府和元以前這個地區的歷史資料。民國三年始改故松江府附郭華亭縣為松江縣，至今已有76年。在此以前，曆元明清三代，起公元1278年迄1911年長達632年，松江都是一個府名。松江府轄境相當今松江、上海、青浦、金山、奉賢、南匯六縣和上海市區及川沙縣的吳淞江以南部分，約七倍於今松江縣境，故民國以前歷代文獻中的松江，或泛指松江全府，或雖不指全府，卻又不能確知其所指是今天的那幾個縣。這些資料是無法恰當地分配到今天新修的舊松江府屬的各個縣誌里去的。而近年有些學者往往把舊松江府的資料逕作為“上海地區”的元明清時代情況，顯然也並不合適。因為舊松江府大致只相當於今上海市轄境的三分之二地域，另有三分之一舊吳淞江以北及長江江中的嘉定崇明二縣和市區及川沙部分地域，並不在舊松江府境域之內。所以舊松江府的資料，既不能作為松江一縣或舊松屬哪幾個縣的資料編入這些縣誌的有關篇章內，也不能作上海全市的資料納入上海市志的任何篇章內。這部松江縣誌特辟《松江府記略》一篇作為縣誌的特記，附載於志末，實在是最合適的辦法，值得讚許。《紀略》分五章：一、建府前史略，二、松江府時期，三、松江府棉紡織業，四、松江府田賦，五、松江畫派。由此，松江府這個地域在各個歷史時期的概貌及其特色，從唐以前長期不設縣治的海濱斥鹵之地，到唐宋時期的東南大縣，特別是到元明清時代成為農事最先進，物產最富饒，田賦最重，棉布之利衣被天下，詩文書畫人才輩出，常足為一世表率的松江府，亦即明清時代全國最為人所艷稱的經濟文化最發達的“蘇松”地區的松江部分各種情況，得以畢具於一篇。很難構想要是不設這么一篇，這個從草萊未辟到封建社會後期盛極一時的松江府地區的生產人文發展過程，將如何在市志縣誌的正規篇章中表達出來。
80年代初在全國開展起來編寫新中國的各級政區的新方誌工作，估計目前已完成出版的僅居少數，大多數都在蒐集整理資料或編寫過程中，尚未定稿。對舊志資料如何審慎地予以抉擇，對以已廢舊政區為記敘對象的舊志資料如何妥善處理，無疑是兩個值得各地編志工作者普遍予以重視的問題。鄙意認為這部新編《松江縣誌》對這兩方面的工作做得很好，因此樂於將此意作為新志的序文，向各地方志工作者鄭重提出，若能對正在進行定稿的各地市縣新志產生一些足供參考借鑑的作用，則不勝幸甚!
序二
一個只依賴過去的民族是沒有發展的，但是，一個拋棄祖先的民族也是不會有前途的。
獲諾貝爾物理學獎的美籍中國教授李政道的兒子李中清(James Lee)是美國史學界知名的新秀，以專攻中國古代史見稱。兒子沒走老子的路，棄理從文，可以說是“人各有志”吧。其實也不盡然。讀了篇首所引李政道語，就可以知道這位篤愛祖國的科學家攻其所專，其實也十分重視民族的歷史，“君子不忘其本”嘛。所以，兒子在學科上雖與父親分道揚鑣，在方向上卻是殊途而同歸，並沒有違背父親的意志和願望。
“哀莫大於心死”，“亡人之國者必先亡其史”。不背祖先，必先讀史，這道理是清楚的。愛國必從敬鄉始，方誌是最好的鄉土教育質素，這道理也是一點不含糊的。國史與方誌的功能和作用，誠然是端緒千千萬萬，不過這基本的一條，誰也否定不了。
博讀史志，結合生活經歷，往往也會使得一個人對於自己視為第二故鄉或第三故鄉的地方產生出血濃於水的感情來。我真說不清楚我怎么會對於松江縣有那么多的好感：山山水水，事事物物，古往今來的名賢碩德，總是那么地系我情懷，扣我心弦。往事如煙，從頭說起。我幼年時家住上海舊城西門外，父親有位好友聞在宥先生(名宥，1901～1985)住在鄰近，兩家經常往來，我很敬佩這位老世伯學問淵博。聞先生書法精麗，為我父親揮毫寫的對聯、堂幅，總是有一方“華亭聞氏”印記，所以我熟知他是松江人。這也正和我父親所用之印有一方是“安吳胡氏”一樣，是不忘本源呀(我家祖籍皖南涇縣，故居附近有古渡口名為安吳)。到我年長讀大學時，這位老世伯又做了我的古文字學的老師，從他學習甲骨文和金文。而後又知道他是一位博言學家，聞名國際。解放後他曾參加國家為一些有自己語言而沒有文字的少數民族制訂其民族文字的工作。想到我這位老世伯又是老師，也總是忘不了他是九峰三泖孕育出來的卓越的學者。松江在心靈中生根，大概是從這開始的。
松江的赫赫前賢，莫過於陸機(士衡，261～303)、陸雲(士龍，262～303)兄弟之大名垂宇宙了。建國初年，我有幸能為陸士衡做了一件事而加熾了對松江的熱愛。我的老師雲南昭通姜亮夫先生(寅清)撰著了一部《陸平原年譜》，是纂輯士衡一生史跡和研究他在文學藝術上偉大成就的極其嚴密的學術著作，當時我在出版社工作，是經我手發稿出版的。那時候，被董香光(其昌)稱為“希代寶”的傳世陸士衡草書法帖墨跡《平復帖》剛由著名收藏家張伯駒先生捐獻給故宮博物院，因亟求得照片，製版印載在《年譜》之前，這可是大快人心之事。
無獨有偶，這兩年又有幸對南宋時期華亭縣學刻本的《陸士龍文集》做了一些考訂工作，論證了北京圖書館在建國後由南海潘宗周捐獻入藏的國寶級的這部善本書乃是現今存在的古代上海地區最早的一部雕板印刷物，而它的版刻之凝重精美，遞藏之淵源有自，也屬無上珍品(書為明季大收藏家嘉興項墨林元汴所經藏，有“天籟閣”印鑑，卷十末葉還有項墨林於萬曆二年秋八月重裝後的題記二行)。書為南宋慶元六年庚申(公元恰好是世紀之年的1200年)信安徐民瞻蒞官華亭縣時所刻。徐到任後，敬鄉崇賢，建二陸祠堂於縣學側，又訪得二陸文集鋟板於縣學，題名為《晉二俊文集》。明正德二年(1507)有吳縣陸元大翻刻本，今南京圖書館藏有全帙。清代亦有述古堂影宋鈔本，曾為海寧陳仲魚(鱣)所經藏。宋槧原印全帙，清宮昭仁殿原有收藏，乾隆四十年(1775)于敏中編《天祿琳琅書目》尚有著錄。越二十餘年，嘉慶二年十月二十一日(1797－XⅡ－8)乾清宮火災，昭仁藏書毀於一旦，於是這部華亭縣學在慶元六年二月十六日(1200－Ⅲ－1)刻成的《晉二俊文集》的印本全帙就絕傳了，如今只有經明代文徵明、王寵、項元汴，清代季振宜、徐乾學、朱澄至近人潘宗周遞藏的短缺了《陸士衡文集》，僅餘之《陸士龍文集》巋然獨存，乃為松江古刻本書，亦是上海地區古代出版事業保存下來的唯一最早的信物。
