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莞市第三人民醫院（石龍人民醫院）原名惠育醫院，位於東莞、廣州、惠州三市交界處，為一所具有百年悠久歷史、集醫療、教學、科研、保健於一體的市屬綜合性三級甲等公立醫院，也是東莞市、深圳市、惠州市社保定點單位。
基本介紹
- 中文名稱：東莞市第三人民醫院
- 地理位置：東莞市石龍鎮黃洲區祥龍路1號
- 醫院等級：三級甲等
- 醫院類型：綜合醫院
- 經濟類型：公立
歷史沿革,醫院地址,
歷史沿革
石龍惠育醫院於光緒二十七年（1901）籌辦，光緒二十九年（1903）建成使用。1949年10月被東莞縣軍事管制委員會接管，易名為石龍鎮人民醫院。本文對該院作扼要鉤沉，以資存史。
一、惠育醫院創辦的原因
石龍地處東江下游乾支流分水交匯處，“上接惠潮，下通省港”，晚清以來一直是“惠潮嘉三府商賈總匯，貨財雲集之地”，“商業繁盛為東莞全邑之冠”，“與省城、佛山、陳村並稱”。石龍的興盛，孕育出大批殷商，其中以糖行、棉行最為發達。糖商巨賈多，棉行也成立布行會館（後來創辦惠育醫院捐助最多者是棉行的永昌堂）。他們與當地的士紳逐漸融合，形成一個獨特的紳商階層，其中部分人成為惠育醫院的創辦人。
在同治、光緒朝以後，東莞士紳倡辦善堂，成為那個時代的主流。在石龍的善慶堂、同善社、評善堂、明善堂、普善堂等慈善組織或“施棺掩骼”或“ 籌款辦水災”或“贈襖贈醫”，“偶有災荒賑濟，平糶，一呼即應，善堂雖所辦不過一、二事，然同光以後相繼設立，亦足以佐官力之不逮”。石龍是當時莞邑善堂最多之區，發揮作用亦最有影響，如甲午（1894年）春夏之疫症，明善堂延請內外醫科留醫贈藥，頗受地方當局讚賞。倡辦善堂使紳商社會地位提升，如普善堂的黎旭瀾、黃瀚華、劉淦清等，都是莞邑名士，這也堅定了紳商倡善的信心。
再者，石龍“地當要衝，類廣人稠”，小小彈丸之地“附近人口四萬餘”，致使衛生生活環境嚴峻。接二連三的疫症流行（據《明善堂記》載：“甲午春夏，省港疫興，鄉閭癘起，男女老少，命促須臾，多在舟中殞斃”），直接催生了惠育醫院的創辦。
二、惠育醫院的創辦
光緒二十七年（1901），石龍商人李秀芝、袁偉猷、夏侯偉、王大光、林樹蕃、石綺雲等發起倡建石龍闔鎮醫院，並前往港澳 向各界人士募捐。先在新街普善堂開設公所，暫租民鋪，延醫贈診。並舉曾守約、黎旭瀾為值事，其後在皮糖街購鋪面三間、鋪尾四間，仿效廣濟醫院樣式建造（廣濟醫院，晚清廣州九大善堂之一，創辦於1892年，位於一德路）。光緒二十九年，醫室大堂落成，邑人陳伯陶[陳伯陶（1855—1930），中堂鳳涌人，字象華，號子礪，光緒十八年（1892）進士，列第三名（探花）。曾任文瀾閣校理，國史館總纂，江寧提學使等職。晚年避居香港。]為之書額，曰：惠育醫院。光緒三十一年（1905）留醫室竣工。
惠育醫院的落成，靠眾志成城之力。醫院的捐助者超過793戶，捐銀超過23000元，石龍鎮以坊為單位，每坊的商鋪都適當捐助，其中以郭忠誠金鋪、林榮昌（林直勉父親）藤鋪最為著名。除東莞和石龍本地商戶捐助外，還有香港、安南、鎮江、暹羅、星加坡、佛山、南海、河源等地的商號和個人捐助。其中著名的有香港滙豐銀行、保良局以及香港東義堂的周卓凡（石龍人。與兄周少歧同被英皇授予非官守太平紳士，兒子周爵年亦被授予爵士勛銜。石龍周氏在早期香港社會有顯赫地位。）、戴楫臣、單介舟、伍斗山和東京（今越南河內）僑領譚雲軒等莞籍殷商。惠育醫院的創辦是當時東莞的一件盛事，也是民辦醫院的創舉（東莞醫院1926年籌辦，1930年開診；虎門醫院1930年籌辦，1933年落成。），石龍紳商在籌辦過程中充當了重要的角色。
惠育醫院以“贈醫施藥，救急扶危”為宗旨，招工承建時,“念災危愈形急切，故先行設局，延醫贈診”。深得當時東莞知縣劉德恆嘉許，云：“具征桑梓情殷，樂施好善，殊堪嘉尚”。早期在莫少伯主理醫院期間，惠育醫院與香港保良局聯繫密切，經常接收在香港被遣回的莞籍婦孺（包括被拐賣截回者，被誘當私娼起獲者，被虐待者），成為當時東莞最主要的對外慈善團體。
惠育醫院的經費來源主要靠醫院的善產。如光緒三十年（1904）石龍左堂移送的米麵會館就是醫院的善產之一。同時醫院還兼理同善社每年收存的嘗產。民國前後，醫院得謝星南（東坑人。興中會會員，曾隨孫中山革命）襄助，由明倫堂撥款，加建留醫室，增聘醫生、護士多名。後謝星南離開，明倫堂資助中斷。民初，惠育醫院“求診者日盈於門，就醫者得館以室，遐爾稱便，人甚德之”。惠育醫院是當時東莞一家知名的民辦醫院，也是一家知名的慈善機構，其與廣州九大善堂、香港保良局均聯繫密切。
三、二、三十年代的惠育醫院
東征北伐時期，石龍是各家必爭之地。醫院業務凋零。醫院經常成為政治人物駐足之地，也是軍隊處置傷兵的野戰醫院。如1923年6月，石龍各界歡迎孫中山大會；1925年3月前滇軍司令部的駐地；1925年10月東征軍召開各界代表會議等等，均以惠育醫院作為基地或大本營，影響了醫院開展治病救人的職能。
1928年後，廣東社會局勢稍趨穩定，尤其在陳濟棠主粵時期，院務日漸恢復。醫院除繼續發揮其慈善功能外（如1931年10月代市民遷葬義地，9月為溺死船客撈屍；1934年4月公祭義墳，9月發放領回香港東華醫院的水災救濟款等），亦於三十年代創辦平民學校，免費讓學生入學。在抗戰前，惠育醫院也是石龍主要的集會場所（如1932年，石龍各界在醫院召集籌設救火會，群益公司在醫院設立辦事處；1934年8月石龍各界在醫院成立酷暑臨時救濟會等）。可以說，三十年代是醫院的黃金時期之一，社會穩定，醫院職能拓寬，也是石龍一間綜合實力最強的醫院（那時石龍有克懷醫院、東莞國醫支館等醫療機構）。1938年，石龍淪陷，留醫室全部被毀，“院務中輟”。
四、惠育醫院復辦
抗日戰爭勝利後，東莞參議會議員劉品姜、葉達渠、熊鑒清、劉劍堂、祁紹薪、葉傑英、方松軒等7人提議函請明倫堂撥款復辦惠育醫院。明倫堂撥給113327司馬斤谷作為醫院開辦經費，並任命袁逸（茶山人，曾任廣東第一集團軍總司令部第三軍第八師上校軍醫處長，東莞醫院外科醫師，解放後去世）為院長。1948年2月1日惠育醫院正式復辦成立，2月門診量達234人，種痘238人，同年4月，惠育醫院參照東莞醫院的做法，改為公立惠育醫院，並設立董事會，制定董事會章程，訂立贈醫、留醫、接產章程，醫院管理得以規範。明倫堂聘陳鎮中、殷仲銘、葉達渠、徐槐棠、劉品姜、麥振庭、莫德明（石龍人，香港民元布廠、石龍民一布廠大股東。曾任1946年度香港保良局總理）、羅平、許勁卿等9人為董事，後又增聘莫序雲、劉灼光、鄒顧、鐘仁普、徐灼均、葉江寧等熱心地方公益人士為董事，並委任徐景唐為董事長[徐景唐（1895---1967）東城鰲峙塘人。保定陸軍學校畢業，曾任廣東省政府委員、軍事廳廳長、第五軍軍長、建設廳廳長，抗戰時任第十二集團軍中將副司令，1948年赴港寓居,時任明倫堂副董事長]，在明倫堂的支持下，惠育醫院院務迅速恢復，1949年初，董事會發動省港人士捐資，募得善款17200港元，用以重建留醫病房一座，重病室五間，廚房、殮房各一間。8月留醫部正式收容病人。當時醫院有職工18人，留醫病床37張，分娩床3張，袁逸仍任院長。