現在上海市大規模地編纂市志，在宏偉的規劃中有一百部專業志，其間的《出版志》由我的老上級宋原放同志主編。宋公一日垂詢：“近代的上海出版事業繁榮昌盛，曾執全國同業之牛耳。古時雕板和活字印刷事業興盛以後，上海地區是否亦占一席之地?”答謂：“上海市行政區劃，今包括市區、市郊和郊縣，而郊縣之松江(昔稱華亭)實為上海之母。以言上海地區的古代出版事業，松江曾不斷地作出了重要貢獻。雕板興起之前，石經代行出版之職，以後也與雕板印刷並行。唐大中十三年(859)建於華亭縣街道中心之經幢，通體刻有《陀羅尼經》全文。明正統四年(1439)刻石於松江的三國吳時皇象書《急就篇》，太老師觀堂先生(王國維)考定為“在今日猶為足本中之最古者”，故得《松江急就篇》之稱。現在砌嵌在醉白池南部廊壁的《雲間邦彥畫像》石刻，是清光緒十七年(1891)根據乾隆初年以來的墨本摹勒上石，是圖文映輝的刻石出版物。到版刻盛行的宋代，汴、蜀、杭、閩成為四大出版中心，杭版尤為繁榮精美。南宋都臨安，更加大了這種發展。其時華亭縣屬兩浙西路嘉興府秀州，所以也是杭州兩浙版刻區的一個點。今能見到的華亭版宋刻本書，縣學所槧《陸士龍文集》自是翹楚。清代季年為嘉興沈寐叟(曾植)海日樓所經藏的宋嘉泰二年壬戌(1202)雲間錢希武東岩讀書堂刻本《白石道人歌曲》六卷，亦精麗絕倫。降至元代，華亭縣西南境朱涇夾山寺於天曆二年己巳(1329)所刻唐《船子和尚撥棹歌》，楷體作軟體趙(孟頫)字，與三十載前(元大德三年，1299)江西鉛山所刻《稼軒長短句》絕似，惟刻功稍差耳。孤本今藏上海圖書館。元季流寓松江之陶南村(宗儀)所撰著名的筆記《輟耕錄》，多記松郡舊事，為史家所珍，其書初刻亦鐫於華亭。蓋書成在元至正二十六年丙午(1366)，作者之友青溪野史邵亨貞為作《疏》而募貲版行。時當元季群雄紛起，杭、蘇兩地均處割據狀態中，松江陷於隔阻格局，《輟耕錄》之祗能就地版刻為無疑之事，而刻事之粗率亦可見。但畢竟是陶南村及其友人親自主事的《輟耕錄》初版本，又是松江刻印之書。印本孤帙舊為上海涵芬樓(東方圖書館)所藏，今在北京圖書館，蓋建國以後，涵芬樓舉所藏燼餘宋元明刻及抄校善本以獻人民國家。
我是治祖國古代農業科學技術史(即傳統農技、農學遺產)的，1960年承擔了編集《中國古農書總錄》的農學文獻及傳統農藝科研課題，在廣泛搜尋、研究、著錄的過程中，注意到上海圖書館古籍部所藏的一部清道光十四年(1834)松江刻本的《浦泖農咨》(雲間姜皋字小枚著，署名“穀梁古勞”)，從目錄學文獻和當代公私藏書目錄與紀錄中(如：全國圖書聯合目錄編輯組編制：專題聯合目錄第五號：《全國古農書聯合目錄》……等)反覆核驗，吃驚地感覺到這部地區中刻版迄今僅127年的近代著作與出版物竟然在我們這顆星球上所存者僅此一帙孤本耳。再次證明了我的版本學老師陳公乃乾諄諄啟示的一句獨到的版本學經驗的名言，大意是：人們重視、珍惜宋元印本、抄校善本，推為國寶，稱為秘典而以明季至清代刻本，視為尋常；但明末至清代刻本、稿本群籍，有至為罕見甚至是孤本者，若一律漠視，乃版本學上的形上學(凝固不變)觀點耳，不可不加糾正。陳師嘗舉清嘉慶中刻本《經典集林》(洪頤煊輯)、《漢唐地理書鈔》(金溪王謨輯刻)等為例，使人不能不折心傾服。《浦泖農咨》道光刻本原為松郡近世大藏書家封文權籄進齋所藏。江南土改開始，其時封文權已去世，土改工作隊遵照文物保護條例，清查封氏藏書甚多，報告到達華東軍政委員會文化部文物處(處長徐森玉，副處長唐弢)，當時我被調任文物處圖書館科科長，與文物科科長呂貞白、博物館科長蔣大沂等受命協辦華東大區五省一市捐獻及沒收的圖書文物事務，故悉其事。當時運到文物處武定路文物倉庫者紛至沓來，目不暇接，最受重視的，古籍還是宋元珍本，如北宋錢唐刻三十卷本李善注《文選》等，明、清刻本，彼時多如牛毛，未暇詳顧。至1960年受命編《總錄》時，始從上圖查閱得《浦泖農咨》，就館詳繹，始知此乃松江水稻產區的一部總結優良品種香粳米等的種植、經營的專門農藝著作，雖小小一冊，其間若論飼豬與栽培水稻的關係，引老農之言曰：“棚中豬多，囷中米多。”實符合現代農業生態環境、生物學上“生物圈”觀念的至理。故曾撰文特加推薦，分別發表於《文物》1983年第2期和《上海圖書館建館三十周年紀念論文集》(1985年出版)；前文嗣又收入拙著《農書與農史論集》(1985年北京農業出版社出版)，後文又為日本漢學家、中國農業史研究學者渡部武教授日譯拙著的《中國古代農業博物志考》(1990年11月20日東京農山漁村文化協會出版)所迻譯。從而使我對於松江的學術文化、農業技術更增深了愛慕之情。
一九九〇年九月四日，我去北京參加中國科學院召開的“1990年北京中國科學史國際討論會”時，六日晚在孚王府賓館病倒，護送返滬診為腸梗阻，在瑞金醫院動了手術後，一再患病，雖兩次救治得以再生，但苟延殘喘，自分向馬翁(Karl Marx)報到請侍的日子已為期不遠了。很自然地想到自己軀體的安排歸屬問題。
病榻上讀到李煊寫的讚美湖州的詩句：
儂家生長碧湖頭，
打槳真從鏡里游。
怪道當年蘇學士，
杭州不住住湖州。
我不能有蘇翁的福份和條件。暮晚餘生，病弱之軀，而科研課題與編書任務仍不斷壓來，我這一名老兵還是下不了陣。反正，作為一名士兵，命中注定總是“戰士沙場死”的，我的前輩學者(如考古學家夏鼐、歷史學家黎澍)、中年學者(如中科院數學所研究員張廣厚、上海歷史所研究員王守稼等)，哪一位不是這樣呢?所以，私願戀戀的第三故鄉，可實在辦不到“上海不住住松江”了。生不能得流寓松江籍貫之美名(像元末明初的陶宗儀、明季清初的朱舜水、當代的國畫大師張大千等)，但死後鬼魂長依九峰三泖之間總是可以的吧。於是我又這樣地浮想聯翩：
胡生今世無緣雲間住，
但願死後矽(Si)灰能灑九峰三泖間。
一九九〇年十月五日始筆。由於十一月十七日突然胃部內溢血，大量噴吐後昏厥，經瑞金醫院醫生搶救輸血，至二十日凌晨始甦醒；住院五十二天后，返家憩養，繼又續草。因失血太多，帶來後遺症——嚴重貧血，十個指尖皆癟，握管即落，時寫時斷，至一九九一年四月二十六日始能草草完稿，當為余最後成序的較長之一文耳。
序三
新編《松江縣誌》經過8年的編纂，終於問世了。這部170餘萬字的社會主義新縣誌編纂成功，是松江人民政治、經濟和文化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可慶，可賀。
松江古稱華亭，從東漢建安二十四年(219年)吳孫權封陸遜為華亭侯起，至今已有1770年。從唐天寶十年(751年)置華亭縣起，也已有1238年。她向以魚米之鄉著稱於世，又以“衣被天下”載譽史冊；加以山明水秀，勝跡眾多，英才輩出，功業輝煌，從而作為江左名邑，東南望郡，在祖國歷史上有著重要的地位。
松江人民又有愛國和革命傳統，唐末王騰據華亭反唐，元末“紅巾軍”占領松江，都曾得到松江人民的積極支持；明末抗清鬥爭，陳子龍、夏允彝、夏完淳等許多民族英雄捨生取義；“五四”運動時，又湧現了侯紹裘等一批革命青年為事業獻身；在第一、二次國內革命戰爭以及抗日戰爭、解放戰爭中，松江人民都曾英勇奮戰，建立不少功勳。1949年5月13日松江解放後，全縣人民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工農業總產值從1949年的4362萬元，增長到1988年的26.68億元，各項事業都取得了重大成就。所有這些，新編《松江縣誌》中都有系統而完整的記述。
歷代志乘是中華民族的寶貴文化遺產，向為人們所重視，並曾有“治天下者以史為鑑，治郡國者以志為鑑”的說法。的確，要治理好一個地區，需要借鑑志書。我來松江工作不長，經常翻閱有關松江地方史志的書籍，時有得益，從而加深了對松江的了解。新編《松江縣誌》統攝古今，包羅萬象，堪稱松江一地的百科全書，這部大型綜合性地方文獻，不僅是為了載錄我們祖先的功過得失和為後代積累資料，更重要的是為當前的四化建設服務，幫助我們了解本縣各方面的基本情況，這樣工作起來就能較好地從實際出發，揚長避短，發揮優勢，掌握規律，正確決策。所以新編《松江縣誌》的出版，不僅利益當代，亦將功及後世，其意義是非常深遠的。
方誌在當地人民民眾的感情上還有著特殊的作用。熱愛家鄉，關心家鄉，是人之常情。《松江縣誌》的刊行，可以為海內外松籍人士提供一份全面而豐富的、親切而感人的鄉情，成為溝通海內外松籍人士感情的紐帶；同時也為一切關心松江的人士提供信息和嚮導，從而繼續為松江的社會主義事業獻計獻策，使松江發展得更快，建設得更好。
當前，黨中央十分重視加強愛國主義教育和國情教育，了解家鄉、熱愛家鄉是進行愛國主義教育和國情教育的思想基礎。《松江縣誌》的刊行，為教育後人提供了一份較為全面的鄉土史地教材，回顧歷史，能不振奮？放眼家鄉，能不自豪？先輩為松江的建設發展，作出了歷史的貢獻，曾使這塊土地放出異彩；我輩後人，更應奮發努力，超越前人。當前，我們要在改革開放的新形勢下，在國際環境趨向緩和、科學技術飛速發展的有利條件下，努力向社會主義現代化進軍，以《松江縣誌》為鑑，繼往開來，發揚艱苦奮鬥的精神，自強不息，勇往直前，以勤勞和智慧，把這塊古老的土地建設得更加富饒美麗。
序四
《松江縣誌》的編纂工作，自1981年9月中共松江縣委進行部署，成立縣地方史志編纂委員會和縣地方史志辦公室至今，已整整8年了。八度寒暑，眾手修志，數易綱目，幾經評議，在修志人員的同心協力下，終於成此巨著。縣誌的編纂成功凝聚了一代人的心血，它是為當代及後世奉獻的一部寶貴的地方文獻。為真實地記載我縣的歷史和現狀，以達到“資治當今，昭鑒後世”的目的，在志中既載上了光輝的業績，也記下了沉痛的教訓。
本縣歷史悠久，境內著名的九峰三泖風景區歷來被稱為上海古文化的搖籃，約6000年前，先民們就在峰泖一帶勞動生息。至今已有1000多年歷史的松江古城，很早就已商市繁榮、人口興旺，自唐天寶十年(751年)設定華亭縣治，元代升為府治，成為本地區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心。其轄區包括今上海市吳淞江以南全部土地。明清時期，松江府發達的棉紡織業使它的經濟在全國處於舉足輕重的地位。由於經濟繁榮，文化發達，也促進了地方修志事業的發展。從宋代以來，每逢太平盛世，常有修志盛舉。據現有資料，從南宋《雲間志》算起，松江共修過府志、縣誌18次，其中華亭、婁縣修志8次，刊行7次。從歷代修志的情況來看，不僅工程浩大，而且往往舉步艱難。例如解放前最後一部志書《光(緒)宣(統)華婁續志》，從民國6年(1917年)到民國25年，三次發動修志工作，始終未能完成全志，僅編寫出部分志稿(現存9門)。由此可知，在動亂的年代是很難修成志書的。這次修志，是松江解放後第一次，新時代要求我們編出一部統合古今的社會主義新縣誌，但要著手這一系統工程，既無實踐經驗，又無成法可循。由於社會發展、百業興旺，新縣誌門類眾多，篇幅巨大，資料浩繁，要完成它確實困難重重。有幸的是，這次修志正逢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改革開放、安定團結的盛世；中央領導的倡導，地方各級黨和政府的重視和支持以及社會各界的通力協作，修志工作才得以順利進行。今天，松江中斷了100餘年的修志事業，終於得以承接、延續。可以說《松江縣誌》的編纂出版，是十年改革中，我縣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取得的一項重要成果。