1949年10月，惠育醫院被接管，改名為石龍鎮人民醫院。
一、惠育醫院創辦的原因
石龍地處東江下游乾支流分水交匯處，“上接惠潮，下通省港”，晚清以來一直是“惠潮嘉三府商賈總匯，貨財雲集之地”，“商業繁盛為東莞全邑之冠”，“與省城、佛山、陳村並稱”。石龍的興盛，孕育出大批殷商，其中以糖行、棉行最為發達。糖商巨賈多，棉行也成立布行會館（後來創辦惠育醫院捐助最多者是棉行的永昌堂）。他們與當地的士紳逐漸融合，形成一個獨特的紳商階層，其中部分人成為惠育醫院的創辦人。
在同治、光緒朝以後，東莞士紳倡辦善堂，成為那個時代的主流。在石龍的善慶堂、同善社、評善堂、明善堂、普善堂等慈善組織或“施棺掩骼”或“ 籌款辦水災”或“贈襖贈醫”，“偶有災荒賑濟，平糶，一呼即應，善堂雖所辦不過一、二事，然同光以後相繼設立，亦足以佐官力之不逮”。石龍是當時莞邑善堂最多之區，發揮作用亦最有影響，如甲午（1894年）春夏之疫症，明善堂延請內外醫科留醫贈藥，頗受地方當局讚賞。倡辦善堂使紳商社會地位提升，如普善堂的黎旭瀾、黃瀚華、劉淦清等，都是莞邑名士，這也堅定了紳商倡善的信心。
再者，石龍“地當要衝，類廣人稠”，小小彈丸之地“附近人口四萬餘”，致使衛生生活環境嚴峻。接二連三的疫症流行（據《明善堂記》載：“甲午春夏，省港疫興，鄉閭癘起，男女老少，命促須臾，多在舟中殞斃”），直接催生了惠育醫院的創辦。
二、惠育醫院的創辦
光緒二十七年（1901），石龍商人李秀芝、袁偉猷、夏侯偉、王大光、林樹蕃、石綺雲等發起倡建石龍闔鎮醫院，並前往港澳 向各界人士募捐。先在新街普善堂開設公所，暫租民鋪，延醫贈診。並舉曾守約、黎旭瀾為值事，其後在皮糖街購鋪面三間、鋪尾四間，仿效廣濟醫院樣式建造（廣濟醫院，晚清廣州九大善堂之一，創辦於1892年，位於一德路）。光緒二十九年，醫室大堂落成，邑人陳伯陶[陳伯陶（1855—1930），中堂鳳涌人，字象華，號子礪，光緒十八年（1892）進士，列第三名（探花）。曾任文瀾閣校理，國史館總纂，江寧提學使等職。晚年避居香港。]為之書額，曰：惠育醫院。光緒三十一年（1905）留醫室竣工。
惠育醫院的落成，靠眾志成城之力。醫院的捐助者超過793戶，捐銀超過23000元，石龍鎮以坊為單位，每坊的商鋪都適當捐助，其中以郭忠誠金鋪、林榮昌（林直勉父親）藤鋪最為著名。除東莞和石龍本地商戶捐助外，還有香港、安南、鎮江、暹羅、星加坡、佛山、南海、河源等地的商號和個人捐助。其中著名的有香港滙豐銀行、保良局以及香港東義堂的周卓凡（石龍人。與兄周少歧同被英皇授予非官守太平紳士，兒子周爵年亦被授予爵士勛銜。石龍周氏在早期香港社會有顯赫地位。）、戴楫臣、單介舟、伍斗山和東京（今越南河內）僑領譚雲軒等莞籍殷商。惠育醫院的創辦是當時東莞的一件盛事，也是民辦醫院的創舉（東莞醫院1926年籌辦，1930年開診；虎門醫院1930年籌辦，1933年落成。），石龍紳商在籌辦過程中充當了重要的角色。