《松江縣誌》在編纂過程中，堅持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為指導，以服務於四化建設、社會主義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建設為目的，本著實事求是、統合古今、詳今略古、立足當代的精神，力求提高思想性、科學性、資料性，體現地方特點與時代特點，融合政治、經濟、文化於一書，以期起到“存史、資治、興利、教育”的作用。
過去已載入史志，未來尚有待創造。我們要記取前人的經驗教訓，以《松江縣誌》為鑑，認真研究縣情，從松江實際出發，充分發揮自然條件和人文條件等方面的優勢，維護安定團結，為進一步建設美好的社會主義新松江而奮鬥。
凡例
一、本志堅持實事求是原則和愛國主義立場，全面地記述本縣歷史與現狀。
二、本志記事，立足今縣境範圍之內，上溯起源，下限止1985年(有些內容適當延伸)，詳今略古，注重反映時代特點和地方特色。
三、本志前設概述、大事記；次列各專卷(卷下分章、節、目)，橫排門類，縱敘史實；後置特記。記述以文字為主(採用記、志、傳、錄等體裁)，配以圖表、照片。
四、人物生不立傳。入志人物以對社會有較大貢獻或影響為主；另收錄若干劣跡昭著者。以本籍為主，外籍人以記錄在本縣的事跡為主；以近、現代為重點。按生年先後排列。
五、歷史紀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用當時紀年，凡節中首次出現夾注公元紀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用公元紀年。
六、行政區劃、機構等，以當時名稱記述。
七、志中“解放前（後）”，指1949年5月13日本縣解放前（後）。
八、解放初期的人民幣金額，均換算成1955年3月新版人民幣幣值。
九、本志所用資料一般不注出處。所用解放後數據以縣統計部門提供的為準。
十、本志除引用古籍原文等外，均使用語體文。
概述
（一）
松江縣歷史悠久，自古經濟發達，文化興盛，人才薈萃。據考古發現，距今約6000年，先民們就在九峰一帶勞動生息。東漢建安二十四年（219年），東吳名將陸遜以功封華亭侯，華亭始見於史志。唐天寶十年（751年），置華亭縣。至清嘉慶十年（1805年），演變為1府（松江）、7縣（華亭、上海、青浦、婁、奉賢、金山、南匯）、1廳（川沙）。民國元年（1912年）廢府，華亭、婁縣合併為華亭縣。民國3年改稱松江縣。解放後，松江縣隸松江專區。1958年3月，松江專區撤銷，改隸蘇州專區；同年11月由江蘇省劃歸上海市。
1988年全縣面積605.58平方公里，其中耕地56.99萬畝，水面9.06萬畝。全縣總人口496771人（男246859，女249912），其中松江鎮84956人。
縣城東北距上海市中心人民廣場約40公里。縣境東與上海縣、閔行區、奉賢縣為鄰，南、西南與金山縣交界，西、北與青浦縣接壤。1988年轄3鎮、18鄉。
本縣地處太湖流域碟形窪地底部，境內地勢平坦，東、南部略高，西、北部低洼，為長江三角洲平原，西北部有十幾座小山丘。黃浦江三大源流在本縣南部匯合，東流出境。境內河渠縱橫，池塘眾多，是典型的水網地帶。所有河流均系感潮河道，每晝夜漲、落各2次。黃浦江（米市渡）最高水位為吳淞零上3.8米；警戒水位3.3米，危險水位3.5米。
本縣氣候屬北亞熱帶季風區，受冷暖空氣交替影響。年平均氣溫15.4℃，最高氣溫38.2℃，最低氣溫零下10.5℃，無霜期230天。年平均降水量1103.2毫米，雨日137天。6～7月有梅雨，平均20天左右。夏秋常有颱風過境，平均每年1.5次。局部地區有時有龍捲風、冰雹為害。秋冬多霧。易澇少旱。
本縣的香粳米、四鰓鱸魚、佘山蘭花筍、黃桃、綠茶、草長浜紅菱、蘭花小茄、泖河大蟹等，稱譽古今。解放後，由陳永康培育的“老來青”稻穀，曾揚名中外，為我國水稻增產發揮過重要作用。
悠久的歷史，遺留下大量文物古蹟。松江縣城中有：唐代陀羅尼經幢，宋代興聖教寺塔（方塔）、望仙橋，以及始建於宋，明代重建的雲間第一橋（跨塘橋），元代雲間第一樓、清真寺，明代磚雕照壁、西林塔、葆素堂、頤園、大倉橋、《急就章》碑，清代醉白池、蘭瑞堂（楠木廳）、邱家灣天主堂、遂養堂（張祥河宅）、陳化成祠等。鄉間有湯村廟、廣富林、姚家圈、平原村新石器時代文化遺址；塔匯鄉有始建於唐代的李塔；天馬山、佘山有宋代護珠塔（斜塔）、秀道者塔；泗涇的南村，曾是元末學者陶宗儀寄居地；鳳凰山有明代草書大家張弼墓；華陽橋有明代平倭墓碑；小崑山北盪灣村有夏允彝、夏完淳父子墓，廣富林有陳子龍墓等。九峰歷來為重要名勝區，古代每峰都有“八景”、“十景”的記載。在西佘山上建於清代的天主堂、天文台，如今已成為遠近聞名的重要景觀。
（二）
本縣經濟向以農業為主。縣境西北一帶出土的石犁、石鐮、稻粒等物，證明早在5000年前本地已有水稻種植。歷代府、縣誌載有水稻品種近40個，分粳、秈、糯三大類。民國25年（1936年），松江稻作試驗場有水稻品種215個（粳稻109個、秈稻44個、糯稻62個）。其中香粳稻、薄稻等名產享譽古今。明末水稻畝產約1.5石（112.5公斤）；清代中葉約1.8石（135公斤）。民國23年糧食平均畝產137公斤，民國34年為118公斤。
解放後，中共松江縣委和縣人民政府把發展農業、興修水利放在首要地位。1949年冬～1950年春，對多年失修的海塘及有關河道進行大修和治理，並逐年疏浚水害嚴重的河道，50年代新開人民河、通波塘城中段、油墩港南段和新五鄉建設河，疏浚骨幹河道30餘條（段），擋住了海潮，增強了低洼地區防洪抗災的能力。
1950～1951年，全縣完成了土地改革，廢除了封建土地剝削制度，實現了“耕者有其田”，26萬餘無地少地的僱農、貧農、中農（主要是下中農）分配到約45萬畝土地。“土改”後，農民要求組織起來走互助合作道路，1951年在自願的基礎上組建了一批農業生產互助組，到1952年參加互助組的已占農戶總數的61.3%。早期組織互助組的先進分子中有城東陳永康，他通過多年“單穗傳”培育的水稻“老來青”，在1951年，創單產716.5公斤的紀錄。這一經驗很快得到總結推廣。1952年，全縣水稻單產從1949年的162公斤提高到257公斤。這時黨中央提出過渡時期總路線，要逐步實現社會主義工業化和對農業、手工業、私營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1953年，本縣農民在互助組的基礎上，建立起第一批初級農業生產合作社。1955年底，加入初級社的已占總農戶的85.01%。1956年春，初級社開始向高級社發展，很快出現農業合作化高潮。至1957年4月，全縣99.14%的農戶加入了高級社。
1958年9月間，全縣300餘個尚未整頓鞏固的高級社，在5天時間內，組建成17個政社合一、“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在“大躍進”中，本縣高指標、瞎指揮、浮誇風和“共產風”盛行，經濟工作出現了嚴重失誤，在農業生產中盲目提出“畝產萬斤糧”等口號，嚴重挫傷了農民民眾的生產積極性。隨之出現了“三年國民經濟困難時期”。
1959年，根據中共中央鄭州會議精神，對人民公社作了調整，對無償“平調”作了退賠。1960年貫徹中央北戴河會議“大辦農業，大辦糧食”的方針，本縣農業生產在繼續治水改土的同時，積極發展機械化，改良品種，提高複種指數。1963年開始推行“麥、稻、稻”三熟制，當年糧食畝產達351公斤。1964年突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的要求，達到402公斤。棉花、油菜籽也因改良品種，改進田間管理，產量比解放初期大有增加，平均畝產分別由1950年的15公斤和28公斤，提高到1964年的54公斤和67.5公斤。農業機械化從50年代中期起步，到60年代中期，有了很大進展，1965年全縣已有拖拉機111台，手扶拖拉機92台，機引農具195台，機動脫粒機2252台，排灌電機651台，農機總動力22300千瓦。解放前因地勢低洼少種低產的三麥，這時已占糧食總產的15%。
“文化大革命”動亂時期，農村雖也受到影響，但廣大幹部民眾堅持農業生產、推進農業機械化和其他增產措施，使農業產量仍有增長，但社員分配卻較低。
根據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決議精神，1980年本縣農村開始推行多種形式的農業聯產承包責任制。到1985年，全縣已有2773個生產隊實行家庭承包、聯戶承包，或採取新經濟聯合體等形式。其中，有131個戶均承包糧田45.5畝的種植大戶，2200個養殖大戶和26個新經濟聯合體。同時，逐步建立和健全了農業生產服務體系。1978年後，農田降低夏種指數，恢復以稻麥兩熟制為主的耕作制度。經過農業經濟體制改革和產業結構調整，加上鄉鎮工業的興起，更促進了農業的發展。1980年糧食畝產646公斤、棉花59公斤、油菜籽102公斤，1984年創糧食畝產849公斤、棉花畝產98公斤的紀錄，油菜籽高達144公斤。1988年三者畝產分別為704公斤、64公斤、156公斤。全年糧食總產量28.8萬噸，棉花、油菜籽也分別達到318.9萬公斤和1828.8萬公斤。全縣擁有農機總動力20.5萬千瓦，農田機耕面積達99.3%，機電排灌面積達100%。本縣為上海市郊主要的商品糧生產基地之一。
副業（包括林、牧、漁業）生產，解放初期仍為自給自足的家庭經濟，商品率很低。農業合作化後，集體副業、家庭副業同時並舉。農村養豬，解放初期平均20畝田一頭豬，1971年達到了“一畝田一頭豬”，1979年飼養總量增至903739頭。生豬上市量也大量增加，1971～1988年平均每年在30萬頭以上。80年代開挖了近萬畝魚塘，水產品產量由1980年的1832噸增長到1988年的8966噸。禽蛋上市量1980年為428萬隻和558.6萬公斤，1988年分別提高到1631萬隻和1485.4萬公斤；牛奶產量也從1980年的550噸提高到1988年的6396噸。食用菌生產始於1959年，僅種植12平方米，1983年發展到55.95萬平方米，總產232.1萬公斤；1985年下降為24.22萬平方米，總產72.2萬公斤。編織業有草繩、草包、草蓆、杞柳製品和鉤針編織物等種類。鉤針編織始於清末，解放後逐漸從花邊發展到棉、毛、尼龍手套，70年代起又增加毛衣、鞋帽、拎包、床上用品等種類，形成了一個為出口服務的加工業，全縣業餘編織隊伍達10萬餘人。副業產值，50年代僅占農業總產值的25%左右、工農業總產值的15%左右。80年代起提倡多種經營，重視規模效益，以副養農，副業迅速發展，1978年產值為3600萬元，占農業總產值的24.84%，1988年增至20889萬元，占59.18%。