惠育醫院以“贈醫施藥，救急扶危”為宗旨，招工承建時,“念災危愈形急切，故先行設局，延醫贈診”。深得當時東莞知縣劉德恆嘉許，云：“具征桑梓情殷，樂施好善，殊堪嘉尚”。早期在莫少伯主理醫院期間，惠育醫院與香港保良局聯繫密切，經常接收在香港被遣回的莞籍婦孺（包括被拐賣截回者，被誘當私娼起獲者，被虐待者），成為當時東莞最主要的對外慈善團體。
惠育醫院的經費來源主要靠醫院的善產。如光緒三十年（1904）石龍左堂移送的米麵會館就是醫院的善產之一。同時醫院還兼理同善社每年收存的嘗產。民國前後，醫院得謝星南（東坑人。興中會會員，曾隨孫中山革命）襄助，由明倫堂撥款，加建留醫室，增聘醫生、護士多名。後謝星南離開，明倫堂資助中斷。民初，惠育醫院“求診者日盈於門，就醫者得館以室，遐爾稱便，人甚德之”。惠育醫院是當時東莞一家知名的民辦醫院，也是一家知名的慈善機構，其與廣州九大善堂、香港保良局均聯繫密切。
三、二、三十年代的惠育醫院
東征北伐時期，石龍是各家必爭之地。醫院業務凋零。醫院經常成為政治人物駐足之地，也是軍隊處置傷兵的野戰醫院。如1923年6月，石龍各界歡迎孫中山大會；1925年3月前滇軍司令部的駐地；1925年10月東征軍召開各界代表會議等等，均以惠育醫院作為基地或大本營，影響了醫院開展治病救人的職能。
1928年後，廣東社會局勢稍趨穩定，尤其在陳濟棠主粵時期，院務日漸恢復。醫院除繼續發揮其慈善功能外（如1931年10月代市民遷葬義地，9月為溺死船客撈屍；1934年4月公祭義墳，9月發放領回香港東華醫院的水災救濟款等），亦於三十年代創辦平民學校，免費讓學生入學。在抗戰前，惠育醫院也是石龍主要的集會場所（如1932年，石龍各界在醫院召集籌設救火會，群益公司在醫院設立辦事處；1934年8月石龍各界在醫院成立酷暑臨時救濟會等）。可以說，三十年代是醫院的黃金時期之一，社會穩定，醫院職能拓寬，也是石龍一間綜合實力最強的醫院（那時石龍有克懷醫院、東莞國醫支館等醫療機構）。1938年，石龍淪陷，留醫室全部被毀，“院務中輟”。
四、惠育醫院復辦
抗日戰爭勝利後，東莞參議會議員劉品姜、葉達渠、熊鑒清、劉劍堂、祁紹薪、葉傑英、方松軒等7人提議函請明倫堂撥款復辦惠育醫院。明倫堂撥給113327司馬斤谷作為醫院開辦經費，並任命袁逸（茶山人，曾任廣東第一集團軍總司令部第三軍第八師上校軍醫處長，東莞醫院外科醫師，解放後去世）為院長。1948年2月1日惠育醫院正式復辦成立，2月門診量達234人，種痘238人，同年4月，惠育醫院參照東莞醫院的做法，改為公立惠育醫院，並設立董事會，制定董事會章程，訂立贈醫、留醫、接產章程，醫院管理得以規範。明倫堂聘陳鎮中、殷仲銘、葉達渠、徐槐棠、劉品姜、麥振庭、莫德明（石龍人，香港民元布廠、石龍民一布廠大股東。曾任1946年度香港保良局總理）、羅平、許勁卿等9人為董事，後又增聘莫序雲、劉灼光、鄒顧、鐘仁普、徐灼均、葉江寧等熱心地方公益人士為董事，並委任徐景唐為董事長[徐景唐（1895---1967）東城鰲峙塘人。保定陸軍學校畢業，曾任廣東省政府委員、軍事廳廳長、第五軍軍長、建設廳廳長，抗戰時任第十二集團軍中將副司令，1948年赴港寓居,時任明倫堂副董事長]，在明倫堂的支持下，惠育醫院院務迅速恢復，1949年初，董事會發動省港人士捐資，募得善款17200港元，用以重建留醫病房一座，重病室五間，廚房、殮房各一間。8月留醫部正式收容病人。當時醫院有職工18人，留醫病床37張，分娩床3張，袁逸仍任院長。
1949年10月，惠育醫院被接管，改名為石龍鎮人民醫院。
醫院地址
東莞市石龍鎮黃洲區祥龍路1號