本縣手工業自古比較發達。宋代緙絲馳譽全國，明代棉紡織業“衣被天下”。清代起，特別是鴉片戰爭後，洋布大量輸入，松江棉紡織業逐漸衰落。民國年間，手工棉布生產僅為鄉間農民自給，已失去商品意義。1900年前後，現代工業開始在本縣發展，最早是機器碾米業及為其服務的機器維修業。後來，又出現了一些紡織、針織、印刷、化工、機械製造等工廠。但在長期軍閥混戰、外敵入侵的環境中，發展困難。抗戰勝利後，國民黨政府忙於內戰，加以美貨傾銷，發展更為困難。解放前夕，全縣只有小型工廠144家，手工業作坊5000餘戶，工業、手工業產值1222萬元。
解放後，工人階級成為企業的主人。1956年1月，全縣工業實現全行業公私合營，個體手工業實現全行業合作化，共建立合營工廠22家，手工業合作社（小組）80個。一大批職工被提拔為企業領導，私方人員一般都得到適當安排。
1958年盲目“大躍進”，本縣所屬全民工業企業由1家發展為28家，社鎮集體工業企業增至201家，但在發展初期就存在缺乏資金、原料、技術等問題，加上管理混亂，困難重重，一年後，多數工廠停辦。1962年貫徹黨中央“調整、鞏固、充實、提高，方針，縣全民工業企業大多恢復，部分劃為市屬，許多社鎮工業企業關、停、並、轉，工業產值由上一年的10028萬元，下降為6014萬元。至1964年下降到5659萬元，接近1958年5487萬元的水平。1965年開始回升到7216萬元。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部分工廠“停產鬧革命”，全縣工業產值降至4918萬元。1970年，建立三級農機修理網，社鎮工業有所發展，全縣工業產值又上升到8595萬元，1972年起，工業產值才穩定地超過農業產值。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後，貫徹“對外開放，對內搞活”的方針，工業企業開始管理體制的改革，推行廠長負責制和生產崗位責任制，調動了廣大職工的積極性，工業發展加快了步伐。1988年全縣工業企業由1978年的484個增加到1399個，其中縣辦167個，鄉鎮（包括鄉鎮以下）辦1118個，其他114個。鄉鎮企業逐步發展成為本縣國民經濟的主要支柱：1978年產值為11457萬元，占全縣工業總產值的42.15%，工農業總產值的27.49%；1988年達到169121萬元，占工業總產值的73.04%，工農業總產值的63.38%。本縣多層次的工業企業，已形成紡織、服裝、食品、化工、建材、印刷、機械、電機、電子、電器等眾多系列，產品有上千個品種，1988年總產值231539萬元，占工農業總產值266836萬元的86.77%。
1958年本縣劃歸上海市後，縣城被規劃、闢建為市郊工業衛星城鎮之一，一批部、市屬工廠陸續遷入本縣。1985年，縣境內共有部、市屬工廠21家，職工2萬餘人，總產值4億餘元。這些工廠分屬冶金、鑄造、工具機、照相機等工業門類，通過聯營、加工協作、技術指導、設備轉讓等形式，對縣屬和鄉鎮工業的發展起了支持促進的作用。
本縣商業歷來繁盛。縣城是府治、縣治所在地，又是府境糧食、棉花以及其他商品、貢品集散轉運中心。大批官僚、地主、豪紳、富商集中於此，城鄉流通渠道暢通，形成了較大的消費市場。在社會安定時期，一直能保持興旺局面。至解放前夕，全縣有坐商4126戶、行商471戶、攤販2293戶，共59個行業。1954～1956年，基本完成了對私營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全縣有32戶私商直接過渡為國營企業；大部分實現了全行業公私合營，組建成49個合營企業；還建立了174個合作商店，以及許多合作小組。一部分小商小販、服務行業繼續從事個體經營。此後幾十年中，商業管理體制進行了多次改革。隨著工農業生產的發展，人民生產、生活需求不斷增長，商業也繼續發展繁榮，社會商品零售總額1949年為2578萬元，1978年為17590萬元，1988年達71754萬元。生活資料和生產資料的銷售比例也有很大變化，1949年為95.69%和4.31%；1988年為73.37%和26.63%。80年代外貿發展迅速，已形成一批出口商品生產基地。1988年出口產品總值46205萬元，比1978年增長7.58倍。其中工業產品占87.83%，農副產品占12.17%。工業產品中，鄉鎮工業產品又占82.89%，達到33641萬元；花邊加工費從1971年的66萬元增至2344萬元。解放以來，集市貿易歷經興衰，1949年成交額為175萬元，1978年為371萬元，1988年增至6064萬元。個體經濟幾經起落，1956年初對手工業、私營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後，全縣尚有個體工商業487戶；1958年“大躍進”時期，不少個體戶停止經營。1962年開放集市貿易，市場上又出現3000餘個體戶，經整頓清理，至1965年只剩918戶。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後，全縣發證僅20戶。80年代起，個體戶逐年增加，1980年發證118戶，1985年增至3205戶，其中城鎮678戶，農村2527戶，營業額341.45萬元。1988年個體戶數達3969戶。
明、清兩代，松江府歲征田賦（米）120萬石左右，超過北直隸一省，農戶負擔之重，甲於天下，而本縣前身的華亭、婁縣，賦額又占全府大半。民國時期，本縣每年田賦仍達40餘萬石，是地方財政收入的主要來源；財政支出，主要用於軍警、政府機關以及教育、衛生等方面。解放後，建立起新型的財政稅收制度。全縣財政收入，1950年為794.44萬元；1983年突破1億元；1988年達到18148萬元，其中縣級財政收入17022萬元。隨著社會主義經濟的發展，一再調整稅制稅率，改變了千百年來財政稅收主要依賴田賦收入的局面。1958年以前，農業稅占全縣財政收入的大半；1958年後約占1/2；1971年後約占10%；1985年僅占3.85%。工商稅1950年占29.92%，1980年超過1/2，1985年為75.45%。企業上交利潤1952年占0.07%，1971年曾達59.13%，1985年為20.45%。歷年財政支出，35～70%用於文教、衛生事業，7～25%用於農田水利建設。
1949～1988年松江縣工農業總產值示意圖
1988年，本縣社會總產值392777萬元；國民生產總值140962萬元，人均2838元；國民收入125706萬元，人均2530元。經濟結構發生顯著變化，農業（種植業）收入由1978年占農副工三業總收入的33.03%下降為8.68%，工業由21%上升為62.51%，副業占28.81%。隨著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發展，人民物質生活有了顯著改善。1956年職工工資人均451元，農民收入人均84元，1988年職工工資人均1876元，農民收入人均1272元，勞均2079元。城鄉興建起大批住宅，1985年松江、泗涇兩鎮人均居住面積超過8平方米，農村80%以上人口住進了新建的樓房，人均居住面積達24平方米。城鄉居民口糧皆有剩餘，副食品消費水平提高。1985年，農村人均消費肉類19.39公斤，禽類3.73公斤，蛋類4.82公斤，水產5.13公斤。1985年農村人均消費棉布1.7米，化纖布5.07米。據1987年抽樣調查，城鎮居民每百戶擁有腳踏車223輛，電扇213台，縫紉機86架，電冰櫃33台，洗衣機76台，電視機109台（其中彩電33台），收錄機56台，照相機20架；農民每百戶擁有腳踏車135輛，縫紉機70架，電扇91台，洗衣機2台，電冰櫃1台，電視機55台，收錄機15台，照相機1架。
城鄉個人儲蓄存款，1978年末為885萬元，人均19.5元；1988年末增至24473萬元，人均492.64元。
（三）
據南宋《雲間志》記載：“唐之置縣，固有城矣。”至宋代，華亭城中已有街巷數十條。元初升府，城內有一府一縣行政機構，因城垣較小，城市建築沿市河向西延展，到元末已形成“十里長街”。明代松江城曾列為全國33個都市之一。清代松江城有一府兩縣行政機構，官紳第宅眾多，商店作坊櫛比，居民稠密，形成繁榮的市面。後來上海都市倔起，松江城政治、經濟、文化地位，逐漸被上海所取代。近百年來，戰亂不斷，特別是日軍入侵，松江城幾成廢墟。至解放時，還是窄街低屋，砂石路面，市政設施落後。
1949年，縣城共有各類建築485476平方米，多為一二層磚木結構房屋。50年代，城市建設以利用改造原有建築設施為主。1957年，滬松公路接通。1959年，華東電網向松江城鄉全日供電。1962年，縣城、泗涇鎮有了自來水。1965年，建成第一批新公房。1966年，四位自動撥號電話開通。“文化大革命”期間，城市建設緩慢。1978年後，城市現代化建設加快了步伐。到1985年松江鎮已初步形成五橫（樂都路、中山二路、中山路、迎賓路、松匯路）十縱（環城東路、茸城路、方塔路、北內路、普照路、谷陽路、人民路、西林路、永豐路、玉樹路）道路格局，主要道路全部鋪設瀝青或水泥路面。1985年底，全鎮共有各類建築265.87萬平方米，是1949年的5.47倍。其中，70年代末至1985年共增建172.49萬平方米。公房住宅已達60.65萬平方米。縣城內電話容量2800門，另外18個單位交換機容量2350門；農村電話容量3500門。境內鐵路除滬杭線外，新增了新閔、金山支線；公路總長210公里，除通向市區、鄰縣、鄰省外，各鄉都通行公共汽車。松江鎮內還設公交線路一條。大泖港、黃浦江上建有全市最大的斜拉橋和公路鐵路雙層橋。鋼筋水泥橋遍布城鄉。1986年建成電視發射塔並開始播送節目。全鎮設有各類醫院10所，影劇院5座，縣屬文化館、圖書館、博物館、檔案館、科技館、體育場、游泳池各1座，公園2處。
70年代初，農村新建瓦房漸多。70年代末，開始改建樓房。1978～1985年，農村新建住房573萬平方米，其中有樓房30808幢。解放後，逐步改善農村飲水衛生。1950～1985年，農村共挖井8萬餘口。1964年新橋鎮自來水廠建成。1977～1985年，又建成農村自來水廠23座。全縣28%左右的人口已飲用自來水。
（四）
本縣文化教育素稱昌盛。早在西晉，“二陸”（陸機、陸雲）即名重文壇，以其故居在崑岡，人以“玉出崑岡”譽之。宋代始建縣學；元代升府後，松江城內府、縣學並立，又有書院、塾學多處。科舉及第者較多。自宋至清，華亭及後設的婁縣，共有521人中進士，內有狀元5人。“布衣”及流寓人員中，也有不少傑出之士。元末，黃岩陶宗儀、山陰楊維楨、錢塘錢惟善等名士，均先後來松定居，他們與當地文人陸居仁、袁凱等，交往甚密。陶宗儀築草堂於泗涇之南村，編著有《南村輟耕錄》、《說郛》等多種。明代，文化興盛，人才輩出。如：書法家沈度、張弼，學者顧清，政治家徐階，“雲間畫派”的骨幹人物莫是龍、顧正誼、孫克弘、董其昌、趙左、陳繼儒等。明末清軍南下，松江文人陳子龍、夏允彝、徐孚遠、李待問、夏完淳等奮起抵抗。入清，文風不衰，名家接踵，如：書畫家張照、陳枚、改琦、張祥河，歷史學者王鴻緒，文學家姚椿、韓邦慶等，皆享譽當世。
清末廢科舉、興學校，松江因靠近上海，得風氣之先，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即建立了第一所新式學堂——私立中西學堂。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史量才、馬相伯、吳雪齋在泗涇創立私立養正國小。光緒三十年設立松江府中學堂。辛亥革命前幾年，原有書院、義塾、私塾紛紛改辦學堂。民國時期，公立私立學校並舉，女校、師範也隨之誕生。日偽時期，教育事業遭到嚴重破壞。到解放時止，本縣共有中學8所（內私立6，女中1），中等職業學校3所（師範1），國小244所。
解放後，私立學校逐步改為公辦或併入公辦學校，女子學校改為男女合校。至1985年，全縣共有幼稚園（點）386個，國小261所，中學49所（完全中學10），職業學校14所（師範1，師範班1），中學職業班28個，電視大學分校1所。1980年基本完成了掃盲任務。1983年普及了國小教育。1988年國中普及率達87.01%。
辛亥革命前，本縣醫療衛生保健全賴中醫中藥。民國4年（1915年）設立時疫醫院，民國10年出現第一所西醫醫院。以後近30年間，先後建立西醫院10所（內公立醫院2），至解放前夕，尚存4所（公立醫院2）。解放後，陸續建立起縣、社（鄉）、大隊（村）醫療衛生機構和人民醫療保健制度。從50年代起，大力防治地方病和傳染病，1984年消滅了血吸蟲病。到1988年，全縣有縣級醫院7所，鄉鎮衛生院20所，縣醫療救護站1處，共有病床1495張，醫務人員1764人。
本縣近代體育起步較早，自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建立“松江勸學會附設體操講習所”（我國最早的一所體育學校）後，學校中均設體操課。民國8年（1919年），松江縣公共體育場建成。同年5月7日舉行的松江縣高等國小聯合運動會，是本縣首次運動會。30年代，體育運動以學校體育及城市體育活動為主。解放後，隨著體育運動的普及，曾湧現出一批優秀運動員，50年代，在省級以上比賽中，獲冠軍7次，得第一名4次，破省及全國紀錄7次。體育設施得到擴建和更新，縣城現有設備齊全的公共體育場，還有燈光球場，籃、排、網球場，桌球房，還新建了游泳池等。學校、工廠、農村都新建或擴建了一些體育場所。體育運動在農村中也正在廣泛開展。
（五）
松江人民有著光榮的革命傳統和愛國主義精神。唐末農民起義軍黃巢攻下潼關的那年（880年），王騰據華亭反唐。元末農民大起義，松江人民積極支持“紅巾軍”占領松江。明萬曆年間，董其昌次子董祖常橫行鄉里，民眾憤起燒掉了董家住宅。明末，松江進步知識分子陳子龍、夏允彝、徐孚遠等，組建愛國文學團體“幾社”，當清軍南下、明朝復亡時，“幾社”中人參加了抗清鬥爭。府城陷落後，李待問等義軍數千人壯烈犧牲，夏允彝、夏完淳父子，陳子龍等也先後犧牲，徐孚遠突圍至福建，繼續鬥爭，至死不降。辛亥革命爆發後，松江積極回響，組織學生軍，支持革命政府；“二次革命”（討伐袁世凱）時，松江學生軍敢死隊參加進攻上海江南製造局的戰鬥，犧牲多人。“五四”運動中，松江湧現出侯紹裘等一批革命青年。民國12年（1923年）秋，侯紹裘成為松江第一名共產黨員。民國15年，松江建立了共產黨地下組織，在大革命時期，積極參與反帝反封建鬥爭。民國16年3月，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裝起義勝利，侯紹裘被推選為上海市臨時政府委員。“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前夕，侯紹裘在南京被害。同年中共黨員袁世釗、吳子喜、陸龍飛、顧桂龍等在新浜、楓涇一帶開展農民運動，並於民國17年在陳雲領導下策動了楓涇暴動，失敗後吳子喜、陸龍飛被捕犧牲，其他同志轉入地下，繼續堅持鬥爭。民國19年後，顧桂龍、袁世釗等先後被捕犧牲，民國22年松江中共地下組織遭敵人嚴重破壞，黨組織中止活動。民國26年11月9日松江淪陷。民國28年後，中共在和尚涇、葉榭、莘七、天昆地區重建地下組織，領導當地人民，配合新四軍進行抗日鬥爭。有很多青年參加了新四軍、八路軍等抗日部隊，不少人為國捐軀。民國34年夏，新四軍在泗涇、七寶、莘莊一帶建立游擊根據地，並成立了泗寶區公所，這是中共在本縣建立的第一個人民政權。同年7月，浦南爆發了反抗“軍米”等鬥爭，中共地下組織積極參與領導，憤怒的民眾一舉懲辦了偽鎮長、保長等數十人。
解放戰爭中，中共地下黨員始終在本地堅持鬥爭。解放前夕，中共松江地下組織6個支部的128名黨員，和浦東人民解放總隊松江大隊100餘人武裝隊伍，與全縣人民一起，配合解放軍，勝利地迎來了1949年的解放。
解放以來，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松江人民繼續發揚光榮的革命傳統，作出了新的貢獻。抗美援朝時，松江捐獻飛機3架，900餘名松江子弟，參加了中國人民志願軍，79人犧牲在朝鮮戰場上。1955～1985年，有1.9萬餘人應徵入伍，在保衛祖國、保衛社會主義建設的鬥爭中，有44人獻出了寶貴的生命。
1988年松江縣鄉（鎮）工農業產值結構比重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